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京会场 从左至右依次为作家笛安，崔曼莉，主持人张莉

中波作家线上对话

在不同国家，女性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女性写作者是否面临着相同的生存环境？女性文学发展是新芽蓬勃还是艰难求生？女作家在面对自己的内心与文本时，呈现出什么样的思考与书写姿态？关乎性别问题的写作，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有不同的诉求与表现。12月8日，由中国作协、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中波作家线上对话会举行。中国作家鲁敏，崔曼莉，笛安与波兰作家西尔维娅·胡特妮可(Sylwia Chutnik)，马努艾拉·格莱特科夫斯卡(Manuela Gretkowska) ，格拉莱纳·普雷巴奈克(Grażyna Plebanek)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围绕“女性写作：在平等与差异之间”的话题展开探讨。交流会由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批评家张莉主持。

在成长中，重新审视女性写作

十几年前，鲁敏特别介意别人将她称为“女作家”，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妇女节，媒体做女性专题采访，把女作家、女书法家、女学者邀请到一起，鲁敏会婉拒，说换个时间采访吧。与此对应的，她会在写作中刻意淡化和削弱女性感，甚至乐于用男性的性别身份和立场展开叙述，如果有读者或批评界反馈，说她写得像男作家，鲁敏会感到挺得意，好像获得了某种对性别定位的超脱。她喜欢的女作家是法国的尤瑟纳尔、美国的安妮·普鲁，鲁敏说，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她们的写作“不那么像”女的。

鲁敏一直在自我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表面原因很简单，也很正面，她认为作家应当被分为写得好的作家与写得不好的作家，而不是男作家与女作家，“我不太愿意将性别意义上的所谓成功或不同作为宣传点。”

但当鲁敏回看并思索这一心理时，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来自意识深处的一种自我性别矮化，是因为在男性主权话语语境之下所形成的参照意识，从而对自我性别身份产生了一种对抗的心态。“这可能是一个不自知的形成过程，性别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是人的问题。一个人，不管男性女性，自我意识或者说性别观，与文化、教育、地域、社会阶层、城乡差别、原生家庭等诸多因素有关，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养成史与觉醒进程，是对自我意义的发现与确立过程。”

与鲁敏不同的是，对西尔维娅来说，创作背景下的身份问题至关重要。 “当我面对大众对我该以何种方式生活和写作的期待时，为此付出了代价。”

写作和创作一直都是她的“解压阀”，西尔维娅认为，实际上作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可以陷入沉思，可以不支付电费，可以撒谎，可以内敛含蓄。“但是有时候提到女作家，情况则略有不同，尤其是需要照顾家人或着其他人的女作家。”在波兰，这样的女作家必须去遛狗、教育孩子，问他们在学校怎么样。写完小说以后，也无法做到待在家里一个星期不出门。家人，邻居甚至读者都可能对她进行评价， “女作家始终处于外界的监督和审视之中。”

西尔维娅介绍，在波兰，女性所写的现代散文充满了对我们如何生活和我们想怎样生活的反思。对性别问题、个体生命和写作，西尔维娅时刻有着自己的思考：作为一名作家，一个永恒的“怪人”，我一直在让步和斗争：我应该是为所有人而写作的么，还是只是为了那些和我一样必须为自己而战的人而写作？写作应该是为了振奋人之心灵，还是只写下我所看到的东西？无论答案是什么，对西尔维娅来说，创作是她日复一日、永不疲惫的选择，她也会在文本中深入探索关于女性身份定位和女性写作的话题。

鲁敏对女性写作身份的重新审视，随着写作经历的推移和年纪成熟而产生，也与外部世界的变化有关。她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奔月》，一个对自我身份、社会角色、人际定位等感到极为厌倦、想要“换一个我”的女人，突然与所有人不告而别、彻底失踪式地逃离到陌生地域、打破自我的重建故事。作品出版后鲁敏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读者反馈，女性读者会更理解、甚至赞赏女主人公的出走。

“这么一个虚拟人物的出走，似乎有一种心理上的代偿作用，让她们以文学的方式来探讨、追问自我的存在与价值。男性读者也理解，但在心理上有点敬而远之，觉得生活中不愿意碰上这样的女性做他的女友或爱人。”这个因为性别认知、家庭角色与社会性认识不同而导致的反馈，虽在意料之中，但是让鲁敏对文学在受众性别不同而产生的接受差异，有了很强烈的感性认识。

性别身份并不是阻碍的屏障

成为小说家的十几年间，笛安会有一些时候不得不解释自己。“因为所有的故事都是隐喻，而人们解读这些隐喻的时候会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偏见。”

比如，她在写作的时候，几乎不会想到自己是一个“女作家”，写男主角的时候并不会刻意地问自己这是不是我作为女性在描述一个“他者”，写女主角的时候也没有认为自己正在塑造一个具有女性视角意义的象征。对于这套语言体系，笛安一直运用得非常不熟练。所以她经常会反问一些记者或者读者：“当你问我关于女性写作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先告诉我，对于您来说，女性写作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得到的答案千差万别，笛安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她意识到，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提问的时候并不关心答案是什么，而是希望听到笛安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就像总会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你的作品有多少是在写你自己的故事？——也可能我的感觉不准确，但是在我这些年的经验里，我发现人们总会问一个女作家，你是不是在写你自己的隐私、你自己人生里的痛苦、你自己的…… 而男性作家被问到这类问题的概率，不是说没有，但是相对少一些。”

笛安说，自己其实也很好奇，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一个写作的女人必然是在挖掘自己的隐秘内心或者个体情感，是不是人们认为——一个选择了写作的女人必然是有故事的？或者说，一个选择了写作的女人是不是必然要以一个敏感、阴性、带着创伤印象的姿态存在？“我并不确定，但我认为，这其中必然存在着某些偏见。”

更进一步，笛安发现，人们对于所谓的“女性写作”的作品，都会有一个模糊的，但是属于他们理想中的模版。有的人认为“女性写作”的理想作品必须描写某些特定条件下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的人认为“女性写作”必须带有某种强烈的批判意识（至于如何定义批判意识就更加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理想的模版”不一而足，但是总结下来，确实有非常多的人，一打开一个女作家的书，就在寻求那个“女性作家”的完美模版的对应——从行文风格，到叙事方法，再到问题意识的展现，再到对于核心问题的追寻或解答过程…… 每一步，似乎都有一个“好的女性作家应该是什么样”的预设。“我当然不是说读者不应该对作家有自己的期待，但是我想说，对作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期待或者说理想不应该有固化的范式或者模板，因为文学本身的力量，恰恰就在于它不可预设；文学的美好，恰恰就在于它时刻给人惊喜。”

“这是文学的力量，开拓我们眼中的世界，开拓我们的意识。”马努艾拉认为，女性文学是一种官方语言之外的言说，讲述女性经验，并与男性世界对话，通过女性文学解释我们无法抵达的现实。

十九年前，马努艾拉发表了《波兰女人》。波兰女人Polka既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她的民族的名字。在这本书里，马努艾拉描写了女人从怀孕第一天到生产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她的丈夫鼓励她写这本书，他说，你应该写出来，因为还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发声。他说对了。当女儿Polka出生后，马努艾拉发表了这部日记体小说，收到了很多男性读者的来信。“他们说这本书让他们更加理解怀孕的女性并能够给与她们更好的陪伴。而Polka这个名字成了我女儿Polka这代人很常用的一个名字。”

马努艾拉谈到，自己所写作的文字与生活的变迁紧密相连，它揭示了我们不认识的男女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性别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却并不是阻碍我们理解彼此的屏障。

对此笛安也表示，“性别身份”或许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它深刻影响着我们观察与思考世界的方式，可是至少，她一直提醒自己不能让“性别身份”成为自己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笛安说，性别是标签，是藩篱，是窠臼。在我眼里，在大多数时候有能力超越这样的标签，是成为优秀作家的基本条件。

找寻答案，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格拉莱纳曾问过外婆很多次，为什么家里选择了外婆的弟弟，而不是优秀聪慧的她继续学业。外婆回答，一名工程师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够维持自己甚至整个家庭的生计。那个时候，工程师都是男人，女工程师还是凤毛麟角。即便真的有女性当上了工程师，也不能保证能在这个行业中找到一份工作。

在屏幕另一端，格拉莱纳说，“性别——女孩，而非男孩。差异拦住了平等的去路。”

格拉莱纳谈到自己的妈妈。她天生就应当成为一名心理学家，这也是妈妈的愿望。妈妈参加了两次考试，最终都没能考上大学。“因为她出生在华沙。”那时为了保证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会优先录取来自农村，而非城市的考生。“出身——城市，而非农村。差异拦住了平等的去路。”

格拉莱纳在华沙出生，是她和母亲、外婆三个人之中第一个读完大学的，也是第一个从事了自己理想职业的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在21世纪，性别不再会是挡在平等道路上的差异。但当格拉莱纳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时，女记者和男记者们却问她是否在创作“女性文学”。“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没有性别——这是我的回答。”格拉莱纳说，从没有人问男作家们是否在创作“男性文学”。“他们的创作在一开始就会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在我的创作前面却需要加上一个修饰性别的形容词。”

写过很多作品，大多都是关于女性，格拉莱纳将自己视为女性文学作家吗？并不尽然。

她的第一部小说讲的是做母亲的经历。第二部讲的是女人之间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帮助她们熬过了学校、教会和传统的压迫。第三部是关于启程的故事。第五部讲的是在路上、旅行和认识世界。第六部讲述的是暴力——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带来的暴力。小说的女主人公是刚果人，她生活在白人主导的西欧社会中。

只有一本书——长篇小说《非法关系》——以“迷恋”为主题。这本书的主角不是女人，而是一个在情爱上纠缠于三角关系的男人。他在生活中挣扎，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

格拉莱纳思考，在写作生涯中，这本书是否应当被冠上“女性文学”的称号呢？然而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那些与男主角产生共鸣的男性，或许这是在创作“男性文学”？

在一本书中，格拉莱纳曾提到一个塞尔维亚语单词“lutalica”，它是指把东西放进抽屉分门别类，隐喻给人类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贴上标签，描述人类，定义人类，这样就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和空间。因此，她不同意给女作家贴上“女性”这个形容词的标签。

“我写女人，也写男人。写友谊，也写暴力。我写性，也写性别歧视。写母性，也写种族歧视。今天，在从事了多年创作之后，当我在采访中被问到是否在进行女性文学创作时，我都会想到我的外婆和母亲。想到差异与平等。想到在第三代人里，差异不能再拦住平等的去路。差异，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出生地，城市还是农村，都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这样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抽屉，抽屉上贴有女性文学的标签——这样的定义不够严肃，过于笼统。我仍然相信，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女性文学，只有文学。”

对差异，尤其是性别差异的深刻体察，也发生在崔曼莉的成长当中。她出生在中国江苏的古城南京，那里地处长江以南。因为地理与历史特性，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巨大。崔曼莉说，南京是一个非常尊重女性、疼爱女性的城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而她自己的家庭深受这一地方文化的影响，不仅尊重女性，应该说偏爱女性，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都向家中的女孩们倾斜，男人在家中分担各种家务劳动，时刻把尊重女性放在生活中心。女性的情绪与各种问题都会得到足够理解与沟通。这样的成长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给了她一个错觉，认为男女是平等的，甚至认为女人在社会与家庭中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

崔曼莉向波兰作家们介绍，《红楼梦》中有一批性格各异、容貌美好的女性生活在大观园中。自己第一次读完《红楼梦》是在12岁，初一暑假。“后来我想，我很早读完了《红楼梦》并不代表我文学早熟，而是因为《红楼梦》中的生活与文化，与我的故乡是不谋而合的。我虽然是在读古典文学名著，我也在读故乡的日常生活。”

这个美好的错觉延续到到她读完大学，参加工作来到北京生活，又去了中国很多地方之后，崔曼莉才意识到，如果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小世界，自己家乡对于女性的态度也属于小众的。

她曾经在某地过春节，整整一个长假，每顿饭的饭桌上只坐着男人。因为远道而来，而且是个作家，她成了唯一坐在饭桌上的女人。其他女人们会站在厨房里吃饭，或者和孩子们在小饭桌吃饭，或者等男人们吃完了，再盛一碗饭坐上桌，把剩菜一并吃完。

每当这时，崔曼莉在饭桌上的感情非常复杂，“我知道我个人受到了尊重，出于礼貌，我甚至不能指责当地人们说，你们不尊重女性。那种情况下人们的情绪是非常微妙的，不仅男人们要习惯饭桌上多出了一个女人，甚至女人们也要习惯，有一个外来的女人坐上了男人们的饭桌。我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习以为常的传统，所在大家把我当成一个异类，一个仅仅是因为假期偶尔出现的异类。”

在当地，崔曼莉也听男人们讨论过其他地区对女性的态度给他们造成的困扰，她注意到他们并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提出赞同，而是指出“如果我们在当地也这么办的话，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将再也抬不起头来，没法做一个男人了。”

当崔曼莉坐上饭桌吃饭的时候，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尊重与平等？“我想，我只是走了一个平等的形式。实际上，反观我的家乡，那样的平等是否又真的是一种平等？把女性当成美丽的花朵，用来欣赏与养护，并以此标榜自己作为男人的优秀与成就，这其中的不平等恐怕都难以察觉。”

崔曼莉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作为首都，北京聚焦了全国各地的人们，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她深深感到，关于男女的平等与差异，情况更为复杂与微妙。因为观念不同、认识不同，每一对男女的相处也带来了不同。“我在北京很少听到过相同的意见，不仅男性们呈现出丰富的不同，女性本身对这个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态度与观点。不仅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区，成长在不同的家庭，也和后来的个人际遇与年龄、或者朋友圈都有关系。”

谈到对平等/差异的界定，崔曼莉认为很多概念很难由一句话定义，“比如什么是平等？这个概念无法准确定义，就意味着差异性会变得极为复杂，并容易被前后颠覆。要使它深入人心、自发而成，只有通过文学与艺术作品的影响力。 ”

作为女人，应该如何度过她的一生；为何应该被这样对待，而不是被那样对待……崔曼莉提出，在广阔土地上，在不同区域的价值观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在中国传统与世界全球化的矛盾中，最坚实有力的一个空间或场域就是文学，就是今天在座或不在座的作家们的笔下。“我这里指的作家不仅仅是女作家，也包括男作家们。”

崔曼莉提出，对于平等的探索，对于差异性的探讨，不仅仅女性需要，男性同样需要。因为社会与家庭就是由两性组成，矛盾并不会带来更好的生活，而尽可能的互相尊重与互相理解才是坚实的基础。

“我想在文学上，这个问题的讨论将会一直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母题。推动女性进步、推动平等、缩小差异，最大可能去推动讨论并达成共识的一定是女性。在这个问题上，女作家们的文学创造，关系全球女性的希望与未来，也是人类生活的希望与未来。”

平等不是身处亭台楼阁，更不是简单的坐上饭桌吃饭。差异也不是有的人身处亭台楼阁，有的人不可以坐在饭桌吃饭。崔曼莉在交流中谈到，文学不是社会的工具，文学首先是一个作家的自我创作。文学也不是谁的老师，负责解答困惑。“但是我想，伟大的文学作品永远会将作家们身处的时代问题变成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变成一个全世界深思与探讨。”

正如崔曼莉说的那样，答案不是立即带来的，而是逐渐影响深入：一部小说、一个人物、一个故事。每一步都到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