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连三天，每天如此，我已忍无可忍。上午九点，遛弯的奶奶妈妈们又带着孩子出现在我窗前。一个远些的声音还算礼貌，那人对自己小孩说“宝贝，别人家的窗子，不能靠太近，不能往里看，知道了吗。”此时，我正在厚重的落地窗帘后面踱步，听到这话稍感欣慰。终于有懂事的人了，我心想。这些人每天都来我窗前聊天，当我的猫跳上窗子护栏时，他们会用更大分贝的声音喊“小猫咪！小猫咪！”我租的公寓在一楼，书房连着阳台，窗外是围起来的一块草坡，种着几棵年代不长的树。按照这个设计，有树木遮挡，走在小区道路上的人和车是看不进我的房间的，除非出现眼前这种情况——有人翻过草坪的围栏，将脸贴在我的落地窗上逗我的猫。他们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拉上了阳台和卧室之间的窗帘，想对外面的童真显示出自己的友好。我的办公桌正对着窗子，这就预示着整个早晨我都得拉紧窗帘开着灯工作。之所以租这个房子，就是为了我和我的猫可以看见窗外的绿色和穿梭而过的小鸟。而此时，我对窗外童真的耐心已经全部用光了。

我打开音箱，连切几首歌，直到找到鼓声最响的那首。令人满意的重金属。我坐在椅子上，用手指从窗帘边缘拨开一条缝隙望出去，音乐对窗外的人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并未发觉这是善意的警告。巨大的音乐惊到了我的猫，它在床边跳上跳下，一个飞翔式的大跨步奔向卫生间。我将音乐声调小，想着这种情况可以打电话给物业进行投诉，可投诉又显得太声势浩大。我拈起窗帘边缘又做了快速观察：现在正在我窗前采着野花等猫出现的有三个妇人和围在她们身边的四个小孩。

我突然有了想法。两年前给好友当伴娘，她送了我一件玫粉色真丝睡衣，除了在婚前睡衣派对上拍照穿过一次，回来就一直扔在柜子里。穿上大露背吊带睡衣，散开拢起的头发。我站在镜子前，弯曲蓬松的头发配上玫粉色睡衣，看上去睡意朦胧。烟盒里还剩最后三支烟，我抽出一支抿上嘴唇。我一手端着小烟灰缸，另一只手举着打火机，掀开窗帘，倚在阳台和卧室之间凸出来的墙壁，将头发捋向一侧，利落地搓动火机滚轮点着了香烟。猫从我的身后一跃而起，跳到防护栏上。猫落到护栏上的一瞬间，几双眼睛和我对上了。我的目光没有落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我故意看得很远（怕尴尬而破功），即使这样我还是能感觉到几个妇人面部表情的明显异样。我有点紧张，但同时觉得过瘾，感觉自己正在用歪门邪道伸张正义。“小猫咪！小猫咪！”小女孩们并没有留意我，她们重新贴向我的窗子，注意力全都在猫身上。我弹了一下烟灰，换了一个更妖娆的站姿，深呼吸将一口烟圈吐得很远。几个妇人抑制着明显的震惊牵过自己的小孩准备从这里逃离。她们怕这个站在阳台上穿着性感睡裙抽着香烟的女人教坏小孩。很快，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围栏边缘。草坡又恢复以往的宁静。我想，可能他们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在这里了。

疫情爆发以来，我和所有人一样除了外出采购生活物资，日复一日地宅在家中。整个春季就这么过去了。对我来说，长期居家不会造成任何困扰。当下疫情已受控制，户外的人群开始多起来。人们判定空气的安全性，然后冲进去小心翼翼地呼吸。这月初，我的朋友小白和李庚已经完成他们本年度的第二次搬家：从北京东三环搬到北五环，再从北五环搬到更北的地方。我们在微信群里开玩笑说他们已经北上抵达内蒙古。虽有节节败退之嫌疑，但自诩“寒冬电影人”的两个人在饮食和着装上的精致丝毫未受影响。我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他们背着二手市场淘来的vintage老花包出入美术馆。这是住在郊区的一大好处，那儿美术馆多游客又少。这两个男性友人活得一丝不苟，他们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放到最大也找不出什么瑕疵来。绝大多数人居家发胖的时候，他们进行了更严格的身材管理。我们三人的小团体中，我总是差那么一点儿，说不上是哪里。大概是生活姿势上，他们总说“造型要拿死”，而我从来马马虎虎。

我在这个小公寓住了一年多，生活没有什么转折性改变。我每月都会赶在编辑最后通牒前完成那些文章，我为一本航空杂志、一本商务杂志、两家出版社写游记和书评，偶尔接点儿散活给报纸副刊写命题文章。自由撰稿的收入勉强只够我吃饭，我在网上还做着小生意。说起来有些讨巧，我开了一家艺术品喷绘的小店，专门复刻名画。合作的打印店是我精挑细选来的，微喷技术非常高超，画布装进相框后显得非常有质感。起初无人问津，后来有一阵子，爱德华·霍普突然在国内大火，他的《靠海的房间》让我这桩生意有了起色，订单纷纷而来。紧接着，大卫·霍克尼的《水花四溅》和安德鲁·怀斯的《海边的风》让我的生意彻底好起来，开始有钱进账。我发现有水的装饰画总是卖得更好。我和景德镇的手艺人还合作了几款有设计又实用的陶器，挂进小店，配上漂亮的文案，这个生意能做起来也合情合理。小白和李庚不这么想，说我连正经淘宝店主都算不上，最多是个“二道贩子”，他们说我就是占了有文化的便宜。

小白发微信说他和李庚换的新房子有个大客厅，稍加布置，聚会绝对没问题。他说最近新入三瓶香水，我去可以随便用。我一直觉得小白快乐生活的最大动力就是得到那些人所不知的小众香味。他的有形财富就是一陈列柜的香水。他对收集香味如痴如醉，觉得邀请别人去试香已是极度友好的行为，我往往配合他，尽最大可能地展示出对那些只能喷进空气又带不走的液体的兴趣。李庚是名校建筑系的毕业生，他也是我们中间阅读量最大的，他总有些稀奇古怪的新玩意儿是我没见过的。他最近没工作，就去把头发染成了粉色。这两个漂浮着却活得有姿有态的人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说我努力赚钱是为了抵御假想的风险，他们赚钱就只是为了花掉。

我们约在周六早晨，我去他们的新家。那时地铁上人很少，相对安全，我给他们带了两包我囤的外科医用口罩，还有一瓶便宜的红方威士忌。我出门时，城市还一派睡意朦胧，街道空无一人，红绿灯寂寞地转换着，显得多余。习惯性地，即使没有车和行人，我还是等到对面红灯转绿才通过人行道。这感觉像是处在末世电影里，靠遵循文明的规则来彰显人性的幸存。他们家远得让人惊讶。这条一路往北的地铁线坐到尽头还需换乘公交车或出租车，全程保守估计得一个小时五十分钟。我上了地铁，同车厢的另一头坐着一个男人，戴着口罩和一副简易护目镜，手上套着软胶手套正抱在胸前，闭着眼，正襟危坐。我坐在靠门的一边，到终点站下车，不怕坐过站，我也戴起耳机准备补觉。

迷迷糊糊中，我做了一个梦。实在算不得好梦，我梦到许多蚂蚁在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爬行。地铁正用超乎寻常的速度往一个黑洞驶去。那些黑蚂蚁小而密集，有纪律地沿着同一个方向行进，像一条铺盖过来的黑毯。场景过于逼真，我的精神也明显变得紧张。车厢颠了一下，我忽地大醒，玻璃窗透进来清晨独有的光线。我悬着的心也缓缓松懈下来。我注意到对面临近车门的地方站着一个通身漆黑的人，他穿着黑色的工装裤，一件黑色防风衣，领子立起来，拉链一直拉到下颌，头上套着一个全封闭黑色防毒面罩，凸出来的部分用白色描了边，乍看上去像个骷髅头，还有黑色皮靴、皮手套，这些设备将他全面包裹，看上去不像现实生活中会出现的人或者说场景。他很淡定，斜靠在扶手上望向对面，完全无视我的打量。

这会是一个久违的愉快周末。我把注意力转移回来，想到我们可以在家里看电影、做饭、喝酒，我要把书架上新的书都翻一遍，李庚不反对的话我们还能打打牌。其实疫情以前我们的聚会也大致如此，除了有一年夏末我们报团去山里露营外也没有什么更新鲜的事可做。我们三个人都很宅，宁愿在家瘫着聊天也不愿出门参与热闹场合。除了严肃话题，他们偶尔会给我讲一些影视圈的小八卦，比如谁又上了黑名单，谁的婚姻貌合神离却在捆绑做秀，谁又睡了比自己小的新人，如此之类的话题虽然无聊但也能聊上一阵子。他们的工作都比我累，经常一连工作十几天不休息，所以我们聚会都是在休息，叫好外卖，我们可以宅到深夜。

我下地铁后叫了一辆网约车。可能是生意惨淡，我叫的快车却来了一辆豪华七座SUV，在平时叫这种商务车得付至少三倍的价钱。车上只有司机和我，显得有些空荡。时间尚早，一路上没看到几个行人，原本荒凉的郊区显得更加没有生机。每个小区外都搭着至少一个蓝色帐篷，外面拉着几道显眼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返京登记”和“建议勤通风洗手”的标语。太久不出门，看到任何事物我都充满兴致。到他们住的小区时，小白在等我，以防万一悄悄塞给我一张白色纸质的通行证。门卫量了我的体温，做了登记后，并没有让我出示证件，一切顺利。进了门我才发现小白神色匆忙，脸色不对，并不像是聚会该有的轻松神采。

“怎么了？”我问。

“先到家，进去说。”他说完，我就预感有事发生了。

他们的新住处确实有个很大的客厅，也布置妥当了，一面墙都是书柜，放满了书和唱片，地上有一块从“闲鱼”上淘来的土耳其地毯，沙发上盖着一块菱形图案的遮布，坐上去很舒服。这个布置，看得出他们尽了自己最大可能去安顿生活。等我坐定，李庚从卧室出来，拎着一个行李包。我看着眼前站着的两个人，他们的神情有点慌张，还似乎有点难以启齿。

“什么情况？”我一头雾水，不知发生了什么。

“我得回一趟老家。”李庚说。

“我也打算跟着去，感觉他自己搞不定。”小白也一脸严肃。

“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隐约感到事情并不简单。

“今天聚不成了，太突然，没来得及跟你说。我们正在看机票，飞机时间短，安全一点。”小白说完，我还是没明白什么事情会让这两个慢条斯理的人这么着急。

“谁能跟我说说到底什么事吗？”

“李庚的弟弟做生意借了高利贷，结果疫情一来，生意黄了，让要债的堵到家门口了，要李庚回去才放人。”小白说完，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亲弟弟？”

“嗯，亲弟。”李庚低着头收拾东西，好像是他借贷还不上一样。

“要不你也一起去？就当出去走一圈，透透气。”小白说。

“太突然了，我的猫还没有安顿，得有人照顾，稍等，我想下。”这个建议虽在意料之外，却让我冲动了。一是因为李庚是我最好的朋友，他遇上这样的事我也不能袖手旁观；二是因为好奇心，我虽说算不得体验派写作者，但我还是对各种生活事件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在家憋了半年，也一直想出趟门。

“大概得几天？”我问。

“顺利的话，两天就能完事儿，如果你想到处转转，可以多待一天。”李庚停下手里的活儿，“你也不要勉强，女生可能不像我们这样，吃住随便怎么样都行。”

“女生怎么了！”听了这话我来劲了，“我也不是去添麻烦的。我，真·中华智库，斗智斗勇少不了我。”

“你就说去不去吧，得赶紧买机票了，现在航班少，再晚又涨价了。”小白坐我旁边抱着手机刷票。

“你等一下下，我问问我邻居愿不愿意去给猫添粮和水。”

几乎就这一两天，网传猫科动物是新冠病毒易感群体，导致很多养狗养猫的人过度恐慌把宠物遗弃了。我想，这时候让邻居去喂猫会不会令人家为难。编辑微信时，除了发出请求，我还特别强调我的猫从未出过家门，并且疫苗齐全、性格温顺。没想到，我的邻居很快回复了，她发了一串语音说：“小事儿，交给我吧，猫那么可爱。你把大门的密码发我，我每天过去看看。你忙你的，出门注意防护。”

猫的事搞定后，就剩下一点不妥，我来的时候包里只带了一瓶酒，此外什么都没带。

小白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我把我新买的还没穿的打底衫什么的给你带上，你想换衣服的话就穿上。”

“行！那我加入！回去搞搞弟弟的烂摊子。”我说完，李庚难得苦笑了一下。

“其实我之前已经给他填了六万块钱，积蓄都空了，反正现在是没钱再给他了。回去看看，先保证这家伙人没事。”他说，“我家附近有几处古迹，完事了可以带你去看看，也不白去。”

“没事，这些都无所谓。”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高中同学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我有个律师朋友，我也咨询一下像这情况要咋办。”

“你说带个家伙能托运吗？咱们得带个防身的。”小白买好票后，找出一把水果刀，还搜出一把菜刀和一把重金淘回来的瑞士军刀。

“别了吧，弄不好连人都被扣下了。”我在我带来的那瓶酒外面卷了一层毛巾，塞进李庚要托运的行李包。“带点酒可以，酒壮怂人胆。”嘴上虽是开玩笑，但心里其实真有点担心。这是越过理论直接下场实践啊，我心里想，据说放贷的都挺狠辣，认钱不认人，估计这事不好处理。我没有把这种担忧显露出来，我帮着收拾东西好像我们仨要去露营一样，毕竟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蔫了会大大影响士气，很可能造成整体消沉。

四月初，北京入春不久，温度还没升高，外出得穿呢大衣或冲锋衣。我们穿戴整齐后站在穿衣镜前照了一下，我和小白穿了长大衣，李庚穿一件加绒里的短外套，我们把全部行李都放进一个大手提行李包，李庚拎着。临出门前，小白高呼一声，让我们都站住。他转身进了自己的卧室，拿出来一瓶香水。

“来，都喷一喷，乌木沉香，适合此行，显得稳重有城府。”他一边说一边往我们这边的空气里按了几泵。我和李庚无奈地看着小白完成这个仪式。香味弥散开来，像熏过香后的残余，这气味的确让人冷静。

我们三人走出小区大门时气势很盛，看去一定是能摆平一切的架势。但我预计，他们二人心里和我一样也敲着退堂鼓，他们也一样不相信凭自己能搞定这件棘手且不占理的事情。我们打车奔向机场，一路畅通，机场严防死守，出行的人不多。我们扫了几道二维码，量了体温，填了出行表，才能正常值机。表格上有一栏填出行目的，小白看了看我，我们一致同意写“奔丧”。虽然有些恶趣味，但至少像个非出行不可的理由。

上了飞机，我们才意识到虽然到目的地不用被隔离，但返回北京时还有可能要被隔离。管不了那么多了。飞机上不派餐饮，为数不多的几个乘客连同空姐都全副武装，除了必要的安全提示与沟通，非常安静，大家屏气凝神，好像这样能减少空气的吸入。太阳正在隐没，金光将云层打碎，洒金的，酒红的，一齐展示在我们的舷窗前。我们三个人挤在窗口看了一阵子。

飞机落地时，天已经黑透了。从机场到李庚家还得坐机场大巴再打车，到县城时已经是夜里十点。李庚弟弟李辰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们先找了家经济连锁酒店，开了两间房，准备先住下来，第二天再去李辰住处。酒店周围挺荒的，加上疫情的影响，没有商铺开门，没有行人，街灯也半开半灭，这让我有点不安，我在小白和李庚房间里待到凌晨才回自己房间睡觉。我们约定第二天早早起床，吃了早餐就先去找李辰探探具体是什么情况。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庚的家庭情况是如此复杂：父母很早就离婚了，李庚跟着父亲，李辰跟着母亲，而且父母也都分别再婚了，李庚平时和李辰的联系也不多。一家四口，几乎是各过各的状态。要不是这次来李庚的家乡，我根本不会知道这些，在我眼中他一直是个极有礼貌又有点抗拒亲密关系的人，从来不主动聊自己的事情。听完他说的话，我又暗暗佩服他，对这么疏远的亲情关系负责任，很不容易。他平时跑剧组挣钱不多，能把积蓄都给弟弟已经很不简单了。聊天的空当，我在手机上绘制了一个简易告示，申明全店商品会推迟三天发货，做好后传上我的网店。

第二天我们起了大早，找了附近两条街，没有早餐店开门，最后在一个教堂模样的建筑门外看到一个摆摊卖炸糕的女人。我们点了六根油条、三个茶叶蛋和三碗豆浆。吃完早餐，李庚将冲锋衣的帽子戴了起来，小白把他的棒球帽给了我，自己也戴起大衣的帽子。我们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场景极为不真实，但也不容多想，我们要去找的可是催债的人，谁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到了李辰住处，他住在一个院子里，大门锁着，敲了几下，没人应声。见四下无人，我们摘掉口罩蹲在李辰家对面等着。这里的气温比我们想像的还要低一些。我们裹紧上衣，不时站起来踱步。小白掏出一包烟和一盒酒店前台给的火柴，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根。

我们等了有半小时，里面还是没动静。

“墙也不高，我翻过去从里面给你们开门。”小白说着，在周围寻找有没有可以垫脚的东西。

院墙的确不高，但直接爬也翻不过去，我们在附近搜索了一圈，没有什么可以支撑的东西。

“我们给你搭个人梯，像上学时候军训的那样。”我说。

“你能撑住吗？”他问我。

“我没问题。当年我可是当过‘地基’的。”说完，我和李庚在墙上演练了一下，让小白踩我们挽在一起的手借力，然后踩着我们肩膀就能翻过去。

一系列动作很顺利，小白从里面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进去后，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应。院子里一共三间房子，我们视察了一圈，有一间是杂物间，一间里摆着一张自动麻将桌和几张椅子，最后一间是客厅和卧室。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根铁丝，撬开窗子翻了进去。

屋里没有任何动静。

“是不是把人绑了？”小白说。

“应该不会，放贷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绑人，绑了人性质就变了。”李庚四处翻了翻，明显他对这个地方也不熟悉。

“这儿有个留言条！”我看到电视机上有张纸片，是撕下来的一页日历纸。纸片背后写着：寻人，打这个电话。后面附着一串电话号码。

我们觉得蹊跷，但也只有这一个线索。我们走出房门，站在门前的台子上。我四处看了看，院子各处还算干净整齐，没有什么明显的斗殴或者挣扎痕迹。

李庚掏出手机拨了纸条上的号码。电话接通后，他没有说话，只是“嗯”“嗯”地应了几声。“人在我妈他们家”，挂掉电话，他把燃尽的烟头扔在院子里，“你们俩看想不想去。”

“去啊，走吧。”小白说。

我们又到了李庚母亲家，进门后，发现屋里有三个人，李庚的母亲、李辰，还有一个瘦小的年轻男人，看上去有点腼腆。看到我们来了，让我们坐着先别说话，他开始打电话。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大汉，戴着口罩，但只盖了嘴巴，鼻子露在外面。这两个人看着挺彪，一来就拉出餐桌的凳子反着跨上去，看着我们三个人。

“你们谁是他哥？”

“我。”李庚说。

“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人说话方言很重，但也能听懂。

“我朋友。”

说话的彪形大汉缩在自己的皮夹克里，一大串钥匙挂在裤腰上很显眼。“小苗，你把这两个人带到卧室去，不要出来。这事跟他们没关系。”

“好，亮哥。”小苗冲我们摆摆手，意思是让我们跟他一起进卧室。

我们俩跟着进去，但没有锁门，能清楚听到外面的声音。小苗进了卧室后好像也松了一口气，拉了拉口罩，活动了下脖颈。

“小苗你多大？”我问。

“叫谁呢！苗哥，叫苗哥。”他急了，故意转身狠狠看了我们一眼。感觉这要债的也不像是恶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仔细听外面谈话的内容，大致意思是本金还不上了可以先宽限，每月需要结利息，说手上有李庚母亲和李辰的黑料，利息要是到不了，他们就不客气了，这次只是一个警告。

“你在北京工作，工资应该不少，你弟都这样了，你不帮一下？”那人对李庚说。

“谁的烂摊子谁收。”

“反正你们看着办。第一期利息今天晚上就要，要现金，我派人拿。有人盯着你们，别搞事情。”

“你们从北京来的？”小苗问我们，我点了点头。

“现在疫情还严重吗？返京还隔离吗？外卖员还能跑吗，有没有什么限制？”

我和小白对视了一下，我们都明白了个大概，小苗应该是春节回家被困住的外卖员，而且很可能以前就在北京送外卖。

“北京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好像只有一两个社区还需要隔离。外卖从二月底就正常了，大家居家，买菜买水都是叫外卖。你现在回去就能直接上班。”小白说。

小苗好像意识到自己说多了话，突然闭嘴，没再接话茬。我们能感觉到他的焦虑，他显然还想多问一些。

这个时候，我突然心生一计。我给小白发了条微信：“如果外面的人派小苗来收款，那就好办了，我们可以策反他，让他跑掉，他跑了钱也说不清了。”

小白看到短信后，转过脸看着我，一副“能不能行”的表情。

“一会儿再说，这种事就得节外生枝，能拖就拖。反正这家人也没钱给。”我又发过去一条微信。他回我一个“真有一套”的表情包。

“交钱地点和时间我再通知你们，记住要现金。人，我们盯着呢，不要搞别的事情。”亮哥临走前又强调了一句。

亮哥喊出小苗，让小苗和他们一起走。

这几个人走后，李庚的母亲走过来说：“庚庚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了怎么不住家里？”

“现在疫情，不方便，我和朋友住宾馆合适。”

李庚的母亲要留我们吃中午饭，但被李庚以疫情不能聚众扎堆拒绝了。我和小白也松了一口气，我们也不想留下来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李辰坐在沙发最里面，从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像一个事不关己的闲人。

出了李庚母亲家的小区，李庚问我：“你问你那个律师朋友了吗？他怎么说？”

“问了，但说这种民间借贷，属于民事纠纷，法律能参与的地方很少，如果对方没有做出人身攻击之类的事，基本上没辙，报警也没什么作用，最多就是延缓日期。”我说完，大家就没再说话。

我们找了一家开门营业的面馆坐下来。

“你不是有个馊主意吗？说出来咱们盘一盘。”小白撞了撞我。

“哦对，我们刚才发现那个小苗应该是个北京的外卖员，估计是困住了，找了这么个活儿先干着，应该还是要走。如果，假设啊，现在疫情期间，放贷的那些人也人手不够，估计还是会派这个小苗来拿钱。到时候，我们可以劝他回北京继续上班，如果他跑了，那至少这一笔钱就说不清了。”

“这有点坑人啊。”

“我们可以真的给小苗一点钱，至少回去的车费我们给了。”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哪有什么长久之计，除非你有钱不停地替你弟还钱，而且这个钱还没完没了。”我说完，小白也补了一句，“得让你弟出去上班，挣钱自己还，或者只能把房子卖了去补。这个钱窟窿，不应该是你来补，你们虽然是兄弟，但各有各的人生，你回来已经算仁至义尽了。我们先把今晚这关糊弄过去。到时候也看小苗的意愿吧，实在不行，这一期利息给了就撤，好坏你别再管了，人家还有后爹呢，不出头，轮不到你。”小白说完火速订了第二天上午回北京的机票。

吃完饭，整个下午都无事可做，好久没有这样无所事事地闲逛了。李庚提出要带我去附近的一个石窟看看，我拒绝了，这个时候他一定没有心思去逛景点。我们就在县城的街道上闲逛，路过李庚上过的中学，大门封死了，李庚带我们绕到一条小路，我们在校园里溜达了很久。我们都在等待那条“交易短信”。

一直到晚上八点，还没收到，就在我们猜亮哥是不是改主意了的时候短信来了：“晚上在南山上的关公庙那儿等着，有人去拿，不要耍花招。我知道你们住的酒店，上山前会有人盯着你们。”

看完这条短信，我严重怀疑亮哥一定没少看黑帮题材的影视剧，派人取个钱搞得这么声势浩大。

“为啥不支付宝转账，搞这么麻烦。”小白说。

“可能转账记录也算个证据吧，这些人贼着呢。”李庚说。

“你知道关公庙怎么走吗？”小白笑了，“关公！这亮哥果然是道上人。”

“我知道，还挺显眼的，基本已经到山顶，好在这山不高，咱们回酒店收拾下就出发吧。”

为了防止变故，我们整理了行李带着，到时候一下山直接去机场。李庚找取款机取钱时，小白从商店买了三个手电筒和几节备用电池。

上山的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漆黑，山上做过亮化工程改造，隔几步就有一个矮脚灯。唬人的反倒是四周的寂静。石阶夹道种满了松树，这些树都有些年头了，树冠巨大又规则，像无数个巨型三角形叠架在我们头顶，树太密集，人走在下面很有压迫感。李庚走在最前面，我走中间，小白断后。我们一人拿着一只手电筒，但我只敢照向脚前面的路，并不敢照向周围，不知道被照亮的会是什么，想想还是让人害怕。耳边只有不知是蝉还是蟋蟀的叫声。我们一路走，路过了几个大大小小有院墙的宅子，李庚说那些都是民间信仰者集资修建的庙宇。每一座院落周围的树上都挂满了红带子，是在道观很常见的那种祈福的带子。

“你还是可以的啊！挺勇敢。”小白在我身后打趣我。

“这有什么。”想到昨天早晨我还在家恶作剧，那时我以为晚上会有个温馨的聚会，谁能想到此时我们正穿过灰暗森林走在这样一个不着村店的野山上。真是叵测的一天。我内心深处也为这例外状态感到一丝兴奋。

我们三个人的衣服已不再整洁笔挺，为了保暖，我们恨不得扣上所有的纽扣，把拉链拉到尽头，戴上帽子，口罩已经不为防病毒而单纯为了保暖。山上露水很重，弥散在丛林中的湿气侵袭着我们的皮肤，又湿又冷，我们得不时停下来做一组高抬腿热身。天地之间一片幽暗。我们走的台阶已经做过硬化，不用像在山下那样一不小心就会踩进湿软的淤泥。每踩下一步我都要试着探一探，我很害怕一脚下去会踩到青蛙或者其他什么安静的虫子。我们像三个梦游的人，卡在山的中间，下去是不可能的，下山的路已经隐没，看不见了。我们只能继续往上走。树枝间有些微弱的光，应该是某些飞虫发出的，把这漆黑的夜衬得更加黯淡。空气却清新极了，我们走在纯粹的植物中间，像夜晚的闯入者。好在亮哥选定的地方不在山的最高处，不多时我们就到了约定的地方。关公庙和我们一路上看到的院落很像，一个小小的院子，大门漆上了颜色，左右两个门环，贴着一对门神年画。院子里面有一排房子，地基起得很高，正中间应该是供奉关羽的大殿。我们没有进去，把行李靠在树干上，看了看手表，已经快到夜里十一点。除了我们，周围没有一点人类世界的声音。

不得不说，这个地方视野绝佳。站在山脊上的空地俯瞰下去，可以望见几乎整个城区，半明半暗的街灯将睡眠中的城市映得如真如幻，像浮在黑色大地上的反光鳞片。高层居民楼上还亮着几间，但光线微弱，毫不起眼。我很久没有见过这种不存在光污染的夜空，上山时的慌张也不存在了。

“如果是小苗来，这种跑腿的活儿肯定就是小苗来，我们先策反他，如果能说动，你说给多少钱合适？”小白问我。

“三千差不多吧，买个机票绰绰有余。”

“我觉得咱们这就是多此一举。”听声音，李庚还是有些焦虑。

“管他呢，到时候看。”小白过去坐到李庚身边。

我们三个人在路边的栏杆上坐了很久，越坐越冷，还是不见山下有动静，我突然想起了那瓶威士忌。我从李庚的包中翻出那瓶酒，小白把裹酒的毛巾缠在脖子上当围脖用。“这儿就不讲究了哈。”我拧开酒，仰起脖子喝了一口，酒的出口太小，得不停抖动才能出来一点点。我喝完传给小白，小白也仰起头开始抖酒瓶。酒喝了几轮，身体开始热起来了。“我们点堆火吧，捡点树枝木头什么的。”小白说完，从包里拿出了那把瑞士军刀给我。“你带来了！”我接了过来。“我网上查了能托运，就带上了，这不用上了。”他把刀递给我，示意刀很锋利用时当心。他和李庚折下低处的树枝，周围的能捡到的可燃物不多，几乎没有什么废木头，都得从树上现取。我们找了一堆看上去可以点着的东西，也还是担心树枝太潮点不着，小白又往远走了走，捡到两个纸箱，拎回来撕开了引火。四根火柴一起划开，火起来了，随着火光而来的是一阵剧烈的呛人的浓烟，简直令人窒息。刚摘下的树枝太潮湿了。我们站在上风向，等了一会儿，火势趋于稳定，烟也转淡，空气里呛人的气味也逐渐消散。我们围坐在火的周围，继续轮流喝着那瓶酒，很快，一半就下去了。周围温度有所升高，身体不觉得冷了，反而在这火光中有点躁动。

“现在这情况像不像你会写的剧本？”我从小白手中接过酒瓶。

“最近都没项目，你看李庚也好久没接到戏了，他上次接的那个有台词的电视剧，签了五集，但看现在这情况也得黄。”小白说。

“用不了多久，我们得跟你去卖画，当二道贩子了，”李庚说，“创作者得跟着盗版商人混了。我们做大做强！”说完，我们三个大笑一场。

零点已过，仍不见有人来。我们坐不住了，站起来把剩下半瓶酒也喝了，小白烟盒里仅剩的几根烟也抽完了。李庚酒量差些，已经明显醉了。酒喝猛了，我和小白也上头得厉害，身体开始晃起来。瓶底儿剩的酒喝干后，不知谁起了个头，我们唱了起来。“雨绵绵的下过古城，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我们唱完《再见杰克》，觉得不尽兴，小白起了个头，我们又吼了一遍草东乐队的《大风吹》。唱完酒劲儿彻底上来了，小白打开他的运动歌单，把音量调到最大，我们先是沉默地踩着节奏，望着山下，城市彻底沉睡了，这一天结束了，就连今天犯下错误的人也都安眠了，只有我们，在这火光里晃动着，企图证明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做点什么。稍显寂寞。小白放下手机，把李庚拽起来，又拨了拨火，加了些树枝和纸箱碎片。然后我们跳起舞来，跟着音乐，我们循着火光跳舞。旋转，扭动，腾空，毫无顾忌，此时风都停息了，四野之中只有我们的欢愉还富有生机。我们两手空空，我们用空荡的手掌划开空气，我们越扭越快，越扭越热，越扭越有激情。有一段大家统一了动作，跟着李庚跳。我们互相配合着，身体也越来越轻盈。我们扔掉帽子，解开大衣扣子，李庚给我们模仿电影里的舞蹈桥段，他熟悉电影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大笑，直至笑出眼泪来，一点点奇怪的动作就可以令我们大笑。快乐突然如此容易。跳累了，打起精神继续跳，酒精从我们的毛孔随着热量一起蒸发了。我们越来越清醒，为了后半夜不在这里睡过去，我们还聊了一会儿电影和最近看的书。很快，东方既白，夜色就要被刷过去了。一直到天亮，我们都没有等到小苗。没有人来这里。个人简介

宋阿曼，1991年生，甘肃华亭人，后于天津、西安求学，西北大学文学硕士毕业，现居北京。所著小说见《人民文学》《十月》等刊，出版小说集《内陆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