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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帝,只有人间 ——论《烟火漫卷》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 | 栾梅健  2020年12月04日22:20

内容提要:《烟火漫卷》是近年来当代文学创作中城市市民生活画卷的重要作品。它没有进行道德主义的说教,也没有追求先锋派的现代主义表现。它真实、饱满、生动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市民世界的活动场景,既接地气,又给人温暖,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观察视角与独到眼光。

关键词:迟子建 《烟火漫卷》 市井生活 道德说教 先锋性

迟子建长篇小说新作《烟火漫卷》,在我们看来,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大收获。这不仅在于它是这位当代著名作家对于她所熟悉的、生活了30年的哈尔滨一次最为集中与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而且,小说中对城市市民世俗生活的描写,既接地气,又让人温暖,透露出不同凡俗的见解。它没有固守道德主义的大旗,也没有让现代主义随意张扬。在漫卷的烟火中,人们看到的是生灵的卑微和理想的挣扎。

1990年,迟子建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调转到哈尔滨工作。这物理空间的转变,其实深刻地影响到了她两类题材作品的情感表达与价值取向。

在少年时代,她的足迹都是围绕着大兴安岭行进的。无边无际的森林、炊烟袅袅的村落、繁花似锦的原野、纵横交织的溪流,是她的日常生活图画,也是她日后创作这类题材时纯真、浪漫、善良、和谐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在她那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最为典型地表现了出来。而对于哈尔滨,“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将笔伸向这座城,于是有了《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作品”,而《烟火漫卷》则是她从未有过的“以强悍的主体风貌”描绘这座城市的长篇小说。①在这里,凝聚了她30年来对哈尔滨,或者说是对城市文明的观察、体悟和思考。

然而,与前一题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小说的色调明显具有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灰暗的、阴郁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有明亮的、温暖的。正是这两种色调的完美组合,构成了小说非同寻常的文学价值,彰显出作者独到的思考深度。

先说灰暗与阴郁的一面。

正如小说中退休狱警刘骄华对于哈尔滨的观察那样,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质上是世俗的,贪婪的:“虽然富有爱心和公德心的人依然广泛存在,但自私自利的冷血者却比过去多了,虽说他们未触及法律的红线,但小恶小坏、小奸小诈、小阴小损、小贪小占、小抢小夺的人,在她随意的接触中,并不少见,这与她少时记忆的哈尔滨,是那么的不一样。”②对于年近70、见证了这几十年发展变化的刘骄华来说,少时记忆中的哈尔滨,那是未曾被商品经济污染的地方,一个类似纯净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或者是小说中开着卢木头小馆的七码头。

然而,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琳琅满目的货物、熙熙攘攘的人流、嘈嘈杂杂的市声,使得北方名城哈尔滨在烟火漫卷的同时,也充满了势利眼和铜臭味。仔细想来,小说中最早出现的道德败坏者,竟是那个来自中国最大都市的“上海知青”。他是兵团的文书,下放时恋上了在小城供销社做售货员的美女——就是那位被刘建国弄丢了的铜锤的母亲。追求时,今天买蜡烛火柴,明天买本子钢笔水,后天买肥皂牙膏,但是1975年夏回城后就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在得知她怀孕后,只是寄来50块钱,叫她打掉孩子,作为流产的费用。对于这个上海知青,小说中着墨不多,然而他却是刘建国、翁子安、于大卫、谢楚薇等人痛苦的罪魁祸首,也是整部小说主要的情节线索。

作品中对这种所谓城市文明的批判与讽刺是随处可见的。那位从世外桃源似的七码头到哈尔滨南极城做售货员的黄娥,仅仅做了半冬,就被店家给辞退了。“因为她习惯给客人高点秤。店主说给个平秤,不亏欠顾客就好,要是每个顾客都给那么高的秤,我一年得亏多少啊。可黄娥认为,称东西时给客人高点秤,天经地义,依然我行我素。店主拗不过她,结了她当月工资,让她走人。”还有那个从小地方来到哈尔滨、热衷于二人转演出的胖丫。她与男朋友小刘闯荡冰城,企图在大城市有所发展。她在貂皮大衣店的表现令小刘感动:“……现在上的补习班不止一个,开销增大,要以正事为主,九千元能干好多事情呢,何苦牺牲在一层皮上?”听了胖丫这番通情达理的体己话,小刘激动得“把胖丫紧紧搂在怀里,在她脸颊亲出响声,说我可是找着聚宝盆,捡着狗头金了!”。然而不久,当他们找不到雇主、走投无路时,胖丫就一脚踢开了小刘,投入到小李的怀抱。也许是不靠谱的小李并没有能给她带来事业上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后,胖丫离开了小李,似乎又回到了小刘这里。不过,感情已经变味,传统的二人转也已没了市场。哈尔滨像个大染缸,使本来纯净的胖丫们变得势利起来、庸俗起来。

这种对利欲熏心的城市文明的否定性描写,在《烟火漫卷》中并不仅仅局限于城、乡对立的场域中展开,而是遍布在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之间。

你看刘光复、蔡辉夫妇。这本来应该是相濡以沫、互相照顾的年龄,然而,当刘光复病重后,这个因理想主义激情自费拍摄东北老工业遗迹而生活困顿的老人,蔡辉对他不闻不问,远走广东投靠了儿子。临死前,对于因航班延误而没能及时赶回的妻子蔡辉和儿子,他感到了人间亲情的彻底绝望。他留给亲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晚点真好。”而那个与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料理完丧事,头七都没烧,就跟儿子回广东了。这是一对多么让人不堪的老夫妻啊!再看刘骄华和老李这一对。结婚后,他们的工资就各自掌握着,赡养老人和家庭的开销各出一半,俨然就是个股份公司。开始时,大家还互相送些礼物,到后来,不再互致礼物,慢慢开始分床睡了。这么一个冰冷的家庭,难怪老李精神出轨,到他的女弟子苑如锦那里寻找温暖去了。这就是城里人的时髦婚姻?斤斤计较的夫妻双方能够组织出一个恩爱的家庭?作者对此显然持以怀疑与否定的态度。还可以再看一下刘建国在爱心护送中遇到的两个儿子与患者父亲的故事。70多岁的父亲本在昏迷当中,然而,汽车一颠簸却让他醒了过来。一直萎靡不振的两个儿子突然有了精神:“刘建国听得两兄弟在追问父亲,房产证和母亲留下的金条放哪儿了,还有银行存单,怎么一张也找不到。”面对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留恋的?面对这样的儿子,又有什么乐趣?

城市中只要是有广场的地方,似乎都有大妈跳舞的身影,然而,谁又能知道那位广场舞大妈的领队者,时时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呢?谁又会知道那些残疾的乞讨者、小孩,绝大多数都是假冒的呢?谁又能知道那位乡下来的小老太婆陈秀,对榆樱院80多岁的老郭头嘘寒问暖是为了想他的房产证呢?这一切都发生在繁华的哈尔滨,发生在《烟火漫卷》中。

这与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作品非常相像。迟子建延续了沈从文等作家对都市文明的认识,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详细、生动、具体地描绘了商品经济大潮对人性的扭曲与破坏,在漫卷的市井烟火中,揭示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烟尘与雾霾。

因此,《烟火漫卷》是当代文学中难得的一幅哈尔滨市民生活图卷。它的灰暗、阴郁,作为一种底色,被作者强力地描写了出来,刻画了出来。它表现了作者对都市文明的深入思考与冷静观察。它接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批判传统,并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时代气息。

不过,该小说对都市市民风俗画卷的贡献并不仅仅于此。它还有着新的不同凡俗的见解与思想。

这种新见解与思考,便是小说并没有由此向下陷入到道德主义的说教之中,而是给作品又涂抹上了一层明亮、温暖的色调。

这是作者描写的南极城干果店的画面:“麻脸的核桃,光头的榛子,狐狸脸似的松子,黑衣的西瓜子……这些芬芳而鲜艳的果干摆在摊位前,就像一块大的调色板搁在那儿,真是要什么色有什么色儿。黄娥喜欢在这儿干活。”这是一个活色生香、令人食欲大开的干果铺。它显示了商品流通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是现代文明给予人类的馈赠。对于从深山老林出来的黄娥来说,她是从未见过竟然会有如此众多的水果品种一齐呈现在顾客的面前。她喜欢这里,喜欢这里比家乡丰富得多的物质财富与商品交换。

还可以看小说中对农贸市场不无赞美的描绘,这是典型的人间烟火所在。“一年之中,比朝露和雪花还早舒展筋骨的,是学府路哈达蔬菜批发市场的业主。凌晨两点,这里的交易就开始了。几座连成一体的半月型顶棚的蔬菜大棚里,堆积着深夜由集装箱运来的各色蔬菜。”繁忙、热闹、喧嚣,而又有条不紊,高速运转,这就是现在的都市,没有安逸,也没有宁静,更没有与世无争。作者写着它们,欣赏着它们,肯定着它们,认同着如此世俗的生活。对于哈尔滨夏天松花江畔热闹的商家,作者一点也不责怪它的商业气:“江畔卖冷饮和烤肠的,经营游船和过江缆车的,生意好得就像此时江面的波光,被充分的日照,映得金闪闪的。”店家赚着钱,顾客享受着口腹之欲,一切都是那么金闪闪的。

自然,最主要的还是内在的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状况与价值认同。

这在黄娥对爱情婚姻态度的转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她本是青黛河畔七码头的自然之子,美丽、活泼、率真、大胆,如大自然的精灵出入于丛林与河流之中。她说她本不是水性杨花的人,可是在风雨中航行,就格外渴望男人的怀抱。有时她在送客途中,会情不自禁地与人偷情。在七码头,“龙跃号”的最后一个舵手叫刘文生,是个海军退役军人,有一双鹰眼,能目及常人所不及处,悄悄地爱上了黄娥。一天晚上,她撇下丈夫卢木头,驾着小汽艇独自去椴树屯看他,回来后夫妻俩为此大吵一通,卢木头气绝身亡。在黄娥看来,女人在自然状况下的出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而这一次,她并没有“睡”刘文生,卢木头用得着这样发火吗?

不过,几年以后,她的观点就发生了根本改变了。是青黛河的码头已空空荡荡、汽车站已热闹起来了?还是这几年已被哈尔滨的人间烟火所熏染?她的认识大变。当那个她当年奋不顾身去密会的刘文生,来到哈尔滨希望她回到七码头与他一起时,她表现出令刘文生绝未想到的态度。她吼道:“那天去看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你快走吧!”“我们娘俩的事情,不用你惦记着。你想让我们过得好,就离得远远的,今生今世不要再找我,我恨你!”怎么会是如此的态度?是责怪刘文生间接害死了她的男人?还是对自己的孟浪行为感到后悔?刘文生指着怀抱耶稣的圣母像说:“你在上帝面前,不该说‘恨’吧。”这时,黄娥的眼里涌起泪水,说:“没有上帝,只有人间。”好一个只有人间!我们是自然之子,但是我们又是社会中人;我们可以信仰上帝,但是我们又必须吃五谷杂粮。我们可以用情难自抑、自然状态为自己的出轨开脱,然而当每个人都出轨时,家庭又能如何组织、如何安放?最后,黄娥决定回去,回到青黛河畔的七码头,回到卢木头身边。为死去的卢木头祈祷,为自己的罪责忏悔。

忏悔的还有刘建国。

如果说黄娥的转变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超越,对社会属性的认同,那么,刘建国的忏悔,则是对世俗凡尘的领悟。刘建国命运多舛、历经创痛。他在20多岁时,好心将于大卫夫妇的小孩铜锤从外地带回哈尔滨,然而不料,却在车站被人偷走,从此就在愧对好友与寻找小孩中度过了大半辈子。他没有成家,没有欢娱,开着“爱心护送”车辆到处奔跑,也就是为了能够找到那个失踪的铜锤。然而谁能想到,他本人却是父亲收养的日本开拓团的孤儿。更令他痛苦的是,在长期寻找铜锤未果的绝望中,他还萌生了对小男孩的嫉恨,以致无理性地猥亵过一个小男孩武鸣。命运弄人,然而有时也是自作自受。他孤独地夜行,看着月亮,慢慢地释然了。尘世,就是缺了一角的月亮,无法圆满,也不需要追求圆满。就像烟火,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无法永恒。最后,他放下了所有包袱,决定到兴凯湖去租个房子,陪陪那个精神受到刺激的武鸣。

还有那个翁子安的舅舅。这是小说中主要悲剧产生的源头。“上海知青”抛弃了他的妹妹,为了给精神臆想症的妹妹以安慰,他在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培训班的途中,遇见了刘建国和铜锤,竟一念之下,偷走了小孩。然而,到了晚年,他陷入到巨大的自责与忏悔之中。他让人找到刘建国,拿出他财产丰厚的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权转让给他。面对忍受了这么多年心灵折磨的刘建国,他羞愧难当,哭成泪人。悲伤和苦难之上,从来不会缺乏人性的阳光。作者对人性保持有乐观的信心。“不是因为悲伤和绝望,而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层深处喷涌而出的如花绚丽。”③这位罪孽深重的作案者临终前的悔过与补偿,是给灰暗、阴郁生活的一帖安慰剂。至于翁子安本人,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每次刘建国给他开车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正是这许许多多人性的阳光,以及缤纷灿烂的街道、五光十色的人流、百看不厌的商品,才使得人间的烟火漫卷如歌,让人依恋。虽然大嫂对大哥刘光复的态度有点薄情,虽然在许多事情上都有不如意之处,然而,谁又能指望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呢。一天晚上,刘建国走在街上,突然有了一种温暖之感:“以前看这城市的灯火,并无特别感受,只是因为他近来常躲在楼下眺望病危中的大哥的卧室,才觉得每个窗口的灯火,都是尘世的花朵,值得珍惜。”

城市烟火中固然充满着算计,过于的斤斤计较,但是,也大都仅仅是小奸小诈、小贪小占,并没有触犯法律。在自私、冷酷的背后,其实也有着热情、友善的一面。这就是“尘世的花朵”,它不美丽,也缺乏诗意,但给了人巨大的满足与便利,也没有什么毒害。

作为自小在大兴安岭长大、并深切地热爱那片纯净、自然土地的作家,迟子建在这部淋漓尽致地反映都市哈尔滨漫卷烟火的小说中,是极有可能滑入到道德主义的范畴中的。

与田园牧歌的小农生活相比,现代商业文明毋庸置疑具有了世俗性、功利性与粗鄙化的特征。当一切东西都可以变成商品、并且可以用金钱来买卖的时候,人性中的贪婪与奸诈自然就会如影随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地指出,在那种封闭的原始的落后乡村,人性具有了这样的可能:“依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④诸如互助、友爱、纯真、大胆、浪漫等等。正是原始生活中蕴藏的如此优点,使得许多作家走向都市以后,以此为参照,强烈地表现出对都市文明的不满与仇恨。比如沈从文,他从纯净、自然的湘西来到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后,触目惊心地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⑤据此,他充满了自信:“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中人截然不同……”⑥于是,他在《八骏图》《来客》《或人的太太》《有学问的人》等篇中,复仇似地展开了批判性的描写。

我们要说,这些小说都不是沈从文创作中的优秀部分。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相比于小农社会时的迷信、宗教、落后的生产力,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无情地宣告了原始乌托邦的破产。当仍抱住落后、愚昧的思想观念不放时,便会显得矫揉造作、顾影自怜。鲁迅先生曾深刻地分析过废名小说的经验和教训。“在 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象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真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⑦在《竹林的故事》中,废名写得清新、淡雅,充满田园趣味,而到以后的《桥》《莫须有先生》等篇中,试图以此表露对世俗社会的讽刺与批判时,率真已失,作品的韵味也就没有了。

《烟火漫卷》的难得之处在于,迟子建清醒地认识到世俗市民社会的利欲熏心与唯利是图,然而,她并未由此拒绝世俗社会,并以原始、纯朴的乡村观念展开道德的审判。她在小说中几乎全景式地描写了市民阶级的自私自利、冷血无情、小恶小坏、小阴小损、小抢小夺,不过,她仍发现大都还未触及法律的底线,同时,富有爱心和公德心的人依然广泛存在。因此,这部小说就超越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常有的道德主义说教,而是形象、准确地给人们呈现了现代都市世俗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在于,这部小说也没有陷入到貌似时髦与新潮的颓废主义和享乐主义之中。

在现代都市世俗生活的创作中,19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具有先锋性。不过,它是产生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是那个光怪陆离大都市的怪胎。然而,后来有不少作家刻意追求所谓都市性的一面,诸如糜烂、堕落、群交、吸毒、同性恋、世纪末色彩等等。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国的实际。可喜的是,《烟火漫卷》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按照人物性格,真实地表现出他们的生活轨迹和性格历程。

你看黄娥,她事实上最具有在都市中迷失的可能。美丽、单身,风情万种,在七码头时就已大胆无忌地解放着自己。她曾认为在蒙蒙细雨中,男女单独在一个汽艇上时,她就会忍不住,并且认为这不是不道德的丑事。然而上岸以后,到了哈尔滨,她先是拒绝了老郭头的房卡诱惑,接着又离开了身价不菲的翁子安的追求,最后仍然坚持回到她内心愧疚的卢木头那里。她没有成为拜金女,也没有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出卖自己。这是人性的光辉,也完全符合她的性格轨迹。

还可以看看那个撞伤了黄娥的马车夫。翁子安、谢楚薇、刘建国几位不仅没有讹诈他,反而帮他处理了一切。他感到了城里人的善良和友爱。他掏心掏肺地对刘建国说:“你要是外面有女人,不方便在城里搞,就去我那里,我小舅子外出打工,屋子闲着,床品炊具啥都不缺,到时我给您拾掇拾掇,你尽兴耍你们的。”这是乡野农民理解的“落拓不羁”,还是他们认为的城里人本就是这样的放纵多情?对此,城里人刘建国无奈地揺了揺头,甩开了他的手。

迟子建行走在真实的城市烟火中。她看不惯时时处处的算计和计较,常常会有冷静的批评,同时,她又宽容着他们,理解着他们,并能发现人性美好的闪光。这是接地气、有温暖的世俗市民生活画卷。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烟火漫卷》在现当代文学众多城市世俗生活的画卷中,有着独特的观察视角,更为准确的历史把握,理应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注释:

①③迟子建:《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文汇报》2020年 8月 19日。

②迟子建:《烟火漫卷》,《收获》2020年第 4期,第162页。 关于该作品的引文均引用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④[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 215页。

⑤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74页。

⑥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3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第 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 244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