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1980年9月，我去上大学去。

从老家桓仁县的村子到就读的大学，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路程，但不方便的交通却使得200公里的路程就要走一天。先是步行走25里山路，然后需要换两次汽车，一次火车。

母亲不是一个唯物的人，从不敢走夜路，可仍然执意送我。天上没有月，也没有星。家里也没有手电，我便举着火把，那火把是三哥春天时捉蛤蟆用的，把柞木捶成碎丝晒干，燃起来亮亮的。

初秋的夜，风有些凉，秋虫不鸣，偶尔的一两声狗叫使得夜显得更幽静。远处的村庄不时有灯光明明灭灭。只有山脚下河水的的流动声依旧，依旧东流而去。

我便把外衣披在母亲的身上，看得出母亲有些发冷，秋露重重的，偶尔碰到一下草丛，鞋和裤子便被打湿了，凉凉的，吹过来的风却有一丝清香，秋天的清香，山野的清香，那丰收的庄稼的清香，那成熟的山果的清香。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变换了一下举着火把的手，火光有点暗，荧荧的光亮中母亲脸上的皱纹如这25里崎岖的山路。

开车时，母亲站在车窗旁，踮起脚，从车窗塞进一个纸包，母亲胖，举起的手便显得十分吃力。车开走了，母亲也走了，母亲还要走山路回家。我打开纸包一看是二十元钱，我知道这二十元从何而来，其中的每一分都沉重得让我拿不动。

老家在辽东的大山深处，深得让人找不到，深得小小的村落，像一个走丢的孩子，只有那窄窄的山路，给人一点希望。偏僻自然信息不通，自然没有来钱的门路。

记得，我高考以后，便守在家里等消息，等来等去也不见一丝动静。那天，我正骑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帮人家苫房子，村头的大喇叭响了，让我第二天去县城体检。是公社的广播站播放的。

那时村里没有电话。

我高中的班主任接到体检的通知，便想办法通知我，可村里没有电话，寄信又迟了，情急之中，便通知了公社的广播站，于是第二天，当我凌晨从家里出发，赶到二百多里外的县城时，同学们都体检完了，而我的所有表格所有的志愿也由同学们填好了。

那次，我考得不好，348分，而省线是350分，我上大学中文系的愿望破灭了，便闷闷不乐。

三哥便劝我：“要不，你再复习一年。”我苦笑了一下，我知道家里没有钱。谁都知道我们家没钱。

我知道三哥的诚意，我也知道妈的愿望。

我便上学去了。三哥说，我走后，妈一个星期没好睡觉，一夜一夜就那么披衣坐着。妈说，我第一次进城，怕我丢了，直到收到第一封家信，才放心。

而那封信走了6天，足见故乡的闭塞。

自此之后的四年的寒暑假，每次上学母亲都坚持送我，坚持望着我坐的车开远了，再一个人走回家。母亲说，回去的路，她常常要走到天黑了，才能到家。

02

公社所在的八里甸子离我们家臭里头村有25里远。三哥上中学时，就住在学校，一周回一次家。

农村的中学，食堂也是农村的特点，每个学生从家里背来粮食和蔬菜，交给食堂一点加工费，每天就可以凭票在食堂就餐。粮食是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或者米或者面都无所谓，按自己家里的情况，有什么拿什么，蔬菜也是，有白菜拿白菜，有土豆拿土豆。

对于我们家来说，粮食不够吃，哥哥就没有粮食拿，没有粮食，哥哥就没有办法上学，把孩子读书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母亲，只好四处去借粮食。

一次去生产队借，队长不借，母亲和队长大打了一仗之后，只拎回来了四斤玉米粒。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自己推着磨杆为哥哥碾这些玉米，碾成的米和面加到一起也不到三斤，哥哥就带着母亲的眼泪和粮食一起上学去了。

哥哥说，在学校的日子，他饿得要命，饿得常常逃课去给做饭的大姨劈柴火，为了打饭时，大姨能多给他一勺。

03

母亲的一生很苦。

13岁那年，姥爷离去，一下子就把母亲丢在了一份荒凉之中。从前母亲也是父亲的女儿，也是父亲的心肝和宝贝。可姥爷的离去，姥姥的改嫁，让母亲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悲凉中。更无奈的是姥姥只能带走两个孩子，13岁的母亲没有自己的道路，也没有了自己的方向。

于是，母亲的姥爷做主，在她13岁那年，一个男人把她领走了，一个比她大6岁的人，影响了她以后70年的生活和日子。

那个男人，母亲叫他丈夫。

那个男人，母亲也叫他贫穷。

那条小路，曲曲弯弯，在山间的一条小路，就把一个孩子的未来牵走了，仿佛是牵走了一头小牛，一头小马。

母亲说，最让她难受的是1949年底，国民党彻底完蛋了，姥姥家烧金圆券。姥姥家开粉坊，开了好多年积攒了不少钱。一打一打金圆券投到灶坑里，烧了多半宿。母亲站在旁边看，心里刀割锥扎般难受。

那么多钱，就一下子成为了废纸，成为了纸灰，一下子没有了任何意义。而在这之前，母亲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母亲也常常去姥姥家帮助干活，只要拿出这些纸灰中的千分之一，母亲的生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母亲的一生就会从贫穷的泥泞中走出去了。

那一堆纸灰，黑黑的，像母亲贫困的日子，也像母亲的心情，一直阴沉了许多天。

04

1978年的秋天，我成了桓仁一中的一名学生。

那时一中刚刚恢复，座落在山脚下果园边的学校和我一样新，新建的宿舍内， 40个人睡在4个大通铺上。冬天，屋里冷得出奇，晚上压在脚下的棉衣常常被冻在墙上。

这样的生活困难，我可以克服，难的是没有钱，没有每个月10元的生活费。当时，为我每个月的生活费而奔走是妈最大的事，是家里最大的事。

该借的人家都借完，钱还常常没有着落。

母亲便自己想办法。村里当时有一个鹿场，需要晒干的柞树叶冬天时喂鹿用，母亲春天领着妹妹上山采柞树叶。

母亲的左腿年轻时摔过，落下了后遗症，走路有点拐，母亲便一拐一拐地爬上村里的后山。后山山不大，不高，矮矮的山脉沿东北方向逶迤而去，不经意间就丢下几个山包，因为小便不见什么大树，只是一些低矮的灌木。沿山梁一侧，原来是一个蚕场，是村里人用来养蚕的，养蚕的把成材的柞林砍了，让柞树的老根发出嫩芽，嫩芽发得茂盛，看上去绿盈盈的招人喜爱。养蚕的人家因为赔本就不干，空留下了一片柞林，春萌秋落，于山坡上铺金黄松软的一层。

母亲把妹妹领到柞树林旁，便放下背着的麻袋，一把一把地从枝头采新鲜的柞树叶。母亲先将树叶一把一把塞进胸前的包里，满了，再放进麻袋中，临近中午，那袋子便装得满满的。母亲帮妹妹把袋子扛上肩，母亲弯下腰，想扛起麻袋，却发现路太陡，她一拐一拐地扛着袋子走不了。母亲便叫住了妹妹。母亲解下了妹妹的鞋带，把袋口扎好，然后弯下腰推着麻袋，从山顶一步一步地向山下滚去。

母亲总是在炊烟浓浓的正晌午才能回到家。

母亲和妹妹把袋子解开，把新鲜的柞叶摊在院子里晒开，攒几天再装麻袋里推到大队的鹿场去卖。

一斤柞叶能卖3分钱，一袋鲜柞叶晒干只有5斤左右。

母亲和妹妹采了20多天柞叶后，便能有了10元多钱，有了我下一个月的生活费。

05

那天，家里的一只鸡跑进猪栏里时被猪咬死了。

母亲掉泪之后把鸡褪了毛，剁成块扔进锅里炖了。

母亲收拾鸡时，病在炕上的父亲孩子似的注视着母亲的每一个动作，用力地嗅着那诱人的香气。到中午，鸡快炖好了，大队来客人，四处张罗买鸡，母亲听说了这个消息，只犹豫了片刻，便果断地掀起了锅盖，把快炖好的鸡肉舀进盆里。

父亲默默地注视着母亲，注视着母亲的每一个动作，父亲一言不发，父亲知道家里没有我下个月的伙食费，父亲只是用痴迷的目光表达着自己的渴望。

母亲犹豫了一下，只是犹豫了一下，从盆里给父亲留下了几块鸡肝鸡杂，便端着盆推门出去了。

那只鸡卖了5元钱。

5元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

那段时间，充满我记忆的只是饥饿，饿得受不了，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学校的食堂每天三顿汤，没有一丝油星，吃成了生活的第一渴望。夜里饿得受不住了，只好跳下地，喝几口水顶一阵。春天的时候，自己会去学校的后山采菜，采一些山菜煮着吃。更多的时候只有挨饿。当时班里有两个要好的同学，家里富裕，家里给买来了一大袋饼干，锁在宿舍的红木箱里，晚上饿了，两个人便回宿舍去吃，便常常叫我。

吃过几次之后，我便再也不好意思，一见同学要离座回宿舍吃饼干，便借故偷偷地躲开，躲进学校后边的果园。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果园，看树，树是模糊的，看星，星却闪亮，风吹过，夜好静，静得令人后怕。蛐蛐不叫，鸟不叫，只有风在叫，风从草叶，从枝头走过，留下脚步声。

这时就常常听到同学的喊声。

同学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不好意思，便四处叫着我的名字，那叫声在夜空里传出很远很远，那叫声一直温暖着我。

温暖着我的记忆。

我求学时期生命的天空上，饥饿是一片浓重的驱不散的阴云，而那金黄的光泽，那金黄的玉米金黄的黄米，永远诱惑着我，永远是我心中圣洁的颜色。

改善生活的时候，是家住四道河的同学星期天回家，便把饭票给我，我就可以一个人吃两份，吃一天饱饭。

许多年之后，当我公出回到故乡的县城，当我走进那间存放着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的教室时，我仍然感受到那饥饿的力量，它们破壁而来，久久不去。

不仅是吃，穿也没有，我只有一套衣服，只有星期天才能洗一下，然后躺在被窝里等衣服干；蓝裤子裤腿太短被大嫂接上半截灰布，成为校园的一个风景。三哥把自己的一条蓝色裤子给了我，我知道这条裤子是三哥订婚时，三嫂给做的，三哥十分珍惜从不穿。

三哥说：“这条裤子捎给老四穿吧!他没有衣服。”

那条裤子，我穿了两年，后来毕业时，匆忙收拾行李时丢掉了，我一直十分惋惜。

作者简介

冯金彦，男，1962年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本溪日报》总编辑。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等近百家刊物和报纸发表散文、诗歌、评论、小说。散文和诗歌四次获《人民日报》散文与诗歌征文奖，获《人民文学》散文征文奖，《诗刊》诗歌征文奖，《中国青年报》散文征文一等奖，《中国旅游报 》散文征文一等200多次。出版诗歌集《敲门声》《水殇》《泥土之上》，散文集《一只鸟的颤栗》，理论集《背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