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和团中央的干部，分别下放至河南信阳和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他们的子女也跟随下放。其间，经历了在当地学校和干校子弟学校借读就读、干校人际环境，以及参加大人劳动的人生故事。论文采用这几个点，借这些孩子的“六七十年代眼睛”，观察社会的巨大变迁，及变迁对人们心灵的震荡和冲击。论文以材料为基础，客观叙述具体的人与事，希望在大事变和小人物故事之间，找到某种思想史的平衡点。

关键词：孩子 干校 农村社会 忆旧视角

献给我的少年时代

从1969年秋冬起，文化部所属机构6000余人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20个国家部委，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数万干部和学者，分别到河南信阳五个县的五七干校。1大批干部的子女，随父母下放，先在本地中小学借读，接着转入干校创办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校。

已搜集到干校子女的忆旧文章24篇，有司徒新蕾《执着耕耘——我的父亲司徒慧敏在向阳湖》（司徒慧敏之女）、施亮《没有水的湖》（施咸荣之子）、郑苏伊《三见爸爸臧克家》（臧克家之女）、涂莹《向阳湖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朱传荣《干校转学记》（故宫博物院子弟）、宋京生《小小向阳花》（人民出版社子弟）、史果《“咸宁”五七干校杂忆》（牛汉之子）、林阳《向阳湖中的小“五七”战士》、黄江《小花向阳记》（中华书局子弟）、陈警《探望父亲陈翰伯》（陈翰伯子女）、韩聪《途中思绪》（人民出版社子弟）、张珊珊《归来时情更浓•外一篇》（人民出版社子弟）、陈虹《我在寻找……》（陈白尘之女）、严欣久《向阳湖的寻觅与往事回想》（严文井之女）、满妹《五七干校的磨难》（胡耀邦之女）、连秀平《我的黄湖岁月》（团中央子弟）、刘晓如《小五七战士回忆干校生活》（团中央子弟）、吴晓莲《爸爸吴敬琏干校苦乐记》（吴敬琏之女）、徐方《干校杂忆》（哲学社会学部子女）、柳尽染《猪年趣事》（柳鸣九、朱虹之女）、王小冰《帐篷轶事》《我们的歌声传四方》（铁道部子弟）、吕争鸣《干校——我童年的家》（外经委子弟）、王耀平《孩子眼里的五七干校》（外经委子弟）、应旗《永恒的眷恋——罗山岁月》（外经委子弟）等2。

随父母下放的子女，小至8个月，大至19岁，更多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有插队干校的知青，以及探望父母的外地知青。这些“六七十年代的眼睛”，因父母处境不同，各干校条件差异，取角不同，观念有异，但读之颇有兴味。

一、离京赴干校

朱传荣（男，12岁）说：因1969年冬珍宝岛事件，北京大街小巷都在挖防空洞，我家附近的小学生，从安定门搬来城砖和黄土做建筑材料。故宫人员来家，动员去文化部咸宁干校。母亲用铺板把家里窗户钉死，将多余东西卖给废品收购站，家人用这几块钱吃了一次带鱼。这是他头一回乘火车，行李和车票有人管。车上饭菜难吃，不热也不凉，大片猪肉和油菜，四毛钱一份。“在火车上睡觉挺好玩，先把棉猴挂在衣帽钩上，再把头钻进去就行。第二天很早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叫我，说看看，过黄河了。先是一片黑暗，后来勉强可以在黑暗中分辨出桥栏杆和栏杆后面的天空，然后，就看见了，和从小看见的太阳全不像，那么大，那么红，还那么安静，一点也不耀眼，就在附近的地方，好像桥的方向稍微再偏过去一点，就可以伸手摸着了。”3

徐方（女，15岁）回忆：当时学部有2000多人，13个研究所。母亲张纯音所在经济所，有骆耕漠、巫宝三、顾准等全国顶尖的学者。动员下放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悉数到信阳罗山干校。先走的是文学所和经济所，号称五连、七连（“五七”谐音）。

赴干校过程很仓促，连动员到出发仅10天。此前父亲带哥哥下放水电部黑龙江北安五七干校，家里剩下母亲、我和生病的弟弟，弟弟托付给邻居。经济所提供两项帮助：一是免费发放麻袋；二是存放多余家当的场所。母亲手忙脚乱将家中书籍装进麻袋，用麻绳缝上，毛笔写名字，有十几袋之多。母亲是上海人，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所以，让我上街买奶粉、肉松和午餐罐头，悄悄藏在两只大箱子的最下面。因此，到咸宁帮助搬行李，膀大腰圆号称“狗熊”的叔叔跟母亲开玩笑说：“老张，你带的是什么呀？这么沉！我可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了啊！”我们不敢接腔，被发现带这么多好吃的，准会扣上一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帽子。

1969年11月16日上午，经济所全体下放人员和家属，排着队伍从北京站出发。“一路上有人敲锣打鼓欢送，可我们心里却惶惶然。”“从此五口人分处三地，天南地北。未来的家在哪儿？这一去要住多久？还能不能回北京？”“种种问题萦绕心头，沉重而茫然。”火车中午时分出发，次日凌晨3点多到驻马店。七连下车，车站黑暗阴冷，所里几位壮劳力在昏暗灯光下，七手八脚往下卸东西，再装上卡车。凌晨5点，大家爬上敞篷卡车，一路摇摇晃晃驶向我们的目的地——息县东岳公社。“河南的冬季阴冷潮湿，车开起来小风嗖嗖儿的，不一会儿耳朵就冻僵了。”一路上“途径汝南、平舆、新蔡、包信等地，刚开始还是柏油路，过了包信就是土路了”。运气挺不好，前天刚下过雨，马路异常泥泞，车子多次陷进泥里。“我们不得不下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五六里，然后再上车。直到下午2点，才达到东岳公社，这时人们已累得筋疲力尽。”4

王耀平（男，11岁）追述：父亲被外经委派驻国外，母亲下放信阳罗山干校，单位把他们这些留守儿童编了一个“学生班”。因不好管理，还是把他们送到干校。“那是一个折腾的年代，不断地变换生活环境，对我们这帮孩子来说，除了兴奋、新奇之外”，还不知道“多愁善感”。1969年冬，孩子们到达信阳，“天黑下雨，没有看清信阳的市容，只有跨过一座大桥的印象”。信阳有外经委联络站5，统称“大使馆”，负责的是许叔叔。接着赶路，“信阳距离罗山县城约有四十公里，罗山县城距离外经委五七干校还有七八公里。我们乘坐敞篷卡车，钻在一个苫布下面，风大雨大，天寒地冷，只有缩成一团。拽着苫布边角，不敢露脸，只是觉得道路颠簸而又漫长。”6

作者案7：上述三位，一个女孩，两个男孩，分别是15岁、12岁和11岁。10岁上下的男孩对人生依然懵懂无知，15岁女孩却是懂事少女，且兼有照顾身体不好母亲的责任，这影响到他们看下放干校的眼光和心情。男童朱传荣仅记述火车饭菜难吃，一路蒙头大睡，直到过黄河时才被母亲叫醒。少女徐方下放前心境一直“惶惶然”，担忧未来的家在哪里，还能不能回北京？是故，已觉察到了世事艰难。王耀平这个男孩更是没心没肺，对折腾的反应是“兴奋、新奇”，下火车才知道并不好玩，在急骤风雨中赶路如此颠簸漫长。

二、借读和就读

由于生活秩序完全打乱，重新组合和磨合需要七上八下的一段时间。孩子们从离京到落户干校，再到念幼儿园、小学中学时，就曾见识过这种折腾。

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一下子涌来6000多名下放干部，家属孩子至少一两千人。干部分散借住在当地仓库、供销社、生产队和农民家庭，没有着落，因此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被突然摆到面前。救急措施是，幼儿放妈妈身边，小学生到30多里的县城借读，干校再借咸宁高中一部分场地仓促办小学中学，取名“共产主义学校”8。

朱传荣在干校时搬了四次家，转了四所学校，分别是农科所子弟小学、甘棠公社小学、“五七”中学和均县前进中学。甘棠公社小学的老师满口湖北咸宁话，基本听不懂；由于家贫，农村同学兄弟姊妹轮流上学，年龄悬殊较大，他们父母觉得识几个字，会算算账即可9。施亮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几个孩子，半年没学上，转到乌龙镇公社中学后，他第一次看到农村中学吓了一跳：“教室是极简陋的草房，所谓‘黑板’，不过将一面墙壁用泥土抹平，再涂上黑颜色而已。学生们的课桌椅则用木条钉成的长桌，我们坐的椅子也是长条矮凳，且有些摇摇欲坠，那些农村同学颇不友好地盯着这些北京伢子们，故意用身体挤着我们，还嘻嘻笑着，发出怪声。”班主任是一位年轻女教师，见课堂来了许多北京学生，便改用普通话讲课。不一会觉得不自然，又改回用湖北乡音。她有个3岁不停擦鼻涕的孩子，旁若无人在教室玩。这孩子经常双腿一叉，冲着墙根就撒尿10。

乌龙镇中学教室很乱。学生公然在里面抽烟，还有人大摇大摆走出教室，老师喝止，他扬一下脑袋说：“我去蹲茅坑，也不许哇？”然而，饿肚子的现象很普遍。下午三四点钟，总见一帮脸色苍白的同学，去喝一肚皮水。我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了？”他们突然笑起来，“你们北京伢子，几时晓得饿肚皮的滋味？”我于是更加奇怪了，“他们家交公粮时，为何自家不多留一些粮食呢？”但他恍然想到了教科书：“农民丰衣足食，已经消灭了贫穷，怎么现实生活却不是这个样子呢？”11

各部委信阳五七干校的人数，比咸宁干校多许多倍。他们的子弟，在借读、转学过程中，遭遇到什么困难，看到了哪些从前没有见过的景象呢？

刘晓如是团中央黄湖干校子弟，刚开始没有学校读。经干校联系，他们先去临近潢川黄湖的固始县胡族公社借读，平时住校。每到周末，从固始回潢川的公路上，就有一队队放学队伍往家里赶，周一又从原路返回胡族。最难熬的还不是长途上学，而是南方的寒冻。我们这些在北方长大的孩子，第一次过又冷又潮湿的冬天，每个人手脚都生了冻疮。当地老百姓提供偏方，用茄子秧煮水洗手洗脚，效果不明显，徐惟诚的女儿徐沁不得不休学。后来，干校领导考虑到我们每周上学往返路途太远，影响学习，在干校附近农村中小学借读一段时间后，才决定在场部北面的霸王台下，“自己动手建一座团中央五七中小学”。12

河南信阳干校附近本地学校的农村同学，不像湖北本地同学那样不友好。脚有残疾的吕争鸣那年12岁，他发现同班同学有十七八岁的，同学见我常摔跤，很同情我，“一个大姐同学背着我上学”。他到同学家，他们家条件很差，“十六七岁才上五年级，他们天天拿着大碗喝用碎米煮的粥，配几根咸菜”。13

三年来，学部从罗山到息县和明港，搬了三次家，未建子弟中小学，徐方只能到东岳公社借读。当地学生很朴实，听说北京孩子来校，“在老师的带领下，打着纸糊的小旗子夹道欢迎我们”。他们高呼：“向干校子弟学习，向干校子弟致敬！”我认识班上一个大我4岁的女同学，叫崔明兰（19岁）。她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纯朴，友善。经常跟我到干校来玩，认识了我母亲。本地学生跟干校子弟开始关系不错，后来渐渐发生了矛盾，但我与明兰一直要好。“1971年4月4日，学部干校要从东岳公社搬迁到明港。临走那天，我向明兰辞行。她低头半天不语，都快哭了。”她飞快跑回家，用手绢包了4个热乎乎的鸡蛋。我大受感动，要知道，在这个贫穷的村落，鸡蛋多么珍贵。“明兰，我会永远记住你！”14

与咸宁方面游击式的借读，和子弟中小学师资七拼八凑的情形相比，信阳团中央干校子弟学校的师资，真可谓兵强马壮。团中央校部部长刘廉儒担任校长，一批名校毕业的青年干部任各课教师，如黄标昌（语文）、姚文波（数学、物理）、曲春郊（历史和地理）等。“团中央五七中小学在当时全国所有干校中，应该说是特色突出、独树一帜。”15

连秀平说：自己初中的学习基础，就是那时扎实打下的。在中文启蒙老师黄标昌先生的课堂上，我知道了诗词、散文、小说，记叙文、议论文、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概念，学会了造句、填空、写作文。黄老师除讲解内容外，注意从文学的角度分析，“碰到好文章，他会津津有味地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老师的自我陶醉，也感染了学生”。“他为我们打开了一道门，带引我们认识中国语言浩瀚的海洋。”姚文波老师的物理数学课讲得很抽象，但清晰好理解。“我记得有一次我思考一个物理问题，我问姚老师，假如我在一列开着的火车上，我跳起来，这么高这么长在空中滞留，我落下来的时候应该不落在原地，而是错后一段距离，因为在往前开，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徐沁在旁边说，因为你的身体是跟着火车前进的呀！姚老师笑而不答，只说，真聪明！”曲春郊讲中华民族悠久而恢宏的历史长河，我们像听故事一样有趣。不过，他每讲到东南亚变换多端的气候特征时，喜欢手足比画地说：“一阵大雨，哎——晴天儿！”我给下一级的同学讲这个典故。等她们再上曲老师的地理课，他精彩地说到东南亚气候，“果然双手摊开下压，‘一阵大雨，哎——晴天儿！’几个二八连的女生已经笑成一团”。从陶醉中猛醒的曲老师只尴尬笑笑，也不批评。16

与咸宁文化部干校、信阳团中央干校土法上马，搞人海战术建子弟学校形式相较，一机部和物质部就变成“机械化”操作了。他们在高地上建水塔，就可领教一番。陈向阳追忆，“信阳是波状起伏的丘陵地带，干校的房子都建在山包上，离老远就能看见一排排的红砖房，尤其是一机部和物质部干校的大水塔，十里外就看得见。正好相反，当地老乡的房子都在低处，为的是用水方便，他们可不像干校，水泵一开，水就上了山坡”。17

在刘晓如印象里，团中央依惯例，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建校时黄标昌老师说，“谁愿意和泥谁请举手”。我们几个同学举起手。他马上宣布，“举手的同学去搬砖，其他同学脱鞋去和泥！”这件事，“对我们几个小娇气包触动非常大，他对我们的教育影响了我们一生”。18与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相比，陈向阳说，有些部委的生活就有点接近腐化的意思了。“干校太腐化了。建了那么多砖瓦房，人家柳河五七干校住什么？‘干打垒’，地窝子！吃的更不像话，每个礼拜都吃肉！看看人家农民都吃什么？还调来那么些汽车、拖拉机，还有推土机、压路机，铺张浪费。居然派汽车跑什么合肥、武汉甚至上海去买吃的和日用品。”19

作者案：这些北京孩子，穿越省会郑州、专区驻地信阳和县城这三级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直接在农村落地，让借读于乡下中小学的他们，目睹了1970年代的城乡差别，和真实存在的社会。另外，下放部委原有的穷富差异，在干校建校和后勤服务上也彰显出来。

三、好人和坏人

斗争观念，不仅在城市酝酿发动，也潜移默化地转移到干校孩子的心灵世界。如果说，幼儿还没有形成社会判断力，那么在历史起伏中，知青和中学生凭借亲身经验，能对具体事例进行辨别，也在意料之中。

首先看子弟幼儿园教师的视角。据咸宁干校的杨静远回忆：她被派到幼儿园劳动，给娃娃们洗衣洗被，整理小床，打扫卫生，擦洗地板。一日，孩子们围上来看着她说：“她是好人还是坏人？”“她是好人。”一个长着美丽的大眼睛的女孩走过来说：“她不是好人，是坏人。”见我只是笑笑，她疑惑了一会才走开。我还不算倒霉。第一个来劳动的梁娟，就给整得够呛。“她洗衣时，她们……冷不丁抓一把煤末扔在她的盆里，搞得她狼狈不堪。几个月后，我被工、军宣队解放，成了好人。来到干校，我获得了被小姑娘称阿姨的荣幸。”20

继而看干校知青和中小学生的视角。

一是初中生王耀平的经历。他在《孩子眼里的五七干校》一文中回顾，我随母亲的外经委下放，连里经常在这个住八九个五七战士的宿舍开大会。早上醒来，忽然发现我的床边挤着几个叔叔阿姨，我就躺在被窝里听他们发言。一个说，“我一看他就是‘5•16分子’！”我后来搬家，跟一个被管制的鞠叔叔住在一起，他让我吃一块西瓜，我吃了后喊他叔叔。一个副指导员就说，“有的孩子管坏分子叫叔叔……”妈妈为这事批评了我，我也承认了。21

二是应旗的陈述。应旗在干校上过初中，不知什么原因，14岁时辍学放牛。牛棚里一边睡的是叛徒，另一边是特务，让他睡他们中间。我“和叛徒、特务住在一间屋，头一个晚上很害怕，觉得叛徒、特务那得是多坏的人啊！但是劳动一天很累，躺下来也很快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一切平静”。之后才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三八式”老干部关老头，另一个叫吴星，平反后到社科院当了司局长。他慢慢对两位老八路萌生敬意。老干部铁流问老关：“你抗大几分校的？”老关回答，“我在晋察冀”。“然后他们讲当年怎么派侦察兵，怎么突围，讲了很多战争年代的故事。”因为有一定的社会判断力，再让他做违心的事就很不愿意了。我和黄万章关系不错，一次指导员找到我，说有一个光荣神圣的任务，说下午开批斗会，你带头喊反黄万章的口号。开会时我一直没喊，指导员走过来看着我，我开始拧自己的大腿，突然喊出：“打倒黄万章！”吃饭时候见黄很不好意思，黄大度地说没事，还和我握手……22

三是臧克家女儿郑苏依的故事。“文革”初期，臧克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整天挨斗。10岁的郑苏依感到疑惑，天真地问父亲：“你真是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吗？”父亲耐心解释，他在旧社会生活如何贫困，受国民党如何迫害，而正是他们，使我们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皱着眉头，然而语气坚定地对我说：“请你相信爸爸，我绝对不会反对……的！”郑苏依打包票父亲是一个好人，但依然克制不住隐约的疑惑。她在日记里把“我爸爸最好”写了十几遍，而同样把“×××最坏”，也写了十几遍。这样心里才好受一些。一次，她在咸宁高中“共产主义学校”发高烧，这件事东窗事发。昏睡中，从定泗桥十三连赶来的母亲照料她，病情逐渐转好。一天出完早操回来，看到妈妈一脸严肃，很吃惊。她指着日记说：

你居然敢写这样的东西，胆子也太大了，被人看见怎么办？”她又指着“我的爸爸最……好”这句话说：“你爸爸现在还是受审查的对象，你怎么能这么写呢？”我小声反驳说：“爸爸说，他不反……更不反……”妈妈见我顶嘴，脸色更加难看：“你爸爸确实不反……，但他历史上有问题，而且十七年他做官当老爷。他要没有严重错误，党和人民会审查他吗？你应该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这些话对我的打击之大，实在难以言传。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必须与疼我爱我的爸爸‘划清界限’了……在这沉重的一击面前，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哭了……那天妈妈走后，我把记录着自己心声的日记一张一张地撕碎，销毁了。

臧克家所在的中国作协五连，位于向阳湖。妻子的十三连在定泗桥。相距30多里地，三口人两周才能见一面。

郑苏依回忆道：1970年10月31日，是我14岁生日。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跟父亲同居一屋的吴泰昌叔叔，到学校给我带来了爸爸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个黑色小提包，一些吃的东西和几元钱。父亲在信里祝贺我生日，希望我健康成长，我心里非常高兴。吴叔叔到城里办事，临走嘱咐我如果给爸爸的信，他回来时取。

在他走了以后，我头脑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照常理，我应当给爸爸写一封信感谢他，但前不久发生的日记事件却总萦绕在我脑海中。我愚蠢地认为，和爸爸‘划清……’就是少和他来往，甚至接受爸爸的礼物也是‘不革命’的表现。但在那物质匮乏的时期，爸爸的礼物还是颇有诱惑力的。于是，我最终决定，爸爸的礼物我照单全收，但回信就免了。这样，可以表明自己站在了‘革命’的一边。

吴泰昌的反应可想而知。返回学校时，他的表情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再三劝说，“多少写一点也好”。我不为所动，冷冷地说：“没什么可写的。”最后吴泰昌失望地走了，他心里一定痛骂没心肝的女儿，还要编点假话安慰我那可怜的父亲。

1971年夏天，我们这些中学生被派到十四连，支援他们割稻子。十四连与五连隔壁，郑苏依几天都不去看父亲。眼看任务快完成了，领队的叶叔叔问她：“你怎么不去看看你爸爸！他不就住在旁边吗？”她回答：“我不想去。”叶叔叔马上说：“我命令你去！”说完就强行拉着她一起到了五连的驻地。郑苏依追述，看到长得又高又胖的小女儿出现在面前，爸爸真是喜出望外，“他拉着我坐在床边，一边急切地问这问那，一边从兜里掏出了几块水果糖硬让我吃”23。

在那个时期，也有少数例外。这就是徐方和顾准的故事。在徐方看来，做研究员的母亲张纯音，是那时期少见的有侠骨义胆的高级知识分子。她不畏惧时势，私下对女儿徐方说，顾准是一个性格耿直的好人。徐方说，母亲看我是孩子不被人注意，叫我送营养品给顾准伯伯。“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塞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自己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我看到他（笔者按：顾准）在一处干活，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心领神会点点头。”24

为增强对孩子们表现的理解和讨论，引入顾准这个旁证视角是必要的。据顾准弟弟陈敏之先生在《顾准的最后十年》和《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中回忆，五哥顾准与嫂嫂汪壁是恩爱夫妻，顾准两次被打成右派，下放隔离，为保护几个幼小孩子，汪壁被迫与丈夫离婚。几个孩子，因父亲接二连三问题的牵连，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与他断绝了关系。1974年11月，顾准因肺癌住院。4日下午，我见到五哥，才知道学部经济所军宣队负责同志曾给三妹打过两次电话，要她去看望。第一次答复是，“要研究研究”。第二次答复是，“和五哥已十余年无来往”。顾准在弥留之际，想最后见见孩子们。敏之受命一家家去做工作，无人理会。他为此发了很大的脾气，表示此生，与侄子侄女们不再来往。

相较于子女们的划清，经济所诸位同仁对顾准，却表现出了人间少有的真挚友情。经济所的老张，陪刚从上海赶来的陈敏之，骑自行车到医院急诊室探望顾准。骆耕谟是顾准新四军根据地时期的老上级，也是经济所的同事，见顾准住不上院，于是找老战友、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顾准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友林里夫，每天到医院给他做饭，照料生活。最后一段时间，经济所年轻同事轮流值班，来照料顾准。张纯音、江明、吴敬琏，要么守护在病榻，要么参与整理遗物和遗稿。25

作者案：在那个特殊时期，上述现象司空见惯。至少大多数人在公开场合相信，这是“革命”的表现。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幼儿园孩子，对梁娟老师的所作所为。王耀平、应旗和郑苏依是三位中学生，比幼儿园孩子有理智，有了初步的社会辨别力。王耀平因为吃被管制的人士的西瓜，叫他叔叔，说明他心灵里人性的东西没泯灭。应旗被安排喊“打倒”的任务，先不肯，后来被迫喊口号，见到黄叔叔则怀着一丝愧疚。郑苏依的行为，是母亲出于自保，才做出的无奈选择。可是从1970年到1972年仅仅“三见爸爸”的事情来看，也令人不能接受。

四、孩子和大人们一起劳动

在收录干校子弟忆旧文章的书籍里，有许多帧他们与父母叔叔们一起劳动的珍贵照片。由于当时数码技术还没有问世，一般照相机的像素较低，这就影响到了它们的清晰度。加上这些老照片，少说存放了50年，因此难免模糊不清。

《五七干校在信阳》（上）第157页的照片上，是六七个团中央子弟（女孩子）在脱坯烧砖，158页照片是师生砌砖盖房，159页照片是小学生割麦。该子弟学校教师王怀倜解释说：“1971年春天，干校领导终于决定，在霸王台自力更生建五七中小学。校部派了一些会瓦工的农工和五七战士为主力，全校师生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建校劳动。当时，学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跟着瓦工师傅当小工，和泥，递砖；一部分自己烧砖；一部分去窑厂运砖。”学生们组成了搬砖大军，从干校窑厂搬到霸王台，对于八九岁、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讲，这在大人们都是重体力活。“腰累酸了，手指头伸不直了，可大家咬牙坚持”，沿路上，“会看到一队队怀抱几块红砖，蹒跚走着的学生们，个个红红的脸，汗珠满脸”。26

《五七干校在信阳》（上）第188页，收有“小学生参加‘双抢’拾麦穗”的老照片。四个扎牛角辫的小女生，身背草帽，脸色黝黑，傻乎乎笑着，拦腰抱着几捆刚拾到的麦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城市中小学生，偶遇双抢季节，会下乡帮农民收割。但干校时期的孩子，帮助双抢却是常态。连平秀写道，有一次挑灯夜战脱麦子，我们到二八连参战。因我和孙颖年龄小，被当作“灯柱子”，站在最高的麦垛上给大人们打着汽灯照亮。刚开始觉得不过瘾，但不久两条腿就站麻了。“那一夜对我来说，真是漫长！”

然而，由于受到1970年代“现场”气氛的感染，这些孩子被眼前的劳作场景激动起来了：

还有一年麦收季节，黄湖一直下大雨，麦子全淹了。整个干校的人，男女老少都上阵，水中捞麦，抢救我们的劳动果实。那一次，我们五七小战士也蹚在齐腰深的水里捞麦子，亲身感受“战天斗地”的豪情。27

当事者产生这种感受也是实情，但不乏理想色彩。假如看到1970年代的综合性社会实情，也不妨拿下放干部郭小川和回乡青年莫言不同的亲身体验作参照。

郭小川说：在干校劳动，比战争年代还艰苦。那时候没要求干部们都这样。他在致女儿家书中写道：“昨天，我第一次下水田劳动，在水里滚了一天。今天休息，浑身酸痛，头部发烧（是晒的，这里的太阳已经很灼热了）。”又说：“这里忙极，每天要到十里外的湖中水田劳动，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所以一点时间也没有。”“下雨时又冷得厉害，脚上时常被菱角刺伤或碰伤，我的伤没有断过（别人也是如此）。晚上也要上点药，包扎一下，以便第二天继续下水。”28

出身山东农村的莫言，记得家乡每年发洪水，全村壮劳力都上河堤抢险，孩子却在家里逍遥自在。在他记忆中，只有洪水滔天、像千万个马头一耸一耸地急速而过的印象。这个场面，被写进《丰乳肥臀》开篇部分。洪水过去，他听到远远近近的田野里“蛙声一片”。因此，一篇文章记录了莫言的切身感受：“该村庄以前叫三份子、三份子荒，解放后改名平安庄，现称平安村。当时地理环境荒寂，夏季洪水经常泛滥，每年水退后有上万只青蛙鸣叫。”29

《五七干校在信阳》（下）第576页，内有一帧下放到一机部罗山五七干校三位男知青的照片。跟上述中小学生不同，他们十六七岁，接近于成年。身穿笨重臃肿的军棉袄，下面是军裤，前面一个还满不在乎地把腿岔开。背景是积雪的五七干校原野、场房，及一条寂寞的村路。即使是夏季插秧，他们也不像中小学生叫苦连天，而用的是一种戏谑式的口吻。他写到插秧时遭遇到的蚂蝗战：

插秧倒不算太累，但是蚂蝗太多。蚂蝗咬人不疼不痒，一点没感觉。等它吃饱走了，伤口还不停地流血，招来更多的蚂蝗。蚂蝗像牛皮糖，很有韧性，放在手里搓，它就缩成个团，像个栗子，放在地上它又变长了。每到休息时我们就玩蚂蝗，玩够了再全部处死。30

作者案：好在全部的材料已在叙述，与中小学生逐渐从起初好奇转向不耐烦，再寄望这一切赶快结束回北京的心态比较，这些半个大人的干校知青们，看待未来的眼光已显麻木。与他们下放父母，就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另外，郭小川和莫言这两个个案，则让人意识到孩子们的陈述存在未经反思的表面化理想色彩，所幸中学生对此稍有降温。

余 论

由整理的忆旧文章可知，当事者对离京去干校、借读和就读、好人与坏人、和大人一起劳动的反应不一，因此对那年代的看法也会不同。

但这些“六七十年代的眼睛”，为我们记录了五七干校孩子们的真实状况。从北京到咸宁和信阳，不单是社会空间的整体南移，还浮现出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孩子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形成于一场社会危机之中。冀望一次革命能够缩短东西部、城与乡、干群的距离，事实证明纯粹是书斋里的方案。而事实上，人口搬迁、知识者下沉底层引发的动荡、裂隙、痛苦，许久许久都难以止息，20余篇忆旧文章即是佐证。

可惜的是，鉴于“六七十年代的眼睛”由于年龄、经验、社会教育所限，顾准对徐方这个15岁小忘年交的忠告，在忆旧文章里不曾出现：“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31顾准洞穿历史的箴言，至今都在耳畔回响，虽然新时期已检验其真理价值。

尽管如此，“六七十年代的眼睛”仍然留下了弥可珍贵的历史史料。这是整理掌故的意义所在。正因为有局限，才需要研究者将其修建、弥补。文献整理者的工作，不只是技术性的修复、挖洞和维持历史原貌，也还有由此推理出的对今日稍微有用的东西。

“六七十年代的眼睛”毫无疑义正处在历史低谷，处在一个顶多属于平均线的水平，但那是1970年代大多数人的水平，也即我们当时的水平。由于它的低谷状态，才促使人们警醒，为什么许多人一直处在蒙昧无知的精神状态。当然，它在新时期又被拉升了回来，然而不能由于拉升而轻易忘却，过去蒙昧无知状态的真实存在。

似可庆幸的是，他们当时还是八九岁、十二三岁的孩子，毕竟从根本不了解，到一步步地接触了社会。纵观一百多年的历史，还没有任何一代人会这么早熟。因此整理，也应包括这种历史之理解和同情。由此，说“六七十年代的眼睛”是一本历史的奇书，是不为过的。

注释：

1 1969年至1977年间，在信阳专区潢川县、罗山县、息县、淮滨县和信阳县等五县，中央和国务院所属部委创办的干校多达20所，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它们是团中央、总工会、一机部、七机部、铁道部、外贸部、邮电部电信总局、国家科委、外经委、对外友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等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统称“学部”），有2000余名研究人员和干部，先后在罗山、息县和信阳明港下放落户。文学所的俞平伯、何其芳、吴世昌、钱钟书和吴晓铃等老先生，也随队来此地。

2 以上搜集的24篇忆旧文章，选自李城外编《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上、下），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信阳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五七干校在信阳》（上、下），豫内资信文广新审字（2014）第016号。下放咸宁、信阳五七干校子女的文章远不止这些，因此说是“初步整理”。此外，不是所有子弟都随父母南迁，也有人随家中老人留京，或委托亲属邻居代管。

3 9 朱传荣：《干校转学记》，《向阳湖纪事》（下），李城外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416、418—424页。

4 14 24 31 徐方：《干校杂忆》，《五七干校在信阳》（上），信阳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豫内资信文广新审字（2014）第016号，第371—374、401、402、380-381页。

5 当时，下放干校的国家各部委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都在信阳设有联络站。它们充当接送单位来往人员、购买物资产品的任务。俞平伯曾回忆过，他刚从北京到信阳时，住在联络站招待所的情形。

6 21王耀平：《孩子眼里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在信阳》（上），信阳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豫内资信文广新审字（2014）第016号，第564-565、567页。

7 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每叙述一段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后，都以“寅恪案”作为注解，笔者亦采用此形式解读干校孩子的文章。参见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8 回忆者是中国作家协会涂光群的妻子杜贤铭，她曾参与创办干校的向阳湖中学，教几何和代数。《忆向阳湖中学》，《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下），李城外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199页。

10 11施亮：《没有水的湖》，《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下），李城外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346、348页。

12 18 刘晓如：《小五七战士回忆干校生活》，信阳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五七干校在信阳》（上），豫内资信文广新审字（2014）第016号，第194-195、195页。

13 吕争鸣：《干校——我童年的家》，《五七干校在信阳》（上），信阳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豫内资信文广新审字（2014）第016号，第194、195页。

15 26 王怀倜：《团中央五七干校五七中小学二三事》，《五七干校在信阳》（上），信阳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豫内资信文广新审字（2014）第016号，第158、157-158页。他1969年在子弟中小学任教师。

16 27 连秀平：《我的黄胡岁月》，《五七干校在信阳》（上），信阳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豫内资信文广新审字（2014）第016号，第191—193、189页。

17 19 30 陈向阳：《往事追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在信阳》（上），信阳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豫内资信文广新审字（2014）第016号，第576、583—584、582页。

20杨静远：《“五七”路上向阳花》，《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下），李城外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418—424页。

22 应旗：《永恒的眷恋——罗山岁月》，《五七干校在信阳》（上），信阳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豫内资信文广新审字（2014）第016号，第572—574页。

23 郑苏依：《三见爸爸臧克家》，《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下），李城外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402—406页。

25 陈敏之：《顾准的最后十年》《送别》，《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411页。

28 郭小川1970年4月21日、5月1日、5月31日致女儿郭岭梅、郭晓惠的信。参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53页。

29 参阅拙作《生平述略——莫言家世考证之一》，《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

十几年前的某晚，我请华裔美籍学者奚密教授在北京海淀桥南侧的新一元酒店吃饭，席中有32 洪子诚教授、臧棣教授和姜涛教授。饭后我暂离众人，欲驱车回家。隔着昏暗的树丛，隐约地听到洪子诚教授跟奚密说，程光炜是一个知青。我认同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他可能不知道，我还曾是一个干校子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