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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发生学和场域理论的角度，次第论及非非诗派的起因、命名、创刊、立派和解体。非非理论的两个主要方面，语言诗学和解构诗学，具有狂想性或空想性，暗合了或相关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提出的西方诗学。其语言诗学，呼应了全球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其解构诗学，呼应了全球文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本文同时认为，非非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乖于其理论，两者并未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对称关系。

关键词：非非 周伦佑 蓝马 语言诗学 解构诗学

一

非非主义始于命名而非创刊。据周伦佑回忆，1986年1月或2月，朱鹰和张建明，还有王世刚，多次游说他承头搞流派：“在邛海边竖一杆大旗，照亮中国诗歌的天空！”奈何他却认为，写作乃个人之事，并不热衷于搞流派。恰是在此前后，王世刚正潜心研究“前于语言而存在的思维”，颇欲尽快兜售囊中之物（亦即前文化理论）。周伦佑对此不以为然，却难以反驳王世刚的反驳：“创造语言就需要思维，不然怎么创造？”却说1986年4月14日，周伦佑去王世刚家，睡觉前，后者再次敦促前者承头搞流派。周伦佑调侃说：“那就叫‘坨坨肉诗派’，或是‘土豆诗派’。”坨坨肉者，土豆者，均为西昌及凉山彝人常见食物也。王世刚严肃说：“不要开玩笑，这是正事。”于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两者终于共同发起了命名。“前文化”？“直觉”？——直到周伦佑仍然半开玩笑地说出“非非”1。蓝马连声叫好，他后来也承认，“非非”，让前文化理论，在诗歌板块内，获得了一个漂亮的别称（昵称）。

很多年以后，王世刚——也就是蓝马——追忆了这个决定性的“非非之夜”，就像瓦雷里（Paul Valery）追忆了决定性的“热那亚之夜”：“那晚我们围绕已基本成型的前文化理论，提出了很多名称。一边提，一边掂量和商议。开始提的几个要么宽了，要么窄了，都不合适。例如‘直觉主义’，我就认为一是国外有人用过，二是与所要推出的内容不太相交——除了赞美‘直觉’。这样来去推敲，提出的都被枪毙。陋室里渐渐有了无可奈何的气氛，这时他说，‘干脆就叫前文化主义算了’，言下已想作罢。我说，‘这个名称太干了，太硬了。’稍后，我说，‘干脆不要在意义上绕了。’——我感到从意义对位的角度已经计穷，难有结果。我的建议脱口之后，他说，‘我正在想非非两个字。’我一听，哇，没有意义，又具有无穷的意义，听起来相当空灵飘逸，连声说到，‘就用这个，就用这个！’我很激动，当即在笔记本上写下日期，因为我清楚这一天意味着什么。而他呢，不那么激动。名称就这样确定了。”2 与周伦佑略有不同，蓝马将“非非之夜”确定为当年当月10日而不是14日。在命名上的最终共识，似乎透出这样的信息：对周伦佑来说，意味着前文化理论的故意退避；而对蓝马来说，意味着前文化理论的可喜凯旋。

从字面上看，“非非”，并不是没有阐释的可能。这正如“达达”（Dada）：在法语中意为“摇木马”，而在罗马尼亚语中意为“是是”。“达达”与“非非”，似乎恰好构成了一对反义词——虽然就诗学旨趣而言，两者更像一对近义词或同义词。蓝马对“非非”的福至心灵般的即兴的赞叹，“没有意义，又具有无穷的意义”，也将我们导向了恶作剧般的“达达”。旅法罗马尼亚艺术家——也是达达主义（Dadaism）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说过：“达达主义没有意义。”旅法美国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在谈到达达主义的时候也说过：“意义之门紧闭，而且上了两把锁；钥匙被扔掉了。”3在达达和非非之间展开“平行研究”，会获得有意思的比较文学成果，但显然已不是本文的目的和任务。

周伦佑的这个命名，亦即钟鸣所谓“脱口而出的天才之作”，在中国，在诗学层面具有原初意义，而在语言学层面则不排除来自于集体无意识。除了“想入非非”之类的四字成语，还可以找到“非非”的两字成词。比如欧阳修的《非非堂记》：“夫是是近于谄，非非近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再如流传更广的《金刚经》：“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为何提及《金刚经》？此处不说破，后文有分解。

二

据周伦佑回忆，1986年4月15日，他在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本16开的书，半边蓝色背景，半边红色背景，两边各写着一个“非”字，很像一本杂志，由此产生了创办刊物的想法——蓝马却认为此事本无。16日，周伦佑约来蓝马，在西昌县文化馆餐厅商议创建流派事宜。而据蓝马回忆，是在他家，而非什么餐厅。不管怎么样，双方终于议定：流派就叫“非非主义”，刊物就叫《非非》。周伦佑的积极性忽而大增，可能基于他对“变构理论”的思考已有眉目。周伦佑同时意识到成都对于《非非》的重要性：成都意味着先进的印刷设备，意味着可以吸纳的诗人，也意味着他与蓝马之间的某种平衡力量。他立即写信给杨黎，邀请后者参与筹划。为什么是杨黎？他当时已经写出了一些重要作品，比如《怪客》，比如《十二个时刻和一声轻轻的尖叫》，并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非非的理论胚胎。“怪客，就是从这条路上走来（他留下的足印/可以让女人怀孕）”。21日，杨黎携妻子小安，坐了一夜火车来到西昌。1986年4月22日，周伦佑、蓝马、杨黎在顺城街的一家咖啡馆共商创办刊物事宜。周伦佑提议：由杨黎担任第一副主编。杨黎坚辞，并转而推荐蓝马，周伦佑未置可否。但是，三者还是就如下事项达成了共识：分头写稿，联手筹资，由杨黎及其推荐的敬晓东在成都印刷。

这就是最初的聚餐会。至少从表面来看，非非已经打造了一个人选或美学意义上的铁三角。若干年以后，周伦佑坦率地承认：“在非非主义创始及随后的三年间，整个‘非非’诗群中，我与蓝马、杨黎的关系是决定性的，至关大局的。”4蓝马嗫嚅着表明：“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表述：非非主义‘一花三叶’——红白蓝。”5杨黎却耿直地声称：“可以说，没有我也仍然有‘非非’。但是，没有周伦佑和蓝马，却绝对不可能有‘非非’。”6蓝马比周伦佑小4岁，杨黎比蓝马小6岁，比周伦佑小10岁。周伦佑、蓝马和杨黎的组合，乃是斗士、术士和嬉皮士的组合，甚至还是先锋派、隐逸派和少年轻狂派的组合。他们的千差万别，在归于泯然的同时，就已经埋下了扩大化和不可调和的伏笔。

当年5月17日，周伦佑和蓝马前往成都，在火车上紧握，并交换和审读对方的文章。蓝马提交了一篇长文：《前文化主义与非非艺术》，共计七节。周伦佑虽然激赏这篇长文，同时又认为：已有“非非主义”，不必再提“前文化主义”。他很快提出若干建议，并得到了蓝马的愉快采纳：将《前文化主义与非非艺术》改为《前文化导言》，而且只保留前四节；抽出第五节“前文化与非非艺术”，加上“我们非非”字样，作为《非非主义宣言》，署名“蓝马执笔”；抽出第七节“非非诗歌中的前文化还原”（主要论及“三还原”，亦即感觉还原、意识还原和语言还原），改为“非非主义与创造还原”（并添上“三逃避”和“三超越”），与周伦佑所写“非非主义与语言”和“非非主义与批评”，合并成《非非主义诗歌方法》7，署名“周伦佑 蓝马”；抽掉第六节“前文化的美学原理”，未刊。周伦佑甚至还在《非非主义诗歌方法》中写到：“语感先于语义。语感高于语义。”8他后来强调，“语感”这个词来自杨黎。这样，似乎经过刻意的安排，杨黎也已成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的一个潜作者。值得提前叙及的是，两年后，杨黎出面解释了“语感”：“首先是诗人获得的一种（唯一的）想法”，“其次是诗人对诗的自觉”，“再就是——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9

同样是在5月17日，周伦佑也提交了一篇论文：《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10，共计五节。周伦佑后来称，此文原名《非非：当代艺术启示录》，事实上就是他自揽任务并最终写成的《非非主义宣言》，本有七节，第六节和第七节就是早已动笔而尚未完稿的《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和《非非主义小辞典》。这种说法恐有误记，因为除了标题，最终发表的全部五节并未丝毫涉及“非非”或“非非主义”。

至于《非非主义小辞典》11，据蓝马回忆，其与《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均非编辑方案原有，而是在刊物最终付印前临时动议，由周伦佑和蓝马分头起草、合稿组装而成，署名“周伦佑 蓝马”。这个小辞典，共有28个词条。其中，“结构本能”“原构投射”“变构创造”“原构现实”“超原构现实”“一极两项互含式”“形态意识”“两值定向”“前集体意识”“前语言经验”和“多义语义场”11个词条出自周伦佑，可以全部归属于变构理论；“前文化”“前文化语言”“前文化思维”“前文化还原”“身境”“巴甫洛夫意识屏幕”和“爱因斯坦意识屏幕”7个词条出自蓝马，可以全部归属于前文化理论；而“非非”“非非感”“非非状态”“非非描述”“非非结构”“非崇高化”“非非意识”“非非价值”“非非方式”“非非处理”10个词条，似乎体现了变构理论和前文化理论的错综，周伦佑和蓝马的认领也颇有差异：后者认为后面四个出自蓝马，前者认为十个都出自周伦佑。如果周伦佑的说法成立，那么，他就必须同时接受这样两个结论：其一，他所解释的小部分词条，始见于前文化理论，比如，“非非价值”和“非非方式”始见于《非非主义宣言》，“非非感”始见于《非非主义诗歌方法》（蓝马执笔部分）；其二，他对小部分词条的解释，参考了前文化理论，比如，“非非价值：前文化隐含价值，具有非功利，非现实，非继承的特点”“非崇高化：意识还原的一种方法——通过对经验对象的非崇高化处理，使描述更接近真实”。这样的甄别和继续甄别极为重要，也就是说，《非非主义小辞典》——正如《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将逐渐不再被笼统视为周伦佑和蓝马的共同思想。

在《非非主义小辞典》中，周伦佑这样解释“非非”：“作为名词是对存在的不确定本质的不确定描述；作为动词用，指通过多度还原重新接近真实的一种方法。”而在《非非主义宣言》中，蓝马却这样解释“非非”：“乃前文化思维之对象、形式、内容、方法、过程、途径、结果的总的原则性的称谓。也是对宇宙的本来面目的‘本质性描述’。”12不管怎么样，到最后，《非非》创刊号发出来的所有文章都勉为其难地拱卫着看似独一无二的非非主义：蓝马的前文化理论，周伦佑的变构理论，似乎都不过是非非主义的双翼。

据周伦佑回忆，《非非》创刊号的印刷并不顺利。除了外部压力和阻力，内部也生变故：其一，杨黎、万夏和敬晓东擅自调整作品篇目及文字，甚至还在封二和封三加上反对非非主义的文字。其二，杨黎并未拿出资金，甚至还花掉了多方筹集的部分印刷资金。周伦佑和蓝马再次赶往成都，去到银河印刷厂，叫停已经开机印刷的创刊号。他们校对内容，重排版样，再次印刷，补交资金，《非非》创刊号这才艰难面世：主办单位为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现代文学信息研究室，主编为周伦佑，理论副主编为蓝马，作品副主编为杨黎和敬晓东，评论副主编为尚仲敏，主编和副主编而外的作者，尚有何小竹、梁晓明、宁可、丁当、吉木狼格、万夏、邵春光、刘涛、李瑶、小安、李亚伟、孟某、余刚、郁郁、姚成、彭先春、唐继强和徐冬。时在“1986年7月”，而非刊物上印署的“1986年5月”。

就在《非非》创刊号面世不久，1986年8月28日，这个团队又创办《非非评论》（报纸），主编为周伦佑，副主编为蓝马和杨黎。《非非评论》仅印行两期；《非非》仅印行四卷13，末两卷同时面世，时在1988年11月。此后，这两个刊物先后暂时停办。1990年，又创办《非非诗歌稿件集》，编辑为尚仲敏、蓝马和杨黎。《非非诗歌稿件集》亦仅印行两集，第二集面世，时在1991年。本文研究的时间下限，截至1990年，涉及到的非非理论与作品，主要见于《非非》前四卷和《非非评论》前两期。

三

周伦佑与蓝马的早期合作，总体上堪称和谐。但是，《非非主义宣言》的署名方式，将蓝马装扮成了某个诗学公社的代言人或捉刀者。这个诗学公社，似乎，也就晃动着周氏兄弟的身影。为了曲折地表达异议，并捍卫个人独立原创署名权，蓝马在《非非》第三卷校稿阶段，在《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正文后加了八个字：“本文未经集体讨论。”周伦佑发现后大为生气，他与蓝马来回过招，最后强行删去了这八个字。最终，《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仍然沿用了《非非主义宣言》的署名方式：“蓝马执笔。”

笔者还愿意叙及另外一个花絮：何小竹当年提交给《非非》的作品，《组诗》有个题记，“谨以此诗献给蓝马”。周伦佑要求何小竹取消题记，经后者力辩得以保留。《组诗》分为两个部分：“人类最初用左手写文字”“语言是人类用左手和右手打上的结”——可以说清晰地呈现了蓝马的语言观：“左手写文字”，正是所谓“前文化语言”；“左手和右手打上的结”，正是所谓“文化语言”。14

其实，蓝马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就开始思考前文化理论。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蓝马回忆了两个事件。其一，“红宝石事件”。他在两岁时，看到一块红宝石，引起了内在的强烈惊醒，他还没有学会语言，能清晰地感知到——却不能清楚地描述出——此种内在的强烈惊醒。这足以说明，所谓生命，既存在一种文化的智能活动线（语义活动线），还存在一种非文化的智能活动线（超语义活动线）。其二，“视网膜事件”。他考入西昌卫校，得知视网膜有两种细胞，锥体细胞感明光，杆状细胞感暗光，前者能——后者却不能——区分色彩。这足以说明，所谓世界，既存在一个通过有限的细胞觉知到的假世界（文化世界），还存在一个绝对的真世界（前文化世界）。蓝马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天问”：“我们的视网膜细胞是够的吗？”

正是基于此类由来已久的体悟，蓝马才写出了《前文化主义与非非艺术》——他接受周伦佑的建议，最终将此文标题改为《前文化导言》。从1986年到1987年，《前文化导言》和《前文化导言之二》共写成十节：“前文化与文化”“前文化语言与文化语言”“前文化思维与文化思维”“前文化的文学观和艺术观”“前文化与非非艺术”“前文化的美学原理”“非非诗歌中的前文化还原”“作为精神命运的取向活动的前文化观念”“作为文化成就的内化结果的文化观念”，以及“太阳法则与矛盾法则”。蓝马后来听从笔者建议，将这篇长文恢复了原貌。在此前后，蓝马还写出《前文化系列还原文谱》15《形容词与文化价值》16《语言作品中的语言事件及其集合》17《语言革命——超文化》18《新文化诞生的前兆》19《走向迷失》20 和《断想》21等文章，均可作为《前文化导言》的注脚。1989年8月，蓝马写出《什么是非非主义》，再次——当然是更加彻底地——用前文化理论来解释非非主义：“这个世界被文化掉了”“文化了的世界，仅仅是文化了的世界，它不是本来的世界”“文化不过是一种人类方法，而且是人类可以有的多种方法当中的一种方法”“当今人类所熟悉、所接受、所占有、所理解并生活于其中的是文化世界”“这个人类被文化掉了”“文化人类不等于本来人类”“文化人类和文化世界都需要还原，向非文化、前文化和超文化方面还原”“语言还原是所有还原的关键，语言还原把诗人卷入哲学使命。”22

《前文化导言》及以此为根而丛生出来的相关文论，可以视为一部诗学专著，一部语言学专著，甚至一部哲学专著。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部专著具有传统和反传统的双重特征：就本体论和本源论而言，可谓传统；就文化论和语言论而言，可谓反传统。23蓝马依靠语言来背叛语言，通过文化来超越文化，如同自置于一个巨大悖论，用柏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超越了德里达的狂想”。因而这部专著的彻底和勇猛，连蓝马自己也认为，似乎已到了绝地求生的程度：“一首诗应当把语言的绝望与语言的希望牢牢地纠葛在一起。”24据说，当蓝马写毕《前文化导言》，还有《世的界》，就陷入了某种思维困境。为了走出这种困境，他拆散电视机，转而试图用那些零部件制造一台永动机。

蓝马为人低调，处世柔性，周伦佑为人高调，处世刚性，前者如水，后者如火，前者内省，后者外溢，前者讷于言，后者敏于事，前者一心证己，后者四处布道。正是缘于文本内外的种种因和果，前文化理论对于非非的重要性，逐渐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评估或重估。在创刊号《编后五人谈》中，周伦佑最初预言，“《前文化导言》将得头奖”。若干年以后，尚仲敏也曾断言，“蓝马才是非非的灵魂”。徐敬亚早就认为，与周伦佑相比，“蓝马的《前文化导言》是比较完整的自圆假说”。25李振声甚至认为，蓝马乃是非非的“理论祭酒”和“无可争议的、最富有想象力的理论家”。26蓝马晚近也自领“非非之父”；圆来（本名蒲红江）作为其信徒，颇欲另立门户，转而郑重地发明和提出了所谓“蓝马非非”。27

四

蓝马的前文化理论，始于“对语言的全盘绝望”——《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已有申明。周伦佑的变构理论，始于“对语言的不信任”——《非非主义诗歌方法》也有申明。这两个申明，向度无异，程度有别，故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前文化理论首先是语言诗学，其次才是解构诗学；变构理论首先是解构诗学，其次才是语言诗学。

周伦佑的变构理论，始见于《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复见于《反价值》。28他自觉接受“语言的限定”，以此为前提展开了雄辩——这是他与蓝马的一个迥异。他认为，语言——亦即传统——意味着“原构现实”，亦即“一度结构”；而变构意味着“超原构现实”，亦即“二度结构”。后来，他发现，“逻辑结构”只是语言的表层结构，“价值结构”才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原构如此，变构何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已经给出答案：“非两值对立”“非抽象”和“非确定”。变构带来何物？新价值，新艺术。这样的变构理论，宜于引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加以阐释：“诗从来不是把语言当成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相反，是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29——事实正是如此，周伦佑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之大简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后来，周伦佑通过其变构理论，还曾如是表述过非非主义的艺术使命：“非非主义源于诗，成于诗，但高于诗，大于诗。它的更高目标是文化和价值——即通过语言变构和艺术变构以期最终实现的对文化和价值的彻底变构。”30由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周伦佑的变构理论，与蓝马相比，当然已是更加凶狠的解构诗学。他似乎已经能够将蓝马的重心推向语言诗学，而欲自证孤身开创了中国本土较早——如果不是最早——的解构诗学。

非仅缘于为人处世方面的差别，周伦佑和蓝马渐生龃龉，比如，蓝马提出非文化、前文化和超文化，周伦佑却提出反文化和反价值。周伦佑试图在某种大局观念下忽略他与蓝马的差异性，或者按照自己的某种方式抹平此种差异性；而蓝马却恰好相反——若干年后，他仍然非常认真地对笔者说：“你看，前文化并不是反文化。”但是，非非诗人之间，定然存有若干影响通道：单向的，双向的，或多向交叉的影响通道。比如，周伦佑和蓝马，都有提及“反价值”。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所有非非诗人的文论，就其总体而言，都不超出语言诗学和解构诗学这两个大范畴。比如，田晋川的《潜思维论》，杨黎的《声音的发现》和《立场》，尚仲敏的《内心的言辞》，毛喻原的《语言书》，还有李震的《诗的音乐精神》——几乎全都皈依于“直觉”“语感”或“能指”。

行文至此，笔者乐于得出这样一个小结：非非主义的语言诗学，呼应了全球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非非主义的解构诗学，呼应了全球文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而在这两个方面，都堪称中国诗学的创世纪和乌托邦。

周伦佑的重要性还在于，一开始，他就在某个方面异于所有同侪，而又独能与乃兄一起不断扩大某种视野和胸襟：他的一系列文论，比如《当代青年诗歌运动的第二浪潮与新的挑战》，31又如《论第二诗界》32和《第三代诗论》，33都密切地关注着整体、阶段和先锋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诗。

五

1988年7月，蓝马在《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中，对“诗歌”，对“一切”，给出过这样的“非非主义忠告”：“在所有应当沉默的地方，坚持一片喧嚷。”文末，他又给出了这样的注释：“此言乃针锋相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在不能言谈的地方，应当保持沉默’而发。其哲学起点应在维特根斯坦的终点上。”蓝马提到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名言，出自其《名理论》（今通译为《逻辑哲学论》）。蓝马当时并未读过这部语言哲学名著，维特根斯坦此语，可能见诸某个杂志某篇文章。但是，据周伦佑和蓝马回忆，正是在1988年前后，他们已经读到维特根斯坦的《文化和价值》。34这是一部致命之书：“文化”和“价值”，在两个向度上，可能分别助推了蓝马的“前文化理论”和周伦佑的“反价值理论”。

《前文化导言》的写作，早于《文化和价值》中译本的出版，这并不意味着蓝马当时没有接触过维特根斯坦。可以肯定的是，《前文化导言》的文体（札记之气韵），深受维特根斯坦——还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影响；而《前文化导言》的观点，早已挠及《逻辑哲学论》的痛痒。维特根斯坦确立了“语言-世界”的同构，认为语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35蓝马则确立了“语言-文化”的同构，认为语言的界限即是文化的界限，却又试图通过超语义实验，敲碎文化的厚壳，突破语言的界限，重返无限的先验智慧，亦即非文化、前文化和超文化领域。所以蓝马又说：“能说的，都是不必说的，必须说的，恰恰是无法说的。” 蓝马出发点，恰是维特根斯坦止步处，前者在无意间早已自置于后者以外。如果仍然借来《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里面的术语，可以这样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乃是“语言反映论”，而蓝马的诗学乃是“语言发生论”甚或“语言创世论”。

当其时，蓝马也不知道巴特（Roland Barthes）为何方神圣。他可能是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36借来那对著名的术语——“能指”和“所指”，并在《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中推出一对半新的术语——“超能指”和“超所指”。若干年以后，蓝马还用“能指”和“所指”，向笔者解释了何谓“超语义实验”：“就是要突破‘能指’和‘所指’的咬合，在‘能指’、‘所指’形成的语言流传统功能之外实验附加一些新的功能。”

蓝马新创的其他术语，比如“文化语言”和“前文化语言”，“载体性的结构”和“本体性的结构”，“语义”和“语晕”（笔者少年时，初见这个词，顿时心醉神迷），均可以对应海德格尔提出的“说话”（Sprechen）37 和“道说”（Sagen）。在海德格尔看来，后者如同“河流”，前者如同“河岸”，后者使世界“澄明”，前者让存在“遮蔽”38。而在蓝马看来，“语义”用以刻画“文化中的那份世界”，“语晕”用以呈现“尚未被文化部分”和“永不被文化部分”39。至于蓝马的“还原”，也就相当于海德格尔的“解蔽”；所谓“前文化状态”“非文化状态”或“非非状态”，也就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本真状态”。海德格尔的“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被手冢富雄误打误撞地追忆为“表达与现象”——对非非主义的启发性，或者说两者的可比性，从这里就可以窥斑见豹。

周伦佑则确立了“语言-传统”同构，以及“语言-价值”的同构，并将其作为变构理论的针对点。他新创的术语，比如“原构”和“变构”，后者也可以对应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提出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之“解构”，而前者却不能对应索绪尔提出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之“结构”。虽然德里达曾激烈批判索绪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是非非主义——包括周伦佑和蓝马——的语言诗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曾获益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因而，恰是周伦佑提出的“原构”，而非通行意义上的“结构”，将迎来他的寒光闪闪的变构之刃。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主义”主要意味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其动员令倾向于颠覆“语言”“二元”和“等级秩序”40。而在周伦佑看来，“原构”代表结构的稳定性（亦即“不死的结构”），“变构”则恰好代表对这种稳定性的瓦解。“瓦解”，这也正是德里达念兹在兹的口头禅。钟鸣讲过一个小道消息，“听说，法国的德里达对中国的‘非非’推崇备至”。但是，他，还有笔者，都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周伦佑的变构理论，后来深化为反价值理论，也暗合了尼采关于“重估一切价值”的论述。据周伦佑回忆，他当时无从得见尼采的《权力意志》，也不知悉周国平尚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这样的暗合，也就很奇妙。

虽然蓝马和周伦佑对“形容词”的敌意，可能受到过阿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影响，“物件悍然不顾我们的大批赋给它以灵性或保护色的形容词”41，但是如果比较格里耶对杨黎的巨大改造，前述影响就会变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杨黎的组诗，《冷风景》（标题为周伦佑所取），就题献给这位法国新小说大师。以格里耶为主帅的新小说——现在加上杨黎的诗——的目标，就是致力于一口咬定：“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无论如何，这点是最值得注意的。”《冷风景》呈现出来的诗学意义正是如此：将事物还原为事物，将人还原为人，人可以物化，物不可以人格化。杨黎这种新小说向度上的零度写作，得到过柏桦的曲为辩护，“他妄图在此收回诗丧失给小说的地盘，为《怪客》或《冷风景》向小说索赔”。据周伦佑回忆，他和蓝马对这样的诗都持保留态度，在筹备《非非》第二卷的时候，周伦佑试图开设一个栏目“小说与诗”，将格里耶的小说《咖啡壶》和《海滩》按杨黎方式分行排列成诗，再将杨黎的诗《街景》按格里耶方式排列成小说，从而展开跨文体或换文体比较。这个奇思妙想，如此好玩，不意却遭到杨黎冷遇，周伦佑最后只好作罢。但是杨黎从来没有放弃过格里耶，他后来创办先锋文学网站，干脆就直接叫做“橡皮”（来自格里耶同名小说）。

六

上文已经从非非的理论，谈到非非的诗，本节拟就这个问题有所展开。

要就这个问题有所展开，且容笔者绕道莽汉的诗。莽汉与非非的若即若离，正如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与达达主义的难分难解。《非非》先后刊出多位莽汉诗人——包括李亚伟、万夏、二毛——的诗，换句话说，这些莽汉诗人也算是加盟过非非。《非非》创刊号率先刊出李亚伟的四首诗，包括《高尔基经过吉依别克镇》。据周亚琴回忆，当周伦佑把创刊号带回家，儿子周达扬立马取看，很快陶醉于《高尔基经过吉依别克镇》，一边读，一边哈哈大笑，并且仿写出这样的诗句，“那时沙皇铁青着脸，在情妇玛利亚那里生胃病”。周达扬当时只有六岁，与成年人相比，可能更加接近“非非状态”或“前文化状态”。但是，他并没有相中乃父的诗，也没有相中蓝马、杨黎或何小竹的诗。

这个喜剧性的挑选，似乎提前代表后来的读者，给非非提出了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三个问题：非非诗，能够践行其理论并体现为对理论的盲人摸象吗？如果诗而不能践行理论，何者更能体现所谓非非生机呢？如果理论更能体现非非生机，那么诗能够以另外的峰顶比高于理论吗？对这三个问题，很多读者和学者——包括敬文东——都给出了较为悲观的答案。在这里，且引来何小竹的看法：“从《非非》1986年创刊开始，作为中国‘先锋’诗歌最具流派特征的‘非非主义’便获得了‘革命性’的成功。但这与其说是‘非非’诗歌的成功，毋宁说是‘非非’理论的成功。”42在这个方面，可以说，非非恰与莽汉相反。

即便退而求其次，仅就既有诗，挑选或推荐非非代表作，也是一件甚为困难的事情。比如，周伦佑很看重梁晓明的《各人》和《玻璃》，蓝马的《世的界》，尚仲敏的《深渊》和《风暴》，杨黎的《冷风景》和《高处》，何小竹的《鬼城》，余刚的《宗教动乱》和《近况》，刘翔的《摘自灌木丛》，陈小蘩的《精神的树冠》和《精神镜象》，小安的《种烟叶的女人》，以及他本人的《自由方块》和《头像》。43又如，蓝马则很看重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杨黎的《冷风景》和《高处》，尚仲敏的《深渊》和《写作》，何小竹的《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和《组诗》，吉木狼格的《红狐狸的树》，刘涛的《又是绿灯》，小安的《种烟叶的女人》，以及他本人的《世的界》和《凸与凹》。上面提及的这些作品，并不能全部见于《非非》前四卷。杨黎却认为：“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非非’，我感到骄傲的是因为有了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这三位最值得我称道的诗人。因为他们的存在，使‘非非’之所以成为‘非非’。”何小竹则认为：“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谁是‘非非’第一诗人：毫无疑问，我会说是杨黎。”他同时认为：没有吉木狼格，非非就“缺少了构成这个流派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小安在纯粹和语言的自觉性方面“完全可以排在‘非非’任何一位‘男’诗人之前”。下面的针锋相对，就更加富有戏剧性：何小竹认为，“《世的界》是对杨黎《高处》的模仿，严格意义上不是蓝马的成功之作”；蓝马却认为，“如果非非只有一种宗旨：前文化，那么最能体现宗旨的作品就是《世的界》”。先来读《高处》：“A/或是B/总之很轻/很微弱/也很短/但很重要/A，或是B/从耳边/传向远处/又从远处/传向森林/再从森林/传向上面的天空”。再来读《世的界》：“指船/指帆/指鸽/指鸥/指海/与树林/与坟丛/与结合/既作为物质/而发光/闪光/又作为悸动/有东/有西”。

上述分歧或见仁见智，已经引出另外三个问题：上述关于非非诗的判断是着眼于诗，还是着眼于所谓非非风度呢？非非风度是否为非非诗人所必有，而为非非非诗人所必无呢？当非非诗人不再刻意求得非非风度，是否能有机会求得更加宽阔的非非非风度呢？最后两个问题，也许可以得到清晰的回答。比如，无涉非非的于坚，所作《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就是一次非常标准的非非式命名。又如，偏离非非的蓝马，所作长诗《竹林恩歌》为自己惜重并被圆来和喻言激赏，所作《日以继夜》和《九月的情绪》44为柏桦看好，所作《献给桑叶》为何小竹看好，所作《秋天的真理》（亦即《秋思》）为笔者看好。然而，作为迷你派抒情诗人的这个蓝马，还是作为《世的界》作者的那个蓝马吗？还是说过“我对非非诗的期待是语言之花：就是语言的空壳、语义上的空集合”的那个蓝马吗？显而易见，蓝马已经面目全非；这也就再次证明：在更多的情况下，恰是作品导出了理论，而不是理论导出了作品，如果真的存在后一种情况，那么无论何种理论——包括非非主义理论——都有可能是创造力的五花大绑。

七

非非主义的难以例外的宿命，正如考利所言，就在达达主义似乎一帆风顺之时，它实际上从内部逐渐死亡。死亡缘于分裂，分裂缘于何物？也许关乎酒、关乎钱、关乎名、关乎女人、关乎其他各种利益，也许关乎谎言、误会、提防、猜忌、挑拨和文人相轻，也许关乎性格和品格，也许关乎气功、幻觉和特异功能，也许关乎诗和诗学的愿赌不服输。谁又说得清呢？时间来到1988年11月，终于发生了早有预兆的“非非事变”。据周伦佑回忆：他与蓝马和杨黎在宜昌印好并寄出《非非》第三卷和第四卷，从宜昌返重庆，船到巴东，时值夜深，杨黎和蓝马去买来一瓶白酒，几袋油酥豌豆，他据席向蓝马和杨黎郑重声明：“我以后决不会再和你们共事。”这就是最后的聚餐会。据蓝马回忆：他们一起回到成都，周伦佑在他家待了几天，一起寄出两期《非非》后，他将周伦佑送上去火车站的公交车或去西昌的火车，然后去邮局把早已写好的断交信（只有一句话）寄给后者：“从今以后，你我之间，在一切方面，一刀两断。”至于杨黎，倾向于认可蓝马的说法。周伦佑自称在《十三级台阶》中早就预言过这样的结局，“教堂的钟声敲响七下，灵魂之门打开。在你进来的那一瞬间，有人离你而去，蓝马离你而去，你身上长满鹦鹉”。这件作品写于1986年4月，刊于《非非》创刊号。“鹦鹉”，据周伦佑自释，意味着“流言如矢”。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流派，非非主义终于在1988年底轰然解体。

后来是在1992年，又在2000年，经周伦佑独力运作，曾经两度复刊《非非》。或以为这不再是一个文学流派，而只是一个文学刊物——周伦佑却坚决反对这样的看法，他自称从此进入了“后非非”阶段。限于本文的断代史一般的任务，这个问题，笔者只好留给其他研究者。当然，下文的撮述或许算不上是蛇足：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周伦佑重出江湖，勠力倡导“红色写作”和“体制外写作”——他暂时搁下变构理论，退回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再次立锥于“用生命探雷”的介入诗学45；蓝马归于山林，潜心研创“本然幸福学”——他继续体悟前文化理论，退回到人类的轴心时代，运用佛学元代码系统将前文化理论转换成“幸福本有，痛苦本无”“本然则幸福，使然则痛苦”的人生哲学46。周伦佑在诗学范围以内，扬弃了非非的初衷（变构理论）；蓝马在诗学范围以外，顽守了非非的初衷（前文化理论）。而杨黎，一直浪游江湖，他由“白描”和“语感”转向了“废话主义”：“诗啊，言之无物。”47恰是这个自称怀揣想要发表作品的私心——“在我抽屉里面藏着几首写好了很久的诗，我觉得它们马上就要影响中国了”——加盟非非的纵欲主义诗人，反而在诗学范围以内，坚持了非非的初衷（亦即语言诗学和解构诗学）。当红白蓝愈来愈显出色差，蓝马作偈如是：“是非是是非，非非是非非，是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注释：

1 本节以上文字主要参考周伦佑《非非主义编年史纲》，《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二十年图志史》，周伦佑主编，第125-151页。下引周伦佑，凡未注明，均见此文。

2 胡亮、蓝马：《蓝马访谈录》，《诗歌月刊》2011年第12期。下引蓝马，凡未注明，均见此文。

3 [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下引考利，亦见此书。

4 《异端之美的呈现》，《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周伦佑选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5 按照笔者的个人化理解：这里的“红”，就是 “红色写作”之“红”，代指周伦佑；“白”，既是“白描”之“白”，亦是周伦佑借来巴特（Roland Barthes）术语不点名批判杨黎的“白色写作”之“白”，代指杨黎；“蓝”，既是“蓝马”之“蓝”，亦是“佛教蓝”之“蓝”。

6 杨黎：《我与“非非”》，《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与生活》，杨黎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页。下引杨黎，凡未注明，亦见此文。

7 周伦佑和蓝马后来又将此文进行精简，改为《非非主义宣言（1986）》，署名“周伦佑 蓝马执笔”，参加由《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组织的“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参见《深圳青年报》总第184期；《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敬亚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5页。

8 11 12 非非资料室：《非非》（第1卷），1986年5月（实为7月），第72、74-75、1-2页。

9 16 非非资料室：《非非主义小辞典（第二批非非词汇）》，《非非》（第3卷）1988年，第146页。

10 此文后经顾彬（Wolfgang Kubin）译为德文，载于德国《袖珍汉学》1990年。

13 第2-4卷主办单位均改为中国非非主义诗歌实验室；第2卷主编为周伦佑，理论副主编为蓝马，作品副主编为杨黎和刘涛，评论副主编为尚仲敏和敬晓东；第3卷和第4卷主编为周伦佑，理论副主编为蓝马和杨黎，作品副主编为刘涛和何小竹，评论副主编为尚仲敏和周伦佑（兼）。

14 非非资料室：《非非》（第4卷）1989年（实为1988年），第16-21页。

15 《巴蜀现代诗群》1987年。

17 非非资料室：《非非》（第2卷）1987年。

18 《百家》1988年第2期。

19 《非非评论》（第1期）1986年8月。

20 《作家》1990年第10期。

21 《艺术广角》1990年第6期。

22 参见《什么是非非主义》，《海水与浪花——蓝马诗文集》（文论卷），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5页。这是作者针对相关管理部门的调查传讯给出的书面回答。

23 周伦佑认为，蓝马的“前文化”，就是某些传统哲学的“翻版”。这些传统哲学包括柏拉图的“理念”、老子的“道”、普罗提诺的“太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铃木大拙的“宇宙潜意识”。顺着这样思路，笔者认为，也许还应该提及佛家的“空”。钟鸣则认为，“像蓝马（王世刚）欣喜若狂的原始思维，在人类学和语言学里，早已老生常谈”，并例举了列维-布留尔（Lvy-Bruhl，Lucien）的《原始思维》，中译本已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丁由译。

24 非非资料室：《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非非》（第3卷）1988年，第15页。下引此文，不再加注。

25 徐敬亚：《圭臬之死》，《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下引徐敬亚，亦见此文。

26 李振声：《季节轮换》，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71、88页。

27 参见圆来《蓝马非非研究之一》《蓝马非非研究之二》，《蓝马圆来文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89页。

28 非非资料室： 《非非》（第3卷），《开拓》1989年第1期。

29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7页。

30 周伦佑：《非非主义：不可抗拒的先锋》，《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二十年图志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1 《浪潮》（第2辑），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非非评论》（第2期）1987年5月；《艺术广角》1987年第2期。

32 《非非评论》（第1期）1986年8月。

33 《艺术广角》1989年第1期。

34 当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为黄正东、唐少杰。

35 Word（语言）与world（世界），这两个词，可能具有相同的词根。

36 或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译者为高名凯。

37或“跟随道说”（Nachsagen）。

38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7-271页。

39 蓝马：《语言革命——超文化》，《海水与浪花——蓝马诗文集》（文论卷），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40 王泉、朱岩岩：《解构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8页。

41[法]阿兰•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下引格里耶，均见此文。

42 何小竹：《我与“非非”》，《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与生活》，杨黎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557页。下引何小竹，均见此文。

43参见周伦佑《当下语境中的非非主义》，《艺术•构诗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44 这两件作品，很奇怪，却并未收入蓝马仅有的两种诗集。参见《蓝马圆来诗歌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海水与浪花——蓝马诗文集》（诗歌卷），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45 周伦佑：《证词》，《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唐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周伦佑在接受采访时自称，“介入即变构：对现实的变构”，实在难以得到笔者的苟同。

46 关于前文化理论对佛学的呼应，笔者有过较为深入的论述：“蓝马为他的一系列旧文增加了若干注释，这些注释不妨如是理解：文化即世间；非文化、超文化即出世间；语义即妄念；世界即名相；退出文化、语言和世界即放下万缘；前文化还原即破除所知障；还原之至境即实相无相；前文化状态即本来面目和大欢喜之境；人人皆有非非性即众生皆有佛性。”参见胡亮《非非主义与当代佛学无意识阐释——读〈蓝马圆来文论集 〉，重证早年一个观点》，《阐释之雪》，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3页。关于前文化理论向人生哲学的转化，可以溯源到《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对“人的解放”的相关论述，还可参见蓝马《痛苦与幸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佛法与幸福》，中国国际出版社2010年版；《幸福是自己给的》，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

47 杨黎：《杨黎说：诗》，《小杨与马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48 《新京报》编《追寻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遂宁市文广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