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我就被留在了新成立的“文协”(全称是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时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我们几个搞创作的人，被编成了一个创作小组。

创作组没有具体创作任务。我除了为报刊写点短篇小说外，主要时间是看书。在根据地时没有这样的条件，主要是没有书，现在当然要抓紧这个时机学习了。不久之后，听说文化部把原北平艺专改成了美术学院，同时正在筹建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我猜想一定也会成立一个文学院，那样我就有了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创作组好多同志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可是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文化部根本就没有创建文学院的打算。我们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文协，并把这一想法向主持文协工作的副主席丁玲讲了。丁玲同志说，她经常收到一些青年作者的来信，大都是要求有一个学习提高的地方。她还说：特别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一大批作者，急需要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这事她和文协的其他领导都交换过意见。这就是说，他们早已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了。

1950年春季的一天(具体日子记不得了)，文协召集在京的理事及文学工作者开了一次茶话会，地址设在北海“仿膳”。前来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五六十人，大都是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主持会议的是文协主席茅盾。茶话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向文协领导提了一项建议，大意是说：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各解放区都培养了一些青年文学工作者，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由于文化素质有限，因而作品水平也就不高。我们非常希望文协能够创办一个文学院，使我们能够有一个进修学习的机会。

我的话刚说完，老舍先生就接上说：“这是个好意见。我看不仅年轻人需要学习，我们这些上了年岁的人也需要学习。不然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他的表态引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大约过了个把月。有一天，丁玲同志把创作组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会，告诉我们说文协主席团、党组经过商讨，认为办文学院条件不成熟，决定办一个文学研究所，主要是给一批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创造一个学习提高的场所。不公开招生，而是采用调干进修。以自学为主，请专家讲课为辅。党组已向中宣部打了报告，中宣部同意，并指示由文协与文化部共同办理。业务学习由文协负责，行政、党务由文化部领导，开办经费亦由文化部教育司拨给。

听到这一消息，我们都非常高兴。具体的筹备工作也就落在了整个创作组的肩上。分配给我和陈淼的具体任务是购买房子。文研所的当务之急就是买房子，麻雀下蛋孵雏还要先筑个巢，买不下房子，办研究所就成了一句空话。因而那时，我和陈淼天天骑上自行车，跟着“房纤”满城转游。有时赶不回来吃中午饭，就只好买个烧饼充饥。我专门买了一份北京地图，凡看过的地方都标了记号，并在笔记本上写明房屋的间数、质量、价格、优点、缺陷等，为的是作个比较。我和陈淼经过一番比较，都觉得鼓楼东大街103号这座宅第倒还可以。另外还有一处是什刹海后海南河沿，环境比较幽静，空地大，房子也不算少，只是有点杂乱无章，大瓦房与小平房混在一起，可房价比较便宜，只要预算的三分之二就可以全部买下。

丁玲同志来看了，她看后也很满意，可她又舍不得放弃后海南河沿那一处。她说：“调来进修的同志都是搞创作的，他们要看书，难免也要写点东西，住的应当尽量宽松一些。一个房间里最多不要超过两个人。这两处地方相距又不远，最好能都买下。”第二天她就亲自出马找了文化部。很快文化部就派人来了解情况、察看两处地址，终于答应给再增加一部分购房经费。

我没有参加签定契约的事。当时文协派我参加中国人民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解放5周年庆祝活动。

当10月初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文研所的筹备工作大体上已经就绪，机构人员也宣布了：所长由丁玲兼任，副所长是老作家张天翼，田间任秘书长，康濯任副秘书长。下设行政、教务两个处。行政处长是邢野，教务处长是石丁。陈淼兼任了丁玲的秘书，为的是与所长联系起来方便。我被文化部党委指定为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工作起来方便，挂第二副秘书长名义。听到这消息，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积极参与文研所的筹备工作，目的就是想在这个环境中安安心心听听课，读点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如果担任了这一职务，必然影响学习。思来想去觉得文化部党委一定是听了丁玲的建议才下的这一指示，于是我就去找丁玲同志辞职。我说了好多理由，她没有劝说我，也没批评我，而是巧妙地说服了我。她说：“你想安心学习，这我能理解。康濯、邢野他们也想专心学习。我是作家，想专门去搞创作。这样咱们就只好散摊了。”她这一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文研所正式开学是在第二年(1951年)的1月初，具体日子记不得了，只记得就在那间会议室里举行了开学典礼。除所长、副所长外，郭沫若、茅盾、周扬、沙可夫，还有一些老作家老教授也参加了。典礼虽然没有宏大的场面，但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这天以后，文研所就正式开课了。

（作者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