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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仁山:扶贫要激发农民自身的创造力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20年12月10日16:32

 

中国作家网:采访过程中,您前后来阜平多少次?

关仁山:去年冬天年前我就来了,当时特别冷。在《文艺报》发的那张太行山挂红灯的照片,我穿着棉袄还带着棉帽子。当时和侯村长与乡亲们聊天,刚好赶上放炮杀猪,热闹得不行。农民虽然已经搬迁下山了,但还在山上养猪,杀猪的时候放鞭炮,像是过年一样的喜庆。

那次来了后我粗略了解了一些扶贫整体概况,认真看了县志和相关资料。疫情开始后,因为不方便走访,我索性改成了电话采访,但当地人的口音很多时候我听不太懂。到了3月初,我了解到疫情没有扩散到这里,就从北京来到大山里,做真正深入的采访,县里很支持。县委办副主任作为当地人给我当半个翻译,我做记录。

采访过程中,我往返这里不下七八次,住了两个多月。写的时候比较顺利,通过这部作品的创作,确实改变了我原来的一些创作误区,之前创作,大部分时候在书房里想象,似乎想象的世界是更具艺术性的,但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中,现实生活是超出我们想象的,那些真实的细节是在书房里编不出来的。

中国作家网:您给我们具体讲讲大山里采访的故事吧。

关仁山:尽管生活很艰辛,但农民生活习惯之后都不愿意下山,山区就地提升村的成本又高,就只能走异地搬迁脱贫的路子,这是符合我们国情的。

搬迁过程中,我从一个农民身上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情,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成长。炭灰铺村有个农民叫李兵,70多岁了。他从小崇尚英雄,因为个矮没有当成兵,村里老百姓都逐渐搬到下游了,但他一直一个人住在山顶。村里杨支书交给他一个任务,村庄只要有一个人,就说明村庄还在,10月1升国旗就由他负责。他很郑重地把国旗收到手里,一到10月1日的时候,就爬上很高的核桃树上把国旗挂上,自己敬礼,十年来他每年都在做这个事情。他是一个普通的大山里的农民,但有家国情怀。

政府扶贫之后,帮扶干部老袁和村里的杨书记都劝他下山,给他看新楼的照片,告诉他山下的楼已经盖好了,冬天都有暖气。村支书给全县开了大会,分层分批给农民讲解如何使用煤气灶、按电梯、厕所,手把手地教。干部们做得很细致,还教他们在县城不能随地吐痰。这些表面看是挺小的事儿,但是政府做了很多细致耐心的工作。

还有一个细节。村支书派村委会一个同志带他逛夜间的大集,手把手领着他看感受城市的生活气息,还领他上县城后面的山顶上俯瞰县城,经过这么耐心的工作,他逐渐接受和适应了县城的生活。后来有人问到,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温暖,尽管在山上自己生活很自由,但他几乎10年没有和人交流了。下山之后,他的生活和身体都调理得特别好,70多岁了还干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能挣取一些收入。

中国作家网:你在深入阜平采访的过程中,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细节?

关仁山:疫情之后,中国作协举办了一个汇报会,我即兴发言的时候说到细节的力量,我认为在讲扶贫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不能泛泛地罗列工作总结。作家的任务是写情,用人物的细节、艺术形象、巨大的情感来记录扶贫历程。包括扶贫过程中的两个主体,干部和群众一起和贫困作战,干群关系有了巨大的改变,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不仅留下扶贫的精神,更留下了真挚的情感。

比如骆驼湾扶贫驻村干部张玉奇是军人出身,性格特别硬。刚开始老百姓村干部都不太适应,他夜间十一点召开修路会议,老百姓都不太适应他的作风,后来他完成任务之后,把10件事都用心血办完了,离开的时候老百姓都掉眼泪了,这也是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再比如陈业铭是个深受农民爱戴的扶贫办主任,现已任职多年。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特别谦逊,他说多多写农民,少说我们干部。其实两个主体都是不可缺少的。

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去采访龙泉关镇的党委书记刘俊亮的时候,他还在跟老百姓掰手腕,和旁边站着的农民没啥区别。我见了他以后,发现他一心都在工作上,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到镇政府找他办事,还没张口他就知道对方是什么事儿,有的农民感动得都掉眼泪了。

不仅如此,刘俊亮干部在上菌、食用菌的过程中付出很多,家庭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原来的帮扶干部在村里住一年,考虑到时间有点短,刘俊亮和河北省委赵克志书记提建议,能否把扶贫干部变成三年制,这样能让他熟悉情况,为老百姓做实事。后来河北贫困县的驻村干部都变成了三年。

刘俊亮现在是龙泉关镇党委书记在这里呆了快10年了,这里的每一个老百姓他都叫得上名来,每家每户都拜访过。这里冬天比较干燥,经常发生山火,有一次山里着火,老百姓着急喊刘书记,他创造了一个灭火的土办法,清理火道,有一次救火的时候,眉毛头发全都烧光了,鞋烧碎了,漏了三个脚丫子,回到单位之后同事都认不出他来了。这样的干部是脱贫攻坚中的中坚力量,他们跟老百姓建立的感情让人感动。脱贫攻坚也锻炼了一批干部,像刘俊亮这样的干部阜平还有很多,他们这种担当意识值得学习。

中国作家网:您采访的地方在脱贫前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关仁山:龙泉关镇位于太行山深处,海拔在1000米以上,各个村都是贫困村,以前靠玉米和土豆生存,一家一户就那么两到三亩地。精准扶贫实施之后,龙泉关镇现在的产业支柱是食用菌,因为这里土地很少,主要都是开山建大棚,培育食用菌。另外通过开山还种了高山水果,已经有了收获。现在还从河北涿州、白沟、高碑店引进了手工业,阜平有几百家手工艺厂,生产一些小产品,如插花、小皮包、服装之类的,老人年轻人都可以做,大学生放假回来也可以做。这个产业的阜平确实做得很好。

还有一个相关产业是樱桃园采摘等水果采摘类的,跟旅游嫁接在一起,能吸收好多游客,这些支柱产业支撑了扶贫农民的脱贫致富,老百姓都扎扎实实地走进了富裕,同时“两不愁三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住房保障这些落实得也非常扎实。

阜平发展大旅游是非常有前景的,现在干部还在不断探索乡村振兴的阶段中,探索这个地方未来的主打产业。他们请了河北大学、河北农大的专家团队在每个村都走了一遍,在山上坐着,和大自然对话。他们问大自然、问大山允许我们做什么,他们是扎根扶贫的资源来追问这句话的。团队最后拿出了一个整体的方案,在乡村振兴中要依托现有的食用菌产业、手工业、水果种植等产业,使之成为支撑大旅游的资源,蘑菇基地、手工业工厂都可以成为景点,整合整个社会资源,这是对未来的展望。

再说说农民的感受。从农民自身的角度出发,贫困也有自身的原因,文化低、信息量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激发农民自身的创造力是这次扶贫工作最大的贡献,以前农民追着干部问他怎么不能吃低保,现在农民见着干部都追着要活儿干。从被动变主动是一个质的变化,因为他们看见了希望,人本身主观能动性都有创造性的,老乡们看到这次扶贫整体政策落实比较到位,激发了他们身上的创造力。

中国作家网:您的作品中大多数都是关于农村农民的,您怎么看待新农村新的农民形象?

关仁山:作为作家,我是个留在了农民群体的人,我感觉自己是不舍得的。我在长篇小说中国农民三部曲第一卷《天高地厚》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是文学往往不能丢掉农民。我是发自内心地想要书写农民的命运,书写他们的苦难,书写他们的祈愿。所以我完成了中国农民三部曲的创作《天高地厚》《麦河》《日头》,后来写新时代的农民,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大地唱歌》。现在我写雄安新区,其中也写到了王家寨、白洋淀渔村这些水乡走出来的农民的命运。当然其中还涉及到科技创新和未来新的城市管理模式,但我感觉中国农村题材是需要深入挖掘的,这次创作《太行沃土》给了我最大的启发,可能关于这些素材的新闻报道结束了,报告文学就开始了;报告文学结束了,小说又开始了……

作家应该走出书房,走到人民当中,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导向是对的。如果没有生活,作家塑造的农民形象会不真实。这次我大量采访农民,去感知当今新时代的农民形象,他们传承了老一代农民的勤劳、善良、憨厚,同时又有新的意识和观念。这次采访对我未来的小说创作和塑造新时代的新农民典型形象是非常有帮助的。

中国作家网:在您的报告文学中,对于一些细节的书写是特别细致入微的。比如说开篇第一句话你就写“雪落太行静无声”,以这样方式去讲述故事,它的意义和力量在哪?

关仁山:真实的细节在叙述过程当中是有力量的。如果细节失真的话,会破坏整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我们要写生活中的漩涡,漩涡中最真实的就是我们对时代的认知。这些细节来源于生活,是我们在书房里编不出来的。我们可以编织故事情节,但是我们对农民的情感是编织不出来的,它们是在字里行间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如果对描写主体没有真感情,是无法用文字给读者传达出对这块土地和人民的热爱的。

这次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创作过程的收获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来到阜平以后,好像突然打开了一个博大的世界。表面看这是个很偏远的地方,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县。但是这些普通人的言谈举止、命运,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有责任去记录基层干部和群众为过上美好生活而付出的努力。

中国作家网:您认为,在脱贫攻坚的历程中,作家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

关仁山:参与记录脱贫攻坚的历程,是我作为作家的责任。作家有一种引领的责任,我们要用仰望星空的姿态来探索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进行思考,进行追问,同时也引领人的精神走向新的高度。创作报告文学的过程同时也塑造了作家自身。这一次的记录是非常值得的。这次的经历是我以后创作甚至自我成长的精神资源,也给我未来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 

 

(关仁山,河北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天高地厚》、《日头》、《麦河》等;中短篇小说集《大雪无乡》、《关仁山小说选》、《野秧子》等;报告文学《太行沃土——河北阜平扶贫纪事》等共5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