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0年第6期｜房伟：龙门的哭泣
2020年夏天，注定不那么平静。疫情狡猾凶险，老家山东也频发教育丑闻，农家女上大学被顶替，网上群情激昂。我们之所以痛恨偷取别人人生的家伙，潜意识里有一个观念，考上大学，就是精英人生，没有大学文凭，就是失败者。社会的确存在这样不断制造“失败恐惧”的氛围。
山东农家女被顶替16年，图为陈春秀举着16年前高考时的准考证（央视）
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刻，都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我们所谓努力奋斗，不过是趁势而起，颓废潦倒，也不过是随波逐流。我们必须学会原谅自己和他人，这不是无条件宽宥，或糊涂大度，而是某种情况下，肯定人生的价值。我在一所高校任教，每年都能见到很多雄心勃勃的大一孩子，他们高中时是“优等生”，一年下来，雄心勃勃却转换成懒散与自暴自弃。对知识的好奇心，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之心，都慢慢消散了。这种“反转”来源于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被否定，他们亲眼看到高中时代那些“不优秀的孩子”被否定的人生。他们不想成为失败者，他们要成为风光无限的“后浪”。但当“否定”一旦真的袭来，他们也就很快倒下，毫无抵抗力。
不是“后浪”才会这样，在我的高中时代，已是这样了，甚至更加残酷。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新华社）
不能考试，不如去死
他是东北人。他有个姐姐，也是学霸。家里穷，父母只好把他送到油区的爷爷那里。父母疼爱他，1990年代的东北，经济凋敝，远不如油区的日子好过。
东北老工业区工人群像（摄影 王世平）
可他不这么想。他感觉被抛弃了。我一直无法忘记，他黝黑的脸庞，郁郁寡欢的神色，以及唇边那撮早熟的、绒绒的胡子。他衣着寒酸，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身上有咸菜的味道。他不善言辞，性格孤僻，没什么朋友。他习惯坐教室后排。课间，大家出去玩闹，他呆愣愣地靠着窗，痴痴地望着外面，阳光洒在那张黑脸上，仿佛金粉掉落在了煤堆，有些触目惊心。大家不和他玩，很少和他说话。
他很穷。矿区中学较艰苦，但比起西部和东北，还要好很多。我们十八个同学，住在一间由教室改成的大宿舍。大家闲暇时谈得最多的，就是女人和美食。舍友有的家庭条件不错，常带来简装大包方便面，没有包装，只附带一个个小袋调料。当方便面的香气，飘散在空中，四周都是吞咽口水和肚子咕咕叫的声音。有时大家睡不着，就各自吹嘘吃到的美食，用嘴炒菜，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越来越饿。他极少参加这种无聊的活动。他的伙食，无疑是最差的。他从不买菜，打一碗免费的西红柿鸡蛋汤，买几个馒头，就回宿舍吃。他的主菜是一成不变的萝卜咸菜。他一声不吭，默默吃着饭，好像吞咽下的，不是粮食，而是一块块坚硬的石头。由于长年没菜吃，他的嘴角，长满大大小小的烂疮，看起来吓人。我想请他去校外吃拉面，被他拒绝了。他嗫嚅了半天，说，没办法回请我，占便宜不好。
虽然他又穷又土，但成绩非常优秀，尤其是物理。我就读的中学，是油田几十个矿区仅有的两所重点高中之一，他能插进来，说明他在老家学习就非常好。他第一个学期，就考了班上前五名。此后，常年待在全班榜首位置，只有极少情况，考不进前几名。他喜欢物理，我们班主任兼任物理老师，也很欣赏他。他用很低价钱，买了一些小元件，组装了一台大功率收音机。他比我们起得早，睡得晚，每天熄灯号前半个小时，他泡着脚，闭着眼听一段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这大概是他唯一的享受吧。高二分科，我去了文科，他留在理科，但我们还在一个宿舍，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班会就是他的高光时刻。班主任会把他拉出当例子。他垂着头，黝黑的脸会浮现出红晕和谦逊笑容。这大概是他唯一开心的笑。他理想的本科院校，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想要造飞机。我问过原因，他说，喜欢飞翔的感觉。
高三上学期，他的好运到头了。他的成绩不断下滑，不断受到老师批评。一次，我们晚上聊天，正聊得高兴，他突然暴怒地呵斥，不要说了！说完开始嚎啕大哭。我们不明所以，后来才了解，他的姐姐，考上了东北师大，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父母的意思，是让爷爷负担他上大学的费用。但爷爷只是普通职工，身体不好，常生病，退休金也少，还要照顾他三个叔叔家里的小孩，没有能力支撑他上大学。僵持了一段时间，父亲决定，让他去考职业学校，学门技术出来挣钱。他的大学梦，还没开始，就要破碎了。他很焦虑，不仅成绩下降，还经常自言自语。一天晚上，他很晚没回来，我们出去找他，发现操场的一个角落，他砸碎了自己的收音机，并用冰冷的铁榔头，敲烂了虎口。白森森的骨头茬，殷红的血，空洞的眼神，都在诉说着他内心的痛苦。我们都被吓坏了。班长自告奋勇，到学校反映，给他发动捐款，也被冰冷的拒绝了。他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
▲1996年7月7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进入第一天。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新华社）
过了一段时间，他跳楼了。这是有征兆的，一天晚上，我半夜尿急，爬起来上厕所，看到他呆呆坐在床上，喃喃地说，不让我考试，我就去死。我安慰了他几句，也没在意。他自杀未遂，成了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班主任阴沉着脸，讲述了他的故事。他从四楼跳下，被二楼搭出的违章建筑预制板隔了一下，人没死，但胸部以下失去知觉。他将终生瘫痪。
我们给他捐款，也买了鲜花，去医院看望。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只是缩在被子里，在被单中露出那双绝望的眼。小护士们对他也很不耐烦，嘀咕着说，要死也不死得彻底点，年纪轻轻，躺在床上一辈子，害人害己……
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爷爷，一个弯着腰的老人。他也有一张黝黑的脸，不断咳嗽着，抚摸着孙子的脸庞，手在不停颤抖。
这一幕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上，几十年不能忘却。他的悲剧，也许不过是那个年代贫困高中生的个案。对于当年的贫困生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他梦想在蓝天翱翔，可那只梦想的风筝，最终断了线，一去不回。他只能在青春的黄金时代，以折翼天使的姿态，接受命运的摆布和凌辱。我不能想象，他在高处凌空一跃，当他背对世界，所有的屈辱、痛苦和绝望都解脱了吗？他是否体验到了自由飞翔的快乐？
“翻泥浆”的比尔·盖茨
很多人心里，“大学”拥有着知识与权力结合的合法道德光环。社会对个人的敞开途径越少，个人向上流动的渠道越少，竞争就愈惨烈。毫无疑问，它也制造阶层的区隔。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
1975年7月，不务正业的大学生比尔·盖茨和朋友保罗创建了微软公司。1976年，他决定从顶级世界名校哈佛大学退学。他说：“我再也不能避而不见了，我必须在学业事业之间决定取舍。”也是那一年，油区中学“明星学霸”，我的师兄，出生在一个中国工程师的家庭。他的确是一个厉害学霸。他在初中读高中课本，高中开始自修大学课程。他门门功课优秀，不存在偏科，只存在优秀和更优秀的学科。他常将老师问得张口结舌。他的围棋水平很高，在我们地区罕见敌手。他是省计算机竞赛、省奥数竞赛一等奖获得者。高二参加高考练兵，就达到山东大学录取要求。他是个白净羞怯的少年。他的妹妹和弟弟，智商和名气远不如他。妹妹和我是同学，是一个上课爱睡觉，平时也打瞌睡的女生。她考上浙江大学电机专业，后来成了工程师。弟弟的成绩也不如他，几年后考上清华大学。师兄是学校的骄傲。校长认为，师兄肯定能考上清华或北大，成为科学家。他特别痴迷于计算机，学校机房那几台386微机，被他当成宝贝，校长特许他随时使用机房，搞编程和测试。
有关师兄，有一个传说。一群流氓，手持匕首和刮刀，闯入宿舍敲诈勒索。这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流氓们闯进了师兄的宿舍，他们很惊诧，因为其他同学都惊惧地躲在一边，只有师兄聚精会神地读书。问清楚他的姓名，歹徒们肃然起敬，原来他就是“希望之星”，未来的伟大科学家！痞子们静悄悄地退出宿舍，领头的那人，拍了拍师兄，说，如果有人敢欺负你，就报高大头的名字。知识就是力量。肥皂剧《武林外传》中，吕秀才用一张嘴逼死了大盗姬无命。现实生活中，师兄靠帅呆的“读书姿势”，就劝退了十几个古惑仔。
《武林外传》吕秀才
可惜，很多故事，有美好开端，却难有美好结局。师兄太痴迷于精神世界，对社会非常隔阂。他习惯父母让弟弟妹妹为他的生活“让路”。家里，他吃穿都是最好的，只要他想要的，父母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学校里，所有人对他爱护有加，包括打开水的管理员。体育老师也为他不上体育课开后门，这也造成他身体孱弱。校长尤其重视他，班主任训斥他几句，被校长臭骂了一顿。可是，他不能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尤其是作息制度。他要在机房待到很晚，才回宿舍睡觉。一次，他凌晨才回来。宿管阿姨给他留着钥匙，就放在花盆底下。他拿了钥匙，刚走进宿舍，就被巡夜的保卫科李干事发现了。李干事喝了不少酒，也没看清楚是谁，上去就是一顿胖揍。师兄被打了几个耳光，鼻子冒血，当场昏倒。
师兄醒来，已在医院中了。父母和校领导赶过来慰问。他的目光平静而麻木，却少了往日的灵光。校长让李干事给他道歉，他不理睬。父母和他说话，他也不回答。他的伤势不重，主要是头磕了一下。十几天后，他出院了，所有人都发现了问题。他拒绝上课，上课就露出头疼欲裂的表情。他不能参加考试，会冒冷汗，手发颤。父母心急如焚，带他去了几个大医院，都说精神受到了刺激，要慢慢休养。校长给他办了休学。他在家中住了半年，父母带他去了不少名胜古迹散心。他渐渐好起来。半年后，他回到学校，还是不行。他没法让注意力集中，晚上常失眠，还伴有狂躁。
师兄退学了。这个天赋极好的未来科学家，折翼于酒气熏天的李干事的手掌之下。校长痛心疾首。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理解，师兄为何迈不过这么简单的事？我从小挨父亲打，皮带与棍子是我的好朋友，跪搓板、顶尿壶，也是常有的“运动项目”。上了初中，因为成绩差，也常被老师体罚，这点打击算啥？我将原因归结于天才超乎常人的敏感。
师兄的父母托人，将他弄进油区泥浆站，成了一名工人。我很难想象，我的学霸偶像，才华横溢的少年，在泥浆站能干什么。高考结束，我去看望师兄。在泥浆站脏兮兮的办公室，我看到了他。他穿着工装，已变得平静，对很多事也想开了。他听说我考文科，饶有兴致地和我谈论文学、宗教与哲学。他告诉我，业余时间，他对文科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师兄还说，当年他常深夜返回宿舍，多次遭遇李干事诘问。重点高中管理严格。李干事彻夜巡逻，维持秩序，也要处理溜出宿舍、不遵守制度的学生。那些学生大部分去录像厅看黄色录像，或打台球，吃夜宵，躲在某角落搞恋爱，像师兄这样的学霸，真是凤毛麟角。抓不守纪律的学生，这里也有学问和油水。师兄的存在，是对他们的极大挑战，几个大巴掌，其实早有预谋，只不过，李干事没想到，学霸这么弱，根本不经打。
多年后，想起师兄的事，觉得这与他过于顺利的“真空环境”有关。师兄把知识看成一个美好世界，认为现实世界也是这样，他不了解，对知识的尊重，有时并非起源于对知识本身的热爱，而是对知识背后潜在权力秩序的尊敬。你学习好，就可能“飞跃龙门”，成为资本和权力的精英。李干事们，不能尊重这种潜在因果链，要求将利益提前变现，才导致冲突，并给师兄揭破了现实的真实面貌。师兄无法面对这种挫折。因为他没想过，挫折的原因，不是他不够优秀，而是他的优秀，某种程度上对其他规则形成了挑战。
1994年7月7日，考生在37摄氏度的高温下考试。（新华社）
龙门是巨大而无法回避的存在，它给予跳进龙门的人，无数机会与诱惑，但龙门不等于一切，龙门内也有无数杀机。师兄即使顺利进入名牌大学，能否拥有成功，还是未知数。比尔·盖茨退出哈佛大学，但这不妨碍他开创微软帝国。而退出高中的师兄，虽然天赋很高，但他能否逆袭人生，实现梦想？
我不知道。大学毕业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谁说没有灯就不能学习？
重点高中的住宿管理，都很严格。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叛逆情绪重，老师也很头疼。现在的高中生，家长条件好的，就在学校附近，给孩子租房子，而1990年代，这种情况还很少，学生大部分住宿，且管理方式是半军事化的。晚上十点半熄灯，早上六点起床，雷打不动。保卫科会巡查，发现未熄灯的宿舍，会严加申饬，到点未回宿舍的，要受到惩罚。学习时间，是超越别人的重要保证。很多学生都想方设法，多学一点。有的同学在宿舍里打着手电，蒙在被子里看书。有的同学躲在厕所隔间，用应急灯阅读。有些要强的女同学，在这方面更加极端。我的一位女同学，把头伸进学校的木质柜子，点上蜡烛学习，结果因为打瞌睡，引发了火灾，她也被烧伤，差点毁容。
还有一个瘦瘦小小的女生，习惯于在二楼与一楼之间的走廊灯下读书。记得冬天的一个夜晚，飘着小雪花，夜很深了，我被尿意憋醒，爬起来上厕所，发现走廊的声控灯一闪一闪的。我悄悄走过去，发现那个瘦小的女孩，正高举着一本书，微闭着眼，摇着头，嘴里念念有词。她正在疯狂背诵着，声音时高时低，时大时小，寒风在窗外呼啸，一片又一片的雪花，从玻璃钻进来，咬住她的衣服和头发。女孩在瑟瑟发抖，她尽力抓着那本书，好稳定住身体和情绪。我当时并不怀疑，她在和神祇沟通，她是一个学习的“巫”。
我们的这些违规手段，当然难逃保卫科的火眼金睛。他们掀开被子，将我们这些囚徒的糗态公之于众。他们在厕所抓住我们，将我们带回保卫科讯问，有的甚至给予记过处分。我当时想不通，为啥保卫干事对学生这么仇恨？如果说，他们为了安全考虑，减少学生出校的风险，更好促进我们学习，这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难为那些千方百计多学一点的孩子？难道一个人喜欢学习有错吗？就因为他不遵守作息规定，就扣留他，审问他？为什么不能人性一点，提供一间通宵教室？
2020年7月3日晚，某地高三学生在教室里上高中阶段最后一堂晚自习课，冲刺高考。（图源见水印）
后来，我才想明白，这些不守规矩的人，给很多人谋利提供了便宜条件。为了和保卫科斗智斗勇，我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好办法。宿舍离教室很近。我们的教室，通常是九点半结束晚自习。我悄悄地锯断了一楼某间教室窗户的一根铁栅栏。窗户是破的，也挡不住人。平时我就把铁栅栏安在那里，好像完好无损，等到用时，就移开钻进去。下晚自习，我会马上赶回宿舍，抓紧休息。宿舍里，是十点半熄灯。熄灯后半个小时左右，有保卫科过来巡查。一只只强光手电，在窗外不停滑过，仿佛是监狱里恐怖的探照灯。大约十一点左右，保卫科巡查后，我会悄悄爬起，溜出宿舍，来到教学楼，偷偷钻回教室。我在抽屉里，藏了不少蜡烛。等到了教室，我点燃蜡烛，小心翼翼地看书。我通常偷偷学到十二点半，再潜伏回宿舍睡觉。而在宿舍后窗，我同样锯断了两根铁栏杆。这样，我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潜回，而不被保卫科的人抓住。
然而，令我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当我的蜡烛亮起，我突然发现，教室的门被一点点地推开，摸进来几个幽灵般的影子。他们也蜷缩着身体，鬼头鬼脑，然后，他们也点燃一根根蜡烛，我才发现，那些不是鬼，是我的同学。我的好主意，他们早发现了，就连那根被锯断的栅栏，他们也洞若观火。忽明忽暗的烛火下，我们的脸，都变得模糊不清。我们相视而笑，彼此的想法，都已经了解。漆黑的教室，亮起点点烛光，仿佛是天幕之中的星星。不一会儿，教室就只能听到翻动卷子或书本的声音了。
很多年了，我无法忘记那间漆黑的教室，那些卑微而充满希望的烛光。
六中、北大、哥伦比亚
1990年代，文学青年还有着“残存”优势。初中时我写过古体诗词和散文，上高中我迷恋上了现代诗。发表作品，收到稿费后，我在同学们的眼中，变得不同了。那是一种敬畏与羡慕的神色。我习惯穿风衣，围着白围巾，面无表情地行走在校园。那种傲娇的范儿，让我的虚荣心膨胀了。我还收到过不少读者来信，有的是女生写的，整张纸印满了心形印记。
但搞创作对高考没有实质性帮助。语文老师对我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他喜欢我发表文章，为班级和他扬名；另一方面，他认为，我的语文成绩不行，特别是作文。高考作文，要求文通字顺，说理清晰，观点鲜明，论证严谨，思考问题深刻，角度新颖，外加灿烂修辞，通常能博取高分。我对此深恶痛绝，等到自己当了大学教师，参与高考阅卷，也明白了出题者的苦心，太过文学化的表述，不好衡量，也较难以判断，因此，修辞性替代了文学性。高考作文题的难度，往往在逻辑盲区的设定，及论说部分的难度。
初中开始，我常参加作文竞赛，但我不喜欢那种方式。我身边那些通过作文竞赛，被加分或保送的同学，没有一个成为作家。我的阅读很杂，也喜欢天马行空地写东西，写爱情诗、报告文学，或抒发个人情感的小散文。临近高考，我还写了一部十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上升中的坠落——当代中学生忧思录》，获得了省级奖励。我当时最喜欢《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很多文章现在记忆犹新。我最想当记者，高考第一志愿是山东大学新闻系。
可我的语文成绩，不过中上水平。语文老师不喜欢我。我总有些野狐禅味道。“搞好学习，上大学再弄那些闲篇。”语文老师告诫我，指责我，有次我在作文中引用尼采的话，也被他教育了一番，说小小年纪，不要思想出问题，尼采是反动文人等等。但我抑制不住写作热情，乐此不疲。这的确耽误了很多时间。
高中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外语老师与数学老师。这两门课，我的成绩都很差。我的英语老师，是一个非常洋气、可爱的女老师。她后来辞职，去南方外企当了翻译。我的两任数学老师，对我都不错。这让我非常惭愧。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实在难以启齿。我的第一任数学老师，刚大学毕业，善良朴实，我生病时，他到宿舍看望我，给我补课。后来，他考上研究生，离开了学校。高三那年，学校高薪聘请了一位曾任教于省重点中学的特级教师。他已退休，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笑眯眯的，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
我听说过你，喜欢搞创作，很好！他第一次见我，大声对我说，要做喜欢的事，就一定要了解前提。你的前提，就是考上大学，才能安心搞创作，而文科的数学更重要，文科生数学普遍不行，得数学者得文科！
老教师用浓浓的家乡话，让我领略了逻辑的魅力。他幽默风趣，深入浅出，擅长将复杂的数学题，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开，条分缕析，清晰明了。讲解枯燥的几何题，他在黑板上画画，甚至模仿话剧演出，那是能让你听得大笑的数学课。我有点喜欢数学了，那是方法和规则的世界，也有很多趣味，并不亚于诗词歌赋。老师常以他在的“江北第一名校”山东六中（即菏泽一中）为例激励我们。六中流传着一句话，六中、北大、哥伦比亚，说是上高中就上六中。上了六中，就要考北大，上了北大，就要励志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那才是真正的学霸人设。据说很多“省六”走出的名人，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他在上面眉飞色舞，我们在下面听得心花怒放，心驰神往，明知自己不是学霸，但依然很快乐。少年应该有“胡思乱想”的权力。老教师还举出他的大儿子为例，这位“人生赢家”，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我的心思，早已飞到了遥远的哥伦比亚大学……
“江北第一名校”山东六中（即菏泽一中）
虽然我的高考成绩不好，没有走上老师指出的赢家之路，但我的文学梦想，的确是数学老师提供了有力支持。我希望用好的创作，感谢那位可爱的数学教师。他让我晓得，智慧是好的，快乐是好的，这无分文理——即使我们没有考上北大和哥伦比亚大学，也可以体验到那种对未知美好事物的想象。
龙门的哭泣
我在老家的书橱，至今收藏着一个粉红色的硬皮日记本。
那是高中毕业纪念册。大家都有类似的本子，彼此互相留言。高中毕业后，有的同学，我再也没有见过。短暂几年里，有的同学相交很深，有的则话都没说上几句，但临别之际，我们依然感到了一种无言感伤。每年春节，我回老家，都要翻出纪念册看看，想想同学们的样子。
高一那年，我发高烧，几位同学骑着自行车，赶了半夜，将我送回家休养。相传在那条偏僻乡间小路，有流氓截道谋财。同学们每人带了一把刀，一路上，汗浸湿了他们的后背，也洒在了握着刀的手上。到了我家，他们放下我，连水都没喝，又赶回了学校。高二的一天傍晚，我爬墙出校门租小说看，从墙上跌落，脚被草丛中的闸门扎穿，鲜血灌满了白球鞋。由于失血过多，人有些昏迷了。还是我的同学们一路飞奔，背着我去医院，我这才没有落下终生残疾。这些往事，我一直记得，那份珍贵友谊，是我永远的精神财富。
然而，高考发榜的红纸，将我们隔离开了，以至于慢慢地，相忘于江湖。我高中时期学习不好。分文理科后，才慢慢赶上。几次摸底考试，我在油区高中文科生排进前一百名，这个成绩，可以考上本科，但重本肯定没戏。发榜那天，我听到一声欢呼，我的一位女同学，平时从没有考过我，这次居然比我高几十分，上了一所不错的本科大学。我仔细揉揉眼，这才发现，我的成绩不理想，只能上专科院校。
泪水模糊了双眼。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是失败者了。我踉跄走出人群，竭力控制着自己。我很快听到几位同学的哀嚎，接着是哽咽哭泣。那是一种发自胸腔，喷薄而出的哭泣。我也不敢回头张望，因为我害怕自己也会加入哭泣的队伍。我慢慢地在街上走，无精打采。我不想回家，不想再听到什么高考的消息。我选择去同学家里玩，在那里住了几天。那时通讯不发达，父母等不到消息，也联系不上我，以为出了什么事，他们一个接一个给所有同学家里打电话，终于找到了醉醺醺的我。我只是说，要复读，再考一次。提议被父母否决了。他们觉得专科也是大学，虽不是“大本”，也还不错。我只能勉强去了那所学校。转眼那么多年过去，高中同学也建了微信群，但联系不多，更难得聚会。2020年五四青年节，有位高中同学，找到了珍藏多年的照片，那是1992年5月3日，我们班在泰山的合影留念。那时的我们，都是如此青涩。岁月沧桑而过，同学们有的家庭幸福，财富惊人；有的离异独居，生活困难；有的奋战官场，有所成绩；也有些像我这样，当了教书匠。
1998年7月24日中午12时，北京电报局160信息台与北京高校招生办公室联合开通了24小时高考成绩查询热线，考生只需拨通1605789，再输入准考证号码，既能获取高校招生考试各科成绩。这不仅方便了广大考生及家长，也有利于招生工作中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实施。（新华社）
好几次在梦中和同学们相聚，大家欢声笑语，回忆往昔，宛如少年。我犹豫着将同学聚会的想法，和当年的班长讲了。班长叹着气说，不是不想聚，怎么说呢，混得好的同学，还想和同学见见；如果不如意，可能也不愿见。毕业二十周年纪念那年，有位同学热心张罗，当时很热闹，但几天过后，那位同学就开始给我们推荐各种保健产品。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再也不是那些在纪念册上认真写下祝福的单纯学生了，身处充斥着成功学的社会，“优秀”还是“不优秀”，是一条细细红线。它杀死了友谊，杀死了青春美好记忆。红线里面是各种标准：学历、财产、地位、相貌、车子、房子……它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它让人心生歧视与自恋，它让人冷酷势利。成功精英是什么感觉？大概率是得到肯定与认可，是一种对失败的区分度，即便死亡，也会“重于泰山”，而不是“轻于鸿毛”。然而，就是最不起眼的鸿毛，也是活生生的鸟身上的毛，那翎子上也还带着血迹。
和班长通话后，我的梦中常出现那座“大龙门”。它高大巍峨，庄严肃穆，但它不是金色的，而是血色的。无数鲤鱼，拼命挣扎着飞越而过。少数翻越成功，很多鱼却摔落在门前，鲜血淋漓，痛苦嚎叫。它们带血的鳍，伸向天空，仿佛一只只绝望的手。难道仅仅高考是人生的龙门吗？职业、财富、房产，也都是一道道无形的龙门，不断对我们进行区隔，将我们划分为失败者与成功者两类人。我们可能在某个时间段是成功者，但在人生下一站，可能很快滑落为失败者。
我们习惯了自省性反思。这无疑是对的。但一遇到挫折，就自责自贬，除了扭曲人性，以迎合不公正，它也强化了自卑与恐惧。对成功妨碍最大的，也许正是那些身处于失败恐惧之中的心态。我们必须承认，“不优秀”也是一种权利。有尊严地活着，快乐地活着，不贪图富贵权势，不为追求“优秀”丧失人格，恪守做人做事的底线，体面地追求平静的人生，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失败。普通人也有权追求美好幸福的人生。真正的失败，或许是不断复制失败逻辑，在自卑与自抑中仰望权力，渴望被资本和权力垂青，甚至不惜扭曲人格，放弃底线。如果不能安顿心灵，即便腰缠万贯，身居高位，恐怕依然会被失败的恐惧所笼罩。不能宽容失败者的社会，也最终变成伪君子和狂人盛行的虚假社会。
社会如此渴望“成功”，以至于我们看到太多“成功学”新闻或文艺作品：某男街头贴膜收入过万，某外卖小哥月入三万，某学渣逆袭考入985高校，某少女逆袭嫁亿万富豪，青铜女婿入赘豪门反转成王者……这种“成功学”刺激，使得人们时刻陷入“不能失败”的恐惧之中。无法宽容失败，正视平凡，就无法保持正常的人性。高考不过是这种“失败鄙视链”的一个环节罢了。再过几天，就是2020年的高考了。炎炎夏日，又在微信看到了几起学生自杀的消息，心情非常复杂。想起陈百强的那首粤语歌《一生不可自决》：“我没有自命洒脱，悲与喜无从识别，得与失重重叠叠，因此伤心亦觉不必。”相比二十年前，现在高考录取率已大大提升，但高考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并没有减轻。祝愿年轻的学子们，经历风雨后，身心强健，开阔通达，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你们去体验。
房伟，作家，现居江苏苏州。主要著作有《王小波传》《英雄时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