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文艺：印象与往事
抗美援朝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汗牛充栋，数量众多，成为战争的另一种记忆和叙述。适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那些在脑海里留下了深深印记的作品及人和事，挥之不去，吐之而后快。
参战者的记录。1953年12月，停战协定刚刚签订5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便面向全体参战的指战员，发起《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征集稿件13615篇，2000余万字。整理汇编成4辑，1954年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涵盖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从个体的角度，立体汇成亲历战争者第一手的真实记录。我刚到北京工作时的两位领导，不仅参加了战争，而且是征文活动的组织者和编辑者。他们耳提面命，使我更理解了这些记录的珍贵。其质朴的情感、真实的表达、细节的不可复制性，今天读来，仍然亲切可感。
来自战场一线的采访写作。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巴金的《团圆》，无疑最具代表性。前者当时就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益，“最可爱的人”成为志愿军战士的代名词。这篇文学通讯被收入中小学课本，几代人从中获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我多次采访魏巍同志，并报道评论过他的新作品，还应约为他所主编的杂志写过文章。那些场面，今天仍历历在目。
后者巴金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老一辈著名作家，响应国家号召亲临战争一线深入生活，很快发表了小说《团圆》并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因其独特的革命亲情视角，感人至深，在全国家喻户晓。其中的插曲《英雄赞歌》，更是唱红了大江南北，几十年长盛不衰，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经典。该歌曲的词作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先生。他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军极具盛名的诗人、作家，后来成为教育家，是我的大学老师、系主任。他曾告诉我，《英雄赞歌》是一个“急就章”。故事片的编剧毛烽曾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来长影审片，找到老战友公木，把没有最后剪辑的电影毛片给他看，约他为影片写歌词。公木在长影招待所只住了一宿，挑灯夜战，第二天就拿出了“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歌词，由作曲家刘炽谱曲。随着影片的热映，一举走红。1988年中央军委颁布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命令，公木老师偕夫人来京参加仪式，我不仅担负报道的任务，还主动协助相关部门照料他们的生活。30多年过去了，珍贵的时光，依然刻骨铭心。
总体看，“文革”前的抗美援朝文艺作品，故事片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上甘岭》《长空比翼》《三八线上》《烽火列车》《奇袭》《英雄坦克手》《打击侵略者》《激战无名川》《长空雄鹰》等。加上在抗美援朝时期创作的有关歌曲及后来同类题材电影中的插曲如:《我的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来一个歼敌的大竞赛》《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志愿军高射炮兵》《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张》《转盘枪和手榴弹》《抗美援朝进行曲》等，以战争原始的面貌呈现，挟带着浓浓的硝烟味道，质朴、亲切，真实、感人，给观众留下深刻的记忆。
“文革”中出现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和长篇小说《剑》（江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作者杨佩瑾也是一位参战的志愿军战士），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井喷。如果说，抗美援朝文艺前期是电影当家唱主角，那么，改革开放则带来了长篇小说、纪实文学和纪录片的大繁荣。1978年，魏巍的著名长篇《东方》面世，为反映抗美援朝的文学进军吹响了号角。另一位老作家孟伟哉紧随其后，推出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他也是我多次采访、评论的对象。孟伟哉1951年3月入朝作战，1953年5月在朝鲜战场负伤回国。作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其作品突显了宏大叙事的特点。他第一次以交战各方高层将领为描写对象，拓展了抗美援朝文学的表现视野。从北京到华盛顿，从平壤到东京以至汉城，从两军统帅部到前线各部队，史诗般生动地再现了生死攸关的战争情景，惊心动魄，令人难以忘怀。
专题纪录片异军突起。《共和国战争———抗美援朝秘史》《较量》《跨过鸭绿江》《断刀——朝鲜战场大逆转》等，从各个侧面展示抗美援朝的历史过程，许多新鲜的史料和珍贵镜头披露，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
最近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记忆的力量》《英雄》《不朽的丰碑》《为了和平》《英雄儿女》等，或战争场面宏大，或立足个体英雄，或拓展战争的生活面，或注重新史料的发掘，风格不同。有的巧用影视剧（如《外交风云》《彭德怀元帅》《三八线》等）中的镜头，配以采访对象的现场访谈，全方位展示高层决策经过、战争曲折进程，前线指挥员、基层官兵的作战场景和战地生活，把70年前的战场宏观化、形象化、具体化、个人化，从而强化直指人心的力量。
深入的拷问和追寻。全景纪实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著名作家王树增的《朝鲜战争》。这部初版于20年前的作品，整整用了4年时间写作，再版几十次，总印数达80万册，先后获鲁迅文学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其价值主要不在于资料更全面和完整，表述更细致和到位，而在于思考更犀利和深刻。王树增告诉我，士兵是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也是他写作《朝鲜战争》的唯一动因。这位空降兵出身的军旅作家，著作等身，但从来没有忘记士兵的情怀和初心。他多次表示，生动地记述一场战争的历史很重要，深刻地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更重要。彭德怀身陷囹圄时写下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交代材料”，深深地震撼了他。这就是构成历史的不同寻常的内容，也是历史事件中最值得书写的内容。从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他把革命战争写全了。有一年2月7日，我请他到我所在的单位讲课，正巧是他的生日，而且与主持会议的单位领导生日是同一天，真是“无巧不成书”。
新题材的拓展。战争的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但在历史的辉煌背后，还有常常被忽略的人群———战俘。1987年初，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敏感的领域及其故事的主人公。当时，《昆仑》杂志首发了军旅作家靳大鹰的长篇纪实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生动细腻的文学语言表现了志愿军战俘的命运遭遇和心灵历程。为了克服当时宣传上的一些困难，我的领导带着我与《昆仑》杂志的同志，多次商讨，共同努力，约请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李志民将军撰写了《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歌》一文，在军报上发表，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时隔不久，军旅女作家于劲的同题材作品《厄运》出版。两位著名作家，朱苏进为该书作序《焦灼的爱》，周涛则写下了《失败中的辉煌》的读后感言。从此，这个题材不再是禁区。
伟大的战争，理应产生伟大的作品。以上匆匆的扫描，难免浮光掠影，挂一漏万。目力所至，心向往之。一孔之见，真情寄之。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报社原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