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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古诗讲录》

作者：张伯伟 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7月

ISBN：9787020162802

定价：66.00元

编纂说明

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程千帆先生在南京大学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历代诗选”、“古代诗选”、“杜诗研究”课，本书据当时课堂笔记整理而成。

二、“历代诗选”、“古代诗选”课程以程千帆先生、沈祖棻先生合编之《古诗今选》为教材，初由南京大学中文系印行“征求意见稿”（上下册），后经修订，于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杜诗研究”则另编《杜诗讲义》为教材，有南京大学中文系油印本，未曾公开出版，兹附载于本书《杜诗讲录》之后。

三、本书将当年笔记整理为《历代诗选讲录》、《唐宋诗讲录》、《古诗讲录》、《杜诗讲录》四部分，来源如下：

1.《历代诗选讲录》，授课时间自1979年2月至1980年1月，共两学期。第一学期讲授内容为八代诗，第二学期为唐宋诗，徐有富笔记，其中“八代诗”根据进修生陈治群记录补抄。

2.《唐宋诗讲录》，授课时间自1979年9月至1980年1月，与《历代诗选讲录》的“唐宋诗”相重合，因各有详略，且差别较大，故一并刊布，张伯伟笔记。

3.《古诗讲录》，授课时间自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据曹虹、张伯伟笔记合并整理。

4.《杜诗讲录》，授课时间自1981年9月至12月，徐有富笔记。

四、本书根据上述笔记整理编纂，笔记中偶有讹误，辄予以改正。为帮助读者阅读，略有补注，以小字号仿体印出，此项工作由责任编辑葛云波完成。

五、程千帆先生早年曾撰写《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晚年又作《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作品选集、论文选集序》，皆与大学文学教育相关，且二文未见于《程千帆全集》，兹收入本书，权当“代序”、“代跋”。

六、今年是先师逝世二十周年，谨以此书表达白头门生的纪念之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代编后记）

张伯伟

一、引言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版社颇为热衷将执教于上庠的教授先生们的课堂讲演经录音整理出版，偶然有机会翻阅，我总是暗自庆幸自己因为名气不大而未获邀请。诱惑是个妖娆妩媚的魔鬼，万一把持不住而入其彀中，若在哪天凑巧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J. M. Coetzee）表彰学院派批评家值得学习的一点，是“未经压缩、修改，含有俏皮话、离题话的演讲稿，不要拿去出版”的话，恐怕真难免“神州士夫羞欲死”之叹。库切说这些话，是针对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论悲哀和理性》（On Grief and Reason）一书，建议他“从学院派那里学点什么”，因为有些演讲稿“要是每篇删去十页左右的话，也许会更好”。然而在我六十岁的那天，想起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尤其是焦循的阐释：“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而通常则“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由此联想到库切的微讽，也就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了。总有些讲演录的水准很不一般，还真有“缪斯授予的灵感”（借用库切语），比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文学讲稿》《〈堂吉诃德〉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等，有什么理由让这样的稿子存在“关锁的园”（a garden inclosed，借用《旧约·雅歌》之喻）里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时隔四十年之后，我要将当年听先师程千帆先生授课时的笔记加以整理、公之于众的原因。固然，这是一份“亲承音旨”的记录，可以提供无此因缘的及门弟子和众多年轻学人“讽味遗言”的凭藉；这也是一份不见于《程千帆全集》的资料，可以满足热衷拾遗补阙的文献收藏者的“中心好之”；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可以让我借此回答一个很久以来盘旋胸中而在当下又不无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

二、以诗论诗：在文学框架中谈文学

1978年8月，千帆师移砚南京大学，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一年多前，他在武汉大学奉命“自愿退休”，且以“上午动员，下午填表，晚上批准”的高效率、快节奏完成。再往前追溯，则是沙洋放牛、武大中文系资料室管理员以及农场劳动生涯，所以在1979年上半年给中文系七六级学生（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课时，他感叹自己已经“二十二年没有上课了，我喜欢上课”。对于一个喜欢上课的教授来说，被无情地剥夺上课权利达二十二年之久，这是多么严重的精神折磨。所以，当1978年5月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叶子铭亲赴武汉，询问千帆师到南大任教有什么条件时，他几乎是喊出了这四个字：“我要工作！”而一旦重获授课机会，他就以饱满的热情甚至是激情投入课堂教学，先后讲了四门“大课”：1979年2月至1980年1月，给七六级学生讲授“历代诗选”；1979年秋季给七九级硕士生讲授“校雠学”；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给七七级本科生讲授“古代诗选”；1981年9月到12月，给七九级硕士生讲授“杜诗研究”。此后就再没有正式的课堂教学。上述课程中，“校雠学”不属于文学课程，而且当时的讲义业经扩充修订，以四卷本《校雠广义》正式出版。惟有这三门文学课程的笔记未经整理，其授课风采也只能在众人的想象中依稀仿佛。即便今天我们能够将当日的笔记整理成文，而先师讲授时给听者以感动激励的精神气味，已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回念前尘，只能兴起无可奈何的怅惋。

三十年前，我编纂《程千帆诗论选集》并撰写编后记，强调千帆师的文学研究理念是“以作品为中心”；两年前我撰文阐发先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仍然强调这两者的结合“所指向的起点是作品，终点是作品，重点也还是作品”。这种文学研究的理念与其文学教育的实践是一以贯之的。上述三门课程，“历代诗选”以时间为序，讲解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诗歌；“古代诗选”则以专题为单元，范围也还是八代唐宋诗歌；“杜诗研究”属于专家诗，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虽然三门课程各有重心，但都是围绕具体的诗歌作品。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但核心是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的理论和历史；不深入理解作品，文学的历史和理论就只能停留在表象的描绘和空泛的议论。这是千帆师的一向主张，不仅体现在研究工作中，也贯彻在教学实践上。如同苏轼所说的“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千帆师的文学教学，也是针对当下弊端的纠偏之举。他在“古代诗选”课的第一堂就开宗明义：

解放后较少或忽略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偏重于史和论。

在“杜诗研究”课上，他也指出：

把具体的诗人、具体的诗歌作品都抽象化，这是三十年抒情诗研究未取得多大成就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他还说：

解放后中青年老师接受训练同以前不同，我们是从具体开始的，念文字就念《说文解字》。解放后空论多了，往往不太准确。

其课程以讲解作品为重心的针对性不言而喻。由此而引导出对听者的要求，那就是多阅读、多背诵作品。在恢复教学生涯的第一堂课上，他就“丑话讲在前面”：

学生毕业好比姑娘出嫁，学校要多陪些东西。我提一个要求，要多读、多背，三年后不背熟三百首，就不能毕业。

如果把文学教育比作一个美人，那么，千帆师心目中的标准不是如当今时代的“秋山瘦嶙峋”，而是如春秋时代的“硕人其颀”，或如盛唐时代的“骨细肌丰”。要达成饱满的文学教育，不能只有“史和论”的骨干条框。他的文学教育理念，首先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多读、多背”的途径熟悉历代作品，从而逐步在文学上成长为“俣俣”的“美人”（《诗经·邶风·简兮》毛《传》：“俣俣，容貌大也。”）。

熟悉作品是第一步，进而则要能理解“文心”。所谓“文心”，就是刘勰所说的“为文之用心”，读者贵在“得其用心”。陆机不无得意的自炫即在“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这是一种需要训练的技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创作”，陆机曾这样夫子自道：“每自属文，尤见其情。”千帆师在其早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

能者必知，知者不必能。今但以不能之知而言词章，故于紧要处全无理会。虽大放厥词，亦复何益。

只是到了晚年，他把“能”（创作经验）的范围扩大到各种艺术才能，已不限于创作古典诗词一途。

……

也正因为这样，即使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当下，新冠病毒（Covid—19）正肆虐着我的祖国大地（每当病魔向人类袭来，我总会愧疚自身的无力），但我从电视媒体上看到众多无畏的勇士在奋起抗击的时候，就会想到，由五千年文化所滋养、所孕育的平凡的中国人，以他们人性中固有的仁爱、正义、恭敬、智慧，必定能激发无穷的力量。而我期待中的文学教育，它能使阅读活动越来越专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有接受力和抵抗力，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能“给人文主义提供足以相当于其基本价值的训练”。有了这样的基本价值，哪怕一弯新月突变成夜晚的伤口，湖面上也会涌出一万双秋水般的眼睛。

己亥腊月二十七日至庚子正月十二日间陆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