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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漂叙事》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雷磊  2020年11月12日09:29

《新北漂叙事》 作者:雷磊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ISBN:9787516827550 定价:35.80元

职场掉队的中年人

职场对中年人不友好,一旦掉队,年龄歧视、被离职如影随形。

每次想起昭叔都有种歉疚感。

昭叔是我的前同事,姓周,38岁,头上一年四季油腻腻的,戴一副厚框眼镜,脸上遍布凹凸不平的坑洼。去年9月,我们同一天入职,那天我来得早,在等待入职的间隙,不多久,一个身材健硕、挎着黑色皮包的男人进来了。

“人这么少,嚯,老板还没来吗?人事在哪儿?”

人事小吴紧跟在他后面进来,隔着两三米看了他一会儿,打招呼:“周昭是吧,今天来入职的?我是人事小吴,上次见过面。”她边说边敏锐地看向我,冲我咧嘴笑:“你来得真早,正好,你们俩一起填资料。”

我和周昭并排坐着,互相瞟了眼对方的职位名称,竟然一样:公关经理。

这家过去几乎躺着就把钱挣了的互联网公司,突发了一场席卷全行业的危机公关,急需要组建公关部,找些有经验的人过来解决问题。

周昭学历各方面都挺好,在一家知名电商媒体干了好些年媒介,又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做了几年公关。这样的简历放到30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上算是不错的,但对于快40岁的中年男人来说就不太体面。

一个人在职场打拼这么多年,快40岁了仍然混在底层,这种情况,要不是家里条件太好,无欲无求,要不就是能力资质实在庸碌。

填完资料,他同我说话。

“你看起来很小。”

“今年23。”

他有些震惊,接着又盘问我的职场经历,最后问到我这家公司做什么。我心里酝酿措辞,想着怎么回答那个相同的职位界定。不等我开口,他又说话了:“就是个写稿的呗,写通稿对吧。”

从媒体人转型做公关,自然不只是来写稿。一来以往积攒的资源可以直接用上,二来写稿、写声明这种技能也能运用在日常之中。不管做什么,这就是一份工作,我待业太久,想找地儿混口饭吃。

他显然是心高气傲的,接受不了一个23岁的小姑娘和他同级。做公关这件事需要资历,怎么也得在各行业里拼个几年,摸清楚情况才有说话的资格。按照老一辈的偏见或者刻板印象,我的年纪应该刚毕业,或者工作一年,怎么就一下混到公关经理,且刚进公司就处理大案子。

我看了他一会儿,迅速点头,不再做解释。

处理危机公关初期,上海的CEO直飞北京。开会的时候,北京老板问:“对于事情的后期发酵,你们俩什么看法?你们觉得,像《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会不会报道?如果报道了,我们怎么解决?”

女士优先,老板看着我,我刚开口说了“我觉得”三个字,昭叔就抢着话头先回答了:“这个吧,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怎么说呢?也不是没可能,毕竟背后绑定着这么大一个平台。根据我以前的经验,这些官媒都不是好惹的,以前我在那个哪儿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他一口气说了十来分钟,在场的人都困倦了,其间他时不时咳嗽,或者甩动额前的刘海,努力显示自己话语里的专业性。老板们非常礼貌地听完,没有打断他,接着又转过头来问我:“你呢,你怎么看?”

“我觉得报道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背靠的平台影响力很大,我们公司只是他们商业链中很小的一环。虽然源头在这里,但作为权威性的官媒出手,对于这种行业问题,一般都是揪着典型打。它可能会报道这个平台,但基本上不会直接点我们。

“当然,如果不幸被点名扣帽子了,那就没办法,肯定不能和他们抗争,我们先准备一个全面的道歉声明。”

很久以后,这位年轻貌美的女老板同我说:“那天我特别认可你的话,但是没有当场表态,只是后来他抢过你的话头后,我又故意转向你。”

处理危机公关的日子,我和昭叔一起连着熬了四五天的夜,不仅聊熟络了,对他还慢慢有了些战友之感。他调侃,给公司惹事的人很聪明,留下各种录音、截图的证据,叫人拿他没办法,“如果你想做个聪明的年轻人,可以学学他,维权有很多种方式”。

从聊过往经历得知,这一年的年中,我们都有一场不愉快的被裁员经历。他的公司试用期6个月,当牛做马大半年后,领导突然换了,一班子人被变相辞退。他不死心地等着转正,新领导直接告诉他:“你不适合。”

在另一家公司,同样的事情真切地发生在我身上,连画面都似曾相识。我对他的亲切感瞬间倍增,觉得他不仅是同事、战友,还是同一条线上的天涯沦落人。

此后,我们中午常约着一起吃饭,他喜欢吃面,我爱吃米,他喜欢大个的红烧狮子头,我喜欢小块的炸鸡。吃饭时,我们聊起许多工作之外的事情,比如他的老家。

昭叔的老家在河南的一个农村,因为没有买车,每次回去都很麻烦。作为那个年代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一直很骄傲,只是这些年回去得少。

有那么几年他运气好,房价暴涨之前,在北京买了栋五十来平方米的房子,不久后又阴差阳错搞到外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按信阳老家的标准来说,或者照北京千万人口的北漂来说,他已经算成功的案例。

有时候,昭叔也很怀念老家,想起父亲母亲种着田将自己供出去,自己却回报得很少,便觉得满心羞愧。他很早就开始写文章、写日记,内容大多是关于老家的人和事,担心在北京的高楼大厦里穿梭久了,遗忘那些珍贵的东西。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说:“我看了你写的文章,有些挺好的,羡慕你这种将一切记录下来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夸我,只有我们两个人,非常真诚,当着我的面儿。

当着别人的面,他也夸过我,只是相对差了点味道。

比如有一回,我们和老板聊天。他说:“我觉得小林非常优秀,她的作品已经证明了自己写作上的能力,年纪轻轻能像她这样的人很少,她可以专注做这方面的事情。”

老板说:“是的,我还打算把媒体关系交给她,未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关系网,这个让她主导去做。”

他目瞪口呆,愣在那里。

我坐在他对面,回想起面试的时候,两人分别向老板表达过自己对未来工作的期待。我说:“我愿意承担一些必要的文字输出工作,但绝不想在公司变成写稿机器,如果这样,为什么不重回媒体?”他说:“我做公关很多年,积累了很多资源,最擅长的是媒体关系和舆情,希望等这摊事儿过去以后,老板能把这些交给我来主导——”这些只是最初的期许,老板很聪明,没拒绝,也没点头答应。

我们俩的情况实在尴尬,同一天同一个职位招进两个人,基于过去的职场经验,我总觉得这是一场考验。谁最后干得好就留下谁,另一个利落地收拾东西再见。

不仅我感受到了,他也这么感觉。

于是他铆足了劲,想让我充当一个写稿的角色,我却意外抢了他最想干的活儿,他脸色很难看。和老板闲聊完下楼,我问他:“你怎么了?”

他摇头,说没事儿。

公关危机尾声,我和昭叔吵架了,因为几件闹心的事儿。

危机结束那几天,公司做一场清算,各部门总结问题,做成PPT交上去,公关部这件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那天我正在外出,老板在群里扔了一个市场部做的东西,写得有理有据,将自己的问题撇得干干净净,把问题都抛给了公关部。老板看到很生气。

昭叔在群里说:“这个总结应该是由我们部门来主导的,我们慢了一步,别人就写完了,结果整个错误落在了我们头上。”

他紧接着又说:“我们不能再等了,今天晚上我和大家一起熬夜,争取把我们要出的这个PPT做完。”

我看完消息,目瞪口呆,赶紧回公司开会。昭叔坐在那里,被办公室的暖气闷出满脸油光。他说:“小林啊,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咱们团队的事儿,大家都会尽力帮助你的。”

他说完就走了,我待在公司,写PPT花了一整个晚上。

危机结束后不久,公关部新的活儿又来了,我们要回总部,给各部门做公关技巧培训。为做这个PPT课件,我在公司熬了两个通宵,很快通过了。

昭叔每天7点准时下班,一个星期过去,内容仍然完成得很慢。演练环节,老板没让他通过。这意味着,大家必须花费周末时间,陪他再次演练。

那一阵,所有人加班频繁,或是到公司干活儿,或是在家喘口气,没有人愿意为这场演练耽误时间,工作群默契地保持沉默。

那个周末老板临时有事,收到消息时,她对陪同在身边的我和另一位同事说,周末演练取消。这句话未曾公开,但公司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老板有事,不必为这事耽误时间了。

直到周六中午12点,消息振动,昭叔在群里问:“培训演练几点开始?我已经在吃饭,准备去公司。”

那时我在郊区,有些震惊。一位同事迅速给我发来消息:“昭叔怎么回事?他脑子没毛病吧?”他说得直接,也不管昭叔光凭年纪已经大了我们十几岁。

和老板沟通后,我将私下得知周末演练取消的事情说了,表示自己不能来。老板也接着表示,是她的失误,没有及时公开告诉大家。结果,昭叔继续问:“小林下周末可以吗?我们不能少了你。”

为什么不能没有我?我明明已经做完自己的工作,不需要再浪费任何人的休息时间。他这样说,反倒像是我拖着大家参加演练。

我有些怒了,想到之前他给我挖的坑,叫我难堪的时候,种种积累终于忍无可忍。我发微信说:“您在工作群里说的话什么意思?您都快四十的人了,怎么每次说话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稍后他回复,先针对问题解释了一段,最后说:“我劝你最好把‘都快四十的人了’这句话删掉,非常伤人。”

11月,部门去上海总部做培训。正式培训前一晚,我们拜访了一位圈内资深人士,同他一道共进晚餐。

昭叔特别高兴,饭桌上喝了点酒,醺得脸都红了。他谈起近期的时事热点,点了根烟,烟雾一圈一圈往外吐:“老师,咱们等下一定要加微信,我对您的各种看法太认同了,上海北京才多远,咱们一定要多交流。”

他不仅加了微信,晚上回去后,在酒店房间改PPT到深夜。

第二天上午9点培训,昭叔打头阵,PPT突然变了,他对内容的熟稔程度大不如在北京的时候。时不时磕巴、自我纠正,晚上没睡好,脸上不知是紧张冒出的汗还是熬夜未净的油,在投影幽暗的灯光下如同鬼魅。

场子冷得不像样,所有人都盯着手机。老板气得脸都绿了,给我发微信:“周昭的内容是不是改了?”我冒出一身冷汗,不知道怎么回复。这位快四十岁的同事显然犯了另一个大忌:做重大决定前不经过老板同意。

“我想让他走了,到试用期。”老板说。

此时我和昭叔还处于争吵完的冷战中,僵持着很难受。老板在气头上,倘若就地开除,机票都不给报。这是最恶劣的情况了。我担心它真的会发生,决定回酒店后找他喝酒。

“对不起,那天我话说太重了。”我说。

“没事儿,我也想跟你道歉来着。我是直男,不理解我说的那些话错在哪里,后来问我媳妇,经她一解释,好像真是那么回事。我前一段是害了你了。”

在酒店19楼的天台上,我们各自拧开一罐啤酒。昭叔酒量非常不好,不一会儿就上头,慢慢地话多起来。

他说:“其实那天和老板闲聊,她的那些话,关于工作板块的划分我很不高兴。我以为你私底下和她说了,她才决定这么做。我想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心机怎么这么深,快赶上职场里的老油条了。”

“我理解你的想法,情理之中。但事实确实不是这样,我什么也没有做。”

他笑了,撩起额前的头发:“你看,我的发际线都不像样了,我老了。”

像女人对皱纹的烦恼一样,发际线大约是所有中年男人为之伤心的一件事,昭叔也不例外。他留了摊参差不齐的刘海,每次汇报工作都有意识地甩动起来,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年轻。

“你真是挺厉害,少见年轻人像你这样沉得住气。每次看见你,我就想到自己,过去那些年是不是太失败了?我现在快四十了,和你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你倒是很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身后全是大山,房子、车子、老婆,我还没生孩子,不过马上就有了,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啊,被压得快喘不过气了。”

他叹了口气,我也随着叹了口气。

早前听他说过,房子在通州北关,每天上班挤一个半小时地铁,到公司的时候,双肩包被地铁的人流挤成一条干瘪的线。

他是晚婚族,不敢养孩子,但家里三代单传,到他这里断了实在说不过去。老家的父母早年表态,可以不赡养、不回乡,但绝不能不生孩子。

11月的上海已经很冷,天台风大,吹得他瑟缩起裸露的脖子。室外天黑,此刻终于看不清脸上常年泛着的油光,这个一米七五的壮汉蜷缩着,像犯了错手足无措的孩子。

我也觉着冷了,将自己蜷缩起来。心里想,倘若真如他所说沉得住气,就不会同他直面吵架,更不会说出不知轻重的话了。

从上海回来一个月后,老板有天突然对我说:“我决定让周昭走了。”

我感到震惊,又有些难过。老板说过给昭叔机会,到试用期完再看,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她说:“周昭达不到我的要求,你也看到了。我不是抱着二者取其一的态度招你们进来的,但你确实比他优秀很多。他这周汇报工作你也看到了,没什么可做的,一件事反反复复汇报了三周,到现在还没有给出解决办法。”

我想起她说的是哪件事。不久前,昭叔自信地揽下一摊活儿,我去问他情况的时候,他吐露的信息非常有限,生怕被我抢走。

“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首先一件事,你告诉我可行不可行,如果可行,你要怎么去做,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多少成本,多少人。你不要每周跟我装模作样汇报一堆工作,最后所有问题还停留在初始阶段。”

我记下老板的话,第二天午饭,有意无意地和昭叔谈起,按照老板的期盼给他建议。他支支吾吾着糊弄过去了,不愿意就手头的工作同我谈太多,许是之前的事还在硌硬。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但似乎已经不能改变结果。

那天北京下了场大雪。雪盖住马路,盖住房子,盖住公园里离了枝的枯叶。我和昭叔在楼下散步,聊完工作,故作轻松地让他顺手给我在雪地里拍照。

“我老婆吐槽我拍照丑,你不要嫌弃啊。”

“不嫌弃。”

他给我拍照那一刻,我的眼前出现了幻觉。画面里,漫天大雪盖住一个中年男人沉甸甸的背影,盖着他身后的大山,车贷、房贷,盖着没出世的孩子,盖着他河南老家的双亲。

幻觉很快随着时间消失了,我又出了趟差,回来的时候,北京的雪已经融化,只有郊区人迹稀少的地方还结着冰。周一上班,我隐隐感觉办公室里不大一样,又说不出是哪儿的问题。随后发现,昭叔已经走了。

“你知道吗,小吴和昭叔聊的时候,他竟然拿出手机偷偷录音了。他故意引导她说一些违背劳动法和社会舆论的话,可能想拿录音讹我们一笔,像危机公关捅出事儿的那个人一样。你们做公关的都挺厉害,但小吴更厉害,她发现了,昭叔不走运。”

这是另一位同事小王在昭叔走后几天,和我说的话。

大家像看一场闹剧似的谈论这个事儿。小王说,昭叔录音敲诈公司不成功,最后非常激动,大呼我们是骗子。他说公司无耻,办公室这群女人天天演宫心计。他把每个人都骂了一遍,包括我在内。还把和我的聊天截图给老板,就是那段“您都快四十的人了”的话。

他说:“这就是你招进来的,这是什么人?我大她多少岁?她竟说出这种话。”

我有些意外,以为在上海天台的酒局上已经和解了,之后还尽力帮助他,没想到他竟然记恨到现在。

想起那句令他伤心欲绝的话,我觉得很对不起他。我想我确实伤害了他,且这种伤害永远无法弥补。倘若我到了这个岁数,面对一群穷追猛打、如饥似渴又不懂得尊重的年轻人,面对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企业和老板,落到今时今日这个场面,我不一定比他体面。

等我成了快四十岁的人了,这项罪过再通过另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报复回来,那时候我是什么感受?

不知道,答案还要再等二十年。

我没能和昭叔好好告别,他大约也不想同任何人告别。这场闹剧很快被遗忘,新人来了,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男人。他坐在我对面,客客气气,斯斯文文的,脸上很少泛油光。

有时,我呆呆地望着他的发际线,想起那天晚上在天台,昭叔撩起的发际线。

再过十年,那条线大概变成差不多的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