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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2020年第5期|弋舟:羊群过境(节选)
来源:《花城》2020年第5期 | 弋舟  2020年10月19日06:55

这种时候,一个乐观的父亲会让人气馁。他不知道,当他在卫生间冲澡时,我会贴过去,支起耳朵,会调动记忆的库存,竭力将他喉咙里哼出的声调碎片拼凑成完整的旋律。还好,我拼出来了,《张三的歌》。一首不折不扣的老歌。但它肯定没父亲老,记忆无误的话,它流行在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对于父亲和我,它都算是新歌。这歌我都有年头没听过了,否则脑子里也不会在扒拉它时仿佛飘满了蛛网和灰絮。现在,父亲一边洗澡,一边哼哼。老歌新唱,或者新歌老唱,总之是有些拧巴——尤其在这种时候。

谁都知道,这种时候,是怎样的时候。至少,我觉得它是不太适合哼哼老歌的时候。

两个多月前,我从北京回来和父亲一起过春节。那时候,差强人意,我还算得上是一个对生活有所把握的男人,说是踌躇满志,也不算太过分。没人能料到,却劈头撞到了此生最漫长的假期。困在父亲身边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告诉了父亲:如今我已经成了单身男人。我对父亲坦白道:有朝一日,当我返回北京时,我就要独居了,公司给我找好了一套不错的公寓。父亲一下没听明白我话里的意思,或者他的心思压根不在我这儿,我进一步解释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地说:

“噢,离婚了呗。”

那一刻,电视开着,屏幕上尽是从头裹到脚的人。两相映照,我重新成了单身男人这种事儿,可不就是——“噢,离婚了呗。”微不足道,和世界遇到的麻烦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这么说,你小子对我撒了个谎,”父亲挤挤眼睛说,“不过没事儿。”

他真大度啊。也不知道是在说我对他撒谎没事儿,还是在说“噢,离婚了呗”没事儿。他这么大度,对我,却成为了事儿。那就是,我感觉他很强,而我很弱。他的乐观,对我构成了挤压,并且,这个挤压现在看上去遥遥无期,所以我对摆脱的那一天,用了“有朝一日”来想象。

“孩子和刘珂去桂林玩儿了,我回来陪你过节。”这是我对父亲撒的那个谎。

重新成为单身男人这个事实,我是没打算跟他撒谎的,没必要,离婚在什么时候都不算什么好事,但在三个月前,却也不会让人觉得生活将因之天翻地覆。那时候的世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不过是想将如实相告的时间延宕一下,好让父亲度过“一个祥和的春节”。但我哪儿能知道,时间并不掌握在我的手里,仿佛游戏机的开关,任由我来启动或者暂停。而且,现在我也知道了,某些被我们视为紧要的真相,原来压根也没那么紧要。世界的麻烦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却也覆盖了我们的麻烦。

一度,连我自己对自己的那点儿麻烦都不怎么惦记了。然而两个多月后的现在,我感到心里有颗不安的种子正在抽枝发芽,开始伸张它的爪牙。既往的感受与认知,重新复盘,都有了不同的滋味。最为显著的是,我开始想念刘珂,更为剧烈地开始想念儿子。这让我觉得自己很无力并且很无能。

这种情绪,在一个洗澡时都兴致盎然的父亲面前,就成了煎熬。天哪,他居然还能天天骑着电动车出门,行动力饱满得让人嫉妒;他居然还能一边洗澡一边哼哼,哼哼的居然还是《张三的歌》。我都快四十岁了,却一点儿硬汉的影子都没有,相较眼前这位老歌新唱的父亲,他的够劲儿,让我简直就像是一个茫然无措的婴儿。

我得重新找回点儿什么。即便是妄念,也得让自己再次去试着摸索“游戏机的开关”,试着重新回到那种对世界有所把握的中年男人的自尊中去。这对世界不重要,对我很重要。我还有个未成年的儿子,我也想当我老了的时候,面对麻烦的世界,也能在儿子面前哼哼《张三的歌》。

可谓灵机一动,隔着卫生间的门,我对父亲说出了一个建议。我说,爸,咱们去趟甘南吧,省内交通现在没问题了,高速公路已经开放了。本来,这只是一个偶发的念头,但说着说着,却唤醒了我那中年男人深谋远虑的自信感。那就像一个老司机重新握住了方向盘的感觉。建议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能够再度对生活给出“建议”、运筹帷幄似的决断力,让人来电。我兴奋地告诉父亲:自驾,即便春寒料峭,可毕竟也是春光,一路高山峡谷,造物万千,是时候让我们的心胸为之一阔啦!

父亲还在哼哼他的,和着水声,都有点儿不太像是《张三的歌》了。

我对着卫生间的门自说自话,憧憬着将要重新夺回点儿什么,如同一个老司机般的再度上路,决定一趟出行,左右自己的父亲,规划自己与他人的方向。我说,你看,我在甘南有朋友,路上遇到什么麻烦的话,解决起来也不是事儿;从兰州启程,一路向着西南进发,拉卜楞寺和郎木寺在等待我们,雪山草地在等待我们,兴之所至,我们尽可以一头闯进四川,白龙江的对岸,就是九寨沟……这么口若悬河地说着,站在卫生间外的我,真的仿佛是在诉说着自由,仿佛借由掌握着的人间关系或者地理知识,就能佐证出自己的价值。

“羊肉好,”父亲回了一声,“甘南的羊肉好。”

“对!甘南的羊肉好,让我们去吃个够!”

“不缺羊,我们不缺羊,蒙古国人民捐了我们三万只呢。”父亲快乐地说。

这事儿我知道,刚刚在手机上刷屏才看过相关的消息,说是那三万只羊正在友邦牧民的悉心照料下加紧“贴春膘”。

可这个睦邻友好的消息,跟我现在所说的,有什么关系呢?费了些心思,我才理清楚一些头绪。我想,父亲的逻辑大约是:甘南的羊肉好吃,但现在我们不缺羊,所以——甘南,就不用去了呗。这就像“噢,离婚了呗”一样,举重若轻,有股顺理成章的云淡风轻劲儿。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摸黑钻进被窝。这么多日子无所事事,人却感到精疲力竭。黑暗中,风吹草低,我想象“三万只”这样规模的羊群,正漫山遍野地涌上甘南高原的地平线。我当然知道,自蒙古国而来的羊群焉能从甘南入境?但那种地理知识拥有者的自以为是,此刻毫无意义。我只能,也甘愿,在黑暗里眺望羊群与高原。至于它们应该从哪儿入境,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

昨天下午,我正给一盒龙虾解冻,公司分管人事的副总打电话跟我说:“没那么糟糕,下半年海南归你。”

很给力,此时这样的消息,不啻三万只羊。面对鼓舞人心的前景,我的眼前本该浮现出绿岛碧波之类的景致,但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必须得把手里这盒龙虾烧出大排档的水平。

随后公司真正的老大也打电话过来了。

“我知道你没问题,对吧。”老大的口气有些犹豫。

“是的,没问题。”我说,“停薪三个月,我还撑得住。”

老大笑出声来,我听得出,当我在说自己撑得住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觉得他也撑住了。他在透支自己的商业王国,分封天下——三天前,分到我手里的还是湖南。公司频繁谋划着未来的蓝图,给我们打下的气,回输过去,彼此就觉得都撑得住了。

父亲骑着电动车出门的日子,我基本上在做家务。不是什么重体力活儿,但一天下来,真的令人疲惫不堪。我一边系着围裙干活,一边回想许多年前父亲对我的那些教导。曾经,父亲对我强调面对生活时必须“一天一天地抠着过”,不放过每一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哪怕闲极无事去扫扫地、擦擦桌子,这样也算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是对生活画上了一个正数,起码不是在消耗生活,不是在对生活做减法。那时候,母亲还健在,我刚刚结束了高考,在等待消息的日子里,针对我的迷惘,父亲开出了这样的药方。

我觉得这个药方很有效,正数,负数,加法,减法,于是生活就真的简化为一个可被理解并且可被运算的公式。谁曾料到,昔日重来,在这两个多月里,我要逆龄而生,再次以父亲的教导为准则,重温一遍做儿子的心情,在年近不惑的时候,又一次掰着指头运算日子。不是说这样的准则不值得被重温——所有的真理可不都是这么颠扑不破吗?——是说,当一个成年男人,尽管身陷在同样的迷惘之中,但重新被扔进父亲的压力之下时,那种横逆的不适感。我不做儿子已经许多年,如今,我自己都有了一个儿子,我早已习惯将自己的父亲视为与自己对等的男人,甚而,多多少少,在内心里我还认为他应当是被我指导与搀扶的,那个给生活开药方的人,早就换成了我。但这段日子,我只能一天一天,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力量涣散,看着自己在做了父亲的年纪,又去做回了儿子。

家是父亲的家,他在这个家里一边洗澡一边哼哼《张三的歌》。而我,原本只是来探亲的。细究一下的话,所有在春节回家的儿子们,好像都还带着某种扶弱济贫的优越感。结果呢,世界突然断了电,受困的儿子们只能沦为弱势的寄居者。没错,我撑得住,下半年湖南是我的,海南是我的,可我现在无所事事,不去做做家务就会显得不像话。我把一只烂了半边儿的西红柿扔进垃圾袋,当即都要后悔,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消耗生活的事,对生活做了一次减法。这样的换算令人消沉,让我觉得自己总是这样,加加减减,减多加少,于是生活于我,就真的将一天天地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数。

我变得软弱,没有了应有的气焰,不由得总要回忆父亲曾经蛮横的强大。当年父亲带着我去爬华山,天知道那个百尺峡有多吓人,父亲咆哮着勒令我必须勇敢,峭壁万丈,他在前方向我挥手召唤,和他同样蛮横、强大的山风也在咆哮,共同在我心中交响出懦弱的强音。没错,就是“懦弱的强音”,当懦弱的强度成为与勇敢混淆难辨的强音时,恐惧便成了一股歇斯底里般的眩晕。醉醺醺的,百尺峡当年我好歹还是过去了,现在想,如果没过去,好像生活就将推翻重来,不会走到今天似的。

“回去的时候我们还得再走一遍。”父亲对我说,听上去有些幸灾乐祸和不怀好意。

“那我们干吗要过来?”我绝望地问道。

父亲竟然被我问住了。那时我未曾想到,不期然,我问出了一个所有父亲们都永难回答的问题。你当然可以教导自己的儿子说,这是磨炼,因为生命需要勇敢;可儿子们也可以表达永恒的疑问:干吗要磨炼,生命为什么需要勇敢?于是,你只能低下强硬的脑袋,承认生命就是一件危险重重的倒霉事儿。

父亲不哼哼了,在客厅里调弄他的琴弦。小提琴喑哑的奏鸣飘荡而来。不是《梁祝》,不是《卡农D大调》,还是《张三的歌》。这应该是他明天要传授的曲目。尽管名不见经传,但到底曾经有过高光的时刻,然而退休后,父亲这位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成了老年大学的义务老师。他能够这么顺畅地在琴弦上给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位,的确很了不起。对此,我自愧弗如,此刻,如果没有一张“下半年海南归我”的空头支票,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勇对叵测的明天。

我失眠已经有些日子了。明知道不可能,我仍然时时会觉得手机将即刻响起,将有一个莫须有的老大,隔空通知我可以启程了,我将奔赴世上的某个岗位,湖南,海南,甚至毛里求斯、斐济什么的,总之,那个世上的岗位前途无量,足以安顿一个中年男人所有的虚荣与骄傲。

实在睡不着,我会摸到客厅去抽支烟。那时候,父亲的小提琴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副整装待发的架势。天亮后,它会有个去处,会派上用场,尽管,它面对的不再是音乐厅里衣冠楚楚的爱乐人士,而是一群戴着口罩的老头老太太,但这也足以令它焕发出傲慢的派头。有个去处和派上用场,现在都是莫大的荣耀。月光铺洒在琴身上,我用手指拨动琴弦,它荡漾的声音,听上去像是我心里面发出的自我否定。

今夜我又这么干了,手指按在琴弦上,心忖着如果要弄断这几根尼龙线,靠手指是否可行。我想到了用刀,近来我没少跟菜刀打交道,厨房里那套德国刀具锋利极了,随便一把,就能轻易挑断尼龙琴弦吧?可是,我干吗要这么做呢?想了一会儿,我明白了,原来,我将这把小提琴视为了我那个甘南之行的障碍。父亲天天与这把琴并肩生活,而我,现在需要用一个出行计划的兑现来重拾生活。这把琴就是前程中的关卡,扫除了它,父亲就会听命于我,满足我重新给世界布局的企图。这就是矛盾所在。很荒谬,我也觉得很荒谬,趁自己还没在这个糟糕的念头里沉溺太久,我及时地爬到了天台上。

父亲的这套房子在顶层,有内部的楼梯直通天台。星空下,我拨通了儿子的手机。刘珂和儿子在桂林也滞留了很久,好在如今终于回到了北京,正在自我隔离中。接通后,手机里传出刘珂的声音。不用说,她首先要指责我时间观念的混乱,不应该这么晚了还打电话给儿子。道理我当然懂,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不懂道理的父亲。我在儿子开蒙之初,就迫不及待地跟他讲过生活的运算法,教导他面对生活时必须“一天一天地抠着过”;我也曾经刻意训练过儿子的勇敢,带他去贵州深山里的一条索桥上体会尿湿裤子的滋味,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冲他咆哮,让他早早地就领教到遭遇羞辱本是人生的标配。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我和他妈妈婚姻的解体。

今夜,我打电话过去,原本也不是冲着儿子的,尽管我真的很想他,但以我目前的状态,实在没力气再跟儿子谈论一番勇敢的价值。我找不准自己的角色了,不大有把握还能像一个生猛的父亲那样对着儿子来劲儿。下意识里,我期待听到的,就是刘珂的声音。我努力想要通过刘珂的声音,在心里重塑出刘珂的样子:独特的气声是她独特的鼻子,命令式的口吻是她细长的眼睛。

……

作者简介:

弋舟,当代小说家,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西北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延河》杂志社副主编。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三、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第六、七、八、九届敦煌文艺奖,第二、三、四、五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首届“漓江年选”文学奖,2012年《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三届《作家》金短篇小说奖,2015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以及《青年文学》《西部》《飞天》等刊物奖。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获文学榜等重要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