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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蒋蓝的《黄虎张献忠》坚持了其一贯的非虚构立场，采用“四重证据法”和越来越娴熟的“悖论书写”技法，艺术地逼近历史真相和人物原貌，打破了非虚构散文表现诡论式历史情景时的尴尬与窘迫，从而实现了非虚构文体的又一次解放。本文具体阐释了“蒋式悖论”的含义，辨别其特质，解读克制陈述、夸大叙述、正话反说、适得其反、强盗逻辑、大词小用、新语古用等最具代表性的七种文体实验句型，探讨“悖论书写”之于《黄虎张献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而解析“蒋式悖论”的巴蜀幽默基因，领略其“无咎”的“宽窄哲学”境界。

关键词：蒋蓝 《黄虎张献忠》 蒋式悖论 巴蜀幽默 宽窄哲学

蒋蓝在《蜀地笔记》《成都笔记》《踪迹史》之后，新近推出了非虚构力作《黄虎张献忠》。该著打破了以往历史小说、外传、学术论文、民间故事的四个向度，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跨文体的写作方式，精准、微妙、反讽地呈现了宏阔时代复杂传主的诡谲灵魂及其形成过程。

相对于蒋蓝上一本享誉文坛的《踪迹史》而言，《黄虎张献忠》在叙事方式、表达技巧等方面均有创新。最值得关注的是，该著突破了传记写作、非虚构写作的惯常模式，系统性地采用了独具一格的悖论技法，由此彰显了以反讽修辞书写复杂历史人物的广阔空间。其廓清并演绎历史真相的笔力，严肃的创作态度，不做道德评价的客观立场，悖论写作的文体实验达到了李敬泽激赏的“风暴与深渊的体验”① 。

此前，悖论在蒋蓝的思想断片和非虚构散文中也偶有闪现，不过他本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倒是谢银恩10年前就已经在《当代文坛》发表《插在冰与火之间的牛虻——〈思想存档〉以及当下思想性话语的诗性言路》一文，敏锐地觉察到了蒋蓝诗人之思的独特性。谢银恩指出，“诗人与思想者既具亲和力，又因理性和智性的思维方式的倚重而充满悖论”。 但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在撰写《黄虎张献忠》时，悖论技法已经成了蒋蓝打破历史题材书写窘境的救命稻草，并作为他的思维模式和写作哲学，具有了本体特征与终极意义。因为以《黄虎张献忠》集大成的“蒋蓝式悖论书写”具有显著的风格辨识度，所以笔者将之命名为“蒋式悖论”。②

本文拟具体阐释“蒋式悖论”的含义，辨别其特质，解读其最具代表性的七种文体实验句型，探讨“悖论书写”之于《黄虎张献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而解析“蒋式悖论”的巴蜀幽默基因，领略其“无咎”的“宽窄哲学”境界。

一、“蒋式悖论”的含义与特质

修辞学上的悖论又被称为诡论，指的是表面上矛盾、荒谬，悖于逻辑或常理，但实际上所言非所指，另有深意，并具有讽刺性或喜剧效果的语言关系。悖论修辞在古希腊戏剧、老庄散文、唐宋诗词中早已出现。但是直到1942年，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才在《悖论语言》（The Language of Paradox）中第一次详细阐释了“悖论”这一新批评术语。后来，他又在《精铸的瓮》（The Well-Wrought Urn）中强调，“悖论是诗歌不可不用的语言，而且是正合诗歌使用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语言清除悖论的所有痕迹；而诗人所表达的真理只有用悖论语言来处理”，而且这是“诗的本质”。③布鲁克斯之外，苏轼、严羽、钱钟书、朱徽、郑燕、赵毅衡和F.施勒格尔（F.Schlegel）、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等中西作家和学者亦有探讨。

其实，在诗歌、戏剧和小说中采用悖论写作的作家并不少，但是很少有人用悖论修辞来处理重大历史题材。作为擅长把思想磨砺成刀片的第二代非非主义代表诗人，蒋蓝同时又是耽迷于文体实验的非虚构历史散文家，其《黄虎张献忠》借助悖论书写精彩呈现了“黄虎”内在生命的畸变和精神支柱的倒塌，为非虚构历史散文如何采用悖论修辞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蒋蓝称他在《黄虎张献忠》里实验的悖论书写为“大词写作”。其含义“就是服从于制式思维的强力指引，叠加众多形容词、副词来增加‘克里斯玛类型’人物的魅力，就像军事上的佯攻，是一种消灭多元、凸显个人，消灭细节、凸显乌托邦的写作；但悄然运行其中的反讽原则与理性精神，不断消解着初衷与初心，将矛盾的对立推到极致就成为佯谬，在意涵的相反向度上，让语象与语义互相冲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最后过渡成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悖论写作”。④这种悖论书写的特质在于，“并不借助外在形式的神秘、混乱或悖谬，而是凭借传主自身的行为、言谈、惯常之处，但行文上往往具有离奇、诡谲、狡黠的特征”。⑤因为这里蒋蓝既提到了悖论，又提到了反讽，所以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悖论和反讽的关系一直未被新批评派理清，因为二者既有交集，又有微妙而复杂的差异。不过，在《重返新批评》一书中，赵毅衡明确指出，狭义的悖论“只是反讽的一种，而广义的悖论与反讽是一回事”。⑥

二、“蒋式悖论”的文体实验句型

借鉴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和朱徽《中英诗歌中的悖论》对悖论、反讽的类型划分，结合《黄虎张献忠》文本实际，“蒋式悖论”不仅是语言风格上的悖论书写，同时也表现出宏观的、作品全局性的结构特征。为了穿透明末清初混沌错综的悖论情景，刻画张献忠癫狂无常的悖论人格，以《黄虎张献忠》为代表的“蒋式悖论”至少采用了克制陈述、夸大陈述、正话反说、适得其反、强盗逻辑、大词小用、新语古用等七种悖论模式。

第一种，克制陈述。这种类型“故意把话说轻，但使听者知其重”。例如，在本书即将出版的修订本的新《自序》中，大家将会读到以下表述：“张献忠怒不可遏，突然又泄气了，渐渐的，静如锦江春波。他像书生掏出毛笔那样，缓缓把长剑拔出，蜀犬吠日，兵器发出一声嘤咛。他半闭着眼挥出，四两拨千斤，官员们肥硕的脖子或者劳动人民坚强的手臂，枯枝一般断开了！远远没有达到少年时节那种雪刃劈柴的快感。不同之处，在于劳动人民的手臂要扎实一些，他必须略微用一点臂力。张献忠手臂肌肉虬起，他两袖清风，春寒料峭的清晨，碎雪与成都南面御营坝怒放的梅香共舞，他飘然独行，偶尔向分崩析离的城廓挥手致意，在血海之间踏雪无痕……”这里，蒋蓝本欲描写张献忠凶残、野蛮、暴烈的恶劣秉性，却故意采用“静如锦江春波”“像书生掏出毛笔那样”“两袖清风”“踏雪无痕”“飘然独行”“挥手致意”等正向的、美化的、诗意的、轻巧的语词。这些语词在与血海、脖子、手臂、城廓等语词对接时，显得突兀和诡异。两类语词被强扭在一起所形成的矛盾语境和诗意化的语象表层以及“远远没有达到少年时节那种雪刃劈柴的快感”的虚假遗憾，实际上都潜藏着类似火山喷发前强压的愤怒，写出了张献忠嘲戏身体、轻蔑生命、践踏山河、不分善恶、不辨是非的变态人格。

第二种，夸大陈述。这种类型“假情假意地夸张，暗指相反性质”，其实质为似是而非，口是心非，反话正说。蒋蓝的《黄虎张献忠》参考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圣教入川记》，指出某些学者誉为“智识非凡”、洋人“岂能探知水深”的“好学上进”的张献忠“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的性格特征和“民贼”的本质。在他指出“以革命为职业的”张献忠“并非一窍不通”的基础上，故意进一步夸大其词，貌似赞扬他“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煞有介事地描写张献忠如何热衷“天文”。但是，大西皇帝“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他反复摩搓，红铜越来越红，突然间，发出冲天血光”。思维突转、情绪突变的这个狂人其实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试图缘木求鱼地在“天象”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是多么虚妄滑稽。

同时，在“并非一无所知”的不可靠假设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夸饰张献忠“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似乎“已经颇有心得”，甚至说他“分明是屈原‘天问’的函授弟子”。可是他却一会儿冒出中国“当有八百年之久”，一会儿插话“外国有无菩萨”。这些表述揭示出传主前后言行的自相矛盾，暴露其事实上真的是一无所知，本来就一窍不懂，同时“函授”这一现代词汇也就衍生出了调侃意味。此外，貌似“学贯中西”的张献忠试图把西方天文学与中国堪舆学“巧妙”嫁接，胡乱“会通”，其手段与目的之间极大的不协调，也具有较强的喜剧性。

第三种，正话反说。这种类型“假作否定”或“假作疑问”，其实质为“似非而是”。在《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部分，张献忠得知洋人需要看图识文后狂吼“真正野蛮！”，但是，“言完，又索要天文书”。这里张献忠言与行的矛盾，说明他实际上还不如他鄙弃的对象。可接下来蒋蓝又假意肯定张献忠能够识别“野蛮”，所以足见其“良知未泯”，还引述《圣教入川记》中张献忠自言“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貌似“替天行道，吊罪罚恶”，坚持认为自己与孔圣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但是，会心的读者已经看出，张献忠这种有意误读孔子思想的选择和荼毒生灵的做法使其高谈宏论早已谬以千里。滑稽的是，读者早已看穿了真相，但张献忠还在继续自欺欺人并洋洋自得，“哦哦几声，抚掌大笑，看来真理在大西一边的”。这样矛盾重重、不断反转的悖论写法使得一个强词夺理、自欺欺人、杀人成性的恶魔形象跃然纸上。所以这里的“良知未泯”其实是假作否定，反讽了张献忠的丧尽天良。“文官还怕没人做吗？”的反问实际上反映出张献忠一点也不怕没有文人来做官。“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哪？”的犹疑也马上被汪兆麟断然否定，所以其实都是假作疑问。

第四种，适得其反。这种类型的悖论，貌似程序极为公正，结果却事与愿违。例如，书中被秉承“真理，越辩越明”，奉行“民主选举”的大西皇帝委以重任的“天学国师”利类斯、安文思，“依葫芦画瓢”设计研制的“红夷大炮”，并没有“大展神威”，而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成为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

第五种，强盗逻辑。这种悖论实质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之中的色拉叙马霍斯提出的“正义即是强者的利益”，它是唯我独尊的强者的霸道逻辑，是主宰者自圆其说的极权逻辑，更是遭遇者进退维谷、苦笑皆非、生死不得的悖论性人生绝境。据《黄虎张献忠》揭示，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采取的为国选材标准和张献忠杀士子提出的种种借口都体现了“强权即真理”。

张献忠以“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和“又皆庸碌”“无一真才”并“谋不轨”为由对士子进行集体杀戮，就是典型的强盗逻辑。一方面他软硬兼施逼士子应考，貌似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待士子赴考时他又百般戏弄、刁难、猜忌、鄙弃。首次考试中，已经60岁的陈珏被钦点为状元，隐约“可见黄虎看重的是一心造福大西江山的真才实学，有志无所谓年高”。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求贤若渴”的“热心肠”竟以“恐有奸人混在中间”为由，“考后便叫你们回去”，回到哪里去呢？谁也难以预料，等待他们的居然是张献忠“过了一把老师瘾”就当即“宣布杀人”。而且令人不解的是，大西国第二次乡、会联试及制科考试中，考生皆因“不肯配合”而被集体性灭绝。

拨开纷纭传说的迷雾，蒋蓝对《滟滪囊》《蜀碧》《平寇志》《寄园寄所寄》《蜀乱》（即《蜀警录》《欧阳遗书》）等史料进行相互参照，还原了残酷的历史真相，也揭露了“黄虎”猜忌心重、锄奸心切、敏感自私、凶残狡诈的人性之恶，其引蛇出洞、威逼利诱的花招一旦得逞就一发而不可收，其振振有词的名言“文官还怕没人做吗？”和“是蜀人负皇上”的口头禅暴露出其刚愎自用已经到了自我迷信、自我崇拜的程度。伴君如伴虎，“伯乐”张献忠的虚伪残暴性格决定了张大受沦为“中国武举史上最短命的状元”之命运。从戏弄、偏爱、激赏、喜欢得“一刻也离不得”到灭绝全家老小，状元张大受的一切命运都只决定于黄虎的一念之间，其命运的突转急变达到了不合逻辑的荒谬程度。

甄别士子的大西国科举就像一个多棱镜，既照出乱世读书人“卡在历史的门缝里”、如甲虫般被“彻底夹扁”的窘境，也反射出最具“话语权”的“黄虎”本人的魔性、兽性。

第六种，大词小用。即故意将“大欢喜”“仁慈开恩”“大义凛然”“江湖美誉”等具有宗教意味、政治意味或者崇高价值指向的大词、褒义词，用于并无宗教关怀、政治智慧、高尚节操的“黄虎”身上。而在全书的整体叙述中，作者已经通过史料考辨、实地调研、现场对位，立体还原了对百姓、对下属，甚至对家人的生命毫无敬畏之心的极权政治典型。这些大词与野心难化、喜怒无常、人格分裂、兽性满满的奸雄格格不入，反而强化叙事的戏剧性，以期达到对极权主义的嘲讽。这种手法鲁迅先生曾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用过，反讽效果极强。

第七种，新语古用。这实际上属于宗守云《修辞学的多视角研究》中提到“移时”修辞的一种。新语古用是指蒋蓝故意用现代词汇描写古代的张献忠，故意颠倒时空，让古代人说现代话。蒋蓝告诉笔者，因为受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反乌托邦政治小说《1984》的启发，他发现了“新语”的悖论效果，于是他故意挪用20世纪以后才产生并被刻意推广的一些词语。这些词语在《黄虎张献忠》里面俯拾即是，它们可能是本身切合时代发展需要，也可能是大而无当的。但是不论怎样，通过移植词句的时代色彩而使用新语来叙写几个世纪之前的人物，字面上就有一种满满的违和感、滑稽感、讽刺感，而对于其内在情理，读者却能心领神会。

三、“悖论书写”与非虚构文体解放

F.许莱格尔曾经指出，反讽是“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⑦。 《黄虎张献忠》之所以大量采用极具挑战性的悖论书写，其必要性主要在于写作者从更加坚定的“非虚构”立场出发，以踪迹史的方法窥视到历史情景的诡论性和传主人格的分裂性。

一方面，《黄虎张献忠》秉承并完善了他在《踪迹史》《成都笔记》《蜀地笔记》《极端人物笔记》等作品中探索成功的踪迹史式非虚构写作路数。梁昭曾在《蒋蓝〈蜀地笔记 〉的常数与变数》中把蒋蓝的这种写作路数称为“利用文字（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口传、出土器物及图像”的“四重证据法”的“文学人类学式的书写”⑧。罗安平也在《历史的踪迹》一文中分析了蒋蓝著作堪称“历史人类学”范本的原因是“在场的体验与发现、证实与证伪、追问与审思”⑨。诚如梁昭、罗安平所言，蒋蓝的多重身份、跨学科知识储备和非虚构写作立场决定了他一如既往地像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人类学家一样，去实地调研、现场对位、田野考察、研阅资料，“钩沉历史事实、探寻历史逻辑、铺设历史叙述”，⑩进而甄别了历史材料与现实传闻之间的关系，首次厘定了多处从未被相关研究者所留意的重大事件，尽可能更加立体地还原一个具有“黄虎”形象与性格的极权政治典型人物。

蒋蓝一直认为非虚构写作者应该成为真实与真相、历史与文学的福尔摩斯。写历史为什么要坚持非虚构立场呢？这是因为他“要通过历史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求“作品要有现实针对性，必须留下这个时代的痕迹”。他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心超乎了常人的想象。来自盐都自贡的蒋蓝身强力壮，乐于行走在巴蜀大地的山山水水。与一般的观赏者不一样，他醉心的主要不是风景，而是田间地头的访谈和调研，历史遗迹中的玄机与隐秘。这位行者同时也是静得下来读书和反思的学者。几乎每次见到他，他都迫不及待地分享最近又从哪里获得了新的史料，对什么问题有了新的思考。而他的藏书已经多到不得不用一整套大房子专门做自己一个人的图书馆，而且能过人的地方都整齐地堆放着墙一般高的书籍。可是，他还觉得资料不够。

另一方面，在《黄虎张献忠》的调研考察与酝酿构思过程中，这位非虚构写作的老手居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瓶颈与思维困惑。借助精神分析法，蒋蓝重新解读《圣教入川记》等史料，他“诊断”出张献忠“疑似是一位间歇性发作的精神病患者”，并进而窥见了这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深层病因：疑心严重、幻觉狂想、性格缺陷。对照古今中外同类人物及张献忠的实际处境和种种症状，蒋蓝慢慢深入到“黄虎”起伏、凹陷、血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鸷形象的内心世界，也逐渐参悟到历史真相的悖论性和生命本身的复杂性。

在《非虚构写作畛域里的历史和现实——蒋蓝、邱华栋对谈》中，蒋蓝直言《黄虎张献忠》是其“所有历史著作里最为困难的一部”。但这种困难，主要还“不在于史料考辨方面的问题”，更让他头疼的是“必须要选择一种能真实记录事实和自己思考的特殊文体”，由此“尽力去呈现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修补和复原历史的真相”，从而“在展示广阔时代的背景下向着传主的内心深处大幅度迈进，具有心灵史、心性史的意味”。

蒋蓝也曾坦诚地告诉笔者，“面对张献忠这个特别复杂多面、诡诈残暴的书写对象，以前的好多技法都已经显得左支右绌”。正是张献忠这个书写对象的特殊性以及书写者本人作为诗人、思想者、散文家、田野考察者的多重身份决定他必须进行一次突围，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书写者蒋蓝对非虚构写作立场的坚守，尤其是对“求真”的执念。伊格尔斯指出，“我们永远也无法按其本来面目重建真实，但我们可以趋近它”。正是为了“进一步贴近‘黄虎’特殊的个人气质与那个永难忘怀的破碎山河与褴褛时代”，全面呈现这个“如此复杂、多面的”特殊对象的诡异状态，他不得不借助辩证思维，采用悖论书写的特殊技法，撬开历史的罅隙与人性的隐秘，将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被“妖魔化”或者“神圣化”的张献忠层层剖析，还原一个在谣言与传说中被夸张、被遮蔽、被扭曲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可以说，正是得力于悖论书写，《黄虎张献忠》才实现了在强力语境压力下的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解放。

四、巴蜀幽默基因与“宽窄哲学”境界

无容置疑的是，蒋蓝的“新语”笔法直接受到英国奥维尔《1984》的启发，其“大词写作”借鉴了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反讽经典《天鹅绒监狱》。但是，在笔者看来，远不止于“新语”笔法、“大词写作”的“蒋式悖论”，其总体反讽效果和审美倾向也反映出他受到了巴蜀幽默基因的影响。

关于巴蜀幽默，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别具慧眼地发现，“近乎怪诞的幽默”是巴蜀文学“三个突出的地域特点”之一……巴蜀文化，尤其是蜀地文化是蒋蓝的重要的文学地理基因。蒋蓝40岁时“突然醒悟”，因为职业属性、前期积累和地理基因的关系，“只有四川是最适合自己笔耕不辍的区域，而且四川人文底蕴极其丰厚，真正值得自己一辈子去研究、去挖掘、去领受”。为此，他40岁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巴蜀大地，尤其是蜀地人物、风物、方志等方面，先后贡献了《蜀地笔记》《成都笔记》《踪迹史》等一系列佳作，并且他正在发力的一部作品也拟取名《蜀人记——当代四川奇人录》。

早在西汉时期，王褒就用方言“独辟蹊径”地写过“诙谐幽默”的“最早的最典型的文人创作的俗赋”，“以戏谑笔调拟契约文书，“以其较早的‘破体’行为对后世相关俳谐文创作产生很大影响”。这种文体实验精神和幽默意识是蜀地文人共知的文学常识。而且在《黄虎张献忠•后记》中，蒋蓝也提到他于王褒在杨惠家逗留处“不禁徘徊良久……这些混杂着历史与现实的场景与气息”，成为了他写《黄虎张献忠》的“一个机缘”，而后他长时间“沉浸在大西国的诡谲氛围里，渐渐忘记了王褒”，“一意孤行，在一种悖论写作的曲折文体间渐次抵达了大西国的‘新语’语境”。而这种意识上的遗忘，并不能阻止王褒的巴蜀幽默基因在潜意识层面影响这个十几年专攻蜀地文化的传承者。如果说西汉王褒的幽默给予蒋蓝的是“狡黠”，那么明代蜀地才子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给予的则是一种从容气度。狡黠、从容与反讽精神是《黄虎张献忠》一样也不能少的独特美学元素。

现代文学史上，在讽刺艺术方面堪与鲁迅、张天翼媲美的文学大师沙汀，其经典讽刺作品《代理县长》《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蜀地风味极为浓郁。李庆信在《严峻苦涩的笑——论沙汀小说的讽刺艺术》一文中认为，沙汀的讽刺艺术“基本上属于政治讽刺”, “讽刺的态度也是十分严峻、带‘惩罚’性的”。并且其喜剧性的“重大的不协调”大致分为以《在其香居茶馆里》为代表的“假象与本质的不协调”、以《替身》《防空》《巡官》《模范县长》《淘金记》为代表的“名义与实际的不协调”、以《消遣》为代表的“大事与小事的不协调”和以混迹政界的龚老法团为代表的手段与目的的不协调等几大类型。这些类型在蒋蓝的《黄虎张献忠》的悖论书写实验句型中都能够找到对应。蒋蓝《黄虎张献忠》悖论书写达到的反讽效果与沙汀的讽刺文风极为相似，都表现为深沉、客观、戏谑，但是绵里藏针，一针见血。

就《黄虎张献忠》而言，蒋蓝其实有非常深广的忧愤，但是他吸取了巴蜀幽默文化的精髓，不采取正面强攻，而巧妙地以多种悖论书写方式来修复他经过三重证据法多方考证的复杂而诡异的传主，极为智慧地表达了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识见、有史才的当代学者型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忧虑，也实现了对传主悖论型多重人格的层层揭示。

深藏在《黄虎张献忠》里的“狡黠”式幽默智慧到底是什么呢？这在《宽窄之道》收录的《从宽窄到中道》一文中，蒋蓝有所透露，那就是他从历史、建筑、习俗等方面悟出“宽窄”实与《周易》相通，“宽窄哲学恰恰是中道精神的灿然落地，这是步入成都深处的秘道”。所以，蒋蓝表示他对“宽窄哲学最后理解就是无咎”。一言以蔽之，蒋蓝之所以采用那么多悖论技巧来创造一部反讽作品，除了传主本身难以把握的特殊性格，除了历史诡论式的矛盾特质，除了追求冷峻又戏谑的复杂审美趣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狡黠”地奢望达到“无咎”的“宽窄哲学”境界。

结 语

综上所述，蒋蓝的《黄虎张献忠》坚持了其一贯的非虚构立场，采用“四重证据法”，以田野考察、文献考证等多种方式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和“跨文体”写作，逐渐窥见了宏阔时代的悖论情景与张献忠这一复杂人物的病态性格。其一味求真的执念使他不得不借助越来越娴熟的“悖论书写”技法，采用克制陈述、夸大叙述、正话反说、适得其反、强盗逻辑、大词小用、新语古用等至少七种悖论句型艺术地逼近历史真相和人物原貌。这种辨识度较为明显的“蒋式悖论”反映了蒋蓝诗人之思的独特性，既受到了英国奥维尔、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启发，也受到了王褒以来绵延不绝的巴蜀幽默基因的潜在影响，也助力他打破了非虚构散文表现诡论式历史情景时的尴尬与窘迫，从而实现了非虚构文体的又一次解放。

[本文为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1世纪中国文学史论”（项目编号：SKCB2014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参见邱华栋、阿来、梁平、王笛、李敬泽撰写的卷首推荐语，《黄虎张献忠》，蒋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2谢银恩：《插在冰与火之间的牛虻——〈思想存档〉以及当下思想性话语的诗性言路》，《当代文坛》2010年第2期。

3转引自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4 蒋蓝：《蜀江水碧蜀山青》，《黄虎张献忠•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5 12 蒋蓝、邱华栋：《非虚构写作畛域里的历史和现实——蒋蓝、邱华栋对谈》，《当代人》2020年第1期。

6 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7 转引自René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 III,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p.14。

8 梁昭：《蒋蓝〈蜀地笔记〉的常数与变数》，《蜀地笔记》，蒋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9 罗安平：《历史的踪迹——蒋蓝著作的人类学意义》，《阿来研究》2017年第1期。

10 于昊燕：《历史的箭镞——〈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与非虚构写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6期。

11曾祥惠、济铭：《蒋蓝：十年踪迹十年心》，《中华读书报》2015年9月16日。

13 [波兰]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14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87页。

15 孙芳：《论〈僮约〉产生的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6 郗文倩：《〈僮约〉俳谐效果的产生及其文体示范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李庆信：《严峻苦涩的笑——论沙汀小说的讽刺艺术》，《当代文坛》1985年第4期。

蒋蓝：《我对宽窄最后的理解就是无咎》，《封面新闻》2019年11月30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