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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学》2020年第8期|朝颜:传灯者
来源:《黄河文学》2020年第8期 | 朝颜  2020年11月11日07:49

1

几声含着警惕却并不怎么凶狠的狗吠,提示我已经进入村庄的腹地。那时候天空刚刚收起了雨势,太阳半隐半现地探出头来,显出笑脸相迎的意味。一棵大樟树伸长了胳膊,以一个母亲的姿态,将一座砖混的二层楼揽在它绿色宽阔的胸怀里。

作为店铺兼作坊的一楼,卷闸门洞开着。我要找的那个叫黄加茂的纸扎艺人,从竹椅子上站起来,有些不知所措地环顾着一屋子的凌乱物什:大的小的纸箱,横的竖的竹子,剪了花纹和没剪花纹的彩纸,还有案板上随意摆放的剪刀、锉刀、彩线、麻绳、记号笔、硬纸板……仅余的一小块空地上,也星星点点地撒满了五颜六色的碎纸花。

有二十四年了,黄加茂坐在这样缤纷的物什中央,破竹子,片竹篾,支骨架,画图,剪纸,糊纸,偶尔抬起头来,放下手中的活计,与前来问话的人攀谈几句。自从二十三岁那年一脚跨进纸扎行业,坐着,便成为黄加茂一生中最漫长最持久的动作。

他清瘦、腼腆、羞涩,从喉咙里蹦出的字句少之又少,像个语言的极简主义者,撇除了多余的形容词,也撇除了情感的高低起伏。多数时候,他是沉默的,不动声色的,任凭刀具在竹子上、彩纸上咝咝作响,任凭春夏和秋冬的日月,轮流以黑夜和白天浸透琐碎的光阴。世间的波澜和浪花于他,似乎是身外的事物。

他只顾安静地埋着头,从简易的作坊里,制作出一个又一个形状和颜色各异的灯彩,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去民间。

这是石城的民间。灯彩,是石城人割不断的爱恋,是中原汉人与畲瑶土著长久交融绽放的异彩,是生生世世亮在客家人生命里的光。

自秦汉、西晋至明清,五次人口大迁徙,那么多的惊涛骇浪、生离死别,都在这群山环绕中安歇下来。然而,他们还是要面对那么多无可抵抗的自然之力,虫、旱、涝、风、雷,灾害从来不分青红皂白,也从不怜惜躬身劳作之人的艰辛。人们也说不清,左右世界万物的,是天地神灵,还是妖魔鬼怪?他们敌不过的,便只能讲和,只剩祈求。

幸而,他们有他们的精神图腾。舞龙、舞狮、点亮灯火,祭天、祭神、驱散邪恶,祈福、祈收成、祈家口平安,那些存留于记忆中、渗透进血液里的中原传统习俗,自北向南,跟随人的脚步和思想挪移,渐渐扎根于赣南石城的深厚土壤中。

自南唐初期扎起第一只秆龙灯起,石城民间的灯彩从来没有停止过丰富和发展。歌,越唱越欢快;舞,越跳越繁复;灯,越做越多样。船灯、蛇灯、狮灯、马灯、花灯、风车灯、蚌壳灯、鲤鱼灯、箕笼灯、凤凰灯……人们无节不灯,无灯不欢。石城灯彩,早已脱离了最初祈雨禳灾的单一意义和用途,以至于每个石城人都在心中镌刻下“事事当中有规矩,样样规矩不离灯”的文化基因。

2008年,以石城灯彩为内容的“石城灯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种延续千百年的民间习俗,以文化的形式被传承和稳固下来。

我被一只已经完工的茶篮灯吸引。绷得紧致结实的骨架上,装饰着红的、绿的、蓝的、黄的鲜艳彩纸,纸上是“丰”字纹、菊花纹、铜钱纹、水果图,明丽夺目,又各具寓意。每一个接口处,都镶着莹亮的金边,灯的顶端棱角上,各垂挂下一串长长的流苏。底座上,有紧俏的腰身和脖颈,中间却又鼓突着肚腹,将一只大容量的茶篮模拟得惟妙惟肖。

茶篮灯是石城最常见也最多用的灯种,创造的奇思妙想源自客家人种茶、采茶、制茶的劳动场景。

我想象着一个女子托着茶篮灯起舞的样子,她应该也有和灯一样纤细的腰肢和脖颈,和灯一样艳丽的华服与头饰,和灯一样轻盈的体重及身形,她将一遍遍还原着采茶女灵动的手指、丰收的喜悦,用甜美的笑靥,盛装下一整个春天。

2

早在春天到来之前,我就与石城的朋友约好,春节要来石城看灯彩。我知道,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元宵夜,龙灯、狮灯、荷花灯、走马灯……多姿多彩的灯队会遍布城乡,挨家挨户舞灯祝福。这样的年,这样的热闹时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将他们牢牢地吸附在欢乐的磁场中。

我怎么会想到,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会突然来袭,突然将亿万人围困于方寸之地。整整两个月,我都守在网格责任的小区里,为居民测体温、查出入证。而石城的灯会,也破天荒地偃了旗,息了鼓。

终于,春暖了,花开了,禁足令也解除了,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石城县文化馆的馆长熊军斐。“你来吧。”他说,“随你什么时候。”我一发足,第二天就拉了先生驾车奔过来。要见什么人,要看什么灯,都由我提。这不,一见面就领我来到了琴江镇坝口村黄坊小组,见到了黄加茂。

将这只茶篮灯提在手上,足有半人多高。舞动它,我自然是不会的,暗自为自己的笨拙羞赧。文化馆的小赖示范给我看,托着底座,平举、高举、转圈,像稚嫩的少女捧着一篮子刚摘的茶叶,小心翼翼,又开合自如。“其实,平时用来舞的茶篮灯没有这么大。”他们说,“这灯,是用来展览的。”

“对面屋子里还有好多,我带你去看。”黄加茂身子一扭,出了门,也不回头看人。我跟在后面,忽然发现,他的左脚每一次点地,都比右脚要轻一些,仿佛,是试探到危险之后的小心和畏缩。

原来,他少时学过泥水工,却因一次意外摔伤,致左腿留下永久的疾患。不能再从事重体力活了,他只有另寻出路。纸扎于他,是一门谋生的手艺,是一家老小的衣食,是三个子女的学费,是安身立命的倚靠。

一栋三层的楼房,我咚咚咚地跑跳而上,从厅堂到里间,几乎无处不摆放着制作灯彩的工具和材料,完工的和未完工的灯彩。走进一间层层叠叠堆满茶篮灯的房间,我仿佛置身于灯彩的海洋,口鼻眼耳,都被色彩的波浪簇拥。灯上,约略翕张着许多唇舌,将“福、财、寿、禧”等吉庆词汇,一一拢在人世的祝福和憧憬中。

去年腊月二十八,黄加茂接到博物馆的一个订单,茶篮灯、宝伞灯、牌灯,大大小小,价格不一,共七十八只,总价五万八千七百八十元,需要在今年四月上旬交货。他将自己的生产力计算得清清楚楚,从来不接无把握的订单。因为雇人或发包给人做,都是不可能或亏本的事情。

每道工序都是时间的排列组合。

黄加茂坐在那张工作的长凳前,一天至少要坐十二个小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将身子安放进椅子里,晚饭过后,又陷将进去,夜里十点多方得歇工。除了吃饭、睡觉,日复一日的光阴,便都是这样坐着、手头忙活着。他常坐的那把椅子,已经在身体和竹子长期的亲密接触中,磨得光溜顺滑,像要渗出油来。

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这样的一天,最多可计二三百元收入。材料倒并不贵,他所挣的每一分钱,都由时间换得。而且,还搭上了妻子的时间。假期里,儿女们也来帮忙当助手,剪剪贴贴,做些简单的装饰活。

现在,黄加茂的妻子正端坐在厅堂的案几前,为一只半成品的茶篮灯贴上剪好的花纹纸,细细的鱼尾纹上漾着一圈笑意。如果不是我们进来,偌大的厅堂,应该是极安静的,应该只听得见手中的纸张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问她:“做这些活辛苦吗?”“还好,比起种田,倒轻松得多,就是要有耐心。”说话间,她将一张玫红色的菊花纹纸撕了底衬,比对着一个长方形格子的空白处,要粘贴上去。

黄加茂眼尖,一步跨将过去,带着责备的声气高声叫道:“贴反了。”妻子讪讪地将手缩回,看了一眼,把花纹纸倒了个儿,重新寻找正确的位置贴了上去。

及时阻止了一次“事故”的发生,黄加茂长吁一口气,好像要将一个技术精湛、直觉敏锐的艺人对帮工不争气的无奈,全都从这口气中吐出来。

而我,在反复比对之后,仍无法分辨,那繁复的对称图案,哪一边代表着正确的方向。

3

我们从灯彩的海洋里抽身,回到作坊,坐进纷乱的竹木器具中央。家狗不再用陌生敌对的眼神注视我们,而是温驯地摇头摆尾将我们迎了进来,又自顾出了门,重新担负起巡逻的职责来。

春风摇曳着屋侧的樟树枝条,我们呼吸着若有若无的香气,开启了一段简洁却又直奔主题的谈话。黄加茂坐在他惯常坐的那张竹椅上,并拢着细瘦的双腿,微偏着脑袋,看向墙上的一个挂钩或一张蜘蛛网,目光极少与我接触。我发现,一个内敛的语言极简主义者,自有他的长处,每一句话都干脆利落,砍除了闲余的枝蔓,而且,永不因情感的奔涌跑偏了方向。

在成为一个优秀的纸扎艺人之前,黄加茂满打满算跟了师傅六年。

师傅,可不是想叫就能叫的。石城纸扎行业,历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传内不传外。在手工业主导的慢时代,一门手艺意味着家族姓氏生生不息的承继,意味着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都能获得保障的生存和饭碗。

规矩为手艺人建构了一堵自我保护的围墙,也为手工艺代代良性相承提供了依凭。

琴江镇的两个纸扎老艺人,都姓陈,还都是黄加茂岳父的同学。岳父着急着他的生计,抑或说着急着女儿的后半生,先是找了名气大一些的陈广银,求他收下黄加茂。然而陈广银是个倔脾气,坚称祖上有老规矩,像攥紧了一个大铁拳,怎么也掰不开一条缝。

岳父只好讪讪而辞,寻到了另一位老同学陈文桃家。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呢,让黄加茂成为陈文桃破格收下的第一个徒弟。陈家也因此开了带外徒的先河,再往后,作为大师兄的黄加茂,又有了十几个师弟。

我猜想,二十三岁的黄加茂,应该比此时还要腼腆、还要沉默。当他走进那间凌乱琐细的纸扎作坊,他对这一门陌生的手艺有过欢喜吗?我满心希望从他喉咙里掏出某种热烈的情感来。“没有——”他的眼睛正对着墙面上那一片白,轻描淡写地说,“只为了谋生。”这么直白,这么简单,省略一切人们期盼的套路。说得我竟不由泛起了一丝心酸。

无非因为,纸扎是手上的功夫;无非因为,对于一个受过腿伤的人而言,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职业了。

直到今天,诸多手工艺遍寻不着一个满意甚或说自愿的学徒,那些旧式的规矩和祖训不可避免地日益式微。而在1990年代,陈文桃何以答应收下黄加茂,或许自有他的勇气和先见。

他知道,如果家庭内部无人继承,则意味着自己这门手艺的失传。失传,是他正在面临的困局,也是今天大多数手工艺行业面临的困局。

当然,作为师傅的陈文桃仍然是谨慎的。对外收徒,必须有熟人介绍,必须是可靠的人。一个村庄只能收一个徒弟,他要让徒弟们有各自的立锥之地,他还要防范师兄弟们争抢生意,引发后患。

一封恭敬书写的“拜师帖”,一个装有一千一百元学徒费的大红包,是黄加茂献呈师傅的第一份诚意见面礼。在“拜师帖”中,他要做出人格上的保证:三年不拿工资,不脱离师傅身边。

一日三餐,米是自己带的。每年的三大节日——端午、中秋和除夕,要带上礼物,虔诚地给师傅送年送节。“刚入师门的徒弟,不仅赚不到钱吃饭,还会浪费材料。”黄加茂的嘴角抿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轻笑,似乎仍为最初的生涩感到不好意思。

第一年,时间都浸泡在打下手和苦练基本功上。破竹子、刨篾子、扎线绳、剪纸、糊纸……无数次重复着砍砍削削、粘粘贴贴的动作,在咝咝啦啦窸窸窣窣的声响中,黄加茂把一双手练得熟练而活络。

第二年,师傅开始教他学设计。要按照客户的思路设计出灯彩的结构和样式,计算出尺寸和比例,摹画出完整的骨架图,再依图纸备料制作。从具象到抽象,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悟性。

黄加茂只有初中文化,对于那个年代普遍不被重视的美术课堂,并没有表现过浓厚的兴趣。我半开玩笑地问:“你觉得自己的悟性怎么样?”他又是腼腆一笑,说很一般吧。可是,陈文桃收了十几个学徒,唯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灯彩制作的全套技艺。要不是熊军斐馆长从旁补白,他只字不提。

第三年,黄加茂俨然已是个可以独当一面的熟练工。师傅让他挑头店里的事务,经手把关最重要的工序,也带着师弟们学艺。这一年,他仍然不能领到工资,按照民间的说法,叫做白工。

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出师后的黄加茂,没有选择自立门户,而是留在了师傅店里。唯一不同的是,作为一名熟练工,他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工资,实现学艺以养家糊口的最初目标。师傅已然年老体衰,需要他张罗店里的大事小情,还需要他挑起师门传承的大梁。他知道自己刚出师还没有名气,他也知道,师傅对他的倚重。

“要回报师恩的,师傅的店也要生存。”仍然是不加修饰的内心自白。

人说三十而立。我忽然想,人格上的立是不是比事业上的立更为重要?

我想起了我的二伯父,曾跟随一位外姓的老师傅学做篾匠。每逢大年大节,他都准时拎着酒果奔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师傅亡故之后,他仍时常去看望那个喊了多年“师娘”的女人,直到师娘也辞别人世。

客家人有句话叫“有篮子上下”,意思是亲戚或关系特别好的两家人,遇婚丧嫁娶等大事提篮相互走动。从前,因拜师学徒,两家践行亲戚往来之礼数的,数不胜数。这样的一种亲缘纽带关系,也许早已越过了手艺传承本身。

今天,谁还愿意经历长久的忍耐和等待,为学一门手艺奉上三年白工?现代机器隆隆开启,流水线的作业,单凭肢体健全便可快速掌握。每个刚刚进入工作环境的人,都希望立即获得收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像黄加茂这样从没有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屈指可数。因此,需要等待收成的农田被撂荒,需要漫长时间浸淫的手艺被抛弃。当人们选择快捷和便利的同时,许多古老的传统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

黄加茂所在的坝口村,正在开发一个大型的温泉旅游景区。可以想见,村庄原有的生活秩序将很快被打破。许多人正热烈地等待搭上一列经济发展的快车,看着家乡成为城市的一条华丽尾巴。

许多年以后,陈文桃去世,大儿媳接手了他的店铺。在陈文桃所带过的若干徒弟中,只有黄加茂能够制作各种精美的灯彩。而那个不肯收下黄加茂的陈广银,如今已八十多岁,再也做不动了。他的店铺关了张,租给了售货商人。他带出的三四个徒弟,在乡下做纸扎活。只是,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纸扎店,无一例外地只做相对简单的红白喜事纸扎;偶尔接到做灯彩的订单,他们就转手给黄加茂做。

短暂的沉默之后,黄加茂忽然起身,从里屋取出几张设计图纸,摊开在地板上。

在那泛黄的纸页上,描画着线条、角度和形状,标注着密密麻麻细如蚂蚁的数字,它们是宽,是高,是长,是一次次精确计算之后的最终结果。在签字笔一锤定音的线段下,看得见被轻轻擦过的铅笔勾画和书写的印痕。

其实,黄加茂用不着这么小心的。因为每个灯篮分几层,由几个面组成,在他心中,早已生出根茎,长成一棵固定形态的大树。但是,他又不得不如此小心。因为师傅教给他的谨慎,仍像琴江的河水,在他的生命中缓慢而持久地流淌。

我侧过头去,在视线的左后方,斜靠着一摞由细竹弯成的正六边形,每一个都像从图纸上走出来的孪生儿。它们,将构成若干个茶篮灯最饱满的肚腹部分。

4

从一片吹打乐和一丛肃穆的面孔中寻找一个人的身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记得黄加茂日常的装束,深棕色的皮衣外套,湖蓝色的水磨牛仔裤,套一双浅棕色的旧休闲皮鞋。虽寡言少语,却并不显得多么老成持重。

可是现在,我不敢相信那个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道士帽、口中念念有词的人是他。在一场名叫七郎醮的庙会里,他是一个做醮事的道士。锣、鼓、钹和唢呐不停歇地吹打着某支传统曲牌,墙上的挂画不动声色地讲述着诸多古老故事,案几上的蜡烛不悲不喜地团簇着密密麻麻的光亮,庙会现场的罗汉灯、八仙灯和各种故事人物正跟随在菩萨后面热热闹闹地巡游。

此刻,黄加茂已化身为通往凡界与天界的那座桥梁,他诵念着冗长的《启请科》,要将天尊请到道场中来,听到并成全人们的众多祈愿。这是他每一次进入这个角色的必修课,他沉着而笃定的眼神,似乎在告诉人们,天尊的真身即将或已经驾临。

做道士,是黄加茂灯彩艺人之外的另一重社会身份。

自然,这也是一门谋生的技艺,在纸扎行业同步代代传承着。他说,要背很多经书的。真君醮、七郎醮、后稷、城隍、天符、依公等庙会,每次用到的经书都不一样,《启请科》《莲灯科》《十王科》《过十殿》《快七字句》……每一本都要背到滚瓜烂熟;而他每一次出场去,都要完整地诵出相应的课书。

那么多的纸扎徒弟,师傅陈文桃唯独将这一门堪称压箱本领的技艺教给了他。教习的时间,正是他出师后留在师傅店里的那几年。

见惯了死生的黄加茂,不曾用因果之类的词语总结过自己的前半生。只是在香烛的缭绕烟雾中,他常常依稀瞧见师傅郑重其事的面庞。会做道士的人不多了,整个琴江镇找不出十人。再往后,这一身老手艺该教给谁,他还不知道。

石城人对待一个人的死远比生看得更重。请道士,请乐器班,布置道场;一天、两天甚至三天,热热闹闹、吹吹打打将亡人送走。这其中,自然也离不开灯彩。四十九盏点莲灯,是最后的仪式。一个生命结束,是石城人最爱的灯彩为之开道,亦为之送行。

每一年,黄加茂都要进入到三四十个这样的白事现场。他要做的有很多,扎花圈,装饰灵堂,制作点莲灯,样样都离不开纸扎手艺。而这些,正是他所擅长所赖以生存的一部分。

我惊讶于一个人角色分身的自如。多数时候,他闷声不响地扎着灯,像一条连泡泡都懒得吐出的鱼;而当他穿上黑色的长袍,坐在那张方桌中作为主事的首席位置,口中汩汩流出的话语,多么像一股奔涌不息的泉。

在那些充盈着悲伤的夜晚,点莲灯的微光于风中轻轻摇晃,黄加茂诵念着《七字句》《铙钹记》《怀胎歌》……这时候,光线幽暗,乐音空灵超脱,人们静默而又端肃。夜色越来越深浓,被大人背着抱着的孩童耐不住困已经睡熟了。黄家茂还在虔诚地念,喋喋不休地念,一直念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要不厌其烦地劝解世人,多行善事,勿要作恶行骗。

四十九盏点莲灯,照耀着逝者离去的道路,也照耀着生者处世的敬畏。

一千多年了,灯彩贯穿着石城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贯穿着他们一生的荣辱兴衰。他们那样依赖着灯彩,举着灯彩起舞,点着灯彩祭祀,在节庆日,在隆重的事件当中,用力和美,用群体的执着,建筑起生命的仪式感。欢乐、祝福、祈祷、赞颂、哀恸,各色各样的情感,无不融进那跳荡的灯火之中。

多年前,我曾在石城有过短暂的从教经历,并顺利地掌握了当地方言。我知道,在石城人的口中,灯和丁有着完全一致的读音。于是,灯,寓意于丁,人丁兴旺的丁。他们喜欢敞开厅堂接灯,即使需要付出一定的物质代价。当他们一次次地迎进灯彩,便是一次次迎进祈盼中的幸福和吉祥。

每个乡镇都有灯队,每年春节都要迎来灯会的高潮。每次灯队活动之时,都有鼓乐齐鸣、载歌载舞。他们在祖宗的牌位上点燃灯烛香火,他们举起雄鸡喝彩祭祀,他们噼里啪啦地炸响鞭炮,他们将新春的憧憬和渴望,也寄予灯、寄予信奉的仪式。

有灯,就有未来,有长路,有人世光亮,有生生不息。

5

时间真是捉不住的泥鳅啊,一眨眼,二十多年就滑了过去。从青年到中年,黄加茂仍旧坐在椅子上扎灯。时间赠与他的,除了一家人的丰衣足食,还有怎么也赶不走的腰肌劳损。赶着接单,赶着交货,岁月何曾宽容过一个日日夜夜坐成一尊雕像的人。“年纪越大,越害怕长时间坐了。”他发来一个捂脸的表情。

请他做灯彩的,有石城本地的灯队,有赣南各县的博物馆,也有上海、广东等地的收藏家。世界上,许多物品的生产都机械化了,然而灯彩是工厂无法做出来的。整个县城,有九成的灯彩出自黄加茂之手。据说,还有一个许师傅会接少量的活计,但他已经很老了,快要做不动了。1973年出生的黄加茂,是全县最年轻的灯彩手艺人。

当清晨的霞光催促他赶往庙会或丧事人家时,当五颜六色的蜡光纸、拷贝纸、电光纸包围了他的沉默和呼吸时,他一定看见过人世的花团锦簇,也看见过生命的盛衰荣枯吧。

从前,石城有几十个民间灯队,按照“一个灯队九个灯”的规矩,每年的冬天,灯队都要来下单扎灯。元宵谢灯时,灯队要将灯彩尽数烧掉。然而现在,民间的灯队渐渐萎缩,扎灯的需求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的,还有纯粹的手艺人。

黄加茂曾站在那棵大樟树下,迎接过好几个想来学徒的年轻人。他说他愿意收下年轻人,拜师钱一分都不收,只是发不出工资。这条件,与他学徒时相比,已经宽厚太多了。然而年轻人摇摇头,一个个打退堂鼓走了。

他不能也无力奢望或勉强他人,他只是觉得,现在的人太焦急了,恨不得一下子将手艺学走,恨不得一伸手就拿到高报酬。那些需要长期浸淫和缓慢等待的职业,被人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从前慢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他将女儿送着上了大学,又送去了广东实习。儿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他关心他们的成绩胜过关心世事的变迁,他深信把书念好了才是正道。除非迫不得已,他不会将自己走过的路,铺在孩子们的脚下。

熊军斐曾有个大胆的设想:将灯彩制作引入流水线,公司化运作。这样,每个工人只需掌握其中一个工序即可。设计的归设计,篾艺的归篾艺,贴纸的归贴纸。然而想到经费,想到市场,想到工人,想到效益,他又黯然神伤地摇摇头。至少在最近的几年里,这个设想难以变成现实。

即使灯彩依然为石城人所热爱,即使国家级非遗的金字招牌为其传承注入了新鲜活水,但手工艺人的日趋锐减,仍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于是,黄加茂之于石城灯彩的意义,便愈发显出珍贵。

这几天,我不停地通过微信和电话继续向他求证着一些事。当他明白我要将他写进文章里的时候,突然惊慌失措:“我没啥好写的呀,平民一个,人家看了,还不笑掉大牙?”附上一个尴尬的表情。直到被我说服,并相信了自己的值得,才呵呵一笑。

翻开他的朋友圈,从2017年开通微信至今,他发送的信息不足十条。有限的几张相片,全是他的灯彩作品:鲤鱼灯、兔子灯、蚌壳灯、莲花灯……连文字都没有配过一个。唯一在评论区看到的几个字,大约是他回复别人的:“再寒都得做。”如他所言:“我不懂那许多,我只会做事。”

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他做灯彩的样子来:夜色笼罩,四周万籁俱寂,他从长久的坐姿中起身,撑住酸疼的后腰,一阵凉风经由半开的卷闸门钻进来,停在一声缓慢的叹息里。

朝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散文》《美文》《芒种》《西部》《芙蓉》《散文选刊》《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部分入选《21世纪散文年选》《中国随笔精选》《中国年度散文》等选本。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井冈山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奖项。现居江西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