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母亲的窗台

——怀念我的母亲

1968年10月我“初中毕业”，母亲也开始了一次次地送我出门远行。我先是下乡，后去林场，然后到外地读书，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和其他的城市工作。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回家看看父母。这种情况不是我一个人，应该是离家在外工作的当代人的常态。有时因事务缠身或别的什么原因，也可能就不回去了。如果不回家过年，母亲一定是非常失望的。清代诗人黄景仁是宋代诗人黄庭坚的后人。他有一首《别老母》为历代传诵：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老家未必“柴门风雪夜”，但那时“有子不如无”倒是恰如其分。

母亲第一次送我出门，是我下乡的时候。离开学校下乡那天，校园里很多同学都涕泪横流哭哭啼啼，特别是女同学。我却没有任何难舍的情绪，早就偷了户口本迁移到乡下了。我非常希望早点离开家，自己出去过逍遥自在没人管束的日子。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一大早她送我到学校集合点，我们好像也没说什么话。我匆匆将行李扔上汽车，人也上了车便绝尘而去。母亲就像丢失了什么一样木然地站在原地。然后我看见了她在擦拭眼睛，车渐行渐远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刚下乡时不想很多事情，读不读书也无所谓。我们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初中读了不到一年就“文化大革命”了。还没有思考能力的我，在流行思想的蛊惑下仿佛还很快乐。除了劳动，我们还成立毛泽东思想战宣队，节假日给农民演出节目，农民老乡对我们也很好。但日子久了，就有了心事，什么心事也说不清楚。这时就想起了母亲。于是，火急火燎地赶回家。看见了母亲也说不出什么。倒是母亲一再问起农活累不累，集体户同学做饭能不能吃饱云云。看见母亲仿佛就踏实了一些，然后就又回集体户劳动去了。年轻时遇到问题或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其实母亲也解决不了什么，但不知为什么，见到了母亲事情好像就不一样了。

1978年我考入了大学，这在家里成了一件大事。去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全家人送我到车站，就连平日不大和我们亲近的父亲也赶到了。他好像因为高兴喝了很多酒，酒气很重，笑呵呵地看着我上了火车。母亲在弟弟妹妹的簇拥下非常幸福地向我摆手。在我印象里，这是母亲送我远行最高兴的一次。不能说母亲的传统思想很重，因为母亲不知道什么是传统思想。但她知道考上大学我高兴，街坊邻居都很羡慕，于是母亲就高兴。她最朴素的想法就是男孩子要有出息。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她毫不掩饰对几个儿子的偏爱。她不大考虑也从未谈起妹妹们的出路，那时两个妹妹还在农场呢。母亲挂念她们，也操心，只是希望她们早日回家，能每天看见她们。

后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回到延吉看望父母。记得有一年我得了急性肝炎，回家休息。母亲很着急，比她自己生病还着急。每天问我想吃什么，督促我吃药。她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母亲还把我当小孩子一样不厌其烦，这是只有母亲对儿子才有的关爱吧。常年出门在外的人，大多在父母那里住不长，心里总是长草似的不踏实，住几天我就要回北京，母亲知道留也留不住。走的时候母亲还是送我到车站。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见母亲哭了，她是太为我担心了。深秋的晚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她一边向车上的我张望，一边擦拭着眼泪，列车开动看不见我时才缓缓地离开站台。那一刻，我发现母亲老了，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即便如此，我也没有“不远游”的想法，离家外出工作觉得理所当然。说有功名思想吧，也不全对。我们这个专业能“功名”到哪里去呢？说没有这个思想也不对。“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但文人的功名思想是最严重的。因此，传统的功名思想一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无论我承认与否。现在想想，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关系。功名真的那么重要吗，或者功名真的不那么重要吗？现在的我们，可能还会有“居于处”“进与退”的内心矛盾，但已远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投入和诚恳，这些“宏大叙事”可能已经不再需要我们去思考，如果还抓住不放，很可能成为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但在我看来，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百年来，知识分子内心的期许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些真实的问题被压抑了，当语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些被压抑的问题还会凸显出来。当然，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话语。更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你不努力，恐怕连体面的生活都不会属于你，更遑论尊严了。

后来，母亲真的老了。我再回家看望他们，离家的时候，母亲因为关节炎走路开始困难了，她只好让弟弟妹妹送我去车站或机场。临行她总会问一句“还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她和父亲就站在窗台后面看我们走向车站，向我不断地摆手，看着我再次远行。每次回到北京，留在我印象中的，就是窗台前的母亲。再后来，父亲去世了。再离家的时候，窗台里就只有母亲形单影只的一个人了，她还是那样地向我摆手。母亲的眼睛已经不大好了，傍晚时分，她应该是看不清我们兄妹几个的，可她还是不住地在摆手，我们向她摆手她其实也看不见。

她就那样一直站在窗台前。母亲最后有几个月的时间卧床不起，我再回去看望她，离家时，她站在窗前看我远去的气力也没有了。我知道，母亲可能一病不起了，我也知道，母亲的目光一定还在窗台后面，看我渐行渐远的身影。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从四十多岁就开始不停地吃药。心脏病、头疼病、关节炎等满身是病，经常感冒。一感冒就有多种并发症，且难以痊愈。有时感冒几个月才康复。回去看她时，她会说一些年轻时的事情。她读过六年小学，粗通文墨。但年轻时其实就是为了生存奔波，养育我们五个兄弟姊妹，她的艰辛怎样想象都不过分。母亲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她喜欢热闹，喜欢孩子们围着她转，喜欢过年全家人围在一起吃饭；后来我每次回家，带着她和全家人出去吃饭时，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八十多岁以后，她经常说气闷。弟弟妹妹带她去医院治疗时被告知，是间质性肺炎晚期，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没有根治的办法。肺部的纤维化使病人呼吸越来越困难，氧气需要量越来越大，后来母亲一天多就要一瓶氧气。呼吸的困难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实在是太痛苦了。2019年2月25日，享年八十六岁的母亲去世了。前一天，弟弟告知母亲不好，我们心急如焚，以最快的方式往家赶。飞机还没起飞，弟弟电话说母亲走了，我们还是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聊以自慰的是，二十天前的除夕夜，我几经辗转赶到了延吉，陪母亲过了她人生中最后一个除夕。下飞机我们直接赶到殡仪馆，看到母亲羸弱的身躯安静地躺在冰冷的棺木里，她显得很平静。她再也不用为儿女操心，再也不受病痛的折磨了。

母亲的一生实在不容易。她十几岁随父母从山东临沂闯关东。我没见过我的姥爷，他早早就去世了；姥姥我也只见过一面，她也早早就去世了。母亲很早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和父亲结婚后，由于父亲是林业建筑工人，常年工作在长白山深处，只有年节休假回家。父亲调到延吉多年后的1976年，父亲母亲才算在延吉安定下来。父亲不到六十岁就退休了，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虽然有弟弟妹妹在身边照顾母亲，但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子女处理与父母关系的方式，无论我们怎样理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与母亲的期待和想象可能是太遥远了。父亲去世后的二十年来，母亲内心的寂寞或悲凉，我们做儿女的是难以体察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先是住在弟弟家。后来她执意要回自己家一个人住。从那时起我们为他请了保姆，但她用不长时间就将保姆辞退，有的则是保姆主动辞职。实事求是地说，母亲的性格有偏执的一面，母亲是一个不大好相处的人，弟弟妹妹可能给她换过十几个保姆，也真是难为他们了。我非常感念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对母亲真是尽职尽责尽孝道了。当然，儿女为父母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但是，长久地服侍在身边而没有怨言，在今天真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母亲辞退保姆或不用保姆也许另有隐情，那就是她还是希望子女更多地在她身边吧。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我想这次是我送母亲远行了，是母亲永远不会归来的远行，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去了。人世间，母亲饱尝艰辛，天堂里，愿母亲一切安好。我返程去机场的路上，又路过母亲住了四十多年的楼房，临街三楼的窗台依旧在，但窗台前永远不会再有母亲的身影和目光了。

2019年清明节

后湖边的季先生

季羡林先生生前住北大后湖13公寓，我在北大读书期间与同学散步到后湖，经常看到季先生抱一只猫在湖边溜达。夕阳西下，垂柳倒影，季先生悠闲地踱步，神态淡然从容，和普通老人没有什么区别。走近的我们问一声“季先生好”，季先生便回一句“你们好”。然后依然从容地散步，我们依旧漫无边际地闲逛去了。季先生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好主动攀谈。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应该有很多，敬仰季先生，也因敬仰生出敬畏，问一声好已经觉得十分荣幸了。

有机会和季先生接触、谈话，是1995年春，我的延吉同乡、也是知青时代的老朋友王文宏到北大做季先生的访问学者，她就住在季先生家里。我去看王文宏，就一定会见到季先生。王文宏告诉季先生我是谢冕先生的博士生，然后他用浓重的山东聊城口音问我：“谢冕干什么呢？”后来几次见到季先生，他都是问我同样的话。他不是随便问问，他问谢先生最近发表了什么文章，给我们上课讲了什么内容。他对谢冕先生的关心是认真的。那时文学界都在讨论贾平凹的《废都》，季先生说“《废都》可能会在文学史上留下来。”那时我们正在愤然地批判《废都》，听到季先生的话不免愕然。他又问：“谢冕怎么看《废都》？”我说还不清楚谢先生对《废都》的态度。季先生笑呵呵地点着头，不再说什么。那时不懂“学”和“问”，居然没有请教季先生关于《废都》会写进文学史的缘由。现在想起真是后悔不迭。许多年过去之后，再想想季先生对《废都》的评价，才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大学者的眼光。

和季先生有限的几次接触，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延吉的作家朋友徐振清来北大看我和王文宏。中午我在后湖的“北招餐厅”、也就是留学生餐厅请他和王文宏吃便饭。刚刚坐定，徐振清对王文宏说：“我能不能见见季先生？”徐振清的想法比较简单也可以理解，到北大来了，见见享誉世界的大学者，也算是不虚此行。但王文宏颇感为难，王文宏是设身处地，每天住在季先生家，目睹了季先生的忙碌。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接待来访、社会活动等，让一个耄耋老人几乎没有闲暇时间。但王文宏还是去13公寓请季先生去了。我提心吊胆不知结果如何。没想到的是，也就一刻钟，王文宏陪着季先生来了。我们都受宠若惊语无伦次。季先生坐下，和我们聊天，还喝了一杯啤酒。季先生说1992年他去过延吉，延边大学副校长郑判龙请他去讲学。延边人民非常热情好客，回来后他还写了几篇散文发表。因为下午还要开会，季先生坐了一会儿，我们便送季先生回去休息了。王文宏说，她请季先生时，家里已经开始吃饭了，听说有远道来的客人要见他，他沉吟片刻就答应了。还说，人家从很远的地方来想看看我，应该感谢人家。那次我们都非常感慨，我们见识了大学者是怎样待人接物的。

还有一次，王文宏神色慌张地找到我，说把季先生家里的钥匙丢了，她非常着急。我们一起到了季先生家时，季先生已经回家了。然后他请我们进房间和他聊天，聊的什么早已忘记，但季先生喜欢和年轻人聊天，聊日常和当下——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和他老人家聊专业，比如他懂的吐火罗语，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人懂了，那真是绝学了。丢了钥匙对王文宏来说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对季先生来说那算什么呢？好像他再也没有说起关于丢钥匙的事情。现在，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多了，但几个熟悉的朋友还经常提起当年在北大后湖经历的这些事。

2020年6月30日

布衣本色与贵族魂灵

——我所知道的王富仁先生

很早就认识富仁先生，但直接接触却很晚。大约是1995年4月，我去北师大家属宿舍富仁老师的家，给他送毕业论文，请他出任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到富仁老师家时，小厅堂里烟雾缭绕，富仁老师就那样坦然地坐在他自己吞吐的烟雾中，笑呵呵地接待了我。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博士论文，很多地方都画了横线，是用蘸水钢笔画。那时富仁老师还在用蘸水钢笔，不可思议却也是一景了。他说，我现在也就是这个时候读一些年轻学者的东西，是学习过程。他强调说，我说的是真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富仁老师的胸襟。

富仁老师大名鼎鼎。知道他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读过之后受到极大的震动。文章超越了陈涌先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角度看待《呐喊》《彷徨》的思想框架，而是从思想革命、启蒙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鲁迅。这篇文章让富仁老师名满天下，成为鲁迅研究最前沿的学者。严家炎先生、王信先生等，都曾赞不绝口。富仁老师虽然是当代最著名的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的大学者，但是，富仁老师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以及生活方式，一直保持着布衣本色。在文学所时听赵园老师说过，他们这个专业之所以风气比较好，主要是有几位好的“带头大哥”，比如钱理群、王富仁等。赵园老师是何等人物，能入她法眼的肯定是大人物无疑。赵园老师在《送别富仁》的文章中说：“最初见到的富仁，穿了当时乡镇干部的那种劣质西服，秋裤裤脚露在西裤下，有十足的乡气。这种乡气在他，至死未变。无论在京城，还是在汕头，生活上都习于粗粝。这一代人生长在匮乏年代，无论家世如何，都与‘贵族气’无缘。富仁的以不变应万变，自然不是什么生存策略，本性如此而已。较之其他朋友，富仁更能‘和光同尘’，古人所谓的‘不立崖岸’、与人‘无町畦’。倘生当古代，或许会是那种藏身陋巷或田夫野老间的高人的吧。”

然后，富仁老师如约来到了北大，在五院主持我的答辩。我和师弟两个人答辩，整整一个上午。然后中午请答辩老师便饭。那时的富仁老师吸烟喝酒两不误，他常常是一手拿烟，一手端酒，就像用烟下酒一样，气势不凡。在大学者中，有难得一见的亲和力，与我这种知青出身的人，真是一见如故。这时，只见他倒了满满一大碗孔府家酒说：“繁华你一口气把它喝了。”我就真的一口气把一碗酒全喝了下去了。他说：“好！”他非常高兴。结果可以想象，那天我是真喝多了，以至于答辩拍的三卷柯达胶卷全都不知散落何处了。我也因此没有答辩时的任何图片资料。毕业后，经常和富仁老师一起参加不同的文学会议，在山东大学还曾和富仁老师同台讲座过，他讲上半场，我讲下半场。那时无知无畏，竟然敢和富仁老师同台讲座，现在想起仍心有余悸。

2008年5月，由北京市文联、厦门大学文学院、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北京文艺论坛——《鲁迅·新文化传统·当代文艺》理论研讨会在厦门举行。富仁老师参加了会议。晚饭后，郜元宝、谢泳和我等，陪富仁老师在大厅聊天。那天大家喝得都有点高，谈话肆无忌惮，不仅高声喧哗，而且一直聊到很晚。谢泳聊到兴奋处，立即到酒店商场给富仁老师买了两条烟。那时富仁老师的名言是“戒酒保烟”，他已经不喝酒了，但吸烟变本加厉，如果是在会下，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吸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华侨出版社研讨张炜的会。会上大家说了什么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会议休息时，富仁老师一次燃起了两支烟，同时放在嘴里吸，我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傻傻地看了半天。富仁老师边吸边说：“这烟太不过瘾了”，他的烟瘾可见一斑。富仁老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高兴时他哈哈大笑毫不顾忌，针砭时弊口无遮拦。因此，富仁老师虽然是布衣本色，但他是贵族魂灵。这一点，赵园老师也感受到了。在同一篇文章中赵园老师说：“富仁不孔武剽悍，却是个有血性、重情义的山东汉子，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有血性者会有富仁所说的那种‘脾气’。无论理群还是我，都曾感受过富仁刚烈的一面，甚至犟，拗。我曾亲见富仁的盛怒，拂袖而去，令周围的人不知所措。他有自己的原则，为此并不迁就朋友。尽管那一次发作，事后看来，并不值得。但这也是富仁，即使发脾气也非干一己之私。犟之外，或许还有些许霸气，陈独秀所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的那种。径情直行，不左顾右盼，不介意他人的眼光，也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即使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我自知属庸常之辈，对富仁的决定不敢妄评。对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孤行己意的勇气，毋宁说有几分敬畏。凡此不便都归之于地域，或只是他个人的性情。‘性情中人’已被说滥。所谓的‘真性情’几人能有！”

我想，无论是布衣本色还是贵族魂灵，大概是富仁老师最有魅力的品性吧。也只有具有这一品性的人，才会有那样果决坚毅的选择，他是知识分子中的大勇者。富仁老师的离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术时代的渐行渐远。他和他的那一代学者，以他们的才华和思想，塑造或创造了一个学术时代，他们的学术气质和学术抱负是不可复制的。2017年5月2日，富仁先生去世了。5月6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我看到，富仁先生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数百人为他送行。如今，三年多过去了，但富仁先生笑呵呵的身影还经常浮现在眼前。

“我爱中国，也爱社会主义”

——我所知道的釜屋修先生

釜屋修先生是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创会代表。也是日本当代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最优秀的学者，他在日本驹泽大学教书。因为专业关系，他经常来中国。那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经常在国内各种中国当代文学的会议上看到釜屋修先生。釜屋修先生总是温文尔雅冲淡平和，头发花白，衣着整洁，戴着金丝眼镜，一个典型的日本教授形象。每次见面他都会说：“有机会到日本看看吧。”友善又不失分寸。

早在1983年5月，釜屋修先生就创立了“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那时，中国也刚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屈指可数。国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困难可想而知。“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是最早也是唯一成立于外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他们每月定期举行讨论例会，不定期出版研究会刊。会刊有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和评论，也有思潮和现象研究，甚至有中国文学近期的大事记。日本青年学者盐旗申一郎、加藤三由纪等，都是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他们的讨论会不定期，但每年大约开五到七次，会址也不确定，有时在学校，有时在咖啡馆。如有中国作家或学者到日本，可能的情况下，釜屋先生总是想办法见到他们，交流他感兴趣的话题或问题。釜屋先生的著作《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2000年梅娘翻译的汉译本，由北岳出版社出版了。这本199页，十多万字的书，是釜屋修先生眼中的赵树理，他结构和提供了另外一个赵树理的形象。因此是赵树理研究的一件大事。

其实，这本书的部分章节，1976年就曾发表过，1979年1月日本出版了全书，书名是《中国的光荣和悲惨——赵树理评传》。釜屋先生还主编过中国当代作品集《同时代的文学》，收有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等作品。

1997年8月20—22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都师大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日学者对话会”在京举行。与会的三十位日本学者和四十位中国学者，就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的进程与影响，九十年代文学的现状与走向等问题，展开了集中而深入的研讨。釜屋先生作为重要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白烨在当年第五期的《南方文坛》，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时期文学 中日学者对话会在京举行》文章，报道了会议的盛况。那次会上，我和釜屋先生经常交流和聊天，就算熟悉了。一年多以后，釜屋先生寄来了一封信——

孟繁华先生：

北京一别已有半年，一直没有给您写信，这是不好意思。八月回来，休息一会儿就是新学期，工作太忙，而且也有人事方面的工作很紧张。十月在日本中国学会年会前夜，按照每年的惯例开了“现代文学研究者集会”做报告，当然也报告北京新时期文学对话会的情况。另外，家里两个女儿都离巢出飞。一个结婚，一个独立，虽然还有一个男孩在大学读书，但我们老两口才能得到三分之二的“解放”了！

对话会的成果，在十一月我们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上做了一些总结，确认我们所获得的成果的同时也研究过我们不足的地方。

所有与会者对对话的印象很深，一见到就谈到对话会和会上认识的各位朋友的事儿。今年，我们的活动可以说获得了一个划期性的成就。

二十世纪快完了，二十一世纪快来临了。以往的一百年是什么样的一百年，将来的一百年又是什么样的一百年，我们可爱而愚蠢的人类能不能将一百年的暴力和浪费抛弃、重新恢复世界的和平环境、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民主环境，改善被人类污染的地球环境，是一个很有困难而避不开的严重问题。

对话会经验告诉我，我们的交流也已经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单说“友好万岁”的日子已过去，今后，以更多的、更有现实价值的理解为基础，进行真正的友好、坦率的学术交流。

当新年佳节之际，致以衷心的祝贺

并遥望你您一切如愿！

1998年正月

驹泽大学外国语部教授

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代表 釜屋修（签字）

此将对话会的照片寄上 请收下

望今后还有许多机会交谈（此行为手写）

从信的内容看，釜屋先生是一位正直、诚恳的师友，也是一位心怀天下的学者。他谈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对世界和人类抱有热切的关怀。

2000年，我受文学所委派，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下去日本学术访问。国学院大学的芦田肇教授驾车到机场接我入住学校的校友会馆。芦田肇教授是经同事孙歌介绍认识的，他在国学院大学研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曾编撰《中国现代小说珠玉选》。坐下后寒暄几句，他就问我：“老舍小说中关于鞋上的云边是什么意思”，这是他翻译老舍小说遇到的问题。我说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得问老北京人，一般人都不会知道。然后他问我要见哪些人，我脱口而出“釜屋修老师”。

第二天，釜屋修先生从相模野的家里乘电车到了涩谷，在一家咖啡店落座后，釜屋先生说，你终于到了东京。你看看我这样安排你几天可以吗……。然后，他便带我参观日本民俗馆，看美国横街，到住友大厦顶层看东京全景；然后安排我在驹泽大学的讲座，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员见面，晚上在居酒屋痛饮啤酒等。记得盐旗申一郎、加藤三由纪等青年学者都参加了。那时我不知道，釜屋先生已经患了严重的疝气，走路很困难，那年他已经是六十三岁了，年龄不很大，但他是病人。他坚持陪我尽可能多走走看看，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到小店喝点冰水。七月的天气，无论东京还是横滨，包括相模野，实在是太热了。釜屋先生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还带我走街串巷。更让我感动的是，釜屋先生请我到他相模野的家里住一夜。相模野离东京四十分钟车程，是一个小镇，街道整洁，有绿色的参天大树，釜屋先生的府邸紧挨着一条小路。到府上后，釜屋先生的太太已经备好了晚饭。晚饭是“水炊”，类似中国的火锅，但准备起来非常麻烦，釜屋太太大概忙了一天吧。吃饭时釜屋太太不断地关照着。釜屋先生说：他喜欢中国，喜欢社会主义，但不喜欢中国的菜，中国菜油太多。当晚，就在釜屋先生家的二楼休息。房间并不大，简洁又整洁。第二天，釜屋先生为我记了日记——

与孟繁华先生在一起（第二天） 釜屋修

7月23日（星期天）

早上7点40分左右起床，洗脸，吃早饭。坐9点07分的公共汽车走向JR横滨线的“故渊”站。坐横滨线到“樱木町”。经过Landmark Tower 走到Inter-Continental饭店2楼咖啡厅休息。从饭店下面人工岛坐上开往“山下公园”的小艇。经“法国山”走到“能看望港湾的公园”。公园有一对台湾年轻情侣问我们“人形（娃娃）博物馆在哪？”走到“大佛次郎纪念馆”不进去，去“县立神奈川近代文学馆”，在馆里一家小咖啡店吃三明治后看“近代文学与神奈川（4）——昭和文学（2）：从败战到现代”展示。又去看“横滨外国人墓地”。回路经中华街，关帝庙，横滨棒球场到关内站。坐“京滨东北线”，在横滨换“横滨线”回“渊野边”，打的回“釜府”。今天不住“府上”，就到离府上3分钟的老人年金基金会的福祉宿舍“相模野（SAGAMINO）”报到。休息一会儿，7点在食堂吃晚饭，7点50告别，约明天9点釜屋来接。今天也太热，肯定有34-35度吧！

釜屋先生待人接物的周到和细致，从这份“日志”中一览无余。

第二天，我要赶回东京，芦田肇先生要带我参观NHK节目的录制和播出。釜屋先生和太太步行送我到车站，说，如果有时间可以再到家里来。我鞠躬感谢两位老人的盛情。

回北京后，釜屋先生总是把新出的会刊寄给我。他还在会刊上报道了我在日本访问和讲座的消息。釜屋先生对人的诚恳、耐心和周到，让人非常感动难以忘记。釜屋修先生是2013年2月2日因病逝世的，享年七十六岁。后来，通过报道我得知，釜屋先生委托加藤三由纪女士，将其生前珍藏的两大箱研究赵树理的书箱赠送给了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作为一名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釜屋修先生坚持研究赵树理几十年，又将自己珍藏的研究赵树理的书籍赠送给中国赵树理研究会，更是令人感佩不已。釜屋先生去世七年了，但每每想起与釜屋先生相处的日子，他的身影便犹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