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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辛笛70年新诗创作历程中，曾经历了两个沉默期。第二个沉默期与中国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与“第一次文代会”及其后所建立的政治化文学体制相关，但同时辛笛新诗创作的沉默又不仅仅是外界政治因素影响下的被动性行为，其沉默现象还与辛笛作为诗人对于诗的思考，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诗歌以外的自我反省、自我实践以及对现代社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思索相关。本文拟从辛笛受邀参加“第一次文代会”背景，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史实，“投笔从工”和短暂的新诗创作四个部分来考察这段历史，并尝试揭示蕴含在这段历史现象背后辛笛的情感与思想流变轨迹。

关键词：辛笛 “第一次文代会” “投笔从工” 短暂的新诗创作 思想探源

辛笛从1928年7月22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第一首新诗《蛙声》开始，到2004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上两首遗作——《听着小夜曲离去》和《永远和时间同在》发表止，他的诗歌创作历经70年历程。在这过程中，辛笛新诗创作经历了两个沉默期。1939年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到1945年抗战胜利，辛笛经历了其新诗创作的第一个沉默期。第一个沉默期促成了辛笛1940年代中后期思想情感以及诗风转变，其转变我们可以从诗集《手掌集》（1948年1月版）和书评散文集《夜读书记》（1948年12月版）中窥见轨迹。

1949年以后辛笛新诗创作基本搁笔，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才又重新拿起诗笔创作，开启了他晚年诗歌创作的又一道风景。辛笛新诗创作第二个沉默期（1949-1976）与中国系列政治运动相关，尤其与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及其后所建立的政治化文学体制相关，故本次考察以辛笛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为开端。但辛笛的沉默又不仅仅是外界政治因素影响下的被动性行为，其沉默现象还与辛笛作为诗人对于诗的思考，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诗歌以外的自我反省、自我实践以及对现代社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文化思索相关。本文拟从四个部分来考察这段历史，并尝试揭示蕴含在这段历史现象背后辛笛的情感与思想流变轨迹。

一、辛笛受邀参加“第一次文代会”背景

事实上，辛笛受邀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是经过身份确认的。“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与争取作家，邀请他们为新中国工作的大会，是意在通过会议这样一种形式，为新中国组建一支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创作队伍，因此对于参加大会的作家是进行了有条件择取的。辛笛有幸成为新中国团结的对象，这背后是以他1940年代中后期思想转变和文学活动为基础的。

1940年代中后期，辛笛思想上显著的变化是由“个体”向“群体”转变，这不仅仅是视角的改变，更是视野的扩大，正是这一转变引发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思考。《展笑尝新》是《夜读书记》的重要开篇文章，是一篇介绍二战后欧美新书出版的长篇书评。然而该文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欧美新书的介绍，而是渗透其中的对于现代战争、现代文明的社会思考。文章最后一段辛笛总结了自己对现代社会未来格局的想法：

今日时代的冲击动荡太大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尚未能由机械文明的束缚中走入完全自主的境地。人类对工业和科学的态度最初是骇异好奇，然后是由感叹而屈服。时至今日，与原子弹发明相配合的，世界一家的政治社会组织尚未出现。美国虽然握有最大的产业和最新武器，但它是一个建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对世界上新理想新生活组织仍怀有根本的矛盾和惶惑两种心理在。所以，美国在世界上是有举足轻重的自觉，但仍未获有同等的自信。客金斯（Norman Cousins）撰的“近代人过时了”（Modern Man is Obsolete）（谈原子能意义）和温辛特•信（Vincent Sheean）著的“阋墙之争”（This house Against This House，1945）两书均论及美国的苦闷。如人类果然不能和平相处，终会给自己带来了毁灭。为减低第三次大战的爆发的可能性，人类必须以远大的眼光勇于自救。美苏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皆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抵触之处虽多，将来未必全不相容，一切须看善意的努力如何而定也。1

1930年代，辛笛就在诗歌中表达了对于现代战争和现代文明的思考，他认为现代社会仅靠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是不够的，科技带给人类社会仅仅是物质上的自由，而理想的现代社会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自由。辛笛认为代表高科技，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美国政治经济体系和代表“新理想新生活组织”的苏联社会模式都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从世界格局来看，两种不同政治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抵触之处，如果双方经过善意的努力和谈，各自包容对方社会制度的优缺点，人类社会即能和平相处，第三次大战也就不会爆发。这段文字代表了辛笛对于理想人类社会的构想，对世界和平相处的祈望，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辛笛对于“新理想新社会组织”的认同，这成为他日后作出政治选择的思想基础。

1946年，闻一多父子在昆明遇难，这一事件激起有正义感国民的愤怒。辛笛撰写悼念文章，表达了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不满和愤怒。他说：“这冷酷的现实明白地反映了些什么?我们可以知道时局已经临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现状已经踏入了何等黑暗腐烂的地步！闻先生是死而无罪的……他简直过于相信民主和自由的诺言了。”2这一事件让他目睹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自由思想遭到扼杀的现实。辛笛为此又作《逻辑》和《回答》两首诗，和唐祈、陈敬容等“九叶”诗人一起表达了对独裁统治的控诉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向往。

与此同时，辛笛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构想充满好感和希望。在《中国已非华夏》中他叙述道：“在欧美社会中，对中国最抱真切同情的人，还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我对于欧美谈中国的书开始发生兴趣，还是在抗战期间看了史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1938年刊；刻Modern Library版为增订本），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战歌’（1943）以至卜屈姆（James Bertram），慕若（Edgar Mowrer）等人的新闻报道之后。因为他们暴露了中国政治动荡的真相，描绘了历史的转捩点和新中国的萌芽，说明了未来中国的历史途径。”3《辛笛传》记载了辛笛1938年在爱丁堡买《西行漫记》及读后感：“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才知道中国西北部延安的种种情况，才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老百姓浴血奋战抗战的真实情况。斯诺客观而富有人情味的叙述在辛笛看来这就像一部中国的英雄史诗，使他从心里感到兴奋：中国的希望在延安！”4而让辛笛对于中国未来有更切近感受的是1946年秋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听报告。“在茶话会上，周恩来向与会文艺界人士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了国内局势……痛斥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卑劣阴谋，说明了共产党要求和平但不惧怕内战的主张。”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经历，辛笛对于抗战以后中国内战持如此看法：“现在即以内战在而论，这一次的已和民国以来无数若干次的具有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历史上的意义。”6这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偏向于倡导和平民主的中国共产党。他和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希望寄托于新中国，希望从此能摆脱封建独裁统治，走向民主自由的新时代，这样的思想背景使辛笛成为当时国统区的民主爱国人士。

而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参加文代会，这又与1940年代中后期辛笛创作诗风转变及从事的诗歌活动息息相关。1945年抗战胜利重新燃起了每一位有自觉意识的中国人的信心，辛笛也不例外。正如辛笛所说：“封建积威下的中国在抗日战争的反抗行动中寻见了久经失去的灵魂。”7他从欧美学者、记者、政治家论述中国抗战的译著中看到了一个活的有生气的中国，一个在蜕变成长中的中国。辛笛认为“他们发掘了中国民族伟大的人性”。8宽容、安详、良善是古老中国人的灵魂，而“勇敢从事于桎梏的解放”9让辛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人不是1930年代他诗中那个“病了的”“苍白了心的”“契丹人”（《RHAPSODY》1937.5），正是千千万万的“人民”为国难付出生命的勇气和担当赢得了抗战胜利，为辛笛找回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辛笛由此认识到“人民”的意义：“人民终归是不朽的。抗战证明了中国民族可以更生10。”那么诗人何为?1940年代中后期，辛笛在诗歌中表达愿意做“人民”的布谷鸟，为“人民”代言的思想根源即由此而来。《布谷》写于1946年诗人节，是辛笛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标志着其诗风的转变。正如他在《辛笛诗稿》自序中所说：“是啼血的布谷使我领悟到古中国凡鸟在大时代中的啼鸣，必须把人民的忧患溶化于个人的体验之中，写诗才能有它一定的意义。”11这一意义不仅在于辛笛诗歌创作内容的拓宽：由“个体的抒发”向“群的代言”转变，把“人民”引入其诗歌创作的内容；而且同时显示了辛笛诗学观的转变，即在诗歌审美功能之外，增加了诗歌为大众人生的功能。

1947年“五四”纪念日辛笛撰写《杂志与新精神》，文中以“新青年”宣言中所描绘的理想新时代为蓝本，责问国民党当局：“可是民八的五四至今已二十八年，试将‘新青年’宣言中所云与目前的社会环境相较之下，敢问进步如何?”12看不到社会进步，作为严肃的知识分子，辛笛充满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他认为诗人不仅要担负起创作责任，更要担负启蒙思想传播功能，因此在1940年代中后期，辛笛希望通过兴办杂志向民众传达时代精神。1946年8月，辛笛与上海一部分诗歌音乐工作者创办诗刊 《民歌》，由辛笛主持办刊事务。《民歌》办刊宗旨明确：让诗歌和音乐的创作朝着民歌的方向发展，目的是使诗歌贴近民众，贴近时代。该杂志于1947年2月问世，撰稿人阵容强大，有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卞之琳、王辛笛、徐迟、杜运燮、方敬等。《民歌》上发表的诗文具有时代性、战斗性、平民化倾向，由于它所流露的鲜明的左倾思想，只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但《民歌》杂志的意义却是辛笛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投入社会担负己任的一次办刊实践。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当局加强了高压统治，不断有刊物被查封。创刊于1947年的《诗创造》即是在当时紧张局势下，为热爱诗创作的同仁们创办的一份诗刊。辛笛说：“面对现实同致不满的读者，对于胜利后种种停刊的杂志，殆不能自已地怀着一种追念，同时对于仍在艰难奋斗中出版的如‘观察’、如‘文艺复兴’一类的刊物，不觉更多一番维护的心。”13正是本着如此拳拳之心，辛笛不仅是该刊物的投稿者，同时倚重他任职的金城银行给予帮助，提供贷款以维系刊物生存。此后《诗创造》因外部压力、内部意见分歧，辛笛又和志同道合的诗友曹辛之等筹办《中国新诗》，而该刊物出版的经济来源又是由辛笛出面向金城银行借支得以维系。正如唐湜执笔为《中国新诗》所写的代序《我们的呼唤》，旧世界正在轰轰坍塌，作为热爱生活和人民的诗人要拥抱历史，清醒地知道自己面对一个严肃的工作，无论写诗或是办刊都承担着一种使命，就是要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呼唤。而辛笛现代诗创作实绩以及创办和资助社会进步杂志的举动为他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辛笛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史实

1949年7月2日，辛笛参加了在北平（现在的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会议为期18天。当时获得邀请的全国代表共计700余人，上海文艺代表团成员约80余人，辛笛在受邀之列，由夏衍带队北上，团员中还有巴金、靳以、李健吾、陈子展、赵景深、赵家壁等。

辛笛是欣然前去参加文代会的。这可以从辛笛1949年6月4日寄香港家信中得到印证。信中说：

绮：

解放以来，大家生活得极好，身心均甚愉快，希望上海这已往的罪恶之薮从今逐步改变成为新中国的大都市，一切向合理的生产的建设的途径走去，中共这次在上海所表现的城市政策可说是异常的宽大，这一方面自然是安定了各阶层的人心，但另一方面上海人的劣根性还不能一下就铲除掉，也许执迷不悟，倒还想借尸还魂，那么如此下去，将来必定成为问题，譬如物价就渐渐成为一般市民生活的威胁了。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如果温和政策不成功，那么一切现状就得好好地整理一下不可了。但愿中共的城市政策像现在这样正确地执行下去，而群众也正确地向这方面努力做去，那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理想的新中国一定实现。有人为中共缺乏专门技术人才一点担忧，中共也正为这一点谦虚着，其实以他们现在刻苦自持的精神，假以时日，会很快地造就些技术人才，或争取了思想前进的技术专家。总之我对未来的远景是乐观的，只要战争早日终了，新中国的自我更生是指日可待的。

我打算在最近期间（乘火车）到北方去一趟。如果在月中动身，那就是和张澜、罗隆基诸先生一道去，如果在稍后的日子去，那同行的当有靳以、巴金诸友。全国文艺协会在本月下旬在北平开大会，我大约去一个月即回沪。你们回沪一节当到那时代为安排。因为现在上海住房子仍然要顶费也。

……再谈。匆匆祝好。

馨迪六月四日下午14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封家信是辛笛当时心情和心理的真实反映。他对中共在上海实施的城市政策表示赞赏，对理想新中国的实现充满乐观和憧憬。因此信中提到将北上参加“文艺协会”对于辛笛来说是充满期待的。《辛笛传》中对此也有记录：1949年初，“正好银行有业务要辛笛到香港去办理，对他来说，这也是躲避当局注意并能与家人团聚的好机会……王良材、黄锡荣（金城银行地下党党员）等希望辛笛办完事早日回上海迎接解放，辛笛把这看成是地下党组织的嘱咐。他答应一定回沪”。15“在香港……周作民要辛笛留在香港金城银行担任副经理……在香港的友人纷纷劝辛笛留下。一向觉得自己像罗亭般优柔寡断的辛笛此刻却毅然决断，还是回上海……他要赶回上海迎接解放，他不能失信于一定回沪的承诺。”16因此作为民主爱国作家身份参加文代会同时又是辛笛的主观愿望。

在文代会发给与会代表的纪念册上，文友们给辛笛的题词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回声。现摘录如下，巴金的题词：“进步，进步，不断地进步。” 靳以的题词：“不惜歌者苦，但恨知音稀。”意思是如果为人民而歌或者歌颂人民，那么知音就有千千万万了！曹禺以家宝的签名题写道：“不断地以你的诗歌赞颂伟大的人民劳动，用你的笔写出新中国的不朽英雄。以人民的诗人看待自己，人民早晚会因你的劳绩这样称呼你。”何其芳写的是：“歌唱人民。”臧克家题词“与辛笛交往，在王家避难”，并写下一段感谢辛笛的话。戴望舒题词是两行诗句：“我们不再像蝼蚁一样死/像牲口一样活。”艾青的题词：“向太阳。”卞之琳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冯至题写的是：“我们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人民的需要！”苏金伞的题词是这样几句：“过去我们善于歌唱自己，/今后必须善于歌唱人民。/但这种转变并不是容易的，/首先得离开自己，/真正走到人民大众中去。”田间“赠给人所称热心家辛笛先生”的题词是：“热心家要光明，光明也要热心家。”冯亦代的题词：“把你的手掌捏成一个拳头。”赵树理题词：“愿与先生共同为大众服务。”丁玲以自己的小说名作为题词：“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其意尽在不言中。吴组缃与“辛笛学兄共勉之”的题词是：“跳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把感情和思想与人民紧紧结合，以充满乐观的精神，歌颂新中国新世界的诞生和成长。”还有王统照、俞平伯、许杰、黄药眠、唐弢、绿原、彭燕郊、李季等等。戏剧导演黄佐临，画家张乐平，音乐家马思聪、李致也都以他们独特方式的题词来表达心声。17从中我们看到作家们都怀着喜悦和兴奋的心情在迎接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文代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会并讲话，周总理的政治报告从下午两点一直讲到晚上八点。会议期间辛笛和代表们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看了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戏剧、电影、舞蹈、唱歌及展览会等等。“当巴金发现文代会代表名单中没有沈从文后，就约靳以、李健吾、辛笛他们一起去看他。见到他时，他仍像往常那样微笑着，和他的夫人一起招待大家。这个时期辛笛还与巴金、靳以一起会见了从解放区来的曹葆华……”18至今在辛笛女儿王圣思处还保存着一张小照片，是开会期间参加周总理在中南海宴请时拍的，一排站着七位诗人，他们是：楚图南、徐迟、臧克家、王辛笛、朱维基、卞之琳和戴望舒。只有辛笛和卞之琳两位身着西装，其他几位都穿中山装，衣料都很普通，预示着不仅是诗，而且是诗人都已经开始走向大众化了。非常可惜的是，关于辛笛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更多资料如日记书信等都在“文革”中烧毁或被抄家丢失，无法更加生动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情景。

1949年8月，参加完文代会以后，辛笛（时任上海金城银行信托部副经理）自北平回到上海。当月《金城职工》（旬刊）第2期刊出如下标题“王馨迪副理返沪十日向同人发表北行观感”及消息具体内容：

出席全国文代会的王馨迪副理，自六月下旬北上以来，与同人分别月余。王副理向有民主副理之称，甚得同人拥护，五日返沪后，同人纷纷趋访，并探询北行感想。职工会学术组为适应同人此项要求，已商请王副理定于十日公开发表北行之感想（全文将载下期本刊）。 19

在《金城职工》的第三期上发表了辛笛的观感全文，并附编者按：

本行信托部副理王馨迪先生，为文艺工作者南方第二团代表，参加七月二日在北平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本月五日胜利完成任务返沪，十日下午四时应职工等筹委会学术组之请，在本行七楼食堂对本行同仁举行公开演讲，历时两个半小时，兹录演讲全词如次。20

辛笛演讲词的开场白非常朴实而诚恳，他说“透过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及意识，对所见所闻的了解，亦有限制”。21其中“透过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及意识”之说体现了辛笛对自我在新社会阶级身份的认识。演讲会上他介绍了文代会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来自解放区的演出，表现了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区别、解放区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生活，而这些是他“对所见所闻的了解，亦有限制”的解释。王圣思在《辛笛传》中记载：“他一向引以为荣的，只有其中他作为代表之一的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了。”22全国文代会到1970年代末共召开了四次，1953年第二次和1960年第三次辛笛均未参加，直到1979年第四次辛笛才重新参加，这与辛笛“投笔从工”的人生选择有关。

三、辛笛“投笔从工”历史探源

“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每一位文艺界民主人士都面临“如何走向人民”的现实选择。而辛笛在“走向人民”的职业道路、“歌唱人民”的艺术道路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走向人民”对于辛笛来说，就是要完成从小资产阶级身份向普通大众身份的转变。事实上当时关于职业去向辛笛有多重选择。在文代会期间，他谢绝了郑振铎先生邀他北上共事文物工作的好意。而在上海，他放弃了周煦良先生邀他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的机会。此后他还婉言谢绝了周而复先生邀他到上海作协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请求。辛笛的选择有着自己的思想背景和现实基础。辛笛时任上海金城银行信托部副经理，按阶级划分当属小资产阶级，而响应政府号召“走向人民”就意味着要走向以“工农兵”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据潘际坰在《辛笛侧影》（香港《大公报》1981年4月29日）回忆：“革命胜利后，他在中南新邨的花园洋房汽车不要了，一个手艺极好的淮扬大师傅也辞掉了。”“他一身布制服，一辆单车……”23 而且他还有意将父亲留下的遗产15万美元捐赠给国家。辛笛舍弃此前优裕生活向无产者靠拢的决心可见一斑。1951年6月辛笛正式向金城银行辞职。7月转入上海市财委地方工业处任秘书，到1953年辛笛还先后担任上海市工业局秘书科秘书、中央轻工业部华东办事处秘书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之职。工作内容是起草各种计划报告、填写各式报表。 1954年调任烟草工业公司公方副经理，分管每月轻工业工厂生产技术经济指标的评比，成了一个忙忙碌碌又兢兢业业的事务工作者。

王圣思说：“也许正是三四十年代写诗时就有着对‘白手的人’的自省，辛笛在解放后心悦诚服地接受思想改造……”24确实，辛笛辞职到国家工业战线上工作，体现了他在新政权下决心脱胎换骨，向无产者靠拢的决心和勇气，但这背后同时蕴含了辛笛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勇于社会实践的思想必然性。早在1937年写于异域的《对照》里辛笛就写到“在时间的跳板上/白手的人/灵魂/战栗了”（“白手的人”即指不劳动的人），是第一次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能从事劳作，不能报效祖国的自我觉醒，因此在爱丁堡留学期间辛笛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为抗战募捐等社会实践活动。194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由“个体”向“群体”方向转变，辛笛再一次反省和批判自己作为“白手”类主人的缺点：“你不会推车摇橹荷斧牵犁/永远吊在半醒的梦里/你从不能懂劳作后甜酣的愉快/这完全是由于娇纵。”而他决心要拚命地敲打自己，直到“坚定地怀抱起新理想”（《手掌》，1946）。1948年，辛笛认为“在愁苦的人间/你写不出善颂善祷的诗”（《海上小诗》，1947年冬），他认为现实既不是可以歌颂的，而祈祷也是无济于事的。他已经不满足“只会写些眼睛的灾难”，而决心“宁愿忘掉读书识字/埋头去做一名小工” （《一念》，1948年夏），他进一步认识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悲哀，即“说得太多，做得太少”（《夕语》，1948年夏），对于新时代新世界的憧憬激起了辛笛从空“说”到实“做”的强烈愿望，最终使他毅然做出到工业部门工作的人生选择。

而到工业部门工作对于辛笛来说又是有其现实基础的，这与他1940年代在金城银行任职的工作经历有关。金城银行刊物《金声》曾以“证券科负责人王副理馨迪”为题，从为人、政治见解、留学经历、从业经历及热心文化事业等全面介绍了辛笛其人，其中两部分内容对于我们认识辛笛尤为有价值。一是对于辛笛为人的评价：“证券科负责人王馨迪先生，他是信托部副经理，一个诚厚，热忱，爽直而又精干的人，处事有胆识，有魄力。”25一是辛笛在金城银行的从业简介：

廿九年春本行聘为英文秘书，珍珠港事变后辞教职专心行务，擘划至多。抗战胜利前二年调信托部任襄理，卅五年创办证券部，代表金城银行加入华商证券交易所为经纪人，去年春再升任副理，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凭着他的才华和服务经验，才获得今日的地位。26

据《辛笛传》记载，1940年代初辛笛进入金城银行任总经理秘书，起初日常工作是起草文书，陪同应酬，办理行内职员清寒子弟奖学金，教授年轻行员英文，帮助职工举办业余文化娱乐活动。但是为了胜任更多的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啃了不少银行业务、金融知识方面的书。因此，凭借深厚的英文功底、好学精神及服务精神，辛笛在1947年春升任金城银行信托部副经理，1948年春又兼任证券科负责人。有着如此从业经历和职业背景的辛笛在1950年代以后选择去地方工业处任一名秘书和之后任办公室主任等职，每天从事着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且不说其能力是绰绰有余，即从其简历介绍“处事有胆识，有魄力”而言，确实是大材小用了。半个世纪后，当年的上海财委副秘书长、后来任轻工业局局长梅洛先生在给辛笛的信中道歉说：“而我则埋头事务，对全部外行的工业生产，忙得七荤八素，不知天方地圆，而把阁下仅当作地方工业处的办公室主任，帮忙应付一些上层人士，根本大材小用，只是在极左思潮的诬陷下，把你保护了下来，免遭灭顶之灾而已。”27是的，尽管大材小用，但辛笛内心秉承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出一份力的思想信念，他是心甘情愿的。像1940年代一样，1950年代他对工业也是外行，但为了尽快掌握有关知识，他开始加紧业余学习，笔记本密密麻麻记着学习心得体会、上级的要求指示、开会的内容布置、工作的步骤安排等等。女儿王圣思的印象是“他每天一大早七点出门，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忙得连照面也不打”。28而信中所提免遭极左思潮冲击，一方面与辛笛竭尽全力的工作态度和自我努力学习有着很大关系，一方面则与他所遇到的尊重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干部顾准、梅洛的保护有关。新中国建立初期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辛笛当时已经离开金城银行，而银行里比较激进的群众要求他回去交代为什么回国等历史问题。其任职的工业处也有人怀疑他的来历：为什么肯放弃私人银行那么优厚的待遇而到比较清贫的政府部门工作？一定另有企图……但这些都被工业局的领导挡了回去或保护了下来，这里所指领导应该就是梅洛先生。29如此，他才得以继续在工业部门工作。但辛笛在社会身份积极“走向人民”的同时，作为诗人的他，在创作上“歌唱人民”的笔却放下了，辛笛搁笔固然是因工作繁忙所致，但更有其深层的原因在。

其根本原因是诗歌创作外部环境的冲击。“第一次文代会”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随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从“解放区”的文艺精神进而成为新中国的文学路线、方针和政策出发点以及“纲领性”文件。《讲话》精神从新政治和新文化创建大局出发，主张文学是政治力量为达到其目标的手段，这一主张限定了新文化和新文学发展的多元可能性。而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路走来的辛笛，在1940年代中后期不仅主张采用“自由民主”多元文化意识来建设政治文化，同时主张以“自由民主”文化来营造文学的外部环境。“第一次文代会”意在通过大会将文艺知识分子以组织化方式纳入国家单位统一管理，这是国家完成文学政治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更是进一步完成对作家思想改造，把作家思想和创作意识统一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下的组织铺垫。因此在会议期间及会后相继成立了中国“文联”和 “作协”。虽然中国作协章程标明这一组织的性质是“中国作家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但其实是党对作家文学活动进行政治、艺术上领导的机构，中国作协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30随着“文联”“作协”的成立，辛笛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成员，但与大多数进入中国作协各地方分会，纳入国家经济保障的专业编制管理，把主要精力专门用来从事写作的“专业作家”不同；与一部分进入大学科研机构，成为具有固定薪金收入的国家“干部”，把写作作为“第二职业”的作家也不同；他们共同特点是属于从事文学创作或学术思想研究的知识分子阶层。辛笛选择了去财贸工业部门，工作重点是为国家搞经济建设，而把写作当成业余的“第二职业”，即如晚年他的一枚闲章所记是所谓“馀事做诗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思考的，从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辛笛一直是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作并发表诗歌，并不归属于什么组织，他的诗人身份是自由的。即在1946年辛笛和上海文艺界人士袁水拍、夏白、李丽莲等成立“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该组织也属于自愿组合的同人结社、同人办刊性质。对创作者而言，身份组织化意味着身份的受限，意味着创作者自由创作的权利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而这与1940年代以来辛笛秉承的“自由民主”诗学观念存在根本冲突。

毛泽东认为要完成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必须要完成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们真正服务于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1940年代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已经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思想改造提供了一次成功经验，因此1950年以后毛泽东出于其文化战略考虑，在中国文艺界继续发动了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王圣思说：“每次运动来临，辛笛总是很紧张，尽管他历史清白，但他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原罪感，总觉得自己的出身是资产阶级，有阶级烙印，自己又算小资产阶级，加上受到国外教育的影响，因此也担心什么时候因什么事情会搞到他。”31 1950年代初到中后期在政治运动中受打击或罹难的就有俞平伯、胡风、绿原、艾青、萧乾、丁玲、冯雪峰、傅雷、唐湜等，这些熟悉的人遭受打击对辛笛在思想心理方面的威慑作用可想而知。《辛笛传》记载：“因辛笛在工业部门工作，与文学关系不大，他与胡风没有什么来往……所以辛笛没有受到牵连。但心中仍不免感到恐惧：没想到写写信发表不同的文艺观都会获罪，今后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女儿王圣思说：“……只见他在外面忙忙碌碌，回到家里则因一些小事大发脾气……母亲说，他的脾气在解放后变坏了。”32确实，“脾气”是一种情绪，而“发脾气”正是辛笛在那一时期心情和感受的一种宣泄方式。出于对家人和自我的保护，辛笛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不解，搁笔噤声是在情理之中。在当时政治文学一体化背景下，“自我否定”几乎成为作家们尤其是国统区民主作家的一个共同选择，辛笛却从没有迫于政治压力发表所谓“悔其少作”的检讨文章，否定自己之前的作品。

辛笛搁笔第二个原因来自于诗的内部——诗创作本身。其中包含了他转变的努力和失败的尝试。对辛笛来说，其创作的艰难正在于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从创作内容来说，1940年代辛笛诗歌已经开始了“为人民”的转向，这一时期辛笛读到何其芳的新诗集《夜歌》，并于1946年2月写成《何其芳的〈夜歌〉》一文，这对不常写诗歌评论的辛笛来说饶有深意，他希望借何其芳《夜歌》榜样来促成自己诗风转变。《布谷》一诗表明他创作转向的决心，自此之后辛笛写下如《夏夜的和平》《“逻辑”》《回答》《警句》《阿Q答问》《风景》等现实批判诗歌。但尽管辛笛把“人民”引入其诗歌创作中，辛笛诗歌中的“人民”内涵与《讲话》及“第一次文代会”中“人民”内涵要求还是存在区别的。“人民大众的文学”的创作内容要求歌唱人民大众的生活，而辛笛1940年代表达“人民”的忧患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对照新文学规范，去反映和歌颂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这对辛笛来说是个新挑战，他需要时间去熟悉“工农兵”生活，而正如“第一次文代会”闭幕之际，大会向文艺工作者发出的“预告”中所说：“……为工农服务，是需要经过一个相当艰苦相当长期的努力过程才能真正做到，或者说真正做好的。”33从1951年辛笛到工业部门工作史实来看，一定程度也是他出于创作准备的考虑，希望通过时间的酝酿以促成诗风的转变。

从创作主体意识来说，按照新文学规范，从“小我”到“大我”转变对当时的辛笛来说，则意味着一个作为诗人创作“主体意识”的出让。辛笛创作一贯是从“我”的感觉出发，即使写“人民”，也是经过“我思”而发声。1940年后，在《诗之魅》中辛笛总结说：“我一向是凭感觉写诗的……大凡能感觉到的东西最真实，因为感觉存在的一瞬间最为亲切，诗把一瞬间的感觉写出来最真实，最新鲜。但是到中年时，知性融合进诗中，把知性和感情结合起来……”341940年代辛笛创作上的改变是在1930年代“我感觉”基础上增加了“我思”成分，诗歌中融合了知性的思考。直如1948年1月出版的《手掌集》介绍辛笛其诗：“他把感觉的真与艺术的真统一成一个至高至纯的境界，使人沉湎其中，低徊而忘返。”35可见，诗歌创作要达到“艺术的真”必须和诗人“感觉的真”结合在一起。如果按照新文学规范所设定的“大我”要求去写作，写诗不需要发扬个性，诗人个体的“我感觉”和“我思”都应该退场，写诗已经由个体行为演变成集体性创作，诗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图解和配合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诗已经不是诗了。1990年代，辛笛回忆说：“步入中年，我追求‘我信我在’，毅然抛弃小我的世界，相信大我的豪情……但我很难找到表达大我的感觉与手段，只有自我放逐出诗园。”36正是坚持有实感的“我”，忠诚于自己的实感经验，而不想受政治思想驱使去制造出空洞的“大我”，辛笛选择了搁笔。

从诗创作手法来说，从“小我”到“大我”转变则意味着对他追求的现代诗艺的放弃。辛笛是一个以“抒情”气质见长的诗人，正如《手掌集》的出版介绍：“……凭着他对人生体味的深切入微，凭着他湛深的修养和熟练的表现手法，使他的诗有一个独特的风格。他的诗里没有浮面的东西，没有不耐咀嚼的糟粕……他那柔和清新的笔调，对于遣辞使字和内在的节奏都是十分完美的……”37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辛笛擅于把诗歌意象和其传达的情绪完美地糅合，就全诗来说，其意象的推衍和情绪的节奏以及语言的节奏达到了流畅的结合，诗的整体结构谨严，诗意蕴藉含蓄。在参加完“第一次文代会”以后，辛笛感觉以前熟悉的诗艺在新社会不适用了。他按照新要求试写过一首《保卫和平，保卫文化》（发表于《文汇报》1949年9月30日），然后又写过《游行》和《怕和平，却也无法战争》二首（发表于《文汇报》1950年8月23日）。但和所有曾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一样，这几首诗属于个人的诗歌特点荡然无存，展示的是新时代新社会新诗歌的集体性特点。辛笛认为写这类诗不需要反复推敲，只要平白直露，激情宣泄，直抒胸臆，人人看得懂，人人都能写。他感到不太习惯，左看右看不像诗，而像口号。而以这样的方式写诗对他个人而言，有时是要响应号召，有时成为表态，有时为了应景。一旦诗写得勉强、无味，也就失去写作的兴趣。所以自此之后到1957年，辛笛几乎搁笔。38

四、短暂的新诗创作

正如王圣思所说：“辛笛的新诗创作与共和国气氛的宽松和收紧似乎紧密相关，只有在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中他才能相对自在地创作。”391956年5月初，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文艺界受此鼓舞开始活跃起来，辛笛也萌发了创作冲动。

1957年5月，辛笛按照解放以来提倡的“新题材、新人物、新方法”写了一首新诗《喜悦和感谢》，从题目看这是一首颂诗，但诗歌表现手法比较含蓄间接，保有辛笛一贯的诗风，诗中借“泉水”象征暗示当时“双百”方针时代氛围下人们普遍欢快的心态。这首诗被收入《上海十年文学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在1980年代出版的《辛笛诗稿》中，改诗题为《呵，泉水来了》，体现了辛笛对含蓄诗风的坚持。

除了相对宽松的“百花”时代，“文革”前另一个相对宽松的时代是1960年代初，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取消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肯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上海市民盟成员，辛笛参加了上海市统战部组织的大西北参观团，前去延安等老革命根据地参观。此次西北之行辛笛创作了两首新诗。一首是《在延安枣园》，其中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着革命的方向”等诗句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迹，不过“桃花红来梨花白/枣园正是好春天”两句诗又保留了辛笛一贯的语言风格。另一首《陕北道情》则采用1958年倡导的民歌风格创作，采纳了民歌质朴清新特点，全诗直白易懂，比较流畅，但是几乎看不出他过去诗歌的特点了。

1957年全国掀起了“反右”运动，在运动中罹难的知识分子达55万余人，文艺界很多熟悉的友人被打成“右派”。所幸辛笛在工业部门工作，因本职工作不在文艺界，幸免遇难，但受时势所迫，他刚拿起的诗笔又放下了，因为祸从口出，哪怕是颂诗，也不能随便写。1958年，上海轻工业系统内部调整，烟草工业公司并入食品工业公司，辛笛担任了上海食品工业公司副经理，分管建设农业原料基地。从此一直到1960年代他不断到农村去联系落实种植基地，下乡和出差成为他的主要工作。而作为作协会员，时代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歌颂新社会，刻画工农兵形象。一方面为了跟上时代，一方面则是他内心一直怀着194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转向初衷，辛笛总是很积极地参加作协、文联组织的每一次活动。1959年5月，他到外冈人民公社参观，到苏州东山洞庭公社访问，但是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1959年9月，上海作协安排作家到新安江水电站工地访问。辛笛没有把这一巨大工程的建设情况升华为现代诗，却以旧体诗形式作了七首七绝组成《新安江竹枝词》，发表在《文汇报》（1959年7月23日）上。40

1960年代初，辛笛开始写旧体诗， 1962年对于辛笛诗歌创作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辛笛新诗创作在这一年之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几乎终止（其间1969年写有两首新诗《花梦》和《梨花心理》；1970年代写过《挂起来嘛?》；1975年初写、1983年改定的《致门前的槐树》都未曾发表）。而这一年以后，辛笛所写几乎都是旧体诗，而且都是不准备发表的。放弃发表对于辛笛来说意味着其真实的思想情感不再公开，而辛笛通过旧体诗创作完成了其思想和情感的又一次转变和回归。

1990年代，辛笛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从理想主义到实验主义这条途径中我是怀有不少甘苦的体会的。”41如果把辛笛的“理想主义”分为“社会实践理想”和“诗歌创作理想”，辛笛去工业部门工作可算是他“社会实践理想”的成功践行。而在诗歌创作方面，尽管1940年代以来辛笛已经开始认同文学为人生的功能，但要他认同并接受文学的政治化功能并非易事，诚如台湾诗人痖弦评价：“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辛笛仍能秉持一己的文学信仰不为政治流行病所惑……卓然独立，诚属可贵。”42“第一次文代会”后辛笛新诗创作走向沉默，一方面是由于诗歌创作外部环境的冲击，一方面是他内心秉承的诗学观念与政治化文学观念的矛盾在创作中始终找不到化解办法，最终辛笛并没有达到他曾期望的“何其芳式”转变，但却因此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注释：

1 辛笛：《展笑尝新》，初刊于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22日，后收入《夜读书记》，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4—25页。

2 辛笛：《敬悼闻一多先生——为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作》，初刊于上海《文艺复兴》第2卷第1期，后收入《夜读书记》，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137—138页。

3 辛笛：《中国已非华夏》， 初刊于上海《大公报》1947年1月19日、2月9日、3月2日、3月9日，后收入《夜读书记》，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8页。

4 5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4 27 28 29 31 32 38 39 40王圣思：《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43、176、179、183-184、182、185、185、185、486、193、191、192、191、194、194、186、212、206页。

6 7 8 9 10 辛笛：《中国已非华夏》，《夜读书记》，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41、29、29、30、41页。

11 辛笛：《辛笛诗稿•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2 辛笛：《杂志与新精神》，初刊于上海《大公报》1947年6月22日，后收入《夜读书记》，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69页。

13 辛笛：《杂志与新精神》，《夜读书记》，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77页。

14 辛笛1949年6月4日寄香港家信资料由辛笛之女王圣思提供。

23 唐琼（笔名潘际炯）：《辛笛侧影》，香港《大公报》1981年4月29日。

25 26 《金声》，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三日出版，即1948年2月3日版。

30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33 新华社社论：《我们的希望——祝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41页。

34 辛笛：《诗之魅》，初刊于《诗探索》1994年第2期，后收入《嫏嬛偶拾》，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35 37 《诗创造》（第8辑）1948年2月。

36 辛笛：《断想》，初刊于《收获》1994年第4期，后收入《嫏嬛偶拾》，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41辛笛：《我和西方诗歌的因缘》，初刊于《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后收入《嫏嬛偶拾》，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42 痖弦：《开顶风船的人》，《创世纪》（诗刊）第31期。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