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胜利了
近日，在第四届“海上重症论坛”上，作家余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文学与医学的关系，并表达了对重症医师的敬意。
在我的心目中，重症医师就是救生员，在死亡威胁下救出生命。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你们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不少人去了武汉和湖北各地，你们与其他科室的同行、与全国各地的同行，共同踩住了疫情的刹车。
接到这次演讲的邀请之后，我开始去想文学与医学的关系。
首先想到的是不少作家学过医，外国的有英国诗人济慈，有写下了著名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柯南·道尔，有大家熟悉的契诃夫，还有苏联的布尔加科夫等等，中国的作家当数鲁迅。很惭愧，我也学过医，但我只是一个“赤脚医生”。
我做过5年的牙医。中国过去的牙医大多是江湖中人，是在油布雨伞下给人拔牙的，旁边是修鞋的、理发的、打铁的小生意人。我1978年做牙医的时候已经告别油布雨伞，是在正规的医院里，当时叫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现在叫海盐县口腔医院。当时，来我们医院的大多是农民，农民把我们医院叫作“牙齿店”。
文学与医学的关系，我想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有关疾病与健康、生与死。文学作品描写了无数的疾病与健康，无数的生与死，医学面对的也是这些。当然文学是虚构的，医学是真实的。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想这就是作家与医师的区别，作家面对的是一个个形象，医师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去年我父亲三次进入重症病房，第一次在杭州的医院，第二次在海盐的医院，第三次在上海瑞金医院。正是在瑞金医院的3个多月里，让我对重症医师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去年我从英国回来，赶回海盐时，我们家里已经在为我父亲准备后事了。我在文学作品里经常读到“奄奄一息”，我父亲来到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时的状态就是这样。可当时瞿洪平教授对我们说：“还有胜算。”
我相信瞿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一堆消极的因素里发现了积极的信号。虽然这个信号很微弱，但是瞿教授和他的团队抓住了，然后通过精准的治疗和护理，让这个微弱的积极信号打败了那一堆嚣张的消极因素。
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重症医师的敏锐和积极的态度。重症医师面对的病人虽然病因、病情各不相同，却都是危重的病人。我觉得，敏锐是医术，积极是医德，也是人生态度。对于医师，尤其是重症医师，对待病人，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高超的医术同样重要。
我父亲10多年前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开始困难，后来因为脑膜瘤的压迫，走路更加困难。去年他在杭州做了脑膜瘤手术，88岁的年纪，在病床上躺了近半年时间，后来又在瑞金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3个多月。去年10月底从瑞金医院出院后的几个月，他的心肺功能完全康复了，可以用助步器走路，最近还开始尝试用拐杖走路。
然而，突然又来了白内障。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的视力仅为0.3，连《新闻联播》也看不清了。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新闻联播》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以前就脾气不好，最近更是经常发火。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看不清电视就听听广播吧。他说不行，还是要去做白内障手术。
刚好瞿教授打电话来，我顺便向他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瞿教授在电话里说，老人的脏器功能恢复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自然会提高。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医师对于人的理解。
我记得去年在瑞金医院的时候，我父亲肺部的炎症被控制住了，但身上还插着3根管子，包括气切套管、鼻饲管和导尿管。瞿教授对我们说，下面要做的就是逐步拔掉这3根管子，要让老人活得有质量。
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什么是人学？简单说就是对人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医学也是人学，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学。
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保尔·柯察金在接近死亡的伤病里挺了过来以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青春胜利了。当时我很年轻，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瞿教授告诉我，在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最年长的病愈出院者有103岁。当我重新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下的“青春胜利了”这句话的时候，“生命胜利了”这几个字突然跳了出来。
是你们，重症医师们，还有在重症病房里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护士们，让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让过去、现在、将来的生命，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