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诗品·序》第一句开宗明义，以此说明诗歌的“兴发感会”特质。南北朝时期，虽然笔记小说已有传播，词也出现雏形，但诗歌才是正途。《诗品》这一观点直奔本质，对于后世诗词包括其他艺术门类创作都有启发。兴发感会虽是一系列精神活动，但由具体对象而起，叫作“兴”。兴发感会，主体和客体互相成全。兴发感会，不是离题万里，更不是无中生有。好诗词与好小说、好电影一个标准，抒情也好，写实也好，整体结构决定成败，细节描摹决定品质。

以南宋诗人杨万里这首“水仙怯暖爱清寒，两日微暄嬾欲眠。料峭晚风人不会，留花且住伴诗仙”为例。这是《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三首》之一，诗人从花的物理特性写到审美品格。“水仙怯暖爱清寒”，一是客观地说明水仙开花季节乃冬春之交，也即清寒时节；二是借此兴发感会，歌咏水仙的超凡脱俗。说“水仙怯暖爱清寒”，而不说“水仙怯暖爱酷寒”，说明诗人抓住了水仙的生长特性。熟悉，才会准确，能写出特点。“爱清寒”用得好。中国幅员虽广，基本上都在北回归线以北。冬末初春，也就是中国的春节来临前夕，太阳越过赤道，开始北移，气温略有回升。这个时候，东北还是冬天，是寒；广东已初春，清气拂面。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家家户户只要有兴致，都会用浅水瓷盆养几头水仙鳞茎，放在书房或者客厅，叫案头清供，是文人趣味，但已深入百姓生活。水仙这个时候开放，可不就是“爱清寒”？

“水仙怯暖爱清寒”，另有一层延伸含义，即清减。清减用在人身上，意味着消瘦。用在水仙这里，指清秀、飘逸，有形式美感。文人化审美，往往以“小、弱、秀”为美。“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这是话本小说形容女性外貌之美常用的句式。上世纪90年代，有人较真，照此画像，刊发在报纸上，引起热议。其实上世纪30年代月份牌上的美女基本都是这一类。中国文人化审美，对于日韩两国的影响比较明显。在京都看著名的歌舞伎表演，一等再等，演员好不容易出场了，只觉得妆容姿态异常熟悉，想起了话本小说。日本的仕女图也基本如此。这样的长相好不好看？见仁见智。用今天的眼光看，真不一定喜欢。今天的眼光也未必代表明天的眼光，审美口味是不断变化的。

文人化审美，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不小。记得三十多年前，也就是“八七版”《红楼梦》电视剧定妆照刚出来时，大家议论纷纷。议论最多者也不是剧拍得好不好，而是陈晓旭扮演的林黛玉与张莉扮演的薛宝钗谁更好看，或者说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与薛宝钗的扮演者张莉谁更漂亮。谁更漂亮谁更好看，完全由个人审美标准和审美口味决定。不过，选角导演也确实动了心思，陈晓旭和张莉，一个单眼皮小眼睛，一个双眼皮大眼睛，基本代表了古典和现代两种取向。最近，总听人说陈晓旭演的林黛玉最像林黛玉，言外之意，其他版本的林黛玉都差了点意思。林黛玉是曹雪芹笔下的虚构人物，谁也不可能见过，何以判断像与不像？无非是陈晓旭的“单眼皮、樱桃小口一点点”与消瘦羸弱，比较符合宋以后古典美女“清减”的标准。至于宋之前是不是这个审美标准，不好说。文字和影像很难完全对位。大家可能都忘记了，“八七版”刚出来时，说实话，好多人并不满意，特别是对黛玉受气包、小心眼、病怏怏的形象。甚至有专家公开说这是对黛玉的错解，黛玉聪明真诚、娇美可爱的人格魅力没有表现出来。哪怕是容貌方面，也有人不认为小鼻子小眼睛就是想象中的黛玉形象。

说研究《红楼梦》的红学蔚为大观，真不是夸张。不仅研究者众多，还形成了各种派别，理论成体系。红楼梦研究所就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我在院里读博士的时候，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这些研究红学的先生们都还健在。周汝昌师出胡适，是索引派代表，与其他几位先生似乎不对路，也不大露面。我只在某次典礼上见过他，极瘦弱，说话很少。周先生去世后，看天津师大赵师兄的忆旧文章，才又有了一些感性认识。给国家主席毛泽东写信的“两个小人物”蓝翎和李希凡，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都分到了我现在供职的单位。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蓝翎早已退休，李希凡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那个时候，每年春节前夕，部门还有把老同志请回来与在职编辑联欢的传统。有年冬天，已经调离报社多年的李希凡也来了，谦谦和和的一个人，怎么也无法把他与“蓝李失和”联系在一起。人世间，很多事真的很难讲。两位先生如今都已作古。

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后来经历了不少磨难，包括破产、生病。患病后的陈晓旭发胖、衰老，记者的采访文章和照片见报后，许多人都感到难过。大家都入戏了。扮演薛宝钗的张莉倒是嫁给了我的一位前同事，在单位宿舍楼住了一段时间。郎才女貌，是那个年代的传奇。要搁这个年代，出了点名的女演员，大概是不会嫁给一位工薪阶层的。我进单位的时候，这位据说倚马可待的同事辞职去了美国。好像也离婚了。

价值标准变了，审美口味也变了。在当代文化语境里，“风花雪月”连在一起，似乎具有特殊的指代，且含贬损之义。但在风还是风、花还是花、雪还是雪、月还是月之时，作为物象的它们，既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又是丰富和重要的审美对象。将风、花、雪、月入诗入词，投射并寄寓审美主体的情感、情绪、想象和理想，使之对象化、人格化甚至符号化，是诗词家的本事。也因此，我们今天读关于风、花、雪、月的诗词，才能从中读到岁月物候，读到好恶悲欢。风、花、雪、月无情无意，有情有意的是写诗填词者，是赏诗读词者。

古典中国有诗教传统。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影响，诗词文化渗透进日常生活，积淀为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衍生出审美逻辑，称为中国式审美。比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理念，中国式审美深受其影响。天人合一，在审美上突出表现为“移情”。这个“天”，包括日月山川，也包括植物或花卉。审美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下欣赏植物或花卉，代入不同时期的主观感受，植物或花卉便具有不同的形象。久而久之，不同的植物和花卉在诗词家的文字里便分出了三六九等。君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誉为“四君子”的梅兰竹菊自然就位列上品。即便同一类植物或花卉，在诗词家的笔下，有时也要分出等级来。这个三六九等，基本以美感为指标。美有客观性，但美感是主观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大家常说的林黛玉虽美，但贾府门房焦大不会喜欢。不仅焦大不会喜欢，现代男性也不大会喜欢，我曾就此采访过冯其庸先生。冯先生算是红学界的马列文论学派，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先是愣了，然后大笑起来。后来这篇文章以《与“瓜饭楼主”谈红楼》为题刊发出来。当然，还问了别的问题。好像是2005年《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出版那年，我曾去他在通州张家湾的家采访。如今，冯先生也去世好几年了。

知识是力量，审美知识也是力量。古典中国时期，知识分子或文人群体曾有个特殊的名称，叫士。名士、雅士、寒士、烈士、武士、士大夫，直接或间接由此而来。士族掌握了知识和受教育机会，既有向上晋升的愿望和台阶——比如科举制度的发明，也有面向平民百姓的各种渠道，成为舆论和舆情的策源地。士有话语权，还能缔造生命和生活样式，对于平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风气的倡导和感染。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六艺，都要拜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士的创造。四书五经不难理解。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儒家提倡具备的六种基本能力，代表了审美生活的重要内容。按照六艺培养出来的男性，上马挎刀杀敌，下马调琴吟诗填词，才能称得上“翩翩浊世佳公子”。这是理想化人设，也是教育目标，相当于今天的“斜杠青年”和“通才”。辛弃疾、陆游包括苏轼，大概都属于这一阵营。这原本是士族制造出来的要求，后来成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参考，渐渐成为寻常百姓教育子弟的追求。其中，写诗填词由于教习方式相对容易，被纳为科举选项，也是读书人具备的基本才能。

在创建审美生活并将其广泛流布方面，魏晋南北朝的士林发挥到极致。魏晋南北朝士林以反对东汉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为由头，提倡儒道结合，在日常审美和诗文审美两个层面都创造了具体的风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实践的极致成果是“竹林七贤”“魏晋风度”，可以参阅南朝宋人刘义庆撰写的《世说新语》。古人的笔记小说，是记录体，大多有生活原型，相当于非虚构文学。《世说新语》中的文章，虽寥寥数笔，但气韵生动，人和事跃然纸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典范。我个人很喜欢看这一类文字，可以由故事入手，想象历史生活的细节现场。说实话，《世说新语》的观察能力，今天的许多职业小说家远远不及——不仅仅是书写功夫不及。书写功夫是基本功。好比打篮球，如果投篮不准，命中率低，即便姿势再好看，也不会有多少上场机会。书写基本功合格，可以打到六十分。之后就看观察和再现能力。没有观察能力，就没有再现能力。《红楼梦》千好万好，第一好是语言，第二好是再现能力和表现能力。所以，《红楼梦》虽然做了技术处理，虚化了具体的历史年代，但在各种评价体系里，都被描绘成表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文学教科书”。前八十回，曹雪芹的勾描功夫一览无遗。据清朝嘉庆年间统计，《红楼梦》总共出场了四百四十八人。这些人不仅有名有姓，不是家人甲、庄户乙，而是有貌有相，也基本有始有终。说明作家既有民主、民本思想，胸臆万千，又目光细致、手头功夫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在《红楼梦》时期达到了高峰。当然，当代也有好手，比如汪曾祺，简淡的三言两语就能抓住特征，写出味道。九百字的《陈小手》成为名篇不是偶然。汪曾祺往后，受其影响的作家，语言风格或能习得一鳞半爪，起源于观察的勾描功夫却很难学到。写小说是工笔活儿。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属于手艺派，手头功夫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晚熟的人》，据说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部小说集。都是短篇，很解渴，有点契诃夫的味道，也有向“世说体”学习的苗头，令人感到意外。

《世说新语》之后的齐梁，相继出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可见，南朝不仅是笔记小说的渊薮，也是中国古典文论的高光时期。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甚至被称为“龙学”，与《红楼梦》研究被称为“红学”、《金瓶梅》研究被称为“金学”，有等量齐观之势。

文论大多是对前人和时人经验的发现、归纳、炼化，对后世创作实践富有指导性。“城头变幻大王旗”，齐梁两朝，小、短、乱，学中国史，每每读到这一段，总会被纷繁上演的各种人名和事件弄糊涂。历史的晦暗时期往往文学肥力大，变化，不确定性，蕴含着解读和想象的空间。这大概也是近年来一些网络作家喜欢以六朝为历史背景写作的原因。写得好的不多。南京土生土长的作家叶兆言去年出版的《南京传》倒是不错。看报道，这本书叶兆言也写了十年，下了功夫。其实，从传播学角度，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的传播影响，通常都要超过历史著作。日前发布的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南京传》好像获了奖。我感兴趣的是其中对于士族的描写。六朝朝政动荡，处于中间部分的士林反倒话语权更大，各种创作十分活跃。这种气候条件下，由《诗经》《山海经》以来的诗文创作，历经先秦风气激荡、两汉风骨锤炼，到了魏晋南北朝，人文竞秀，前期积累的经验自然而然炼化成理、成论。《文心雕龙》和《诗品》，特别是《文心雕龙》，被誉为“体大而虑周”。印象中，20世纪兴办现代大学以来，凡中文系开课，《文心雕龙》都属必修课，是读中文的学生必须要啃下的硬骨头。《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与南京关系密切。刘勰虽然祖籍山东，但出生在京口即镇江，成年后长期生活在南京，最后，在钟山的上定林寺出家、圆寂。在上定林寺原址依据古建筑修缮的定林山庄，设有刘勰纪念馆。刘勰的祖籍地所在的山东莒县，浮来山上也有座定林寺，是古刹，寺里有校经楼，寺前的银杏树据说有四千年了。毋忘在莒，莒县人以刘勰为念。可见，作为文人和出家人的刘勰，在世之日就站在了价值链的上游。《文心雕龙》科学系统，雅正周密，是大青衣。《诗品》相比而言，就是花旦，更接近鉴赏文体，有色彩，有姿态，敏于发现，敢于下判断。至于这个判断，今天看来，有不少有失公允。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评价诗词的维度有很多，理论支持也很多。评论古典诗词，还是应该回到《诗品》和《人间词话》，回到《文心雕龙》中去，否则，总有隔靴挠痒之惑。

以水仙为例，我一直怀疑今人以单瓣为贵，是受到古典诗词“兴发感会”的影响。以空为上，以简为美，单眼皮比双眼皮美，单瓣水仙比复瓣水仙珍贵。市场也助推了这种文人式口味，按图索骥，不符合标准者淘汰。多花水仙，复瓣水仙，我小的时候似乎就很少见到，现在更是无迹可寻。以至于有段时间错把韭兰认作复瓣水仙，韭兰也是石蒜科，只是花形较水仙要大。水仙是古老植物，早在希腊神话中就有记载。美少年纳西索斯看到水中也有美少年，不知道是自己的影子，欣喜地去摸，不幸溺水而亡。纳西索斯死后化为美丽的水仙花，可见水仙的美具有先在性。神话是原型叙事，原型是集体意识的来源之一。英语词汇里，“自恋症”的词源正是“水仙花”。希腊神话中的水仙，与今天法国、意大利的品种一脉，都是多花水仙。

中国人之钟情水仙，一是因香气清雅，二是因花形优美，少女般亭亭玉立。少女般的水仙不染纤尘，干干净净。这是开花了的水仙。开花之前，培养水仙也有趣味。未发芽叶的水仙球茎，长得像巨头蒜。水仙归到石蒜科，是不是由此而来？归到石蒜科的水仙，在成为观赏类花卉前，也许就是盘中餐。许多植物都是这样流变、进阶。百合是例证，据说开花百合的球茎仍然可以食用。水仙的球茎跟百合长得有点像。会种水仙的人，球茎入盆前，会用手摸一摸，硬的地方就是花苞，用小刀刮掉周边，露出花苞，这个过程叫“刻水仙”。刻过的水仙，早晚控好水，苗矮，箭多，再加上单瓣，就算上品了。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水仙培养历史大概有一千多年。波斯商人穆思密寄居江陵时，为了搞好与地方长官的关系，给江陵判官孙光宪送了几棵水仙。物以稀为贵，稀罕的种子或植物，在农业社会都是珍贵的礼物，好比清朝各国使团来华进贡的西式钟表、今天名媛们受赠的LV皮包。话说回来，这个孙光宪可不是一般意义的地方小官吏。根据记载，孙光宪早岁家贫，由川入楚，定居江陵。“十五年来锦岸游，来曾何处不风流，好花长与万金酬。满眼利名浑信运，一生狂荡恐难休，且陪烟月醉红楼”，这首《浣溪沙》里，作者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这个作者就是孙光宪。孙光宪写诗，且是“花间派”代表，《花间集》里占了不少篇幅。孙光宪的诗词与其他诗词家相比，题材同是“风花雪月”，但有民本情怀，寄寓较深。这一点，与其经历和出身有关。经历丰富，能够看到各种世态，他的笔记《北梦琐言》以记录唐代政坛、文坛和民间掌故为主，非常出名。善于记笔记的孙光宪，把受赠水仙这件事也记了下来。“孙光宪续注曰，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摘之水器中，经年不萎”，这是晚唐段公路在《北户录》里的转述。这段话现在被看作中国本土水仙来源的重要记录。当然，也有说中国水仙最早是从意大利引进。《北户录》又名《北户杂录》，以记录岭南风物习俗为主。水仙之事发生在长江中游的江陵，也收录进来，可见影响之大。

“孤帆远影碧空尽”“轻舟已过万重山”“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这些诗句都说明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出行主要依靠水道。李白《早发白帝城》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只是浪漫主义的夸张。白帝是今天的重庆奉节，从奉节到荆州，既没有千里，也很难在一日之间乘着帆船打个来回。“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交通工具落后的背景下，古人入仕经商，有家难回，经常客死他乡；蜀道难，从川蜀出去者更是如此。五十岁后从蜀道出来的李白在江南盘旋、终老。从蜀道出来的孙光宪也不曾回川，江陵是孙光宪的福地。在看到的唐宋诗词家的资料中，关于孙光宪，既有生年，也有卒年，这大概与其政声不错有关。从江陵沿长江往东三百里，是黄州。北宋时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东坡，遍访古战场，与佛印等雅士交往，诗兴勃发，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此间完成。从蜀道出来后，苏东坡沿江沿海走了一大圈，最后客死常州。

唐朝的江陵，也叫荆州。荆州其实是更古老的叫法。“禹划九州，始有荆州。”作为长江中游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荆州位置重要、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蜀国大将关羽“大意失荆州”，应该是典型案例。此战之后，蜀吴实力改观，蜀自此走下坡路。近一百年来，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武汉中心城市地位凸显，沿江其他城市羽翼丰满，古老的荆州，多少有些失落。上世纪90年代中期，荆州曾与一河之隔的沙市合并，改名荆沙。在荆州是荆沙时，我曾经去看过它的博物馆。荆州博物馆藏品之珍贵和丰富，很多省级馆恐怕都望尘莫及。两年之后，因民众强烈反对，荆沙改回荆州。地名其实是文化和历史，取名须审慎，改名也要审慎，否则就会留下千古遗憾。这个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徽州，徽州改成黄山，“天下从此无徽州”。

中国最早引种水仙的江陵，风头早已被漳州抢去。漳州单瓣水仙一花独秀，应该是审美选择的结果。漳州也是古城。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漳州，是一个雨天，匆匆忙忙地看了两眼路边的鲜花。又过了若干年，大概是前年初秋，在漳州师大参加何振邦老师的研讨会。想看看百闻不如一见的水仙育苗。陪同的漳州师院老师显然很为难，说不知道哪里有。漳州水仙名声在外，核心技术看来对内也保密。在北方，水仙理论上可以两度绽放。一次是春节前夕，暖气来了之后，温度适宜，养在瓷盆里的水仙养得好，可以赶在春节期间开放。一次是三月上旬，气候整体回暖，正是每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跑两会”像打仗，需要体力好，一般都是年轻记者担纲。其中，开闭幕式侧记是容易出彩的规定动作，可以发挥描述才能。许多人都会写到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里摆放的水仙。在一堆会议稿中，这类文字清新讨巧，受编辑欢迎。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两会”推迟到五月下旬召开。当时的气氛也很特殊,两会侧记恐怕不能再照猫画虎了。

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向北，至少经历了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五种气候。夏天还不太明显，一到冬天，南北气候差别明显。因此，早年出差，愿意去老少边穷地区，愿意出远差、出长差。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时空造成的差异，本身就是强大的吸引力。旅途中的见闻形成了丰富的体验。记得工作后出的第一趟远差是到贵阳，那个时期，贵阳和贵州在全国穷得垫底。夜晚，街灯早早熄灭，拧开水龙头准备洗澡时，花洒流出了黄黄的浓汤。这个印象在我脑海中存了很多年。也是前两年，我去铜仁开会，途经贵阳，发现完全找不到从前的模样了。还有一趟远差，是跟东方歌舞团到海南“文化下乡”。当时是一月，北方最冷的季节，海南人穿汗衫短裤。上岛后，先到五指山，去椰林寨采访红色娘子军原型人物，还去了华侨农场。然后坐长途大巴，一路向南。说是长途，其实海南很小，从北到南，总共四个小时。当时的三亚还没有被东北口音占领，基本都是本地人。气温比琼海高一点。性急者换上泳裤，就扑进大海。市场上做生意的也都是本地人，在杂乱的叫卖声中，认识了山竹，看到了各种芒果，还有新鲜的桂圆和榴莲。也是在海南，他们指给我看苏轼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个印象也储存了好多年。

诗人写诗，除了遵守必要的规范，还要抓住审美对象的特点，尽量写出独特性。“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荷花写得出色的杨万里，写水仙也写出妙绝之处，量多——至少不下十首，质好——成活率高。“韵绝香仍绝，花清月未清。天仙不行地，且借水为名。”“江妃虚却药珠宫，银汉仙人谪此中。偶趁月明波上戏，一身冰雪舞春风。”“手种凌波香，今岁便十斛。要知诚斋中，富底水仙国。”“薤叶葱根两不差，重蕤风味独清嘉。薄揉肪玉围金钿，浅染鹅黄剩素纱。”“额间拂杀御袍黄，衣上偷将月秭香。待倩春风作媒却，西湖嫁与水仙王。”几乎每一首，意象都有差别。在诗人的笔下，花花不相同，一花数世界。确实是高手。

写小说也如此。有经验，还要懂得经验的审美转化。前些日子在杂志上读到於可训先生的短篇小说《伤心三姨传》，旧时光里的三姨和三姨夫烙了下来。理论做得不错，创作实践也有成就，令人感佩。一生研究《文心雕龙》的缪俊杰先生也是这样。缪公八十岁以后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被影视公司买去了改编权。

北方已是深秋，家里的暖气管已经热起来。再过不久，市面上应该会有水仙球茎售卖。“镜湖俯仰两青天。万顷玻璃一叶船。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陆游这首《朝中措·镜湖俯仰两青天》，语言浅白，思绪开阔，以“不作天仙作水仙”为落点，表达大隐之意。

作者简介：

刘琼，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现居北京。曾获《文学报·新批评》 优秀评论奖、《雨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