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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繁花》 作者：陈建华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20年08月 ISBN：9787547316610 定价：68.00元

自序

这些随笔杂七杂八，多少带点文艺腔。初次收编成集，总要取个书名，脑中跳出“午后的繁花”，再想想别的，也没有想出更合适的。其实是一种记忆的连接，其中有些隐秘闪烁的东西，如点滴火星的烬余，不知哪阵风又把它燃烧起来。

20世纪80年代我在复旦读博，偶尔有内部电影可看，那天汪跃进带我们去外文系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说是一部有关爱情记忆的影片，看完后画面在脑际久久回荡：一个舞会的镜头，突然定格，男男女女神情木然，灵魂出窍，又分秒活了过来。在木然的间隔里，我也好像在另一片天空里飞翔。汪跃进说这部影片当初在巴黎放映给知识界带来震撼，赛过洗脑。大约十年之后我在哈佛遇见他，知道我在跟李欧梵先生读现代文学，他就哈哈笑起来说我“堕落”了，指我从前是学古典文学的。虽是玩笑，不过确实哈佛向来崇尚古典，直到90年代才开始设置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并请李欧梵先生担任教授。那时汪跃进已经跟巫鸿先生念完美术史博士，后来在哈佛任教，至今好多年了。

小时候看电影，每一次都激动无比，由班主任带领我们去影院集体观看，比如《鸡毛信》、《地道战》等，像是一种文化仪式，经历另一种人生，悲壮而神奇。后来看内部电影，一听到《清宫秘史》和《桃花扇》的歌曲就不得了，人好似软瘫一样，荡气回肠之中仍然伴着战栗的罪恶感。

ZUI初看玛雅·黛伦的《午后之网》是因为选修了布鲁诺的电影课，她说电影史有写实和奇幻两个源头，分别以卢米埃尔兄弟和梅里爱为代表。虽然她在课上这么讲，但实际上却把《午后之网》作为奇幻类型的典范，我想这跟布鲁诺的女性主义立场有关。玛雅是一个来自俄国的天才女子，在美国一心要拍吃力不讨好的现代主义艺术片，没拍成几部片子，却成了文化另类。说实在的，《午后之网》很短，只有二十分钟，ZUI初是在卡朋特视觉艺术中心（Carpenter center for visual arts）看的，无厘头的叙事让我一头雾水，而镜头异常唯美，在我心头激起阵阵惊喜的涟漪。其实整个学期ZUI令我神往的是文德斯的《柏林苍穹下》，我的学期论文是对片中女主角的背影作美学分析，批作业的是布鲁诺的助教，一个美国小伙子，给了我A，批语说：excellent throughout！（通篇精彩！）

在哈佛读书还有闲心思写点诗文自娱自乐。《午后之网》只看了一次，却在脑中挥之不去，片中的钥匙、镜子、匕首和花的意象与恐怖、爱情、谋杀的母题一起在记忆中发挥作用，和我从唐人街搭乘小巴去纽约一路上车速飞快的惊险体验，和第五大道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现代主义的破碎噩梦般的观感，和讨论班上《金瓶梅》、《海上花》的阅读经验交杂在一起，掺和着些许颓废情调，梦幻般散落在一些散文篇章里。

在香港教书的时候，一年里总有回上海老家的机会，多半是出公差、开会或去图书馆查资料。有一回淘到玛雅·黛伦的碟片，双碟套装，有她的三部影片，另有一部她的传记片，那份惊喜难以形容。于是对玛雅的生平大感兴趣，等于做学术研究，借助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几本参考书，写了一篇《蓝火：玛雅·黛伦的镜像舞台》，发表在林贤治主编的《人文随笔》杂志上。

我和林先生的交情谊比较特别，若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形容林先生，一点都不过分。他写了不少书，始终能保持尖锐清晰的思路，很不容易。有时和他通个话，他的那股浩然正气总会震动我，他对专搞学术的人似乎不那么看得起，对我也有所提醒。不过大约因为我从前写过诗，他才对我另眼相看。那是通过在日本的刘燕子，她主编的一本叫《蓝》的文学杂志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上海的文学活动，林先生觉得不应该让文学史被忘记，所以他为我出版了《陈建华诗选》，除了诗，还有我的“诗传”以及关于当年写诗的一些直白的回忆，也是在他的督促下赶出来的。

没想到这本诗选竟会产生某种“蝴蝶效应”，把我带回了家。记得先是张真给我发邮件，说他的好朋友唐颖——有名的上海小说家——喜欢我的诗集里的上海味道，问我几时去上海，可跟她聊聊。我是在波士顿认识张真的，是通过孟浪，一位真诚的诗人，很可惜前年因病走了。张真来自上海，早在70年代便是知名女诗人，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专攻电影。

讲这句话已经好几年过去了，唐颖经常在国外，因此总和她错过，倒是见到了金宇澄老师，《上海文学》的编辑，他从唐颖那里知道我，确切地说他们好像在水面上发现了一枚60年代的风筝，勾起了他们有关上海的乡愁。一个明亮的下午，我去巨鹿路作家协会拜访了金老师，下楼坐在隔壁的咖啡店里，他细长个子，上海腔调，额头刻着人生，从前叫“老侠客”，现在会叫“老司机”。我们相见恨晚，我比他大几岁，除了书里已经写过的，讲不了多少，他却会讲故事，对细节有一种天然的痴迷，跟我讲这咖啡馆的老板娘是俄罗斯人，是《上海文学》的读者与作者，讲他在黑龙江插队的见闻，并把专写插队故事的《洗牌年代》赠予我，又说这是他早年写的东西，因为一直做编辑，看得太多反而不敢写不想写了。和他初见的感觉好像把我从书斋里拽了出来回转到了大千世界。

大约一年之后老金发来电邮，说他在写小说，一部上海人的小说，在一个“弄堂”网上连载，他说他边写边跟网友互动，越写越“扎劲”，所以一发不可收。那就是后来的《繁花》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部小说。我想他搁笔二十年，一旦动了真念，便水到渠成，正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关于《繁花》我写过一些文字，它至今走势犹劲，说明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上海，虽说海派文学咸鱼翻生是新世纪以来的气运所致，也须有足以当之的底蕴。《繁花》写出了上海人骨子里的世故世俗，而书中“不响”的修辞像阿多尔诺所说的“否定辩证法”，把从《海上花》到周瘦鹃、张爱玲的文学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这是这本小书书名的由来，大概不免“攀林（贤治）贴金（宇澄）”之嫌。其实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故事。我是做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书写与发表涉及生产与流通过程，少不了媒体及其编者的辛劳付出，在此小文里难以一一表达我的感激。再作一番自我观察，或许应了钱锺书的“围城”的比喻，在我身上表现为在学术与文艺之间滑进滑出，我不断提到少年时代写诗的事，还是一种文青心结在作怪。如果读者有兴趣，可在本书《悲剧共同体：舞台剧〈繁花〉观后》一文里看到，剧中姝华念我的诗句，是我的诗选中《梦后的痛苦》的一段。在观看《繁花》的第二天，我发了一条微信：“昨夜在美琪观《繁花》，见门口冒寒等余票者。与饰演姝华、小毛合影，乃剧中念拙诗者，幸甚感甚!全剧倾力赴演，场中笑声连连，谢幕时掌声满贯，诚可喜可贺!遂赋一绝：申江雪后献鸭春，俊靓鸳蝶赏《繁花》。桂冠世情张恨水，羡煞只手胜芳华。”至于那篇剧评，我向来出手慢，大约过了一个月才写就。

两月前金老师微信上问我：“陈兄大作‘梦中美景……’写于1967？还是更早？”又说：“书中沪生背诵时在‘文革’之前，有点牵强。”“说是姝华抄的，她一个表哥写的，我只能答之是表哥ZUI初草稿。”大概有人较真，金老师也认真，要落实小说或戏剧所引的诗句的具体时间。我回答说：“不必拘泥的，在《繁花》里是另一条汉子。”又说：“谢谢给另一个梦。”本来小说中引用他人的文本，是一种艺术手法，如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黄仲则》即为再创作，与黄仲则的真实历史是两码事。然而金老师邀我去看戏，与演员们认识，对我来说十分开心，不啻是传奇性经历，不惜把虚构回复到真实，这也是金老师的厚道处。事实上我的感激不止于此，至今记忆深刻的是他当初就直言不讳，说我的“诗传”写得太简单，建议我重写，甚至把我的诗作为素材来写小说。

2013年我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便回上海，一晃六七年，虽说我生于斯长于斯，到底出去了二十多年，石门路上的老家早已消失，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记忆受到挤压，由是不免陌生。但是人情不变，旧雨加新知，可喜的是认识了不少搞创作的，使我的人生与写作愈加丰富，虽然我的学院围墙仍在，却如这眼花缭乱的世界，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唐颖也终于见到，几年前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见到她的丈夫张献，80年代上海先锋戏剧的引领者。后来接二连三读到她出版的小说，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个研讨会是旅法建筑专家张梁组织的，名曰“市民都会：上海现代城市的样本”，本书DI一篇谈海派文学的即收在那次会议的手册里。张梁笔名“南方”，以前在北美做过《今天》杂志的编辑，我们是在那时认识的。我在会上作了关于我在60年代的诗歌创作与波德莱尔的报告，题目也是张梁出的，去年他向我约稿，要我写成文章，至今还没交稿，真不好意思。

由于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刘佩英女士的厚意、责编唐君宇的细心编校，这本小书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在这里对她们表示衷心感谢。这将给我带来许多难忘的人和事，对我的写作而言是一种新的动力。

2020年2月22日于香港铜锣湾南洋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