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2020年，最早一批“80”后已经40岁了。

他们从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转型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逐渐拥有稳定的形态和鲜明的特征，一路走来，犹疑与执着并举，迷惘与坚定并在。

值此节点，中国作家网特推出“‘80后’作家对话录：个体·代际·经验”专题，通过与八位知名“80后”作家、评论家、诗人的深入交流，力图展现他们的新风貌，以及他们对生活、文学创作上的思考。此外，专题亦约请相关评论家关于“80后”文学的评论文章，多角度阐释“8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希望在本次专题中，我们能够对“80后”文学群体有更多新的发现与思考。让我们在回望中细致梳理，在展望中奋力前行。

 

80后文学的崛起，几乎与新世纪的开启同步。1998年，上海《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一起举办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以“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为宗旨，号召写作者要用真情实感，写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章。这次比赛由此成为一代80后写作者步入文坛的敲门砖，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个比赛，让一批年龄相仿但文风各异的年轻人，以群体的姿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时间过去了20年。这20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潮、价值取向发生巨大转变的20年，也是80后一代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成长为家庭支柱和社会中坚力量的20年。80后一代在生理和精神上的全面成长，必然导致如今的80后文学与此前呈现出若干显见的变化，世纪之交那种与市场需求、商业逻辑等相纠缠的青春文学已逐渐在他们笔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内容、主题、艺术手法等多方面都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复杂的多样写作。到今天，在纯文学刊物、出版市场、网络文学等各个文学场域，80后作家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而这代人写作历程中所经历的变化，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发展流变的一个面向。

一

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曾一度成为80后作家共同的座右铭。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这一代写作者大多经历了相对完整的人文教育，广泛的阅读和写作训练让他们较早习得了语言文字的掌控能力。新世纪以来，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多元化选拔机制的出现，更让这些年轻人的文学“才华”享有充分的施展空间。然而，在文学的长跑中，“才华”固然可以为刚出道的写作者赢得一个不错的开局，但是，此后漫长的行进中坚持不懈的耐力与不断自省的精神，往往才是一个作家写作成就的决定因素。

2013年，《外滩画报》发起了一个“80后作家群像”的访谈，采访对象包括周嘉宁、张悦然、郭敬明、颜歌等。周嘉宁回想自己刚出道的作品时说：“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不该拿出来的时候，被拿出来了。要不是很多媒体的炒作和无良书商的介入，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被出版的。可以写，但那些东西不应该被发表。” 周嘉宁的自我反思，表现出一个文学习作者向写作者的真正转变，显示了这一代作家在精神世界中正在走向成熟。蒋峰曾经出版过一个短篇小说集《才华是通行证》（重庆出版社，2005），80后作家刚出道时，对于“才华”的过分渲染，使得他们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沉迷于文字的技巧与辞藻的堆砌。20年时间倏忽过去，越来越多的作家告别了这种迷恋，对于个体写作者来说，这也是从自发走向自觉，进而走向自省的基本起点。

从出道开始，周嘉宁的小说就喜欢把人物放置在某种近乎绝望的处境中，周围一片黑压压、湿漉漉、静悄悄。她写的是环境，你却分明感受到，这就是人的内心。事实上，周嘉宁小说的主人公其实都是作家自己——这是属于周嘉宁的“自我”的哲学：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从自我出发的：“我”的故事、“我”的讲述、“我”所看到以及所思考的一切。在周嘉宁的小说中，所有的叙述语调都好像出于同一个人，而这个人从始至终都是她自己。在这位作家笔下，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明确的转折或者转型，小说集《基本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看起来依然是写爱情、友情，依然是周嘉宁式的沉静和惘然，依然是重描述、重氛围而轻情节。但是，与早年间热衷想象一种虚幻的爱与忧伤不同，《基本美》非常真实地涉及了个体的现实经验。80后作家屡受诟病的“自我封闭”、“格局狭小”、“喃喃自语”等问题，在这部小说集中可以找到某种回应。周嘉宁并不是那种对琐碎的日常、宏大的历史感兴趣的作家，但她绝非漠不关心，她选择的是另一种书写方式。在她笔下，历史是一面巨大的幕布，生活在具体历史时代的人们，他们的每时每刻、一举一动，都是以这块幕布为背景的。小说《了不起的夏天》中，主人公秦与师傅在交谈中询问对方“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你在哪里”，这恰恰代表了周嘉宁小说面对历史的方式：她关心的不是2004年，也不是奥运会，而是“你在哪里”，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经历了什么、改变或被改变了什么。也许在周嘉宁看来，历史最大的意义，不过是对于其中具体个人的生命的改变。

到《基本美》，我们基本理解了周嘉宁的写作哲学，即便“自我”是她写作中最重要和最明显的缺陷，她却仍然能够自圆其说，并且逐步建构一个由“自我”而逐渐向外扩张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我”当中，不仅可以囊括“他人”，甚至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心”，更可以观察与定位某些社会现实、历史片段。在人人都忙着转型、跨界和突破自我的时代，周嘉宁的写作透露出一种笨拙的诚恳与真诚，“没变化”反而成了小说家周嘉宁最明确的标志。我想，对于像周嘉宁这样的80后写作者来说，写作与人生一样漫长，它应该沉潜、缓慢，静水流深。也正是这平静而缓慢的流逝，反而能够透露出一种特殊的坚韧。

二

如今我们回想起来，80后作家的初登文坛，与其说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或文学思潮，不如说，这一代作家之所以能够制造所谓的“轰动”效益，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反抗并试图打破既有的文学表达方式、教育制度和青年人的价值观。很难说彼时的80后文学具有多少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其叛逆的精神、无畏的青春姿态，让他们的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一种文化现象，撼动了当时文学的生产模式和评价体系。

80后作家出现的那个时代，恰好是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版社和书商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商业契机。多方合力之下，80后作家及其作品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市场上最畅销的书籍。所有这一切，催生了这一代作家在短时间内的自信甚至自大、自恋，如今，20年前那种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精神，在80后作家笔下几乎绝迹。青春期转瞬即逝，真正牢固而长久的，是现实生活的坚不可摧。早年间80后作家笔下那些大写的“我”变得越来越犹疑、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举棋不定。近年来，在80后作家笔下，我们见到了很多“失败青年”，甫跃辉的“顾零洲”系列、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马小淘的《章某某》……这种“失败”不同于所谓的“小人物”，他们缺乏小人物在逆境中所透出的最后一丝光芒，他们的“失败”不仅在于物质生活的窘迫、现实社会的挤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心消极、颓靡、迷惘，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这种转变与80后一代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层固化和生活压力倍增有关，早年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变成了眼前时刻都要面对的结结实实的现实重压，这样的重压，让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对自我的怀疑甚至否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80后写作的常态。

孙频早期的作品压抑、残酷，甚至让人心生绝望，或许正是来自于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她热衷于描写那些残酷的、边缘的人生及其故事，更钟情于那些偏执的、神经质的、屈辱而卑贱的人物。然而近年来，孙频的目光开始离开此前那种失败与猥琐、身体与欲望，转向更为日常也更为宽阔的现实，锋利的、匕首般的伤害欲以及施虐与受虐的、自我折磨的紧张感，也逐渐被一种难得的平和与宽恕所代替。小说《白貘夜行》（《十月》2020.3）写几个流落多年又重逢的“中年妇女”。与其他几位朋友不同，主人公康西琳既没有稳定的生活、幸福的家庭或者富裕的经济条件，但即便是过时的妆容、粗糙的饭菜，依然能够让她获得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快乐和豁达。当几乎所有人都沉沦在现实的泥淖中时，唯有康西琳，在经历了世俗的起落磨砺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也正是在这种热爱中，康西琳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一个女性的尊严，这种尊严来源于她的内心，既不依附于他人，也不依附于外在于生命的各种现实条件。通过这个人物，年轻的女作家孙频表达了她对于女性身份的新的思考，更传递出一种与现实和解、更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的从容心态。这种心态的转变，或许正是来自时间的礼物。孙频早期的写作处处“树敌”，仿佛铁了心要与世界对抗，并以此“杀”出了一条“生猛酷烈”的写作之路。到了《白貘夜行》，康西琳不再需要与任何人为敌，她只需要面对自己，这种“不反抗”本身成了这个人物最重要也是最可贵的特征。康西琳的出现或许正在暗示着，在新的现实语境之下，女性不必再与谁为敌，我们拥有的是属于自己的人生。也正是经由这样的人物，作家孙频得以从那条曾经自我设限的逼仄的小巷中走了出来，面对着的是海阔天空、风平浪静。

以孙频的写作为窗口，我们可以照见，80后一代的文学写作及其转变不仅与个体的成长有关，更与其所处的社会氛围、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如今，新的文学人物正在80后作家笔下酝酿出现，他们正在与作家一同成长。

三

80后批评家、学者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中讨论了时代转型期80后生存的现状与困境，恰如他在其中提到的，“因为意识到了个人的‘失败’，并把这种‘失败’放置到一个非个人的境况中去理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寻找历史，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确定不移的支撑点，来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疗愈方式，同时也似乎是中国这一深具文史传统的国度所惯常的行为方式。” 对于历史的好奇与探索热情，一方面是80后一代疗救自我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也是在生理年龄上已届中年的80后摆脱“无根”的困扰，寻找自我身份确认的内在需要。

历史感的缺失是80后一代的共同特征，他们出生、成长在中国社会面对巨大转型的时代，父辈们所确信的宏大叙事在80后生长的时代已经失效，个人主义开始泛滥，新的、具有同一性和整体的话语到现在也尚未完全形成。历史感的缺失也逐渐成了80后写作者在创作中所面临的巨大焦虑。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被视为80后写作转向历史与公共领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早期的《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作品中，张悦然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内心脆弱敏感的文艺青年，与他人、与外界格格不入是她们的共同特征，对于现实的不满以及被伤害的感受，是他们共同的内心写照。而在《茧》中，作者将目光从个体的内心与精神世界抽离出来，转而看向他人，看向自己的祖辈、家族，以及绝大多数80后并无太大兴趣也并不擅长面对的“大历史”。这不仅是以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作家写作视野转型的一大标志，更反映了这代人由狭窄的个体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由被动“抛入”转向主动“直面”的选择与勇气。小说中，李佳栖寻找真相的过程，让她和她的同代人们回溯到文革以及更早的中国历史之中，这一伴随着与想当然的历史、与确信的过去相决裂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甚至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此同时，当他们逐渐确证历史即“怪兽”时，以李佳栖为代表的80后的自我身份确认也隐约建立了起来。

另一位80后女作家文珍具有典型的“文青”气质，在之前出版的三部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柒》中，文珍谈论的几乎都是与爱情、婚姻相关的情感故事。然而近年来，她的目光开始聚焦底层现实。《寄居蟹》（《十月》2020.3）中，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女孩林雅在火车上遇到了来自S城的军军。那个时候，林雅眼中的军军“洋气”、绅士、见多识广，便跟着他来到S城郊区的五隅，想要一起打工、生活。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林雅渐渐发现，军军懒惰、挑剔、不务正业却喜欢逞强斗狠，不仅没办法养活自己，甚至是个完全没有生活能力的、需要“寄居”方可存活的人。于是，林雅设法逃离了五隅，摆脱了军军，独自生下并抚养着当时尚在腹中的女儿饼干。小说最后，林雅在回家的路上被打工者阿水劫持，意识混乱的阿水在围观者的喧闹中失手杀了林雅。在这部作品中，文珍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如她们在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中所遭遇的轻视、她们在工作中受到的或隐或显的性骚扰与不平等待遇、她们作为单亲母亲时所面临的生育难题等等，与底层打工者普遍面临的诸多问题杂糅在一起，具有明显的时代感与现实感。小说中处处呈现着打工族的生活，他们杂乱肮脏的居住环境、颓靡空虚的精神状态，都显示出作家强烈的现实关怀。由此，文珍跳出此前所沉浸的一己之悲欢，拥抱着更为广泛的一代人。

新世纪之初，80后作家初登文坛之时，青春期的叛逆、反抗，让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出逃现实，遑论历史。个体的爱恨、疼痛、受伤经验被无限放大，反复咀嚼，这就导致80后作家早期写作的内容是大多是所谓的“残酷青春”，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写作几乎等同于青春期的私密日记，上文中周嘉宁所说的“可以写，但不应该被发表”大约也包含着这个层面的意义。文学当然是个体的活动，它理当面对自我、面对内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总体性的生活以及现实的认识逐步深入，曾经对于“无根”的自我安之若素的80后们开始反思，自我真的可以脱离历史与现实而独立存在吗？在历史的长河、现实的密林中，“我”的位置到底在哪？我想，这样的追问既是写作者重新出发的起点，更是一代人的成长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