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进校园：从一本《民谣》，打开通往历史的可能性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伴随着学生的朗读，“收获进校园——长篇小说《民谣》见面会”于12月9日晚在苏州大学拉开序幕。这场见面会由批评家、《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来颖燕主持，也是《收获》开启“文学杂志进校园”后的首场活动。
今年，六十岁的批评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在《收获》杂志第六期交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熟悉他的朋友玩笑说，就开头那句“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王尧已经说了快二十年。这一次，他终于回到了少年时的乡村，在“未名河”的北岸徘徊，在码头上眺望，找到了他的“民谣”。
“现在有很多做批评和理论研究的人在写小说，尽管也有很丰富的思想，但往往是理念大于人物。《民谣》恰恰相反，它的每个细节都特别生动，把思想性和感性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木心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有知识，又有审美力，《民谣》就出现了。”《收获》主编、小说家程永新认为，无论如何，《民谣》是今年比较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
今年，六十岁的批评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在《收获》杂志第六期交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
“掠过父辈的传承”
1972年的5月，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14岁的王厚平（小说中的“我”）在码头等待去公社了解历史问题结论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则在等待石油钻井队的大船。
“别看这小说王尧写了十几年，小说中的具体时间很短，指向了1972年。地点则落在了码头上。”批评家程德培说，“我”坐在码头，左顾右盼。从码头向左看，是外公家的革命史，从码头向右看，是小镇上奶奶家的家族史。这两头来源牵涉到中国村镇的传统和秩序。王尧又安排了两次大火，一把火烧了外公那边的天宁寺，那里有革命烈士墓和“谁是叛徒”的秘密，另一把火发生在奶奶那边的石板街，奶奶一家的家庭成分和命运因此改变。
程德培提到，《救赎之星》这本书讲到了一个观点，即所谓代与代的传承不是父辈传给儿子，而是祖父辈传给孙子。传承不是顺着时间走的，中间是有断裂的，这叫“掠过父辈的传承”。小说里“我”和外公、奶奶的关系基本就是“掠过父辈的传承”。还有一个在小说里反复出现的画面：一个高个子老人和一个矮个子少年走在一起。这个画面贯穿了整部小说，一直到最后被夹在一本《红旗谱》中。
而“掠过父辈的传承”，还体现在“我”的教育和阅读史上。小说里有一个父亲一辈的杨老师，还有一个祖父一辈的李先生。“我”想学文言文，但不想学古书，最后还是在李先生的引导下读了《诗经》，在批孔运动中学习《论语》。程德培认为这个李先生被写得特别生动，即使到别人家里讨吃的，也从来不说“要”，而是说“借”，人家如果给他东西了，他还给人家作揖。
作家走走也说到了那个教“我”孔孟之道的李先生。在投水自尽之前，李先生纠正过“我”的一个错别字：流氓的“氓”，在《诗经》里其实读meng，是百姓的意思。“回到这篇小说，民众之歌是由什么人唱出来，又得到什么样的回响？小说命名为《民谣》，应该是想通过那无数生于土地，长于河畔的百姓的性格与命运、机会与行动、思想与感情，来讲述一个冷酷的年代。在没有灯光的夜晚，人们是如何自欺欺人地睡着的呢？也许靠的就是‘天上星星亮晶晶，我们找找北斗星’这样的民谣。同时，民谣主要记录着百姓的平常生活，也通过百姓传播，它又是可以流传下去的。”走走认为，今天我们读《民谣》，或许也会意识到它是一首可以传承下去的歌。
“所谓的记忆都是被遗忘的，我们只能做到对记忆残余的模仿，只能做到这样。”程德培说，王尧努力地想在《民谣》里还原1970年代初的中国村镇，并说出了“历史是故事，人物是细节”这样的话，“我对这话有些不接受，但是我能理解他有关还原的愿望有多强烈。”
构筑理解历史的途径
在程德培看来，《民谣》前三卷是正文，第四卷是“我”的情感教育的补充，也是“我”在撰写队史以外的阅读史的补充。“第四卷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和王尧的阅读史几乎是一样的。但我好奇的是，没有这段历史经历的读者怎么看待《民谣》。”
“我是一个距离1970年代有着很长一段距离的人。按程老师的话说，没有这段历史经历。那这样的人能不能进入这部小说，或者说进入这段历史，我的结论是：能。”作为“90后”，《民谣》责编、《收获》杂志编辑朱婧熠相信，读者完全可以在充满诗意的语言里跟着主人公一起奔跑，一起回望家族史乃至整个江南大队的过去。“我们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这片土地上无数的人是如何生存，又如何死亡的。我们仿佛就坐在码头上，闻着五月麦子的味道，一起等待外公的历史结论。”
“如果说前四卷是一面镜子，是过去的呈现，那后面的杂篇和外篇就是另外一面镜子，是现在对过去的观照。”朱婧熠说，如果看过《盗梦空间》，大家会记得这样一个场景——两面镜子相对，中间会呈现无数的世界。“这个小说也是这样，现在的自己观照过去的自己，这种观照和过去本身会碰撞出无数空间。我们要注意到，这两面镜子都是作者竖立在那里的，这个小说可以说没有什么真相或者结论，只有一种呈现，就是过去的呈现和现在的呈现，而这种呈现也是一种‘选择后’的呈现。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样的努力，我们或许能够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历史。”
《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发现，不少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写自己的回忆。她有时候就问他们，你预备把这样的作品给谁看？因为在她看来，有的作者也许准确描述了当年的细节，但时隔多年，如果自己的想法一点变化也没有，那么哪怕是同时期经历过同样生活的人，也会觉得这样的文字不一定有很多营养。但在《民谣》里，王尧给更多年龄层的读者构筑了理解历史、理解时代的途径。“王尧这一代人经历了剧烈波动的时代，他们格外关注‘我’与历史的关系。所有的学养和思考，融入了小说的多层次表达，并提供了时代记忆、细节表达背后的思想力量的深度。”
对于《民谣》背后最核心的东西，批评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认为不仅仅是“回忆”，还有“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他想，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进入小说文本，每个人都能“看到”什么。
批评家、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陈霖谈到小说时间的处理营造了“过往即异邦”的空间感，他特别认同《民谣》中的故乡观：“或者应该称之为文学地理学。文学故乡的空间与我们今天的空间形成了张力，它们之间的距离能允许更多的东西在里面穿越。刚才年轻编辑的解读让我感到特别欣慰，这个小说不只是重温了一段过去，还让我们打开了更多可能。”
《民谣》如何“革命”？
可以说，当下不少文学批评家都在“转型”，在从事文学批评、学术研究的同时开始小说创作。
“比如张柠、吴亮，还有山西的一个老批评家李国涛，他晚年的时候以 ‘高岸’为笔名写小说，也写得很有味道。”批评家、《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说，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曾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他个人认为不是这样，“放眼当下，一方面是大量批评家在写小说，另一方面是许多作家进驻校园，成了大学教授。所以王蒙当年提出的 ‘作家学者化’，现在已经不再是问题。”
而且，回归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语境，王春林认为“批评家写小说”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现代文学三十年，从1917年到1949年，很多优秀的小说家也是优秀的批评家，比如鲁迅、李健吾。周作人虽然没写小说，但他的散文创作也是齐头并进的。”
就在今年9月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王尧直言当前小说在总体上并不让他满意，提出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并未完成，而小说“革命”的精神却散落了。当下的文学不再与思想文化互动，也不参与历史的重建和现实的建构，小说家格局逼窄，直面现实的能力钝化，“个人主义话语”庸俗化成一地鸡毛，文学丧失了“我与世界”连接的能力。“怎么写”的追问也未能由形式变成内容，而形式从作家认识、反映世界的方法变为仅仅是一种手段，失去了再生、新变的可能，长篇小说也不再具有结构力。他还提到语言，认为1980年代小说“革命”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语言不再被视为技术和工具，语言的文化属性被强调”。
在场的嘉宾也玩笑说，《民谣》会让大家非常好奇，一位大力提倡小说“革命”的批评家，他自己的小说是如何进行“革命”的？
尽管王尧一再表示，他的小说创作和对当下小说的不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在《民谣》的创作谈中，他也自承“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他努力寻找小说的“调性”，着力于摸索语言和结构，“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
他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如果拙作与文学批评有关，那就是我自己对意义世界和小说艺术的理解影响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评家的理念。”
“在某种意义上，《民谣》让我想到了萧红。萧红除了《呼兰河传》，还有一些关于小说创作的个性化理论。她认为小说不只有一种标准小说，也可以打破常规，有各种各样的面目。我觉得王尧和萧红对小说创作的理解是不谋而合的。”王春林表示，《民谣》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说“革命”的期许：集自传性、散文化与抒情性于一体；在小说结构上设定内篇、外篇、杂篇，富有创造性；强调细节的重要，淡化故事的色彩；对历史的复杂、人性的暧昧进行重现与表达；带有浓烈的江南水意，是典型的南方写作。
季进注意到《民谣》在语言、结构、人物上都做了很用心的处理和设计：“特别是语言和细节，真的非常惊人，特别绵密。这个小说如果不细读的话，会进不去的，但是真的进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到处是点，每一个点都可以深挖。”
《收获》主编程永新也评价道，《民谣》的语言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控制得很好，非常讲究节奏，语言本身可谓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收获”。而在叙事视角方面，《民谣》既有“我”成长时的视角，又有“我”长大后的视角，还有社会的视角、人性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共同构成了王尧这部小说的世界观，并在转换中擦出奇妙的火花。“从以前的散文、批评到现在这部小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学位的汉语之子。”
《收获》“走出办公室”
王尧说，在《收获》上发作品是自己多年来的愿望。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写作者，将来如果能在《收获》发三篇小说，或许就可以叫自己为小说家了。
我们知道，大量的经典名作如路遥《人生》、陆文夫《美食家》、余华《活着》、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莫言《蛙》、苏童《黄雀记》、金宇澄《繁花》、李洱《应物兄》等在《收获》首发，这份杂志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一直以来，文学青年也对《收获》非常痴迷。
不可否认的是，影视也在渐渐抢夺文学在大众娱乐生活中的位置，以前大伙会在饭桌上谈论一部小说，现在的“C位”话题常常是影视、综艺和抖音。
也因此，《收获》杂志发出了“走出办公室”的声音。这次的“文学杂志进校园”就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在校园之外，“收获出发”——文学会客厅首站也在同一天来到了苏州诚品书店，程永新、王尧、走走与诗人小海、作家朱文颖齐聚一堂。小海直言《收获》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杆，营造了很好的文学生态和场域。朱文颖说，《收获》一直是经典和创新之间的桥梁，有眼光，也有胆量。
程永新表示，之所以将苏州选为《收获》杂志“走出去”的第一站，主要是因为苏州有特别庞大的作家群，包括陆文夫、苏童、范小青、荆歌、叶弥、朱文颖、戴来、路内等作家，他们也都曾在《收获》上发表作品。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作者力量，经常在论坛、研讨会中见面。我们就想，能不能让每个地方的更多读者分享到这些高品质的文学内容？”《收获》编辑吴越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文学杂志本身是很多IP的内容源头，很多图书、影视甚至是公共话题最初都发于这里，“我们今后想做一个‘收获首发’的概念，在杂志首发和图书出版之间找出空档，联动作者，也与各地高校、书店合作，增加我们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文学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