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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亚洲国家文学翻译的三次高潮 ——学习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 | 熊 辉  2020年12月04日22:44

内容提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习近平同志加强“亚洲经典著作互译”的倡导,必将迎来第三次亚洲文学翻译的高潮,目的是为了促进亚洲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谋求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因此,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对翻译文学而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亚洲国家文学 翻译高潮 文化交流 合作共赢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大多数亚洲国家在现代科技文明的飞速进步中,逐渐陷入了追赶“现代性”的漩涡里,纷纷将交流学习的眼光投向了遥远的西方。因此,亚洲国家“往往没有更多的闲暇关注那些弱势国家的文化。所以与欧美文学的频繁交往相比,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与即使相互比邻,又有着古老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印度之间,也是相当有限的”1。在国际社会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亚洲国家应该为着共同的繁荣富强而敞开彼此的胸怀,在相互吸纳借鉴中书写亚洲发展的新篇章。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习近平同志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开拓价值,尤其是他提出的“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必然会开创亚洲国家文学翻译的新局面。

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亚洲文学的翻译在中国曾掀起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对亚洲国家诗歌的翻译,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视域”和“隐蔽性”;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间对亚洲弱小国家文学的翻译,体现出浓厚的“国家”情怀和“同盟”诉求。而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必将在中国迎来第三次翻译亚洲国家文学的高潮,这是“合作共赢”理念下的平等交流,具有显著的文学性和开放性色彩。

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语境,先驱者们极力否定传统并试图向西方寻找文化资源,于是出现了“东方固有文化,日趋式微,而代以欧洲文化”2 的趋势,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该时期西方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学译介潮流中的主导地位。但吊诡的是,亚洲文学的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在整个五四翻译文学中却占据上风,人们在西潮涌动的年代不自觉地对亚洲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至少表面看来,五四时期迎来了中国翻译亚洲国家文学的第一次高潮。

五四前后亚洲各国文学的翻译高潮主要体现在诗歌文体上,其与西方诗歌的翻译数量相比具有压倒性优势。下面以1915-1921年的《新青年》杂志,1921-1931年前后的《小说月报》,31921-1929年的创造社刊物为纵向的主线,统计出其中的诗歌翻译情况,以呈现五四时期亚洲诗歌翻译的热潮。由于这几个刊物在当时影响甚广,且最具代表性和时代意义,故据此统计出的数据具有充分的说服力。首先来分析《新青年》上的翻译诗歌情况:该杂志上的翻译诗歌共计91首,其中日本诗歌30首,印度诗歌26首,译诗数量居于前两位;此外,还有其他亚洲国家的诗歌被翻译到中国,比如波斯1首,未注明国籍的3首。从这个数据来分析,亚洲国家诗歌的翻译数量占了《新青年》杂志诗歌翻译总数的63%。再来看《小说月报》杂志上的亚洲国家诗歌的翻译情况:该刊总计翻译发表了298首外国诗歌,其中印度诗歌135首,日本诗歌23首,阿富汗诗歌1首,波斯诗歌1首,未注明国籍的4首,亚洲国家诗歌的翻译数量占整个《小说月报》数量的54%。最后我们看看五四前后主要的文学社团创造社系列刊物《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和《创造周报》上的译诗情况:该社主要翻译了124首诗歌,其中波斯诗歌103首,日本诗歌2首,未注明国籍的1首,亚洲诗歌翻译的数量占85%。仅就以上纳入统计范围的主要刊物而言,共计发表翻译诗歌作品513首,亚洲国家如日本、印度、波斯、阿富汗等国的诗歌322首,占整个译诗数量的63%,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亚洲文学翻译的高潮。4

亚洲诗歌翻译热潮的到来,与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审美观念有关,这是形成亚洲文学翻译热潮的内部原因。“民主”“科学”是五四时期高举的两面旗帜,印度诗人泰戈尔作品体现出的“爱的哲学”应和了人们对博爱精神的需求;日本俳句的翻译则是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需要,也与小诗表现人的内在精神有关;而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作品蕴含的反抗及科学精神,“对神学理论、宗教的怀疑,否认有天堂、地域的存在;对统治阶级的暴行和社会罪恶采取批判揭露的态度”5等,正好符合当时变动社会的主流价值追求,因此引发了中国文坛的“鲁拜诗热”。当然,如果我们只是从五四时期对新形式和新思想的追求为切入点来分析亚洲诗歌的翻译何以盛行,那就缺少了具体的针对性,因为对亚洲以外国家诗歌的翻译也具有相似的原因。为此,从更深层次的审美价值出发,我们可以找到亚洲诗歌翻译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缘由。民族诗歌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对译者的翻译选材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亚洲国家在审美观念和文化思维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翻译印度、波斯和日本等国的诗歌较易满足我们的审美。在中国文化语境全面开放之初,大多数人的文学和诗歌观念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他们在潜意识层面更愿意翻译并模仿亚洲相邻国家的诗歌。对亚洲国家诗歌的翻译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与欧美国家诗歌的翻译相比,其篇幅大都比较短小,像泰戈尔小诗、日本俳句和四行体鲁拜诗等,均是如此。这些亚洲诗歌的翻译在无形中与中国古代诗歌有了亲缘关系,恰如周作人所说:“小诗在中国文学里也是‘古已有之’,只因他同别的诗词一样,被拘束在文言与韵的两重束缚里,不能自由发展,所以也不免和他们一样同受到湮没的命运。”6而翻译亚洲国家的小诗,跨越了语言和形式的藩篱,融入了新思想和新观念,避免了重走传统诗歌老路的危险,于是得到了读者的青睐而盛行开来。创造社的郑伯奇先生在谈小诗时说:“小诗的主要作者确乎是接受了印度泰戈尔和日本俳句短歌的影响,但是这种接收又是在深层意义上对我国古典诗歌中凝练、含蓄的审美标准的认同。”7换句话说,翻译亚洲国家的小诗之所以会产生高潮,实际上还是它与中国固有的诗歌审美观念相一致,也许这才是亚洲国家诗歌翻译流行的根源。

事实上,五四时期形成的亚洲国家文学翻译热潮只是表象,在根本上它仍然是西方文学的构成部分,或者说在翻译的视域中,它体现出的仍然是西方的文学和精神观念,这些亚洲国家的文学并非来自东方,而是在西潮的夹杂下东渐中土的。从来源分析,我们会发现除日本诗歌之外,其他的亚洲文学几乎都是从英语世界转译而来,我们接受的亚洲文学无形中经过了西方文化的过滤,表明我们对亚洲文学的选择依然没有摆脱西方的审美立场,这些看起来是亚洲文学的翻译作品,其实还是西方文学的产儿。翻译研究并不专注于语言和意义的转换,而应聚焦于两种不对等的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达成一致的,这势必涉及到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之间的权利关系。按照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的说法:“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当然包括社会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社会)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英语)相比是‘弱势’的,所以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8因此,对文学翻译起操控作用的是福柯所说的权利关系,五四时期我们会对哪些诗歌进行翻译,必然会受制于占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学观念。西方人在向我们敞亮印度和波斯诗歌的同时,又遮蔽了中国人打量其他亚洲国家文学的双眼,因此我们看到的亚洲诗歌面貌其实是西方人认知的结果,我们翻译的所谓经典的亚洲诗歌,也仅仅是西方权利塑造的经典而非我们自己的主动选择。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文学营造了一股罕见的东方热,首先以英国诗坛为例,权威的《牛津现代英诗选》(1892-1935)中 “印度诗人泰戈尔却占了七首的篇幅,魏莱(Arthur Waley)译的白居易的《游悟真寺诗》也足足占了十面,为集中最长的诗”。919世纪后期,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把莪默伽亚谟的诗译成英文出版后,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兴趣,欧洲各国竞相翻译《鲁拜集》,“直到二十世纪初,《鲁拜集》仍受欢迎,尤其是1901年译者版权终止,各种翻版如潮水涌来,至1929年,七十年中出了一百二十八版”10。再看美国诗坛,赵毅衡先生根据美国诗歌年鉴刊物《刊物诗选》(Anthology of Magazine Verse)对1915年到1923年的诗歌评论进行了统计,“从评论看,中国居第三位,25篇,次于法国和意大利……在中国之后,日本居第四位,十八篇……印度的七篇则全是评论在伦敦与英国诗人过从甚密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11。这说明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诗坛同样流行东方诗歌。西方国家兴起东方热耐人寻味,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人在反思自我文化的同时,“获得了重新认识东方文化的契机”。12也正是英美国家对东方文学的重新认识和关注,导致中国人也对亚洲国家文学产生了兴趣,于是泰戈尔、莪默伽亚谟以及日本的俳句被大量翻译到中国,形成了西潮涌动下的亚洲风尚这种看似悖反实则合理的奇特现象。

尽管五四时期中国对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西方文坛流行的“东方热”带动的成效;但客观上催生了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第一次亚洲国家文学翻译的热潮,促进了亚洲国家之间文学和文化的交流。

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召开明确了中国对外交流的立场和方向,为瓦解西方的政治文化渗透,亚非拉国家成为我们对抗后殖民时期强权政治的同盟力量,由此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亚洲国家文学翻译的高潮。

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1950年代的翻译文学比较重视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选择。在亚洲范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24年成立,虽于1992年主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改国名为蒙古国,但在当时却是亚洲最早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因此,翻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学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长诗《苏赫•巴托尔之歌》的翻译体现出该时期翻译的政治立场和社会革命意识,该长诗重点描写了草原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开始启动革命的步伐,苏赫•巴托尔于1920年到莫斯科会见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之后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苏联的支持而很快获得了革命的成功,从此蒙古人民“从一片漆黑的封建主义/绕过了资本主义,/我们前进着,/战斗着,就是为了要/实现我们的理想”13。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新中国的建立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内部来说,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语境下,两个国家的革命都离不开英雄人物的领导,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奋斗,并且两个国家都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外部来讲,两个国家的革命都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共产党的建立和革命历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必然会成为中国翻译文学界的宠儿,对其大量翻译出版也满足了新社会读者的期待视野。

“十七年”是一个民族激情高涨且“劳工神圣”的时期,表现政治“中心”题材的作品成为国内创作的主导,作家多抒发对新社会、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之情。在一元化审美和政治意识空前浓厚的语境下,势必要求翻译文学同样具备“颂歌”的品格。冰心对泰戈尔的译介达到了她文学翻译成就的顶峰:1955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冰心翻译泰戈尔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吉檀迦利》,收录了103首短诗作品,主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对妇女的同情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祖国、爱和平的劳动人民和雄伟美丽的山川的热爱和赞美之情,显示出诗人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构想。泰戈尔无疑“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热爱韵律和诗歌的人民中间,他用人民自己生动朴素的语言,精炼成最清新最流丽的诗歌,来唱出印度广大人民的悲哀与快乐,失意与希望,怀疑与信仰。”14由此可以看出,泰戈尔被描述成当时中国理想的作家形象,其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诗作也被看作是新中国理想的赞歌。

泰戈尔作品成为新中国成立“十七年”间中国翻译的重点和最有成就的领域。1958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冰心翻译的《泰戈尔诗选》,除序诗之外收录了130首短诗。 1959年8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冰心翻译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和《暗室之王》。196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翻译泰戈尔的小说集《流失的金钱》,收入了6篇小说,其中《喀布尔人》《弃绝》和《素芭》3篇发表在《译文》杂志1956年9期上,《吉莉芭拉》和《深夜》2篇发表在《世界文学》1959年6期上。196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翻译泰戈尔的散文诗《园丁集》,收入了85首诗歌。1962年4月,《世界文学》杂志刊发了冰心翻译泰戈尔的书信集《孟加拉风光》,后收入《冰心译文集》时又翻译了泰戈尔的英文序言。为什么中国当时会大量翻译泰戈尔的作品?主要还是基于其作品鲜明的情感特征,比如冰心曾这样描述《泰戈尔诗选》:“这本诗集最突出的一点,是编入了许多泰戈尔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这些诗显示了泰戈尔的最伟大最受人民喜爱的一面。”15当然,新中国之所以会大量翻译泰戈尔的作品,除泰氏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外,也与他对中国特殊的情感密不可分。据悉早在1881年,泰戈尔便创作了《死亡的贸易》来谴责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6年在日本公开发表演讲,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山东的侵略行为;1937年多次发表公开信和诗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的侵华行径,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支持正义的斗争。16泰戈尔的这些行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翻译介绍其作品自然成为首选。

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封锁的同时,还要面对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在选材上也趋向于具有“斗争”精神的作品。1955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印度作家穆•拉•安纳德的《印度童话集》,收入了12篇童话故事,该译作比较符合国内主流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对反帝反封建主义斗争的刻写以及对新社会的歌颂,安纳德的作品与时代对文学主题的规定性有关,因为安氏的作品主要“描写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痛苦生活,他是一个反帝、反封建、反战争的作家……”17。此外,中国对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还涉及到朝鲜文学,《世界文学》1964年的1-2月合刊上登载了3位朝鲜诗人作品的译文:元镇宽的《夜车的汽笛》、朴散云的《寄清溪川》和郑文乡的《你虽然静立着》。1964年4月,《世界文学》刊登了3位尼泊尔诗人作品的译文:西狄•恰赫兰的《临歧》和克达尔•曼•维雅蒂特的《礼拜》,尼泊尔诗人马亨德拉的诗被集中翻译,以《马亨德拉诗抄》为名于1965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规模最大、主题最集中的阿拉伯诗歌翻译潮流,这些译作集中反映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上构成的“同盟”关系。比如1958年,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的同学集体翻译的《阿拉伯人民的呼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被标举为“阿拉伯各国诗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诗集”;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和平战士诗选”系列译丛,包括平凡等人翻译的《约旦和平战士诗选》、顾用中等人翻译的《黎巴嫩和平战士诗选》、凌柯等人翻译的《埃及和平战士诗选》及《叙利亚和平战士诗选》等作品;还翻译出版了世界各国人民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帝斗争的诗文集《滚回去,强盗!》(作家出版社,1958年)。对这些西亚国家文学的翻译体现出鲜明的反帝色彩,也正因为如此,亚洲国家的文学才成为中国译介的重点。

为什么“十七年”会翻译大量亚洲国家的文学呢?因为亚洲国家文学作品蕴含着强大的解殖民力量,“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愤怒反抗的呼吼,因为他们都受过或还受着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181950年代以后,亚洲国家因为万隆会议的召开而空前团结起来,客观上强化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文学交流。冰心在1956年重版纪伯伦的《先知》时说:“在划时代的万隆会议召开以后,同受过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亚非国家的亿万人民,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空前地团结了。”19冰心曾多次表明她不敢轻易翻译西方国家的文学,但对亚非拉文学作品“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作品是作家“自己用英文写的”。20很显然,冰心在这里传达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国家情感立场,那就是中国人的情感与西方国家相隔而与亚洲弱小或落后国家相通。同时,由于国际地位和政治立场的原因,中国对拉美文学的翻译具有超前性,即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去关注并翻译拉美文学。恰如台湾地区学者所言:“由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就,拉丁美洲各国的文学已引起世界的注意。但在中国大陆,基于‘第三世界’的政治观点,从五十年代就重视拉美文学。近年来由于‘拉美’热的刺激,翻译工作更是有增无减。”21由此可推导出中国1950年代翻译文学选材的政治主导性。

“十七年”翻译文学虽然让译者在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下失去了选材的自由,但其在政治的操控下与亚洲民族文学的结盟却增强了其解殖民的效果。任何文学翻译活动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文化语境而独立存在,“十七年”翻译文学的选材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强大的“赞助人”系统。翻译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安德烈•勒非弗尔对赞助人作过这样的界定:“赞助人可以是个人,比如麦迪琪、麦西那斯或路易斯十六;也可以是群体,比如宗教组织、政治党派、社会阶层、皇家朝臣、出版机构或媒体(报纸、杂志和影视公司),等等。”22正是这些赞助人决定了翻译选材、翻译改写和翻译传播与接受。以冰心的文学翻译为例,她对泰戈尔的翻译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从英文中转译作品也是为了完成“上头交给的任务”。23冰心对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的翻译就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对马其他国家总统布蒂吉格散文诗《燃灯者》的翻译依据的也是英译本。为什么冰心会一再违背自己不主张转译的翻译选材原则呢?冰心一说是“上头”交给的任务,一说是“有关方面”的安排,其实也就证明了她的文学翻译活动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必然会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牵制。“十七年”间,新中国为了加强和亚洲国家的政治联系,增强解构英美强势文化的力量,鼓励并倡导人们翻译亚非拉国家的文学成了一项关乎国家利益的战略手段。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开展,也为中国对抗霸权政治赢得了国际支持,是后殖民时代中国文学反对殖民主义的有效方式。

正是在“结盟—对抗”的语境下,亚洲国家文学在新中国“十七年”里迎来了翻译的又一高潮。

20世纪中叶,亚洲国家在世界民族解放浪潮中纷纷独立,随后步入了国内政治和经济建设的轨道,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是它们共同的发展方向,因而亚洲国家内部的交流反而被削弱。进入新世纪,国际社会秩序的变化对亚洲国家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新思路,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流也逐渐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亚洲文学经典互译的倡议,必将使中国迎来译介亚洲国家文学的第三次高潮。

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学翻译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机遇。习近平同志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肯定了亚洲人民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文学作品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显示度的宝贵财富:“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诗经》《论语》《塔木德》《一千零一夜》《梨俱吠陀》《源氏物语》等名篇经典,楔形文字、地图、玻璃、阿拉伯数字、造纸术、印刷术等发明创造,长城、麦加大清真寺、泰姬陵、吴哥窟等恢宏建筑。”24这段话涉及到中国儒家文学经典、犹太文学经典、阿拉伯文学经典、印度文学经典和日本文学经典,这些文学作品代表了亚洲文学创作的高峰,各国之间应当相互翻译借鉴,共享亚洲精神和艺术成果。为此,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重点之一就是要加强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就中国自身而言,我们在新时代面临着很好的与亚洲其他国家交流学习的机会,比如“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实践,在古老的丝绸之路和茶叶之路的基础上,为中国与中亚和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构筑了更为坚实的平台,提供了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契机。习近平同志在演讲中指出,加强交流和合作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想追求。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把握大势、顺应潮流,努力把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5尤其是“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通的亚洲”等“三个期待”的倡导,进一步为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学翻译提出了要求,也为亚洲国家文学的相互翻译和传播指明了方向,赋予了翻译文学更加沉重而光荣的时代和历史使命。

加强文学翻译和交流是促进亚洲国家文明发展的重要路径。习近平同志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说:“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26这句话对文学翻译而言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翻译是民族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量。作为跨文化和跨语言交流的重要方式,翻译引进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在阅读和比较中借鉴他国文明,从而反观自身的不足,在批判、吸纳和自省中推动本国文学及其他文明样态的发展。季羡林先生在谈翻译时曾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一直源远流长,“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27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泰维欧•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在《翻译:文学与作品》(Translation:Literature and Letter)中,曾这样论述了翻译诗歌对译语诗歌的促进作用:“西方诗歌最伟大的创作时期总是先有或伴有各个诗歌传统之间的交织。有时,这种交织采取仿效的形式,有时又采取翻译的形式。”28这些观点充分证明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的合理性,也间接表明以翻译为媒介的中外文学之交流互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二,翻译的终极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2011年9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去丰富人类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念的新内涵;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将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重点;之后,习近平同志多次在外出访问和国际大会上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但在一个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世界格局变动不居,人类面临着各种生存和安全的严峻挑战,如何应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除采用必要的法令和武力来维护国际秩序之外,个体人文素养的提升才能在根本上改善人类的相处模式,在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减少地区间的冲突和矛盾,从而将个人和本民族置于“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友好相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亚洲各国文学之间的翻译交流担负着沉重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各国人民和政府一定会充分重视并推动亚洲文学之间的翻译,在文学层面实现亚洲文学的整体繁荣与进步。

文学经典互译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亚洲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课题。在阐明文化交流之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习近平同志就亚洲国家间的交流与互鉴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29根据习近平同志的观点,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扎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绝无高低优劣之别,均凝聚着自己独特的智慧和精神价值。而且,文学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之中。现在,大量外国优秀文化产品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30在这种平等观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美国学者韦努蒂所谓的“非本族中心主义”31立场去理解和翻译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学,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去接纳外国文学。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是实现亚洲国家之间文明交流的可行路径,也对翻译文学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从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翻译计划的例子绝无仅有。习近平同志“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号召,在体现出中国政府对亚洲文学互译极为重视的同时,也预示着翻译文学领域即将迎来突变,即亚洲文学的翻译和面向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外译,将会成为翻译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重要课题,我们也将迎来亚洲国家文学翻译的又一次高潮。

根据习近平同志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我们可以预见第三次亚洲国家文学翻译高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中国对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将是全方位的。本次亚洲文学的翻译将不再局限于某个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也不局限于诗歌、小说或民间故事等单一的文体,中国读者将会欣赏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亚洲文化,领略到亚洲各民族艺术和精神的独特魅力。第二,中国对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质量将会大幅度提升。五四时期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多是通过英文转译,在原文信息的传递和艺术表达方式的再现上,均不及直接取材于原文;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亚洲文学翻译虽然摆脱了西方文化视域的限制,但也有部分作品是转译到中国的,且在选材上多局限于弱小国家的“反抗”“革命”或“斗争”主题的文学,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亚洲文学翻译高潮则不同,我们今天拥有优秀的翻译人才,可以直接从亚洲不同语种的国家翻译作品,避免了转译的弊端;根据习近平同志的要求,这次翻译高潮的选材限定在“经典文学”的范畴,不再把不入流的文学作品作为翻译对象;加上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和政府的投入,保证了译者有充裕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亚洲文学的翻译中去。第三,中国对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说五四时期第一次亚洲国家文学翻译高潮是为了引进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形式,“十七年”间的第二次亚洲国家文学翻译高潮是为了寻求“盟友”的力量,突破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封锁,那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亚洲国家文学翻译高潮则不仅是为了在文学、艺术和精神层面的相互吸纳借鉴,更是为了促进亚洲国家文明的同步发展,在提高亚洲各民族人民人文素养的基础上,实现亚洲国家在经济和文明上的共同繁荣。第四,中国对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将发挥引领作用。之前中国对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具有“单向度”的特征,即在两次翻译浪潮中,只是中国加强了对亚洲国家文学的翻译,而其他亚洲国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则相对较少。即将到来的第三次翻译浪潮则不同,一方面是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引进,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将自身的经典文学翻译介绍到国外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翻译活动具有十分明显的“主体”色彩,不但积极吸纳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学营养,而且还主动将自己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引领他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习近平同志关于亚洲文学经典互译的号召,在助推中国翻译亚洲国家文学高潮到来的同时,势必将引领其他国家也投入到经典互译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来,从而在整个亚洲范围内形成翻译的热潮,带动民族文学在亚洲其他国家的传播和接受。

随着“一带一路”的倡导与具体工作的推进,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交流已经越来越频繁,加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我们具备了翻译亚洲文学经典的物质条件和现实语境,也具备了将中国文学经典翻译到亚洲其他国家去的实力。因此,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和亚洲人民共同的发展愿望,中国必将率先启动亚洲文学经典互译项目,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亚洲文学翻译第三次高潮的到来。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金学科团队项目“中国新诗文体形式、传播接受及史料整理研究”(SWU1709105)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诗的‘以译代作’现象研究”(项目编号:18BZW17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页。

2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页。

3 之所以选取这一时段,是因为《小说月报》的黄金时期,或者说对新文学贡献最大的时期应该是1921-1931年:“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创刊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因商务印书馆遭战火而停刊,算来有二十一年。然而《小说月报》在社会上发生广泛影响,却只有十一年,即一九二一年到三一年。”(茅盾:《小说月报》影印本序)

4本小节所用数据,均根据原始期刊的影印本统计所得。

5 朱湘:《朱湘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6 周作人:《论小诗》,《周作人批评文集》,杨扬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7 郑伯奇:《新文学之警钟》,《创造周报》(第31号)1923年12月9日。

8 [美]塔拉尔•阿萨德:《英国社会人类学中关于文化翻译的概念》,《跨语际实践》,刘禾著,宋伟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页。

9 叶公超:《牛津现代英诗选》,《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

10 11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76-77页。

12 张中良:《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4-85页。

13 [蒙古]策维格米丁•盖达布:《苏赫•巴托尔之歌》,邹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50-251页。

14 冰心:《〈吉檀迦利 〉译者前记》,《冰心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0页。

15 冰心:《〈泰戈尔诗选 〉译者附记》,《冰心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16 冰心:《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冰心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3页。

17 冰心:《〈印度童话集 〉前言》,《冰心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页。

18 20 冰心:《我和外国文学》,《冰心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5、674页。

19 冰心:《〈先知 〉前记》,《冰心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页。

21 吕正惠:《大陆的外国文学翻译》,“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6年版,第100页。

22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15.

23 冰心:《〈冰心译文集 〉序》,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4 25 26 29 30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5、6-8、7页。

27 季羡林:《我看翻译》,《翻译思考录》,许钧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8 Octavio Paz.Translation:Literature and Letter.《翻译文化史论》,王克菲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31 Lawrence Venuti.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67-81.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