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得知慕白患抑郁症的那一刻，我的天塌了。

两张白纸黑字的诊断书上，一张写着“有中度焦虑症状”，另一张写着“疑似轻度抑郁症状”。

有。疑似。究竟是有还是疑似？焦虑症和抑郁症有何差异？不可能，一定是误诊。我将这两张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又踢了两脚，它们翻滚在地，我狠踩了几下。我呆坐在黑暗中，面对冰冷的墙。不知坐了多久，我又惊坐起，将那两团纸小心翼翼地拾起，抚得平平整整。如果扔掉它们，那就是既成事实了，而我，决不承认，决不。我想带慕白换一家医院复查，又唯恐伤到他的自尊心。也许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反复强调几次，就变成了事实，我不能冒这个险。我花几天的时间咨询了多位医生朋友，我假托患病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回复得很详细，我因此弄清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来龙去脉，也基本清楚该如何应对。我又上网搜索了许多资料，了解到“黑狗”、双相情感障碍等词汇。然而，面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我却心烦意乱，手足无措。

我还登录了几家检测抑郁症的网站，测试自己是否为抑郁症患者，每一次的测试结果都是，我比正常人还正常。我长舒了一口气，慕白的病并非源自我的遗传。我断不敢去医院检查，那得去精神科挂号，而我无法接受“精神”二字，“精神病”“神经病”，不是我，我不是。那么，陈建东呢？也许他才是始作俑者？我想大吼一声“陈建东”，然后揪住他的衣领质问他：“说，是不是你？是不是因为你！”

然而，他不在眼前。他像一只缩头乌龟，关键时刻跑得比兔子还快，并且，他已经同我离了婚，没有义务随叫随到。好，他可以滚了。越远越好。

整整三天三夜，我基本没合眼。我不解，为何偏偏病的是慕白，不是别的孩子，也不是陈建东？如果可以，我宁愿这场灾难降临在我头上，我甘愿接受所有的惩处，用我的健康和财富来换取慕白的安康。

我原本不信神佛，自从慕白生病后，我途经所有的寺庙、道观、清真寺等都会入内跪拜。我虔诚地五体投地，只许下唯一一个愿望：希望陈慕白早点好起来。

此刻的慕白，将自己封闭在他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关上房门，拴好门闩，关严窗户，拉紧窗帘，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屋内都是一团漆黑。同他做伴的，只有一台诊断书大小的平板电脑。他抱着这台冰冷的机器，一玩就是一天，玩累了就睡，睡醒了继续玩。饿了，就吃几口搁在门口小桌板上的饭菜。慕白已经自我囚禁两个多月了，一同被收监的，还有我。

我无数次久立在慕白的房门口。我轻敲房门，他置若罔闻，我喊他，他不应。我想踹门，砸门，问问慕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何会变成这样？然而，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深知，慕白是个病人，他需要安静和休息，需要独立的空间。

我也病了，我像一头狂躁的狮子，片刻都无法安静，每时每刻都在自责和忏悔中捱过。我在痛苦和眼泪中，一次次回忆同慕白生活的每一瞬，陈建东亦如一道暗影，不时跳入我的记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宁愿一些事从未发生，一些事从头开始。

鱼刺

譬如一条看似美味的鱼，你正大快朵颐，突然被一根鱼刺卡住喉咙，你自然得尽快将鱼刺咳出。清除障碍后，这条鱼你是继续吃，还是放弃？继续，有可能还是被卡到；放弃，你也许割舍不下。人生这场宴席上，你永远不知会被哪根鱼刺卡到。婚姻这盘鱼啊，我越吃越卡，越卡越吃。

陈建东便是我命中的那根刺。20岁正当青春，我结识了他，并将最宝贵的初夜交给了他。六年间，我们分分合合，第七年，他威胁我“不结婚，就分手”，我说“那么，再见”。陈慕白却不合时宜地藏进了我身体里。因为陈慕白，我别无选择。举办完婚礼的第五个月，陈慕白就降生了。

慕白的不期而至，令我兵荒马乱。我开始变了一个人，我将自己分裂成许多个人，厅堂厨房，事业家庭，没有哪一刻不提心吊胆，没有哪一天完全属于自己。而陈建东婚前婚后、有无孩子，永远都是他，他美其名曰“活出自我”。我的自我早已扼杀在了陈慕白的摇篮中，湮灭在了他的纸尿裤里，猝死在了他的啼哭中。剖腹产，一把屎一把尿，忍痛喂奶，深夜上医院，托关系进幼儿园，借款贷款买学区房，打双份工赚钱报培训班，风雨无阻地接送……

慕白的成长史不忍卒读。但凡重大历史关头，陈建东从未在场。我想拔掉这根折磨了我二十年的刺，又唯恐伤及无辜的陈慕白。2017年夏天，陈建东向我提出离婚。我惊愕，愤怒，颓丧，我自然不同意。拖拉、推诿半年的结果是，我这只雄赳赳的斗鸡，日夜同一个无形的对手激战，伤耗掉了我所有的皮毛、血肉，我徒劳地同生活嚎叫、抗争，只斗得伤筋动骨体无完肤。我忍无可忍，主动提出离婚。陈建东生怕我反悔，当即拍板。这是他此生做得最快的一次决定。

离婚最大的争议无非就是财产和孩子。我无意争执，只想以最快的速度逃离此人，三生三世不再交集。仅有的一套房我不恋，归了陈建东，当然房贷也归他。但在陈慕白的归属问题上，我寸土不让，誓死力争。我和他都想要孩子。我认为，他要孩子，不过是因为陈慕白是男孩儿，是他们陈家的后代；而慕白于我，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是我的命。一个女人若能舍弃自己的亲骨肉，那该有多么狠心。陈慕白同我一起生活了十三年，这十三年内，他几乎从未离开过我。我们最长的一次分别，是二十一天。第二十二天，我乘坐20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去婆家见他。一见到他，我抱着他，又哭又笑，感觉身体被什么撕裂了，又恍惚地合上。那一刻，我暗自立誓，此生再也不要同慕白分开了。我宁可净身出户，倾家荡产，也决不能离开我的儿子。最终，我和陈建东都妥协了，双方各退一步，陈慕白的“使用权”归我，“所有权”归陈建东，他每月支付1500元抚养费，一直供到慕白念完大学。如此，我便能天天陪伴慕白，慕白也不至于由继母来抚养。一想到“继母”这个词，我心就会猛地一阵刺痛。我的儿，我的慕白，我的心头肉心尖尖，怎能交给别的女人来欺负？谁若敢动慕白半根汗毛，我必定同他拼命。包括陈建东。

安排妥当了陈慕白，离婚流程便如期进行。2018年元月2日，元旦假期一结束，我便催促陈建东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他拖沓了近两个小时才出门。这俩小时里，我将他这二十年内迟到的丰功伟绩在脑海内迅速检索了一遍：这个温吞的人始终在迟到的路上飞驰，他曾创下一天赶掉了三趟高铁的不可思议的记录。二十年前，我们在劳动节那天举办婚礼，众人已乘婚车抵达酒店，他才想起忘拿结婚戒指，便从汉口的酒店开车至武昌，横跨长江才取到了戒指，导致婚宴推迟了近一小时，所有的宾客都在等他这个慢新郎。那场婚礼，也因此刻下了一道深重的阴影。生慕白那天，我需要剖腹产，医生将手术协议书拿到他面前时，他将这张薄薄的纸足足研究了两个多小时。医生气得拍桌子，他才慢条斯理地签字，本来可以在8点半进行的手术，生生被他拖延到了11点多。事后，他称因为担心我的安危，才不敢签字。可我坐月子期间他同我吵过三架，每每看到腹部那道横切的伤痕，我都会想起这件糟心的事，对他的怨恨也如那道疤痕，皱成一道深深的沟壑。儿子但凡哪里不好，我便怀疑他的生辰是否会影响运势，对陈建东的积怨又平添一分。所幸，这一切都快结束了。我时常在他耳边苦口婆心地唠叨，这世上的好事不会一直等着你，你来晚了，好事也会变成坏事。我不会再等陈建东了，我等得不耐烦了。这个逛街永远只顾自己埋头奋进、致使我经常要去广播台寻人的人，这一次，真的把我弄丢了。

我和陈建东一前一后来到婚姻登记中心。这里，我们二十年前曾来过，如今还是老样子。它仅有两个窗口，结婚和离婚的都掺杂在一起办理。前面排着一对即将步入围城的新人，他们嬉闹着，像极了二十年前天真的我们。那时，我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庄严地将自己交给陈建东，我们十指紧扣，在两张大红的证书前郑重宣誓：“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着您、珍惜您，对您忠实，直到永永远远。”

那一刻，我们热泪盈眶。我将这两张结婚证藏到了祖母传给我的一个古式花梨木木匣中，视它们为后半生的保险单。后来，木匣毫无征兆地裂了。两张红证被我们取了出来，从前亲密依偎的它们，即将东南分飞。墙上温柔缱绻的婚纱照也在一次吵架中粉身碎骨，砸到了陈慕白身上。为此，慕白住了一周医院。

我看着一对对新人，悲哀地想，他们终将从欢笑走向死亡。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儿，她见我们的资料完备，几分钟之后，就麻利地啪啪啪盖了几个大红的钢印，又将两张离婚证书递给我们。手续快得让人猝不及防。我怀疑地问她：“办完了？”她笑着说：“办完了。”她的语气似乎是在祝贺我俩新婚至喜。我又回头问慕白他爸：“离了？”陈建东说：“离了。”

至此，在婚姻的泥淖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年的我，终于恢复了自由身，拿到了一张暗红色的离婚证。我和陈建东并排冲出民政局，又双双卡在了狭窄的门口。我一折身，他抢先走了出去。一句熟悉的歌词跳到眼前：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离婚那天，我们都忘了一个人。慕白正上小学六年级，每天下午5点半放学，平时都是陈建东去接。离完婚的当天下午，陈建东打来电话，说晚上要陪一个客户，不能去接孩子了。我在电话里说，我今天要加班，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挂断了。我心烦意乱，竭力调整心情，将自己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不知过了多久，才感觉饥肠辘辘，一看时间：6点半，我蓦然惊觉，孩子呢！

我慌忙给慕白的班主任打电话，可电话却显示无法接通。我想打给陈建东，想了想，又挂了。我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向学校狂奔，路上堵车，我将车开得飞快，不小心追了尾，我扔下一张印有自己名片的电话，说：“我得接孩子去，这事儿按保险流程来走。”随后火速往慕白的学校跑去。学校里空空荡荡的。我火急火燎地问保安：“陈慕白呢？”保安一问三不知。我又急又怕，猜测慕白会不会一个人从学校走出来，学校离家里很远，他还从来没有自己上下学。之前我给陈建东发了条信息，说慕白不见了。陈建东一直在打我的电话，偏偏我一直在打给老师，手机始终占线。后来两个人都报了警，最终我们在派出所遇见了。可笑的是，我们刚出了民政局，又进了派出所。

我见他的第一反应，是想质问他，却忍住了，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离了婚，我和这个人没有关系了。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大脑瞬间一个激灵，忙给母亲打电话，战战兢兢地试探着问：“妈，慕白在你那里吗？”接电话的却是慕白。孩子的声音传来时，我又惊又喜，泪流满面。原来，慕白左等右等，等不到我们，就给外婆打了电话。他最信任的只有外婆。母亲对我们的现状心知肚明，却不挑明，她想知道我们多久才会来找孩子。当我们领走慕白时，母亲语重心长地说：“这么好的孩子，你们不懂得好好培养。你们要是再这么任性，总有一天会把他搞丢的。”

母亲一语成谶，我真的把慕白弄丢了。

逃离

母亲说，人是活出来的，不是爱或恨出来的。我不恨陈建东，只想带着我的慕白，重新开始新生活。

我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只能像一只寄居蟹，借住在陈建东家。从前我们像一对天生的仇敌，为一点小事就可以争吵，吵得不可开交，不共戴天，恨不得拿刀子捅对方。一离婚，我和他的关系就变质了。本来我们离了婚，对对方也没什么责任了，但这些年来，婚姻里积攒了二十年的尘垢，都在此刻像核能一样轰然爆发出来。他对我挑三拣四，我对他鄙夷不屑，彼此所做的任何事、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呼吸的每一丝空气都是错的，都是对方憎你、恶你的理由。当我忍无可忍，习惯性地用口头禅叫他滚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家，该滚的是你。”那一刻，我骤然清醒了，我不再属于这个家，不再是这里的女主人，我亦没有资格对他指手画脚，我甚至连在这里睡觉的资格都没有。该扫地出门的是我。

我开始默默地收拾行李，只等一找到合适的房子，我就随时滚蛋。在陈建东家，我翻滚了二十年，从前在床上滚得热火朝天，如今在门前滚得冷火秋烟。

这个屋子到处都是我的印记。小到一个发夹，大到冰箱和洗碗机，我一样都不想带走。当初为了挑一张舒适的床，我跑了好几个商场，比较价格，对比性能，如今，它们通通与我无关。还有几箱过时的衣鞋，扔掉吧，不舍得，毕竟它们身上残留着家的味道；留下吧，它们搬到新家里，也只会孤独地占据一角，继而被打入冷宫。我耗费了五天的时间，打了近50个包裹，即将搬入自己的冷宫。每收拾一样东西，都像是在检点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向从前告别。弃置的东西是告别的遗体，留下的物件终归是残缺的，你又不得不将它们带走，带进你的新生活。也许新生活还是照旧，可是，生活总在继续，总得往前走，纵使往后孤身一人，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行。不，我不是一个人在走，我还得牵着我的孩子，尽管这个孩子已经比我高一个头，重了一倍，手比我大了三分之一。我再劳累，再难过，我的手再小，也得牵着慕白走下去，走到他成年，走到他工作、结婚、生子，甚至陪他走完我的余生。

我在陈建东家寄居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终于寻到了一处适宜的房子，一套两室一厅，为此，我整整花了一周的时间，看了20多套房。正式搬家那天，陈建东立在门口，抽着烟，看我忙进忙出地搬家。不久，他将烟头弹向天空，闷声不响地回房，将包裹从家里搬进电梯，又从电梯搬到事先叫好的货车上。几十个包裹搬完，他始终一言不发。我们之间好像默默地完成了一个交接仪式，往后，我们的婚姻就真正地结束了，再无瓜葛和牵连了。二十年，7000多天，一笔勾销。

搬其中一个包裹时，袋口没有扎严实，里面的东西稀里哗啦，散落一地。我和陈建东同时蹲下身，撞了一个满怀，他想扶我，双手却顿在半空，我们尴尬地笑了笑，将零零碎碎收拢。这一幕，像极了分分合合的我们。碰到一只风铃时，我呆了半晌，这只贝壳风铃是二十年前，第一次同陈建东约会时，他送给我的，还趁机偷走了我的初吻。

他握着风铃，踌躇地拿起又放下，又拿起。

我不作声，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只狼狈的风铃。最终，陈建东果断地将它放进袋中，风铃发出一声短促的脆响。我悄然起身，眼角一酸。

慕白像一团空气，安静地闷在自己房间。此前，关于是否告诉他我和他爸离婚的事，我百般纠结。陈建东说：“咱们都不在一起住了，其实孩子什么都明白，只是不明说而已。”我觉得，与其优柔，不如直言，也许带给他的伤害会小一些。

一个燠热的下午，我鼓起勇气，轻敲慕白的房门，门内传来简短的“进”，我立在门口，见慕白正戴着耳机，手中拿着一本书。犹豫良久，才艰难地说：“慕白，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陈慕白微微抬起头。

“慕白，是这样的，我跟你爸，我们之间出了一点问题，我和他可能得暂时分开一段时间。慕白，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爱你的，我和你爸永远都会爱你。”

陈慕白的身体动了动，他盯着游戏机屏幕，轻描淡写地说：“你们离婚了是吧？”我点点头。他说：“噢，知道了。”

我立在他房门口，像根木头。他放下书本，专注地打游戏，游戏里不时发出“杀、杀”的声响。我正准备退出房门，他突然抬起头，直视着我：“那我跟谁？”我反问他：“你想跟谁？”他低下头，不语。我嗫嚅道：“法律上你跟你爸，事实上还是由我来照顾你。”他继续低头“杀，杀”，我默默地离开。

当天，趁慕白吃饭时，我悄悄来到他房内，替他收拾房间时，注意到他的枕巾湿透了。

慕白的房间距离客厅约有十米，长长的客厅像一个黑洞，我在这条熟悉的路上摸索着，不知哪里才是尽头。我即将牵着儿子的手，走向一个糊涂而模糊的未来。

王尔德说，男人结婚是因为累了，女人结婚是因为好奇，最后两方都会失望。失望至极，所以各自抱头鼠窜。

作者简介

徐一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高研班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出版长篇小说《爱情不设房》《错过的情人》《年华轻度忧伤》《等风来 在世界彼端》，出版小说集《欢歌》。于《十月》《小说选刊》《大家》《广州文艺》《山东文学》等期刊发表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