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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现实关怀”:中国新文学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徐璐 王文君  2020年11月02日15:49

2020年10月30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现场

会议分为开幕式、主题发言、专题研讨三个部分。开幕式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光芒主持,张光芒对此次会议的主旨做出解释,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强烈的现实关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演变,新文学作家的现实关怀也表现出变动不居的嬗变过程。“如果说文学的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的存在本质的勘探,那么文学的现实关怀就是对于人的具体存在方式的关注;如果说文学的历史感体现的是人在历史中的命运,那么文学的现实感表现的就是对于人的现实境遇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终极关怀离不开现实关怀的基础,文学的历史感也必然以现实感为根基。”张光芒相信,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现实关怀问题越发引起研究界的关注,有必要进行一场深入的学术讨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何锡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国恩先后致辞。何锡章在致辞中对“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这一主题的价值与意义充分肯定,他认为在今天重提“现实关怀”是继承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也是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文学做出回应,“当下的文学创作及研究更加呼唤人性、人道主义关怀的回归,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性存在”。程光炜谈到,“文学的现实关怀”涉及作家对作品人物及其人生的现实关怀与研究者如何保持对于作家的现实关怀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对新时期作家心灵史的研究远远不足,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关注作家的心灵史”。陈国恩对南大新文学研究中心在学科建设上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确立学术标准及学科价值体系,应对历史转折期的诸多挑战。开幕式最后,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代表主办方,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全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学者长期以来对南大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与鼓励表示感谢。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何锡章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致辞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国恩致辞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致辞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光芒主持会议

开幕式之后是主题发言与专题研讨环节。主题发言第一场由何锡章主持,王彬彬、杨剑龙、陈国恩、王尧分别就北洋军阀集团尊孔和新文学人士反儒的关系、现代中国智识阶级问题、曹禺《原野》的逆向性构思、西南联大与文学教育进行了精彩的阐释,李永东、李森进行了评议。

王彬彬借助详实的史料考辩,系统批驳学界广为流传的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批孔反儒是认错了“敌人”。他反思研究界对北洋军阀的认识同质化,谈到自袁氏当国始,北洋军阀集团逐渐成为尊孔复古的主力军和急先锋。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儒不止于推进启蒙、“再造文明”的目的,更为迫切的是在思想文化上捍卫新生的民国。

杨剑龙阐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新论,勾勒出这一群体在历史中的沉浮轨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鲜明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启蒙意识,于时代前沿肩负历史重任。国民革命发动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提出与探讨,折射出知识分子在社会阶层中的尴尬处境。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仍被肯定,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被一再强调。从“启蒙者”到被改造者身份的转换中,可窥“五四”精神的隐匿与变异,以及现代中国学人的命运变化。

陈国恩从30年代左翼文学界对《原野》的批判切入,谈及曹禺为了取得极致的戏剧效果,在塑造人物、设置情节时采用逆向性构思的方式,将人性放置于偶然、极致的状态下逼近“真实”,因此与左翼阶级斗争观念中的“真实”相疏离,招致时人尖锐批评。但《原野》以强大的艺术力量穿越了时代的局限,在多元化的环境下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观众。

王尧的报告从西南联大史料中剥离出两种并行的文学教育/文学研究方法:北大中文系受胡适影响,强调文学史研究;清华的文学教育受朱自清、闻一多影响,强调文学素养与文学鉴赏能力。王尧认为,当下的文学教育偏重文学理论方法、文学史视野的培养,忽视文学鉴赏力的培养,昔日的两种方法对今天的大学文学教育、学科建设仍有启发。

评议人李永东谈到,王彬彬、杨剑龙直面现代文学的“元”问题,新文化运动人士的“反儒”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尊孔”、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对于如何理解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至关重要。李森认为,陈国恩讨论《原野》真实性,突破了教科书关于真实与虚假二元对立的言说方式,带领我们回到文学诗意创造的原点去讨论真实性的问题。王尧对西南联大与文学教育的讨论,在当下诗教传统失落的现实中,愈加凸显意义,发人深省。

主题发言第二场由刘俊主持,程光炜、贺仲明、方维保、沈杏培、王洪岳五人围绕着路遥兄弟失和原因、“打工文学”的蜕变与新生、非虚构写作的纪实性与文学性、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善恶伦理、“归来诗人”高平创作中的现实关怀等展开了辨析和论述。毕光明、马俊山进行评议。

程光炜试图通过新发现的材料,反驳以往研究者在路遥兄弟失和的公案中,赋予四弟王天乐忘恩负义、背叛兄长的形象。根据路遥家族成员访谈披露的隐情,王天乐在路遥病重时也感染了家族遗传的肝病,在妻子的劝阻下未能陪护路遥走完最后的日子,遂酿成兄弟决裂的悲剧。

贺仲明披露了2000年后出现的“打工文学”作家群体的历史与现状,老一辈打工作家因文艺创作改变命运,也因此失去了对现实的切肤体验,其创作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甚至停滞不前;新生代打工者拥有对文学的热情,但在社会商业化和功利化的当下,他们对文学的意义普遍存疑。针对这一现象,贺仲明谈到,一方面,打工写作者不仅应该坚持对文学的理想信念,也应提高作品的思想高度;另一方面,外界对打工作家群体的关注不应局限于生计层面,更应关怀、提升他们精神领域的高度。

方维保的报告描绘出自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到当下非虚构写作的发展脉络,他谈到,近年来“非虚构”以反向命名的面貌出现,以拒绝虚构的方式构成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反拨。隐含在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线索背后的是文学虚构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张力。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亟需在历史的现实和文学想象之间建构起一种相对稳定的伦理,虚实之间恰当的结合。

沈杏培通过聚焦“无用的好人”与“盈余的恶棍”两类人物形象,反思近年长篇小说中的善恶伦理。他的发言不仅对善的困境、善的“脆弱”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辨析,也剖析了恶在文学叙事上的多样形态,追溯了善恶叙事背后的独特起源。最后谈到,面对善恶错位的道德景观,文学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抗恶伦理,对人道原则的重申,对弱者的体恤,对人的自由这一底线的重申。

王洪岳认为“归来诗人”高平自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进入了不为时代所裹挟的境界。其诗歌和小说创作日益展现出一种“元现代性”,不仅表现为诗学内容、观念或所指上的包容性、自反性,而且也呈现出诗作和诗学思维方法或能指、形式表达的中道性,在此基础上,滤情性的诗学思想贯穿高平新时期以来创作的整个过程,这与“元现代性”理论具有某种同构性。

评议人毕光明认为,程光炜提出的作家心灵史研究,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路径。贺仲明探寻归于沉寂打工文学群体,呼吁研究者对新生代打工作家的精神关怀,别具现实意义。马俊山在评议中谈到方维保提出的非虚构需注重想象和现实的平衡观点意义深远,但文学抵达现实作为一个沉重的美学话题,即使是对非虚构写作所表达的现实也应保持怀疑审慎的态度。沈杏培所讨论的新世纪长篇小说中善恶伦理,道德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优秀的文艺作品多表现了对善恶道德的困惑状态,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达现实,鲜明的道德判断立场和善恶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是值得怀疑的。此外,马俊山认为,王洪岳对高平文学创作的“打捞”也具备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30日下午第一场专题研讨会由李跃力主持,并由李玲、葛飞进行评议。研讨主要聚焦于文学思潮研究,姜建、曾攀、张文诺、程小强、林敏洁、刘弟娥、薛晨鸣、杨华丽八位学者围绕周氏兄弟研究的相关议题进行了阐发,既有对启蒙思想、五四文学的考释与新见,也有运用版本学、文学电影互动等多元方法进行的再解读。

姜建以1933年发表的鲁迅署名杂文《出卖灵魂的秘诀》为切口,探讨鲁迅、瞿秋白、胡适三人在中日问题上的观念交锋。瞿、鲁二人严词驳斥胡适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中关于中国人的仇恨心理等论述,认为这是向日本出卖灵魂。姜建认为,既有研究谈到瞿、鲁的批判曲解了胡适的原意,宜将这一事件重新归置于历史语境。

曾攀梳理了百年新文学脉络中,由“五四”问题小说开启的文学与问题之纠葛。他谈到,20世纪是一个文学不断提出问题、结构问题、生产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历史时间。就文学提出的问题是否真实有效,文学对问题的提问、命名是否能够真正统摄问题,文学在处置跨领域问题时所曝露出的言不及物的偏差、假借,伪问题的出现等多层次的矛盾进行了辨析。

张文诺再论鲁迅的启蒙思想与创作,新文化运动作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谈到,和胡适、陈独秀二人相比,鲁迅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用力最专、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不仅在于其深厚的科学学养,对中国礼教文化进行激烈批判,更在于他以高远的立人思想,塑造国民的独立人格。从这三个方面出发,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

程小强重读《伤逝》,他谈到在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发生学上,由家庭与社会合力形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成为评析重点。而《伤逝》的创作动机在于表现五四青年经济不独立及由此展开的不负责任的解放,鲁迅瞩目于青年们如何成长成为时代解放的核心难题,《伤逝》创作意图的核心在于:青年之悲剧应该由青年自己承担。

林敏洁从传记电影《萧红》和文艺片《黄金时代》切入,将萧红研究放置于“民国热”的文化现象中进行考察,并比较了两部电影中的鲁迅形象塑造。她谈到,没有鲁迅的培育,就没有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萧红,而作品中的死亡意识、故乡情结、对人生所蕴含的深刻哲理之挖掘、对广大劳苦女性命运之关注等方面,都体现了萧红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刘弟娥对《知堂回想录》的多个版本进行考释,并从不同方面对不同版本的优劣进行了评价。她谈到,《知堂回忆录》因史料价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得到广泛关注,不宜一概斥之为“骸骨的迷恋”,其不断出版发行体现了两岸三地知识界对五四文化的共同记忆。

薛晨鸣从“退”的人本倾向和“泛”的民族意识两个维度透视抗日时期的周作人,一方面横向解读周作人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的迂回姿态,再现出他对中日双方均不得罪又暗含亲近的处事策略;另一方面纵向厘清根植于周作人思想深处的“退”与“泛”的选择倾向。她谈到,当“退”与“泛”在周作人的思想领域中达到极端发酵,二者的结合将会促成民族意识的消解,走上“主和”和“亲日附逆”的道路。因此,周作人的后期选择并非偶然失足,而是思想过度泛化。

杨华丽梳理五四小说的爱子之父、爱父之子形象,由此考察这一过渡时期的父子关系问题。面对父辈,本应反叛却顺从忏悔的子辈深陷复杂的精神困境,其行动的不彻底性不仅由于天性之爱过于强大,与他们的反叛资源——在新文化语境中所学到的“知识”或曰所受到的启蒙——的相对弱小也密切相关,子一辈的精神困境极大程度体现了五四过渡时期伦理上的典型特征。

评议人李玲谈到,姜建、程小强的研究是“小题大做”的典范,将小事件放置于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发掘其意义,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分析深入,意义深远。曾攀从文学与问题的相互激发切入对百年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大题小做”的思路,以大量实例支撑,纵深精妙。张文诺对鲁迅启蒙思想及创作的探讨高屋建瓴,显示了广博的知识修养。程小强对《伤逝》的再解读,将五四青年一代的问题与当下结合起来,新意立现。葛飞评议道,林敏洁在民国热的文化现象中考察萧红研究,其中涉及到多个有趣的话题,如萧红传记电影本身和海报话语之间的裂隙,民国热影响之下我们对萧红的想象和挑选等,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刘弟娥对《知堂回忆录》的版本进行整理考释,实际是从流行文化、散文热的角度考察“周作人热”,史料功夫扎实。薛晨鸣的研究极富见地,理路清晰,阐释力强。杨华丽的文章史料扎实细腻,卓见功力,冲击了我们对五四子一代“叛逆”形象的固化认知。

第二场讨论会集中对现代杂志、剧演、译介等文艺形态展开探究。李永东、赵普光、李跃力、王俊、马俊山、李玲、葛飞、韩亮八人发言,既有从接受美学角度出发探讨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有从话语生产、民族形式的创造性转化等角度对延安文艺进行的探究,展现了另一重研究空间和学术视野。

李永东深入剖析了国府迁渝后,重庆人与下江人之间主客易势的权力状况,决定了重庆形象主要由下江人的眼光与体验所建构,重庆叙事为“下江人在战时重庆”的模式垄断。下江人塑造的重庆形象在时间上具有即时性、暂时性的特点;在空间上着眼于城乡转换、空间分化的现象,重庆本地人的城市感觉与记忆,实际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他谈到,在审视战时重庆的文学构形和抗战观念的表达时,应考虑是谁在主导城市想象,以及构设的是谁的城市,有助于更理性地把握战时国都的人、城和文学的关系,以及重庆想象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和形式构成。

赵普光钩沉了抗战时期的文学杂志《民族诗坛》,作为与《抗战文艺》同时创刊、影响巨大的刊物,其一直为研究界遗忘,直到90年代重新浮出地表。《民族诗坛》“浮沉浮”的命运线索背后不仅投射出旧体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兴衰,也反映出民族主义文化思潮在20世纪中国的复杂处境。

李跃力从话语生产的角度出发,关注延安圣地想象的生成。右翼文人对延安的非圣地化叙事,意在通过反乌托邦话语的生产重塑人们对“延安”的想象,削弱、消除延安的“圣地”光芒,与中共争夺青年和人心。延安“非圣地化”书写为我们认识话语生产如何藉由“想象”影响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提供了极佳范例。

王俊关注延安时期京剧演出和京剧革命活动,他谈到,从自发的群众性演出的初始形态,到“旧戏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即“旧瓶装新酒”戏剧改革模式的形成,延安戏剧革命理论建设确立在对民族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延安京剧改革不仅服务了中共的革命工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京剧革命开辟了道路。

马俊山关注曹禺对“话剧民族化”问题的认识,精准地将其概括为“民族性不可或缺,民族化则未必”。根据详实的史料梳理,谈到在统一战线形成之前,曹禺在“民族化”的争议中不屑与国民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潮流为伍。全面抗战后,因为左翼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民族化问题的阐释权,曹禺也与之疏离。民族化从来都不是曹禺的艺术追求,但这并不等于曹禺的剧作没有民族性,曹禺的民族性主要是通过写实构建起来的。

李玲谈到,冰心1933年创作的小说《冬儿姑娘》显示了冰心三四十年代创作的一个新发展:以静心聆听的态度接纳他者生命并不完美的本然状态,由此区别于其早期主观抒情的客观化书写,但在内在精神上又与其早期创作有一脉相承之处。冰心这类体现慈悲情怀的文学精品,在接受层面上的寂寞状况,正提示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化建构还需要召唤出早已内含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慈悲、接纳的传统。

葛飞对勘了左祝梨《关于亚克与人类的故事》俄文原文,英文、德文及包括鲁迅翻译在内的五个中译本之异同,将其放于“反乌托邦”和“乌托邦”的辩证关系中、置于革命思想意识中的“新人”想象与改造“小市民习气”对立维度中,考察了苏俄“同路人”作家的言说策略及其文本的复杂性。他谈到,这一文本的翻译旅行过程折射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人的思想变化和心路历程,尤其是鲁迅在左转之后翻译的版本,非乌托邦、乌托邦在其译作中形成了尖锐对立,通过对鲁迅译本的深入查考,可以窥见他对革命的态度、对“将来的黄金时代”的深深隐忧。

韩亮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李金发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无意识接受,从李金发翻译的法语诗集《古希腊恋歌》出发,勾勒出李金发与法国象征主义之间的关系隐线,这一线索区别于与学界过去理解的“波德莱尔—魏尔伦—李金发”这一明线影响关系。此外,《碧丽蒂斯之歌》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赞美也影响了李金发编选《岭东恋歌》的思路,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诗人与法国象征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可以全面辨识他的文学版图与美学资源。

评议人张文诺认为,李永东的发言对于深入发掘人与城市、文学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性意义。赵普光关注到文学史上被遮蔽的杂志《民族诗坛》,从民族主义思潮和旧体文学的命运两条线索阐释这一刊物的“浮沉”,视野广阔。李跃力对延安非圣地化想象的探究问题意识鲜明,富有见地。王俊对延安时期京剧演出和京剧革命活动的论述,理路清晰,立场客观,不仅谈到了戏改的成功之处,也探讨了其中的不足。程小强评议道,马俊山基于史料对曹禺民族化、民族性问题的探讨,要言不烦。李玲考察了《冬儿姑娘》探讨冰心创作的停滞、传承和变化的过程,足见其文本细读的功力深厚。葛飞从鲁迅对苏俄同路人作家左祝梨的译介出发,为我们重新理解晚年鲁迅提供了另一重视角。韩亮也从译介角度切入,勾勒出李金发接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一条隐线,拓宽了李金发研究的新思路,与葛飞的研究理路相呼应。

在第三场研讨中,周志雄、刘俊、张堂会、王文胜、陈进武、邱健、王晴飞、邓瑗、姜淼等专家就当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既有从宏观角度对当下文艺创作的现实方向进行的反思,也有从灾难写作、当代女作家婚恋叙事、新世纪散文等多个议题展开的细部探究。

周志雄关注网络文学对现实题材的处理,借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网络女性主义”的说法,创造“网络现实主义”的新概念,并从书写内容、创作环境、读者期待等角度进行阐释。周志雄指认网络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其窄化了现实生活,注重书写积极面,过滤掉现实的其他面向;另一方面其故事形态的非真实背后是情绪的真实,迎合读者的阅读感受,引起共鸣。周志雄认为网络现实主义从文学观念、社会意义、创作风格等角度丰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亟需新的文学理论和评价体系推动网络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刘俊从宏观角度对“现实关怀”与“文学表现”的关系进行辨析,他提出文学学科对社会学关于“现实关怀”的定义进行了扩充和生发,即以“文学表现”表达“现实关怀”增添了其丰富性和可能性。刘俊认为应当考察不同文学观念和美学追求处理“现实关怀”时的多元姿态,他选取陈映真这一具体案例,从作家立场、叙事姿态、美学呈现等方面考察其创作,指认其包含底层左翼的“现实关怀”和先锋现代“文学表现”的特异组合,打破了用现实主义表达“现实关怀”的认知惯性,并鼓励“文学表现”与“现实关怀”的多样化组合涌现。

张堂会从灾难写作的视角,审视文学现实与生活现实间的差异,反思文学对现实的反应路径。张堂会通过分析三四十年代的左翼乡土文学文学作品,提出生活现实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即现实的多灾多难为文学提供素材,而文学反过来又促进乡土的觉醒。他认为讨论灾难文学的现实关怀应该从两方面入手:其一,作为纪实性文学写作,能不能抵达现实的真相;其二,作为对灾难的应激性写作,除了文学性,还应包含历史记录的功能,以及情感抚慰和精神救赎的功能。

王文胜关注当代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婚恋叙事的变迁,发掘其蕴藏的启蒙思想高涨与回落的变动轨迹。王文胜通过对不同时代文本的对读,从伪圣母形象、身体话题、“性”“爱”主题以及两性伦理的角度探究启蒙话语的激变。相比于80、90年代作家创作的开创性与先锋性,王文胜认为当下女性婚恋叙事写作存在着价值立场倒退、启蒙精神失落的现实问题。

陈进武穿透迭出的新概念、新思想、新审美取向等重重迷障,对当下文艺创作现实主义方向进行整体把握,提出三点反思:其一,概念边界的“模糊化”,陈进武先从追溯现实主义概念起源入手,确认以马恩理论为参照的概念定义,指认当下概念融合创新的同时,概念阐释模糊化;其二,内容书写的“滤镜化”,当下创作表现出追求效果、迎合读者的倾向,偏离了真实深刻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创作初衷;其三,审美取向的“含混化”,他谈到纯粹精神性审美主体失落,叙事方式与创作技巧层出不穷的背后是独立性审美主体的不在场,导致了价值取向虚无。

邱健以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贯穿其对当代文学叙事模式和文学观念变迁的思考,他从概念辨析入手,从当代文学的发展阶段和新历史主义的语言转向两方面定义“新历史”。邱健继而划分新历史时期当代文学的三类叙事模式,辨析其后蕴藏的文学观念,重点考察不同模式对历史性与文学性的价值偏向。邱健认为文学与历史的极端二元对立是不可取的,并对新历史主义消解文学与历史本质的倾向进行修正,强调文学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同时谈到应立足作品构建多元共存的文学生态。

王晴飞关注汪曾祺在《聊斋新义》中对《聊斋志异》的文本误读与再阐释,通过文本对读,从审美取向、人物意志、创作立场等角度对辨析《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偏离,王晴飞认为其体现了汪曾祺“小改大动”的创作准则,并指认作家的审美直觉使其在传统故事的再创作中注入现代意识,贴合现代读者的趣味。

邓瑗、姜淼以社会学的视角,运用统计学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南京市民文学生活现状进行量化研究,试图填补南京文学文化研究中大众读者主体的空缺。她们从时间、文类、作家作品等角度对南京市民阅读情况进行全景素描,又以性别、年龄、学历等作为标准,为不同群体的阅读习惯展开侧写,并进一步从读者、大众传播、城市文学形象等角度剖析南京文学大众接受与传播的现状与困境。她们认为文学阅读是结构性的社会问题,需要作家、批评家、政府、读者等多个主体的多向度的努力。

评议人李章斌谈到周志雄对“网络现实主义”的概念及其文本表现的研究都十分深入,并注重辨析与批判现实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前者强调服务读者的创作心理。针对周志雄关于网络现实主义“窄化”现实生活的论述,李章斌进一步提出其具有“宅化”和“室内想象”的特征。刘俊的研究兼具宏大的视野和具体的问题意识,以陈映真的案例阐释了“现实关怀”和“文学表现”存在多种组合可能。张堂会从灾难写作叩问文学的现实关怀问题,李章斌提出应反思为什么新文学的灾难写作尚未诞生经典,并从“应激性写作”概念阐发,提出灾难写作不能流于被动地记录,需要作者注入更深刻的思考。

评议人周红莉肯定了王文胜对于当代婚恋叙事及其背后启蒙意识的概括总结,但提出应分辨女作家的创作特点是否是特定时代的共性问题。陈进武对于现实主义概念展开追根溯源,史料翔实,但谈论文学表现现实时应注意不同文体的文体特征。评议人沈杏培认为邱健史论结合、点面结合的研究方式、以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野,对近四十年文学创作中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动态复杂关系进行整体扫描,沈杏培进一步指认其为从历史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圆形回归。评议人徐鹏提出可以从性别主义和女性启蒙的视角理解王晴飞的研究,肯定其对汪曾祺改编兼具男性自我批判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归纳总结。邓瑗等通过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式,并做出文学量化研究的尝试,同时也反映出文学研究的现实关怀性。

第四场研讨会,毕光明、庞秀慧、王艳芳、李森、李章斌等十位学者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聚焦当代文学创作,以诗性审美的语言深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的内在肌理。

庞秀慧关注城市化进程中“返乡书写”兴盛这一文学现象,从叙述视角、意象景观、与传统的关系等角度对“返乡书写”的内核与实质进行剖析。庞秀慧将其特点概括为“在”与“忘”:以“在”表现其与文人书写传统和五四乡土小说传统的传承关系,同时包含文人趣味下对乡村风景的描写和城市视角下乡村景色的衰败;以“忘”辨析城市的在场性以及“返乡书写”的情感内蕴,庞秀慧先是勾勒了自80年代至今的城乡书写的主题变迁,再聚焦于近十年书写所呈现的性别化差异,庞秀慧认为“返乡书写”总体上表现了现代生活的愤与怨,其背后是对城市化进程密切关注的主体的生成。

毕光明就莫言的小说《等待摩西》,从人物、主题、作家的问题意识和叙事态度等角度展开辨析与讨论。毕光明在“浪子”与“羔羊”的柳摩西外,发掘了被学界忽视的路得式女性马秀美,指认其寄托了小说等待与救赎的主题,但毕光明同时谈到马秀美的宗教选择兼具虔诚信仰与世俗需求的暧昧性,增加了文本意涵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毕光明透过莫言对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的书写,肯定其对于东北乡人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深层关怀,毕光明认为小说重点指涉了革命、经济改革、社会制度建构与完善过程中的多重现实问题,批判了城乡二元体制给东北乡人带来的深重苦难。

王艳芳关注王安忆的异域书写,反思王安忆的创作在叙事场域变化时所呈现的局限性。研究通过对《向西,向西,向南》的文本细读,从意象符号、叙述视角、人物形象等角度指认创作者在异域土壤书写中国故事的反讽,进一步谈到其源于作者缺乏对生活经验的深度挖掘,以及固化的创作程式,并将其上升至对王安忆创作困境整体关照的高度。王艳芳警惕王安忆作品内含的文明优越感,指认其中文化不自信的内核,与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进程相悖。

刘阳扬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发掘《考工记》所蕴含的王安忆对上海故事书写的转变。刘阳扬从叙事视角、老宅意象、“非典型”叙事手法和女性人物的缺席等角度着手分析,并借由与《长恨歌》的对读,指认《考工记》对于海派风格、怀旧主题的刻意规避,并进一步谈到《考工记》蕴含了王安忆呈现上海的现实性与现代性一面的书写意图。

王璐借助史料研究,回到《人生》与《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小说创作的“历史现场”,重新审视路遥“创作滑坡”的文学史问题。与学界将其普遍归因于创作者自身的思维定势不同,王璐结合创作情景和时代语境,对《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之间路遥作品的价值“回退”问题做出解释,即社会和主流媒体对高加林形象的质疑、文坛的“左”的倾向以及作者自身的政治处境,共同作用于后续创作,使得路遥以皈依传统道德的方式,对《人生》中争议性观点进行修正,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正是路遥出于谨慎和避祸故意为之的结果。

周红莉从宏观上对新世纪散文的创作理想与书写现实进行总体把握,并结合散文的文体特质,对新世纪散文在如何介入现实、怎样表达现实关怀的问题上提出三点思考:其一是被叙述的现实和“真实的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周红莉观察到新世纪散文涌现三类新题材以及网络散文勃兴的新现象,但谈到在热闹的散文书写之下仍需冷静反思散文创作关联现实的路径;其二是缺乏“当下性”的沉浸式报道也将导致“真情实感”的缺失,周红莉指认新世纪散文作者缺乏现实关怀的书写现状,因此即便是书写底层、记录真实事件,也缺乏“真情实感”和人文关怀;其三是“散文精神”内含道德准则,周红莉认为“散文精神”也是自由真理与生命本真的精神,作者与作品具备精神统一性,因而新世纪散文的现实关怀蕴含着散文书写的道德责任。

李森从艺术理论生成的逻辑原点出发,分别阐释东西方艺术理论的不同模式及其演化路径。李森审视了学界对形而上和普遍性的追求,提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建立“形而中”的中间地带,并提出“语言漂移说”的理论假设,认为艺术理论和艺术语言在“语言漂移”时刻生成并保有活力。

李章斌关注在当代汉诗创作中朱朱写作伦理所呈现的异质性,他指认其诗歌的首要原则是“看”,朱朱将抒情焦点转移至在场的“他者”,破除了当代汉诗自我中心主义的伦理迷障。李章斌通过对叙事诗《清河县》的文本细读,发掘朱朱借由对潘金莲的再解读实现的自我突破,即《清河县》召唤处于“被看”状态他者“潘金莲”的自我意识,并借由抒情主体与抒情对象的共振,反过来又拓展了抒情主体的丰富性与可能性。李章斌肯定了朱朱的创作路径,并指认“成为他人”是当代汉诗走出个性抒发泛滥化的陷阱的重要手段。

李海鹏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鸟类母题的发展脉络的梳理,确认语言本体观念的演进脉络,并重新审视语言本体性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李海鹏认为诗人创作中的鸟类母题构成了语言存在价值的隐喻,从“天鹅”到“野鸭”的诗学策略的转变代表了80年代和90年代语言本体观念的分野,展现了语言本体性哲学随着时代语境的演进不断调整自身符号模式和命名方式。

李倩冉提取张枣诗歌的语言特征,从场景、结构和人称的角度追问抒情主体对待语言和现实的态度。她谈到张枣惯用戏剧化场景营造轻逸的风格,搭建闭合结构追求语词的美学平衡,设置“主体”与“他者”的等距掏空人称变换的内涵,并借此进一步指认诗艺打磨的背后是主体的不在场。李倩冉将张枣诗歌中对现实的规避追溯至诗人旅居德国、缺席中国社会变革的个体生命际遇,并重新审视用技艺悬置主体的局限性。

评议人王文胜谈到,庞秀慧对于“返乡书写”兴盛的文学现象的观察十分敏锐,庞秀慧借由从“风景”到“景观”的切入视角的变化,尤其是对乡村书写发展脉络的勾勒,发掘了当下“返乡书写”中蕴含的新思想与新问题。毕光明的研究兼具深厚的学理性和学者的人文关怀, 展示了前辈学者将自己的情感记忆带入学术研究,达到评论家和作家在思想情感上的共振,同时王文胜还提出《等待摩西》运用了潜在文本《圣经》,文本的互文性以及中国故事如何吸纳基督教思想资源都值得学界探讨。王艳芳的研究兼具问题意识和文学史视野,她犀利地谈到了王安忆异域书写的局限性及其原因。评议人沈杏培谈到,刘阳扬的文本解读和王璐的史料研究,在文学研究方法上有一定互补性,其中刘阳扬对《考工记》的解读在阐释方法和解读角度的选择都做了很好的示范,王璐的研究颇具问题意识且论证逻辑自洽,但应注意学术命名的去价值化问题。周红莉的研究是从散文角度讨论新世纪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的问题,但值得警惕散文文体也不排斥有虚构性。李森研究视野宏大,对于现实关怀的本质的讨论也很有启迪性。评议人李森认为,李章斌对“要观看不要表演”的研究回应了当下诗歌研究的重要论题,并进一步阐发“观看”与“表演”可以对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态度,但李森认为诗歌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的,应该“从中间看过去”。李海鹏对鸟类主题的研究角度新颖,对于欧阳江河、陈东东等人的风格特征及其受翻译体汉诗影响的评价切中要害。李倩冉察觉张枣的诗歌形成封闭的“情绪团”,并缺乏对外部的指涉,论辩清晰,见解深刻。

与会专家合影

(摄影:徐晶莹 张冰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