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环滁皆山也……

欧阳修被贬到滁州，涉嫌“生活作风”问题。

宋代多贬官，我想与“台谏”制度有关，因为御史台、知谏院，这一“台”一“谏”，就是用来监督和牵制行政官员权力的，免使“重文抑武”的宋朝出现相权专制，像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曾做过谏官，欧阳修还是著名的“四谏”之一。但屁股决定脑袋，一俟他们进入行政团队（范仲淹曾任右司谏，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就知道了“台谏”官员手起刀落、用文字“杀”人的厉害。来自他们的“批判”火力，常让行政官员畏首畏尾，如临大敌。因此，一方面，宋代“台谏制度”可以制约权力；另一方面，又使宋代政治以求稳为主，不敢越雷池一步，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贬谪。这就是宋代政治积弊难改的原因之一，所谓成也“台谏”，败也“台谏”。近读吴钩先生《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见有这样一段论述，颇得我心：“在庆历年间，即使仁宗与范仲淹想放手一搏，但制度终究会让他们束手束脚。更何况，仁宗并不是一名具有杀伐决断魄力的雄主，相反，他优柔寡断，虽然亲擢范仲淹、富弼等生力军执政，想要‘干一票大的’，但当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时，他又动摇了。庆历新政草草而终，是可以想象的。”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四名新政主力纷纷“落马”，被轰出朝廷，“庆历新政”已经气息奄奄。支持新政的欧阳修，已在劫难逃。但谁也没想到，欧阳修被贬，是因为一则“桃色新闻”。

来说说这段八卦吧。欧阳修有一个妹妹，嫁与襄城张龟正做续弦。不幸张龟正去世，留下欧阳修的妹妹，还有他与前妻所生的七岁女儿张氏，孤苦无依，欧阳修便把她们接到汴京，与自己一家共同生活。十年过去了，张氏长大成人，出落得明眸皓齿、貌美如花——我们姑且称之为张美女吧，于是欧阳修做主，把张美女嫁给了远房堂侄欧阳晟，这样，欧阳修的外甥女（欧阳修妹妹的继女）又成了他的侄媳妇。自她远嫁，相隔千里，音讯杳然。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是因为故事里往往潜伏着某些事故，使本已尘埃落定的故事沉渣泛起。庆历五年六七月间，就在朝廷风声鹤唳、新政气息奄奄的敏感时刻，欧阳晟家出事了。他从虔州司户卸任后，携妻子回汴京，随行的男仆生得俊俏，欧阳修的外甥女或曰侄媳妇张美女竟与他私通，被丈夫欧阳晟发现，送交开封府右军巡院处置。刚好开封府尹杨日严与欧阳修有仇（杨曾因贪污渎职被欧阳修弹劾），逼迫张美女供出在汴京居住时与欧阳修有染，“庆历新政”中曾被欧阳修批评的宰相贾昌朝、陈执中知晓此事，立刻如获至宝，命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与张美女有乱伦之情，而且图谋侵吞张家财产，还拿出欧阳修一首词做“证据”，词是这样写的：

江南柳，

叶小未成荫，

人为丝轻那忍折，

莺嫌枝嫩不胜吟。

留著待春深。

十四五，

闲抱琵琶寻。

阶上簸钱阶下走，

恁时相见早留心。

何况到如今。

有人说，这首词是后人附会的，但我在《全宋词》里找到了这首词，归在欧阳修名下。这首词，原本是描写少女情态的，那么单纯，那么优美，被生拉到案子里，怎么越看越“黄”？可见汉语本身有太强的多义性，像“你在干什么”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放在不同的语境里，用不同的语气去说，意思大相径庭，而宋词的含蓄凝练，又为读者留下了太多的“余白”，一旦得到某种心理暗示，就可能顺着暗示走，许多的想象空间会被开启，许多被“遮蔽”的“潜台词”会被瞬间“激活”。

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比“桃色新闻”更吸引眼球，让人血压升高、肾上腺素飙升。对于“桃色新闻”的喜好，古今皆然。哪怕“桃色新闻”是假的，人们也大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这时几乎成为人的本能——以欧阳修而论，谁能相信面对着窈窕淑女，他会无动于衷呢？

尽管负责监勘此案的宦官张昭明没有认同这些七拼八凑的“证据”，认为欧阳修与张氏所谓的私通一事无从证实，但欧阳修还是受这件事的牵连，被解除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的职务，贬往滁州担任太守。

庆历五年秋，欧阳修离开镇阳，灰溜溜地赶往滁州贬所。渡汴河时，蓦然抬头，他看见青蓝的天空上，一行南飞的大雁与他同行，于是写下一首诗：

阳城淀里新来雁，

趁伴南飞逐越船。

野岸柳黄霜正白，

五更惊破客愁眠。

二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欧阳修从帝王之都奔向闭塞荒凉的小城滁州，心情就像帝国的前景一样无比晦暗。此前，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知邠州；富弼罢枢密副使，知郓州；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韩琦罢枢密副使，知扬州。随着欧阳修被贬，虽然一些新政措施仍在帝国的土地上暗中发酵，被寄予厚望的“庆历新政”基本上成了秋风落叶，四散飘零，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庆历五年的冬天，是他心里最寒冷的冬天，初到滁州，欧阳修的心情怎么也晴朗不起来，那基调就像他过汴河时写在诗里的，“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

欧阳修被贬的真实原因是他支持新政，却因这样一种道德“恶名”被政治对手收拾，这一定让他感到意外、窝囊、恶心。尽管所谓私通之事被认定子虚乌有，但这样的事，终究说不清道不明，别人不问，他也就没法说，即使说了，恐怕也是“越描越黑”，回应他的，只有“黑暗中的笑声”。直到今天，这段“私生活问题”仍然是史学家们聚讼纷纭的公案。这是他的尬尴处，也是私生活抹黑容易得手的原因。

我们常说恢复名誉，其实名誉是不可恢复的，因为毁誉犹如毁容，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一旦损毁，再难修复。一切尽在不言中，那不言中，又似乎含纳了无尽的深意。他被小人包围，被流言所伤，仿佛被成群的蚊虫围攻，“虽微无奈众，惟小难防毒”。一切都在暗地里运行，“在黑暗的时刻出现，在阴晦的角落聚集”，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要人命，纵想反抗，也无从下手，像欧阳修说的：“手足不自救，其能营背腹。”

站在荒野上，犹如陷入“无物之阵”，欧阳修心里堵着一口闷气，他一定很想透气，想呐喊，想咆哮，但他的呼喊，很快被旷野吸纳，听不到任何回声。

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他，远在江西的曾巩是少数的例外。他相信欧阳修的人格，他在给欧阳修的信中写：“至于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天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愤痛切，废食与寝，不知所为。噫！二公（指欧阳修、蔡襄——引者注）之不幸，实疾首蹙额之民之不幸也！”

曾巩的几行字，让他在悲凉中感到一丝暖意，却无法改变他的现实处境。他决定逃离那张由流言蜚语编织起来的大网，逃离那些闪烁着某种幸灾乐祸的、暧昧的眼神。他愿意去滁州，像他《滁州谢上表》所写：

论议多及于贵权，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倾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虽臣善自为谋，所欲不过如此。

或许，只有远去滁州，才能平息这所有的非议。

所幸，他去的是滁州，地处长江下游北岸的一座小城。到了那里，他才发现这里竟是阳光明媚、雨水充沛、大地润泽、山峦起伏，滁河及清流河贯通境内，通江达海，让他的目光变得幽远而澄澈，连呼吸都一下子清朗起来。他千里迢迢奔波而来，抵达的，竟然是一块风水宝地。

就像他在《丰乐亭记》里写的，五代干戈扰攘之际，这里曾历经战火。公元956年，时任后周大将的宋太祖赵匡胤与南唐中主李璟的部将皇甫晖、姚凤会战于滁州清流山下，南唐军队败入滁州城。随后赵匡胤在东城门外亲手刺伤皇甫晖，生擒二将，攻占滁州。如今，百年已逝，但见山高水清，昔日战争的疮痍已经消泯无痕，滁州变成了一个封闭安定的世外桃源。由于不在水陆要冲之地，当地百姓基本不了解外界所发生的一切，安于耕田种地、自给自足，快乐恬适地度过一生。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吗？人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什么非知道它们不可呢？

这是一块没有被政治污染的地方，政治如泰山压顶，让人去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滁州却让人的身体变爽，精神变轻，轻得可以飞起来，飞越屋顶，飞越田野，飞越山川河流。在滁州，连文字都是干净的，不再涉及党争、攻讦、表白、谩骂，不再有火气，要有，也只有烟火气。那是人世的气息、生命的气息、让内心安妥的气息。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无限地敞开了，犹如一棵树，在大地上默然生长，浑身通透地伸展着枝叶。他写《秋声赋》，其实他不仅听见了秋的声音，包含了风雨骤至的声音、草木凋零的声音、虫鸟唧唧的声音，他还听见了万物的声音——这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会说话的，但寻常人追名逐利，神经功能被遮蔽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才对它们闭目塞听。只有像欧阳修这样，把自己变成了零，才听得懂这所有的语言。他的语言，不过是复述了万物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滁州不仅抚慰了欧阳修，而且养育了欧阳修，让他的生命意义变大了，语言的世界也随之壮大。它让一个语言锐利的谏官，一步步成为文学史里的大家，变成世人皆知的“醉翁”。

他书写的神经被激活，让九百多年后的我们，在书页间读到了这样的文字：“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滁州给他的一切，朝廷不会给。朝廷可以给他官职，却从来不像这样让他的生命变得如此充沛和丰饶。

三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我一直很想去滁州，去拜会醉翁亭，看醉翁是否还在那里醉着，但又很怕去，担心看到另外一个滁州，一个现代的、拥挤的、充满商业趣味的滁州，把世界上所有的新鲜事物在城市里一一罗列，以彰显它的“与时俱进”，更担心看到滁州像许多地方一样，把“名人效应”发挥到无孔不入，让欧阳修成为无数品牌的代言人，说不定有各种以欧阳修命名的门票在等待着我。这几乎已经成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病，在很远的距离之外，在抵达之前，我们就可以嗅到它的气息。

假如有时光飞船，我还是愿意回到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的滁州，去看欧阳修看见过的丰山，去饮欧阳修饮过的醴泉，“俯仰左右，顾而乐之”。然后，摆酒，我们相对而坐。不是在什么华堂美厦，而就在山水林泉。据说，他在扬州任太守时，每年夏天，都会携客到平山堂，派人采来荷花，分别插于盆中，放在来客之间，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依次摘花瓣，谁摘掉最后一片，就罚酒一杯。

欧阳大人说了，他不善饮酒，“饮少辄醉”，估计不到半斤的量，所以我把他弄醉应当不是件什么难事。但欧阳修的魅力，正在于醉。没有醉，就没有“醉翁”了。醉是一种幸福，醉是一种境界，甚至，醉也是一种醒——你看，“醉”与“醒”，都是“酉”字边，都与酒有关。没有酒哪来的醉？没有酒哪来的醒？其实，醒就是醉，醉也是醒。该醒则醒，该醉则醉。世人皆醒我独醉，世人皆醉我独醒。只有真正的智者，能够在醉与醒之间自由地往返。

欧阳修的醉与醒，总让我想起苏东坡的那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

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醒复醉，就是醒来之后又醉，是一场接一场的醉，其后当然是一次接一次的醒。醉了又醒，醒了又醉，谁又能分清，他写词的当下是醒还是醉？就像我们常常把梦当作现实，或者把现实当作梦。我二十多年前读过史铁生先生的一个短篇小说，至今印象很深，名叫《往事》，就是讲述梦的。他在梦里回到了过去，当梦里发生的事情进行到最紧要的环节，他突然醒了，于是在“现实”中，开始“经历”另外一件事情，又到了关键时刻，他再一次醒了，发现那还是梦。他就这样，从一个梦跌入另一个梦，他已分不出梦与现实的区别，只能在不同的梦里徘徊，每一场梦都好似生命的一个轮回，以至于读到他最后终于醒来回到了“当下”，我忍不住要问：他还能不能再醒一次？

古来卓越的艺术家，都是醉与醒之间的自由往返者。没有醉，哪来王羲之的《兰亭序》，哪有曹孟德的《短歌行》？从商周青铜器到唐诗宋词，我从中国古代艺术里闻到了丝丝缕缕的酒精味儿。所以李白说了：“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在李白老师看来，一个喝酒的人是可以成名的，成为天下人的偶像。《二十五史》里，有多少权贵出出进进，谁能说出几个宰相的名字？但像竹林七贤、饮中八仙的名字，却流传至今。到底谁寂寞呢？我看寂寞的是那些宰相权贵，他们权倾一时，前呼后拥，一旦他们丢失了权力，就门前冷落车马稀，淡出人们的视野，被历史遗忘。相比之下，倒是李白所说的饮者——实际上他们是贤者、智者，可能受到一时的冷落，却在后世迎得了成千上万的拥趸。

李白喝酒厉害，“一日须倾三百杯”，我说的不是饮，是喝，像喝水那样地喝。那般豪饮，一般人跟不上节奏，不大工夫就会醉眼迷离——只要不是色眼迷离就好。欧阳修“饮少辄醉”，我猜他一定不是饮，而是小酌。宋代文人生活是优雅的、精致的、细腻的，不会像《水浒传》里写的，动不动就一壶烧酒，二斤牛肉，其他什么都没有。欧阳修饮酒，其实不是饮，更不是喝，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咂，一壶酒、几碟菜，可以“坚持”半天，让千种风景、万般思绪，都随着酒液，一点点地渗入身体，让灵魂变轻，一点点地飘浮到空中。

否则，以欧阳修那点酒量，不是分分钟就结束战斗了？

酒液也改变了他文字的酒精浓度，欧阳修的诗词，也总是带着微醺的感觉。他的词里，有“一片笙歌醉里归”，有“稳泛平波任醉眠”，有“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有“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他的诗里，有“野菊开时酒正浓”，有“鸟啼花舞太守醉”，有“酌酒花前送我行”……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梦中作》：

夜凉吹笛千山月，

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

酒阑无奈客思家。

这是一首记梦诗，中国诗歌史上很少有一首诗像它这样魔幻，这样诡异，这样超现实。诗中有夜，有路，有月，有花，诗人须发飘逸，手持酒壶，不知穿越了几世几劫，从一个个轮回里醒来，在梦幻与现实间辗转……

……

作者简介：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历史散文集《纸天堂》《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