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盘峰论争”是当代诗歌从1990年代走向21世纪过程中一次影响深远的诗坛论争。从1999年4月16日至18日“世纪之交”到1999年11月12日至14日“龙脉诗会”在北京召开，再到两次会议后双方在各种刊物上刊发的争鸣文章，“盘峰论争”前后历时达两年之久，引起诗坛内外的广泛关注。“盘峰论争”堪称世纪之交诗歌道路上的一条重要分界线，为新世纪诗歌发展和诗学理论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话题，期待进一步深化。本文采用学案式的梳理，力求客观再现“盘峰论争”的来龙去脉并以此探求关于诗歌本身的启示与价值。

关键词：“盘峰诗会” “盘峰论争” 学案 知识分子写作 民间写作

一

世纪末的中国诗坛虽曾出现过几次诗歌争鸣与诗学交锋，不过，无论从持续的规模，还是波及的范围来看，发生于世纪之交的“盘峰诗会”论争无疑是自“朦胧诗”论争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一次。1998年2月，由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作为“九十年代文学书系”之诗歌卷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不久，当时尚为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学生的沈浩波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对这本诗选及其编选者和部分入选者进行了公开的指责。1999年2月，由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其编选内容无论“代序”部分，还是编选内容上均与《岁月的遗照》呈明显的“对立”倾向。同年3月，沈奇撰写的《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在1999年第1辑《诗探索》上发表，指出在“纯正诗歌阵营”内部，“从理论到创作的分歧乃至分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4月2日，由谢有顺撰写的《内在的诗歌真相》一文在《南方周末》发表，该文在充分肯定《1998中国新诗年鉴》以及“民间”立场的前提下，质疑《岁月的遗照》以及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而后，王家新、唐晓渡、孙文波、臧棣、西渡等相继撰文，对上述指责予以反驳。这种相互交锋的态势，成为后来“盘峰诗会”的“导火线”。

考虑到两派写作已处于分化、交锋甚至是剑拔弩张的态势，《诗探索》编辑部期待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开诚布公地交流意见”1，进而在“各抒己见”“交锋和对话”中“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2。鉴于办会经费紧张，《诗探索》编辑部相继找到了北京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北京文学》编辑部，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又通过平谷作家柴福善，找到位于平谷县城东、相对便宜的盘峰宾馆，才使此次会议落实下来3。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北京市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北京文学》杂志社和《诗探索》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即“盘峰诗会”）。“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近40位诗人、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会，并就一系列诗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与研讨。”结合后来整理的会议记录大致可知：与会者有谢冕、吴思敬、任洪渊、唐晓渡、陈仲义、程光炜、陈超、林莽、刘福春、张清华、刘士杰、沈奇、王家新、西川、孙文波、臧棣、西渡、杨克、于坚、伊沙、徐江、小海、侯马、车前子、章德宁、柴福善、李静、张颐雯、杨少波、彭利、王庆泉、李青、兴安等人。会议由谢冕、兴安、李青、吴思敬主持4。在其他与会者笔下，会议还有更为详细的记录5。会上，围绕已然成为分歧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等诗学问题发生了争论。会后，一些传媒将此次论争称为“盘峰论剑”，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知识分子派”和“民间派”两派诗人的说法。

“为使持有不同观点的诗人和批评家能够坦诚相见，以加强诗歌界的团结，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与繁荣”，鉴于盘峰诗会之后，两派诗人不断撰文交锋的现象，1999年11月12日至14日，由《诗探索》编辑部和《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联合主办召开的“’99中国龙脉诗会”在北京市小汤山龙脉宾馆举行。会议由谢冕、吴思敬和杨克主持，杨匡汉做总结发言。与会者包括谢冕、杨匡汉、孙绍振、蓝棣之、任洪渊、吴思敬、林莽、刘士杰、陈旭光、孟繁华、王光明、徐敬亚、肖鹰、张柠、孙基林、周晓风、周亚琴，和被称为“民间派”的诗人以及评论家于坚、伊沙、徐江、杨克、沈奇、谢有顺，以及车前子、树才、莫非、杨晓民、李青果、侯马、温远辉、黎明鹏、张颐雯、岛由子等，而被归结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和批评家却无一出席6。“龙脉诗会”是“盘峰诗会”的继续。会后，双方仍旧在《诗探索》《大家》《山花》《北京文学》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争论，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后被称为“盘峰论争”。

“盘峰论争”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为背景，打破了1990年代以来诗坛相对宁静的局面，将“第三代诗歌”诞生之后充满分歧和矛盾的诗歌生态公之于众。世纪之交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及写作焦虑在客观上为“盘峰论战”的爆发埋好了伏笔。事实上，早在“盘峰诗会”之前，嗅觉灵敏的人就已经能够闻到硝烟的味道了。正如上文提到的《岁月的遗照》引起的争议、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表达的“民间”立场等等，但这时的“笔伐”还没有超出诗歌的范畴，但从后来的结果上看，争议波及的范围却远不限于此。

作为1990年代以来两种诗学立场从潜在分歧走向公开的必然结果，“盘峰诗会”成为了“盘峰论争”的第一现场。因为“负责录音的某报记者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使这次会议的原声没有得以保存下来”7，所以这次诗会的现场“盛况”便只能从与会者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推测一二。但由于双方的立场不同，对于很多关键性细节自然有着不同的描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批评家是否“围攻一位诗人”：于坚声称“批评家们就恼羞成怒，完全不顾自己的职业道德，激烈之时，几个批评家围攻一位诗人”8。王家新则表示这是“公然编造出”的“谎言”9。再比如关于会议录音的问题，伊沙指出录音没有得以保存，而王家新则直言“纸是包不住火的——有那么多人参加了盘峰诗会，何况还有会议录音！”10。论争双方的描述各执一词、差别很大，因此，只能更多地依靠中立者的记录去触摸最真实的现场。11

通过张清华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在诗学主张和写作立场上，与会诗人与批评家之间产生了明显甚至尖锐的分歧”，12而且双方在诗会上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写作资源的问题上。对于可能存在的“圈子”和“权力”因素，张清华没有着重分析，认为诗会“总体上仍然是出于对当代诗歌前景与方向的认真关注”，13这可以看出他在淡化分歧方面做出的努力。他指出，于坚会上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批评比较尖锐。于坚认为“我们没有‘存在的诗人’，只有‘关心存在的诗人’，没有原创性的写作”，14他意在指责“知识分子写作”对日常的忽视以及对西方资源的过度依赖。伊沙对“知识分子写作”“理论贵族”的文化心态进行了批判，同时他认为诗歌应在“市场时代”谋取生存之道，也就是诗歌应当获得读者的问题。在张清华看来，在此次诗会上，“另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就自觉或‘不得已’地站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旗帜之下，发言为之辩护”。15结合他的记录，我们可以推测出会上是“民间写作”率先发难而“知识分子写作”起而辩之。

在柴福善的实录中则可以发现另外的线索。根据他的记录，主持人李青发言完之后，杨克首先表示1990年代的诗歌没有小说活跃乃是因为期刊的造势，并非诗歌比小说差，然后大谈《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销量，以此证明“诗歌还是可以走向大众的”16。紧接着，程光炜和伊沙相继发言……在王家新发言期间，于坚的愤然离场预示着接下来的讨论将“硝烟四起”。在17日的两场讨论中，焦点已经不在诗歌之上，而成为了双方的意气之争。唐晓渡批评“民间立场”炒作及语言暴力问题，并牵扯出同于坚在此前的“张家港诗会”问题上的矛盾。18日上午举行了最后一次讨论，根据柴福善的记录，陈仲义、张清华、林莽、李青的发言以及吴思敬的总结发言尽量在诗学意义上充分肯定论争的意义，同时试图缝合双方的裂痕：“我觉得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没有矛盾”（张清华语）“追求诗歌的，都是在对语言的热爱”（林莽语）“为什么非要两种写作势不两立的对抗，而不能作互补呢？视野要开阔”（陈仲义语）“情与理是分开的，我受益匪浅”（李青语）“当面争得面红耳赤，完了就一块喝酒”（吴思敬语）。而沈奇、杨克的发言依然火药味十足，刘福春则批评此次会议“走得太远”“权力欲膨胀了半天”。17

从对于谁先发难这个问题的探源可以看到，“盘峰诗会”上的硝烟来自于此前种种矛盾的积累。因此，将会上究竟是谁的发言引起论争并不能作为“盘峰论争”的缘起。“盘峰诗会”是一个集诗学讨论和论争为一体的诗歌会议，在情与理的纠缠和争辩中，诗坛由来已久的矛盾集中而公开地呈现，一场诗歌的公开论战在所难免。

二

“盘峰诗会”上诗人论争的焦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8

其一，是诗人与读者的关系。从双方在会上的相关言论来看，诗歌是否应该争取读者是争论的主要论题，而其发生显然与1990年代以来诗歌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被边缘化有着重要的关联。面对诗歌的边缘化处境，双方选择了不同的策略。“民间写作”者认为让诗歌与读者再次产生关联，并获得读者的认可方为诗歌的通途，而“知识分子立场”则认为诗歌本来就与读者和大众关系不大，坚守精英立场。可以说，对于读者这一问题，“民间立场”的选择源自对市场经济冲击波的接受与适应，而“知识分子立场”的反应则来自精英思维影响下的“保守和清高”。“民间立场”的诗人们认为，目前的诗歌“的确远离了读者”（徐江语），“民间立场”者们认为“知识分子写作”远离了读者，而自己的创作没有刻意迎合读者口味，但却拥有读者，在他们看来，有无读者是证明诗歌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相反，“知识分子写作”者们认为，“民间立场”过分强调读者和“人民”，使得他们成为了一群“消费时代的弄臣”，19同时王家新指出“知识分子写作”的孤独本质“对这个世界是多余的”，并用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来证明加入市场经济的不可能。臧棣则直言“作品不是说读者多少，而首先要同行认可”。20

其二，是诗歌资源问题。关于诗歌的资源问题是本次诗会的核心焦点，双方对此各执一词，激发了彼此的“怒气”。“知识分子写作”饱受诟病的地方正在于以西方文化、理论为其资源。“民间写作”“比较明确，力主倡导民间的，与日常生活与现实语境发生密切关联的‘原创的’、富有活力的口语写作”21，其中于坚指出“诗人首先是一种异类、赤子，他要关心大地、关心环境、关心日常生活，在自己母语之光的照耀下写作”，“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完全不必去用西方人的‘话语’”。22对于“民间写作”指责对方“生活在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别的东西”，“知识分子写作”回击“屈原也一定是吸收了很多东西，不然不可能一开始就那么完美。杜甫诗歌无一字无来历，宋词就是对唐诗的改革，所以写作从来就是一种互文性的写作”。23唐晓渡认为“我们讲诗歌的无限丰富性，生活的无限丰富性，你为什么要独霸生活，权利谁赋予的”，“说中西文化资源问题，中国文化状况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们这些人，受西方影响多多，不必矫情”。24孙文波指出“资源共生是一种必然”“写作无法回避西方的文化与精神资源”。25西渡为备受指责的知识分子写作辩护：“知识并不脱离生命，人对知识的热衷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将利用西方的诗歌资源说成‘买办’是一种强辞。”26王家新指出“民间立场”斥责知识分子写作“脱离生活，脱离人生”是一个杀手锏，同时对于坚“一方面还诗于民众，一方面又说天才巨星”27的逻辑进行指摘。可见，在“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旗帜下，双方你来我往，但在具体策略上，“知识分子写作”者们更多采取的是对攻击的否认和对自身的辩护，他们更多地是在证明诗歌借鉴西方资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较少指责“民间写作”对于诗歌应来自于本土和生活的观点。

其三，是诗歌的语言、风格及特征。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于上一论题的延伸。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诗会上围绕此问题进行发难的只有徐江和伊沙两人，徐江指出“明清时代有好多出名的诗人，为什么没有出名的诗呢？还是在用古代的语言，我们现在呢，是用七十年代的语言，书斋语”。28伊沙认为“以隐喻为最大特征的‘知识分子写作’倒是天然的与阴谋结缘，修辞的阴谋，可以四面讨好，文字表面的清洁，很容易在某些主流刊物上流通”。29而“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和批评家并未在诗会上做出回应，不过几位中立者对此进行了一番探讨。陈仲义说口语写作“在清除语言的文化积垢上做了很大的工作”但也存在着容易被炮制的局限，同时容易掉入陷阱，成为“口水”；“知识分子写作”的优势明显，但“修辞至上、语言艰涩，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30虽然在“盘峰诗会”上，围绕这个问题的论争并没有形成焦点，但在此后的“盘峰论战”中，双方均对此展开了大量论述。语言的活力和智性的差别及各自优势此后分别成为了“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为自己辩护的观点。

其四，是关于诗坛权威问题。“民间写作”者们一致认为诗坛存在某种权威，他（他们）正在操控“90年代诗歌”。于坚表示“90年代以来……中国真正的好诗在民间，通过民间刊物，走向读者。并不是诗没有读者，而是平庸的东西在把关”31。沈奇说“90年代与80年代的区别，就是胜利突围之后，就分享胜利了”32。伊沙认为“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对异己的压制从来就是戴着学术面具进行的，到《岁月的遗照》开始变得明目张胆”33；侯马发言“我觉得就是圈子问题，不要形成垄断”34。“知识分子写作”的发言同样以为自己辩护为主，针对会前以及会上的指责，他们认为诗坛权威并不存在，是对方有意的虚构和阴谋之词。如唐晓渡就认为“诗歌界有一种不断变换着面孔的‘权威’，就是以其对‘生活’和‘人民’一类词语的解释权来压制别人”。35论战双方都敏锐地捕捉到了“权力”这一关键词，也就不难理解相对清醒的旁观者们对此次论争多持否定性的看法了。

三

自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后，诗坛掀起了一场混战，一时间持不同立场的诗人和批评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日后甚至演变成毫无风度的攻讦与谩骂，论争早已溢出诗歌以外，人身攻击、互揭老底等行为不一而足，让诗歌圈子以外的人在听闻后颇感震惊。如5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的文章，仅从题目就可看出其诧异程度。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同年11月12日到14日，《诗探索》编辑部与《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联合举办了“99中国龙脉诗会”。由于多数持“知识分子立场”的诗人和批评家拒绝与会，这场世纪末的最后一次诗会成为“民间立场”诗人们的一场缺乏对手的“表演”——会上“也偶有发言者申明愿扮做反方提出质疑与应辩”，伊沙所感到的“无边的空虚”36就来源于对手的缺席。王家新此后撰文解释了谢绝与会的原因：“论争已变为一场与真正的诗学建设和对话无关的纷争，这只能使他们（笔者注：此处的‘他们’指‘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和批评家）感到厌恶；此外，这场论争对正常文学论争范围的逾越，它的非理性和暴力倾向，以及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也给诗界带来了灾难性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们选择了克制和沉默。他们宁愿自己蒙受伤害，也不愿扩大事态，让中国诗歌陷在一场恶梦中不能自拔，让那些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们失望。”37在其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立场”一贯坚持理想和责任，他们厌恶这场变质的论争，认为论争给诗歌带来了灾难，为诗歌他们主动退出。但在“民间立场”者们看来，对方有意缺席实质是不屑于对话、拒绝对话。为此，“盘峰论战”仍要持续下去，而事实也确然如此。王家新在《纪念一位最安静的作家》中申明此文并非对于“盘峰论争”的延续，而是仅仅就沈奇发表于《诗探索》2000年第1—2辑的《中国诗歌：世纪末论争与反思》一文做一些必要的澄清，但这篇长文仍被“民间立场”者视为对方的辩护之文。

“龙脉诗会”进一步深化了“盘峰论争”。相对于“民间写作”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缺席审判，“龙脉诗会”上已有部分理性的诗人和批评家公开反思、批评这场论争本身。与论战双方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让他们能够站在事件之外，客观地分析、评价其中的利弊关系，可以说，他们从另一个有益于诗歌发展的方向深化了“盘峰论争”的意义及其相关研究。其中持中立态度的批评家学者的发言具有浓厚的整合、思辨特征，对此后相关研究的启发也更为重大。谢冕在会上从诗歌与传统的关系层面展开，指出“就当前两种写作分歧”，他“认同是深刻的美学追求的差异。但不管哪种，对诗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它们是从诗的自身发展中涌现出来的，若追溯其根源，恐怕都难脱新诗传统的干系”；另外，他认为双方在写作方面的差异也是新诗历史上互有消长的两种倾向，在肯定双方存在的意义之后，他又辩证地指出了二者的不足。吴思敬则提出了“圣化写作”和“俗化写作”的两种倾向，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派写作”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种写作倾向，前者的运动趋势向上，后者向下。此外，孙基林、沈奇也做了颇有建树的发言，前者仔细辨析了“盘峰论争”的症结所在，后者则在肯定“民间写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的知识化、虚妄化和知识的生命化、人格化”的诗学命题。另外一批有益于论争深化的是以树才、车前子、莫非、杨晓民为代表的独立诗人，他们大多对这场论争持否定态度，比如车前子就直言：“这么大的诗坛，就这几个杀身成仁的大师在平平仄仄了。”他将参与论争的双方称作“大师”，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大师”与其他“小辈”之间的新的裂痕又在逐渐显现。

“龙脉诗会”的举办者之一是《1998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而《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编委会成员有杨克、谢有顺、韩东、于坚等六人，从论战开始后发表的文章来看，将其作为“民间立场”代言人似乎并无太大争议。因此，虽然“龙脉诗会”举着“使持有不同观点的诗人和批评家能够坦诚相见，以加强诗歌界的团结，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与繁荣，迎接新世纪的到来”38的大旗，但就其参与者的立场、倾向及结果来说却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论争。就像与会者们普遍赞同的那样，“论争还将并且有必要进行下去”39。很明显，这与王家新所言“自去年秋冬以来，在‘诗歌论争’中被划入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和批评家几乎都退出了论争”40的态度大相径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希望这场论争持续并且深入下去，而“龙脉诗会”确实在促进论争持续和深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中立者们的理性和客观，“龙脉诗会”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深化的作用。

“盘峰诗会”只有三天，仅仅四场讨论，可就是这三天时间让诗坛再也不能在一派相安无事的宁静中走完20世纪最后的岁月——“盘峰论战”的帷幕被拉开了。按照王家新的说法，在“盘峰诗会”上虽然论争激烈，不乏火药味，但双方没有至于视对方为仇敌的那一步，“人们仍有说有笑，甚至起了一大堆可乐的绰号”41。诗会上双方是否视对方为仇敌事关诗人们隐秘的内心，这一点我们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盘峰诗会”后，双方你来我往，在报刊、杂志上掀起了一轮轮激烈的“纸上论战”，与1999年11月的“龙脉诗会”共同成为了“盘峰论争”的核心组成部分。

“盘峰诗会”后论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虽然其中不乏为诗歌而辩的声音，但总得来说，双方在论争中已经逐渐偏离了诗的立场，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意气之争。从双方发表的文章来看，许多参与者都很享受论争所带来的倾诉快感。这些诗人、评论家们快感的释放与增强得益于“盘峰诗会”后《诗探索》《北京文学》《科学时报•今日生活》《大家》《文论报》（石家庄）、《读者报》（四川）等报刊杂志的迅速反应。《诗探索》1999年第2辑于6月出刊，刊登了徐江、孙文波、王家新、西渡的文章和张清华的“研讨会述要”42；6月15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刊登了程光炜、西渡、伊沙三人的文章43；《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刊登了陈超、李志清、唐晓渡、谢有顺、西川、韩东共六篇文章44； 7月1日，《文论报》第2版刊登了臧棣、陈均、西渡、沈奇四人的文章45； 7月13日和20日，《读者报》刊登了于坚、王家新、侯马、安琪、沈奇、伊沙共六篇文章46； 7月31日《科学时报•今日生活》以《诗人口枪舌弹乱作一团 媒体笔戈墨阵又起硝烟——“盘峰论剑”是非后的是非》专版刊登了王家新、唐晓渡、孙文波、蒋浩、陈均的五篇文章47；同月，《文友》第7期发表了湘子的《诗歌真的失去了读者吗？》48一文，《湖南文学》第7期发表了于建安《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底》一文；紧接着，《北京文学》第8期又刊出《关于诗歌及批评的争论（之二）》，发表了于坚、臧棣、西渡、孙文波、王家新、沈奇、侯马七人的文章49；8月28日，《科学时报》刊登了沈浩波、于坚、伊沙、徐江四人之文50；《大家》1999年第4期刊登了于坚的《诗人及其命运》一文，第5期刊登了谢有顺、程光炜的两篇文章51；9月，《诗探索》1999年第3辑出刊，刊登了于坚、张曙光、姜涛和邹建军的文章52；《山花》第10期刊登了王家新的《90年代诗歌纪事》一文，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11月，《诗参考》刊登了宋晓贤、徐江、杨小滨、伊沙四人共五篇文章53；《文友》第11期刊登了伊沙的《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一文，在这篇“民间写作”立场的总结性陈辞之后，论战逐渐由高潮回落。与之相呼应的是，其他媒体逐渐开始关注这场论争，从6月开始，《文论报》《中国图书商报》《文艺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科学时报》《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周刊》《东海文学月刊》《华夏诗报》等报刊迅速反应，对此次论争进行跟踪报道和评论54。诗歌这个被边缘化的文类在“盘峰诗会”和“龙脉诗会”之间的岁月里再次成为了被关注的对象，而论争双方十足的火力恰是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诗人和批评家们就是在这种“才气义气火气”55的共同燃烧中，以诗歌之名，间杂人身攻击，掀起了“纸上论战”的高潮。在此期间，有两个颇具“异类”特征的文本对“盘峰论战”进行了戏谑与“恶搞”。一为肖沉的《化学元素与诗人之对照》，一为发星的《中国新诗二十年大扫除》56，前者仅为出于个人好恶的判断，但因其与化学元素的结合而显得别具一格，而后者则以轻松戏谑的文风将论争双方各“骂”一通，多少有些在混战中哗众取宠的味道。

由于“知识分子立场”者们的缺席，“龙脉诗会”成了一方的独唱，也唱衰了“盘峰论争”。会后《诗探索》1999年第4辑刊登了臧棣、王家新、孙文波、杨克、沈浩波、吕汉东的文章57，但此时的文章已经逐渐褪去了前一阶段的论战色彩，逐渐往诗学讨论的方向靠近。虽然此间掀起的一股出版竞赛成为诗坛的不稳定因子，但好在没有再次引爆论战，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诗坛的持续性内耗，不过出版竞赛仍在继续。582000年5月28日，《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刊登了臧棣、于坚、伊沙、孙文波的言论59，作为“盘峰论争”一周年反思专版，此刊的发行标志着持续近两年之久的“盘峰论争”也已结束，剩下的就是反思以及反思中断裂的缓慢弥合。

四

对于“盘峰论争”究竟会具有怎样的诗学价值、对当代诗歌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来自交战双方之外的声音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持客观立场者以为，论争虽然暴露了先锋诗歌内部的矛盾，但从积极的方面讲，它也以交锋的方式深化了近20年来诗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以两次会议的组织者、亲历者吴思敬为例，在强调“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的基础上，他就认为：“盘峰诗会的争吵打破了诗坛的平静，两种写作方式的冲撞为先锋诗歌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也会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更新。”60而王光明则在联系近20年来中国诗坛走过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事实上认为：“‘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都是具有互补意义的诗歌话语实践，各自都有问题的针对性又不可单方面强调过分而走偏锋”，同时，他在总体肯定论争是必要的前提下，提醒“在当代诗歌探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的今天，诗人和批评家有许多比辨认身份、安排座次、确定份额等更重要、与诗歌发展关系更密切的问题需要讨论”61。与持客观立场者的观点相比，还有一些人士对这场论争本身持失望与批评的态度。在2000年秋天，由《南方文坛》专门召开的“关于两种诗歌论争的批评”栏目中，张闳的《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一文在总体确认“当代中国诗歌在写作上确实面临着许多问题，这场论争的来临，似乎却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强调论争本身是在于“权力和派性”62在作祟；而刊发在同期由洪治纲撰写的文章则直接以《绝望的诗歌》为标题，并极为尖锐地指出：“发生在20世纪末的这场诗歌界的论争，不仅是没有意义，而且可视为是中国诗坛并不光彩的一页。它暴露出来的不是诗人内心那博大而睿智的思想，不是诗人对于中国现实生存中人们精神境遇的共同焦灼和困顿，不是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诗人自身所面临心灵处境的敏锐感悟和尖锐反抗”，而是“张扬某种庸俗的谁是谁非”。63

如果进一步追溯“盘峰论争”的来龙去脉，还可以上溯至1998年3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北苑宾馆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和1998年12月12日至16日在张家港召开的诗会，而从观念分歧的角度来看，这种追溯还可向前延伸至1997年在武夷山召开的“现代汉诗诗学国际研讨会”甚至更为遥远的历史……此处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展开。显然，长达两年之久的论争绝非一时兴起，当趣味已经发生分化，当观念已经出现分歧，当历史细节盘根错节地组合到一起而没有准确安置好双方的座次，论争的种子就已经被埋下，而此时相应的诗会、选本和文章不过是以浇灌的方式催生其发芽和成长。1999年对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诗歌而言，是一个有力的参照，它预示了新世纪诗歌状况必将是分裂的、无序的和多元的。一方面，“盘峰论争”在先锋诗坛两股重要力量角逐的过程中，其实是为新一代诗人的登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而“70后写作”的迅速崛起、成为新世纪诗歌重要组成部分，正与此有关。

“盘峰论争”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诗坛以一场论战的形式告别了看似沉寂却暗流涌动的1990年代并由此进入21世纪。“盘峰论争”的余音还未消尽，时间已经带着诗歌一日千里，匆匆走过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如果我们将时间当作一面镜子的同时再将其当作一把尺子，则不难看到当代诗歌对于在“盘峰论争”中暴露的两种诗歌资源的清理工作仍未结束。尽管，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那里，许多诗人都以集中于写作的方式反思过往、适度汲取对方的资源与经验，但在余下的写作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诗歌处理现实和对话现实的能力正日益萎缩，除了少数诗人实现了诗意和诗艺的提升外，有大量的庸诗、伪诗与故弄玄虚之作充斥其间。在诗质匮乏的背景下，诗歌只能不断依靠制造热点和话题维系自身的发展。这种运行机制就长远发展来看，只能使诗歌成为一种关于自身的消耗。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看似一片繁荣，一面是与诗歌相关的事件层出不穷，一面则是“诗歌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诗歌活动频繁主办、诗歌刊物和诗歌选本大量涌现、诗歌评奖层出不穷、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机构急剧增多、诗歌翻译与出版异常活跃、大量的流失诗人再度归来、诗歌的筹资渠道普遍民间化，等等”64，但是这种繁荣在更多情况下不过是来自诗坛内部的“抱团群暖”和自娱自乐。由于网络技术的介入扩大了诗歌写作和发表的空间，新世纪以来诗歌远离读者和现实的问题并未及时、清楚地呈现出来，是以，“盘峰论争”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性问题也就迟迟没有得到较为完满的解决，新世纪诗歌就其艺术发展轨迹来看也显得混杂、模糊和不断呈现“泛文化”的倾向。而这或许正是我们将其当作1990年代诗歌与新世纪诗歌重要分水岭并不断在回溯其来龙去脉的过程中汲取经验、获得启示的重要原因，至于本文采取学案式的解读，结合已有的史料力求客观还原其过程，不过是其中一个基本的方式而已。

[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7JJD750002）的中期成果]

注释：

1吴思敬、舒晋瑜：《吴思敬访谈：关于盘峰论剑》，《草堂》诗刊2018年第5期。

2 12 13 14 15 19 20 21 22 25 26 30 35 张清华：《一次真正的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诗探索》1999年第2辑。

3 关于会议筹备经过，本文依据吴思敬、舒晋瑜的《吴思敬访谈：关于盘峰论剑》中的记录，《草堂》诗刊2018年第5期。

4 引文与参会人员均见张清华《一次真正的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诗探索》1999年第2辑。

5 主要指伊沙的文章《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在这篇文章中，会议大致经过如下：4月16日下午两点，会议开始。主持人吴思敬做简短开场白；杨克发言；程光炜发言（伊沙插话）；西川发言；陈超发言；徐江发言；王家新发言（于坚愤而退场以示抗议）。4月17日上午，谢冕主持并首先发言；于坚发言；臧棣发言；伊沙发言；孙文波发言；车前子发言；西渡发言；沈奇发言；侯马发言（王家新插话）。4月17日下午，《北京文学》副主编兴安主持；唐晓渡发言；伊沙发言。4月18日上午，吴思敬主持；任洪渊、小海、张清华、刘福春、陈仲义、林莽等发言；杨克发言；吴思敬作总结发言。《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523页。

6 引文与参会人员均见孙基林《世纪末诗学论争在继续——’99中国龙脉诗会综述》，《诗探索》1999年第4辑。

7 29 33 伊沙：《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518—519、522、522页。

8 于坚：《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潮诗歌批评》，《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588页。

9 10 均见王家新：《也谈“真相”》，《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页。

11 目前为止，张清华的《一次真正的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和旁观者柴福善整理的记录手稿《一个旁观者的实录》（柴福善于2002年整理、2004年再校并定稿，2012年4月发表于《诗探索•天问中国新诗会所会刊》第1期），是相对客观而真实的材料。身兼整理会议述要任务的张清华虽然自言“我这个记录，我理解能力差。另外，对大家的争论背景不清楚，对大家的□□□不明白，所以，整理出来的东西，可能是虚构的”，但他仍直言“我一直是个记录员”；柴福善的记录也并不完整，但“原本为自己日后所看，根本不准备整理，更不准备公诸于世，所以全是原原本本的实录，绝没有主观好恶，亲疏远近”。此外，虽然伊沙有明确的民间立场，但他的《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与会人员的发言顺序，因此本文对“盘峰诗会”这个第一现场的“想象性还原”以前篇文章为主，以伊沙的文章和论争双方的叙述和当时报刊的反应为辅而展开。张清华主要是站在诗学的角度对此次诗会做了总结性的陈辞，缺乏生动的细节，此外虽然柴福善的记录并不完整，伊沙的文章民间立场鲜明，但二者却做了细节性的补充。

16 17 23 24 27 28 31 32 34 柴福善：《一个旁观者的实录》，《诗探索•天问中国新诗会所会刊》2012年第1期。

18 笔者注：随之而来的“盘峰论争”事实上也主要围绕这四个问题展开。

36 38 39 孙基林：《世纪末诗学论争在继续——’99中国龙脉诗会综述》，《诗探索》1999年第4辑。

37 40 41 王家新：《纪念一位最安静的作家》，《诗探索》2000年第3—4辑。

42 分别是《俗人的诗歌权利》（徐江）、《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孙文波）、《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王家新）、《对几个问题的思考》（西渡）和《一次真正的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张清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竹寺在《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论争》中对此期间各大刊物的发表情况做了较为完整的统计，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对于统计不够完整的地方笔者已尽力完善。

43 分别是《令谁心痛的表演》（程光炜）、《民间立场的真相》（西渡）、《两本年鉴的背后》（伊沙）。

44 分别是《问与答：对几个常识问题的看法——答李志清问》（陈超）、《附庸风雅的时代》（韩东）、《致谢有顺君的公开信》（唐晓渡）、《思考比谩骂重要》（西川）、《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谢有顺）。

45 分别是《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臧棣）、《诗歌是常识吗？》（西渡）、《诗歌不与什么相关》（陈均）、《谁伤害了90年代的诗歌》（沈奇）。

46 《真相大白》（于坚）、《诗人何为》（王家新）、《腐朽的“写作”》（侯马）、《“知识分子写作”在当下可能吗》（安琪）、《谁在伤害》（沈奇）、《如此三段论！》（伊沙）。

47 分别是《于坚愚谁》（陈均）、《事实必须澄清》（孙文波）、《民间诗歌的神话》（蒋浩）、《我看到……》（唐晓渡）、《也谈“真相”》（王家新）。

48 本文署名湘子，但有学者认为此文为于坚所作。

49 分别是《关于“西方的语言资源”》（孙文波）、《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王家新）、《为写作的权力申辩》（西渡）、《何谓“知识分子写作”》（沈奇）、《90年代：业余诗人专业写作的开始》（侯马）、《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及新潮诗歌批评》（于坚）、《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臧棣）。

50 分别是《让论争沉下来》（沈浩波）、《谁在制造话语权力》（于坚）、《究竟谁疯了》（伊沙）、《敢对诗坛说“不”》（徐江）。

51 分别是《诗歌在疼痛》（谢有顺）、《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对一场论争的回答》（程光炜）。

52 分别为《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潮诗歌批评》（于坚）、《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张曙光）、《可疑的反思及反思话语的可能性》（姜涛）、《中国“第三代”诗歌纵横论：从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诗歌年鉴〉谈起》（邹建军）。

53 分别是徐江的《一个人的论争》和《这就是我的立场》、宋晓贤的《中国诗坛的可悲现状》、杨小滨的《一边秋后算账，一边暗送秋波》、伊沙的《上一课》。

54 论争爆发后，5月14日，《中国青年报》迅速发表田涌的报道文章《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委托程光炜、西渡为杨克主编的《1999中国新诗年鉴》写书评，委托伊沙为唐晓渡主编的《1998现代汉诗年鉴》写评论，并于6月15日在“他们在争什么”这一标题下同时刊登。唐晓渡此后曾两度撰文批评编辑及此事：《读者来信》载于《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7月6日、《诗坛“厚黑学”，或开塞露主义》载于周伦佑主编《非非•2000年特刊：21世纪汉语文学写作空间》；7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静矣的《99诗坛：“民间写作”派与“知识分子写作”派之争》；7月15日，《华夏诗报》发表了岳奇的《世纪末中国诗坛的奇异音响——评广东版〈1998中国新诗年鉴〉》，与10月25日该报发表的丁芒的《所谓民间立场的实质——评广东版〈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理论话语》一起对杨克版的年鉴进行了批评；7月26日，《太原日报》第5版以《关注者的声音》刊登4篇文章整版报道、评价此次论争，分别是《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研讨会纪要》（京文）、《“盘峰会议”的危险倾向》（唐晋）、《关注者的声音》（王巍）、《背景与其他》（王巍）；12月5日，《东海文学月刊》以《第三只眼看“盘峰论剑”》为题，刊出了徐秀的《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谷艳丽的《诗：在危险的边缘》、王晓生《一场虚构的论争》三篇文章，以局外人的立场对论争进行了否定性的评价。

55 曾非也：《看诗坛热闹》，《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585页。

56 肖沉之文载于《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3期；发星之文载于《科学时报•今日生活》1999年8月14日。

57 分别为《当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臧棣）、《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王家新）、《论争中的思考》（孙文波）、《并非回应——关于〈1998中国新诗年鉴〉多余的话》（杨克）、《后口语写作在当下的可能性》（沈浩波）、《多元无序与互渗互补——对90年代诗歌的一种观照》（吕汉东）。

58 具体指“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编选的为其辩护的评论集《中国诗歌评论——语言：形式的命名》和《90年代诗歌备忘录》，“民间写作”诗人编选的拒绝选入“知识分子写作”倾向作品的《1999中国诗年选》。

59 分别是两篇《“民间立场”发言》（伊沙、于坚）和两篇《“知识分子写作”发言》（臧棣、孙文波）。

60 吴思敬：《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61 王光明：《相通与互补的诗歌写作》，《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62 张闳：《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63 洪治纲：《绝望的诗歌》，《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64吴投文：《新世纪诗歌升温的精神症候与文化透视》，《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