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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驹寨（上）

丹江流到这里，冲积出一个小盆地。龙驹寨其实不是个寨子，就是丹江北岸、鸡冠山脚下一片开阔地，北高南低。东边有东河，鹿池城，东寨，西边有西河，有古城岭，西寨，南隔丹江河，有寨子沟。是丹凤县城所在地。寨内也就是县城里，有五六万人，是丹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为啥叫龙驹寨，有三种说法：一说寨北有一条岭像龙，两边两个小山丘像乌龟，就叫龙龟寨；一是传说当年刘邦取道攻咸阳，坐骑在这儿产下驹，刘邦当皇帝了，马驹也就是龙驹了；又一说寨东北有一个龙潭里的黑龙变成了项羽骑的乌骓。不管哪种说法都很美妙，很神奇，都蕴藏着神秘无限的故事。

历史上龙驹寨因水运发达、陆路便捷而繁荣，人居渐增，因市而镇，因镇而城。龙驹寨历时三百多年的发展，曾经有过黎明的摸索，有过如日中天的辉煌，有“清明上河图”般熙熙攘攘的景致，有过夕阳西下的衰微。龙驹寨被称为水旱码头是名副其实的。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龙驹寨水旱码头正式开埠通商。这里是西北通往东南的交通要冲，是“陕东南第二门户”。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开发驰道，“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路“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汉书·贾山传》）。“驰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路。汉时设驿道，从商邑（丹凤县古城岭）到河南内乡县柒於的这条陆路叫商於路。《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四年（前101）冬，“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当时的弘农都尉设在今河南灵宝，却迁徙到武关治税。可见商於路的商力之强。到了中唐时期，商於路相当繁荣，白居易在《路次蓝溪作》一诗里有描写：“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诣。自秦穷楚越，浩荡五千里。”到了唐德宗曾下诏明令规定“从上郡（长安）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郡至荆南为次路驿”（《唐会要·六一·官驿》），把长安到商州再到荆襄的驿道提到仅次于大路驿位置，可见商於道之重要。据侯甬坚先生《丹江河道航运缩短原因浅析》一文介绍，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到1938年，丹江大水时节，船只可以航行到商州。到了唐贞元七年（791）商州刺史李西华拓宽商山道，又别开“偏道”避水患，修桥道，起客舍，光役工十多万。“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就是唐诗人李商隐在《商於新开路》一诗中的赞许。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地方官员再次整修商山路，《唐新修桥驿记》有记载。明万历七年（1579），知州王邦俊采用“火烧石壁，凿洞架梁”，再修山道。明嘉靖时，先后任抚治商洛道的陈子直和萧廷杰二人，欲排月日滩巨石，因工程量大，而搁浅。当时，就龙驹寨水陆二运重启，郡人任庆云曾感慨：“商为山郡，昔议转输者，唐则欲由丹水以通漕运，宋欧阳修欲由武关以通陆运，无非陆海天府帝王之都所艰者餽运。商为（长安）南关，通漕运则万世不拔之业也，前开其端，必有踵而行之者！（水陆）二运之策，何可废也。”这番饱含深情的话语，寄托了先贤的殷切希望，也让后人们敬仰。围绕商於道和水运，还有向北的老君峪驮运道、峦庄驮运道，向南的南沟驮运道、大峪驮运道。那时，基本形成了一定的交通网络。

龙驹寨市场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27），龙驹寨“水路渐开”，“襄汉舟集于此”。渐渐形成了关市，规模却很小，仅有“东、西龙驹寨集”。市场管理无序，自主交易。之后，当地有头脑的人，在临河的淤地，建起交易市场，“收客为牙”，就是买卖中介人（经纪人旧称牙人、牙子、牙客）。逢到买卖，牙子从中说合，促其成交，收取一定佣金（牙金），并做好署记，以备市主随时查询，合计。徇私者惩罚或驱逐，其他牙行不得录用。码头货物吞吐量小，市场交易规模也不大，市主“稍征逐末，以备行户”。随着临河设市增多，市主争利，讼案趋多。当道者便将市场总收益“裁其半为公车，宾兴佐助”（作为地方士子举人赴省晋京赶考车马费补助和官府宴请考生的费用）。龙驹寨初市的无序，致使一些外来客商成了“望津隘而胆落者”。“其后，贫牙又以市日（市场交易日）质当富室，由是绅士豪右皆牙侩分日榷利”。他们勾结霸市，擅自提高押金标准。市场初输于官者，年仅六十金，随后渐增至一百金。用来代缴夏秋“两关”商税。绅士、豪右和牙侩借口丹江航运常有小梗，拖欠规费。朝廷毕姓御史来视察，地方官吏代为申告，赖以豁免。嘉靖间，一梁姓知州“又因牙行勒掯，货商告议”，修订规章，打破垄断。又勒石为令：“每小舡抽钱一钱，（驮骡）头匹三分”，作为寨镇码头建设基金，在西关正街建一座“顺赐门”，收取头匹捐银。货船例银由船帮代收，还增设了北路驮骡帮头银。此举虽属地方行为，对公益事业的贡献值得点赞。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知州尹昌岭创办商州中学堂，学校的经费来源于每年提收龙驹寨骡店帮头银，共计四千多两。其中，有北路骡店帮头银三千，西关“顺赐门”钱三、四百緍；船行六百緍（尹昌岭《创办商州中学堂碑记》）。为扩大规模，从中街“黄行”（楚黄帮处，今称黄巷子）向南修筑河街一条，方便客商。单就厘金一项来看，也能感受到龙驹寨昔日的盛景。在《续修商志·食货志》载“商税所由复增，税额所由日益也”。明万历、天启间，龙驹寨岁收商税达25000多两。那时朝廷在这里专门设立了税司，税官一名，税官由陕西布政分司官员兼任。税有定额，按季收解。《清史·食货志》上说，乾隆四十年（1775），陕西三原税重，曾奉旨归并到潼关、龙驹寨和大庆关，光龙驹寨就承担了税银240两。咸丰年间，有一年税金达十五、六万两，遥居全省之冠。宣统元年（1909），陕西全省设32局，126卡，征收厘银468894两，龙驹寨就收了78910两，占到百分之十七，是32个局平均数的5.4倍，再次跃居“全陕之冠”。寨城人口也过万。按明中叶人口发展水平推算，寨镇常住居民人口16200人左右。流动人口随着贸易发展而在增加，像脚子帮和船户，脚子帮有西北二路赶驮骡的工人，按两头匹三人匡算，每天往来的脚子帮就有1500多人；船户按每船四五人计，“百艇”也在500人左右。行店铺也在2000多人。这样，寨城的人口就超过两万多。

在龙驹寨相继建有商国、商县、商洛县。明代设巡检司。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设商州州同衙门（比现在县团级稍高的建置）。民国四年（1915），省府在这里设商县县佐公署，民国二十年（1931）撤销。民国三十五年（1946）建有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龙驹寨办事处（又称专署龙驹寨办事处）。民国三十七年（1948）成立龙驹设治局，为三等县建制。1949年6月1日，龙驹寨解放，在这里设丹凤县人民政府。

龙驹寨城的布局，清末就有“新绘龙驹寨百顷塆舆地全图”。图上题词说：

寨城通衢大街壹条，街西有厘局、税局二座，比邻相处，坐南向北。街中武有千总衙署一座，文有分州衙署一座，均坐北朝南。东街有新设邮政局壹所，旧立电报局壹所，亦皆坐北朝南。又有欧罗巴洲挪威国人（王耀基、克利生二先生）新设福音堂壹座，普传耶稣圣教，甚得人心。凡寨士农工商，无不喜悦，皆乐从教焉。

各色屋宇，夹杂有官商店、洋行、骡马店、银垆、杂货铺、过载行、学堂、庵观、会馆等，烟户连丹江两岸，多在两千家以上。南方各省官商，向陕、甘、新疆处远游，必经此地。可见，当时不只是繁盛，还有对外开放的意思，有外国人来传教。龙驹寨旧有河街两条，均是单面，正街一条，码头三处。上码头在船帮会馆门下。中码头在青瓷帮会馆门下（今为丹凤县城关粮站仓库），在中街“板条巷”以南。这里集中了为修补木船加工的各种木料板和修船匠漆匠等作坊料棚。这个巷子很长，从街道一直通到河岸，用青石板铺成。下码头在小街子。小街子原本是姚、杨二姓世代共居的一座小城堡，有近百户，有街有市，东西设有寨门防护，街道有一里长，街道两侧店市列廛。哥老会龙头大爷姚正建这一码头，小街更加繁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原龙驹寨警察局所绘《龙驹寨镇城关暨附近略图》中显示，寨城为长方形，穿城有一条主要道路，东西关外道路两边也有居民。北城墙外也有一条道路，向南能通主要道路。寨城通丹江河道间有距离，开垦有农田。

龙驹寨，属北亚热带气候，南北物产兼而有之。《直隶商州总志》记有“郊野之富，号称近蜀”。清商州知州赵应会的《商州赋》对商州历史、人文和风土人情有更为确切描述，龙驹寨当时归属商州。“其物产，则饶丹碧，产金银，水玉温润，石笋嶙峋。柏千枝而荫茂，芝一色而味鲳。子种岭头之药，果俪汉皋之榛。而丹青之树，离合之草，又为求仙者之所珍。”物产富饶，仅中草药就有“天然药库”之称。寨西出土有恐龙蛋。虎、熊、猿、谊鸟、提壶鸟及丹鱼、大鲵当时遍布。这些稀禽怪兽现在几乎绝迹。大鲵在武关河有人工放养繁殖的。土特产单就木耳来说，耳大，肉厚，耐煮。《续修商志》有记载：“土人伐木生耳，近年收买成包，水路发运至襄汉，作郧耳出售，价倍川耳。”说明木耳质优价好，水运去了南方。

书写龙驹寨的文章有不少。从地方志和那本《水旱码头——龙驹寨》书里以及网上搜索，收获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史料。丹江上的航运最早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尚书·禹贡》里有记载，荆襄一带的贡品，从长江航运到汉江，再由汉江逆水运到丹江的龙驹寨，水陆联运到河南的卢氏入黄河，最后到冀州，上贡到帝都的。在《三省边防备监卷五》（清代严如熤）中也提到丹江“为汉唐时荆扬漕运关中之一道”。对航道疏浚历朝历代都有明确记载。在新旧《唐书·崔湜传》中记载，龙景三年（709）襄州刺史崔湜“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凿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续修商州志》里也写道“中宗以崔湜充使，遂大起役徒数万，即今月日潭”。现在月日滩就是书中说的月日潭，依然能见到通漕的遗迹。

三十多年前，贾平凹先生写过《龙驹寨》，文章收入《丹凤县志》。他把那时的龙驹寨写得活灵活现，有历史有现状，有城里人咋样逗乡下人，城乡都咋样一样的满足，有城里人咋样穿着赶时髦，让乡下人咋样跟风。修了丹江桥，背人过河的人挣钱的路断了，还有义务宣传的老人，咋样白天市场纠察，夜里四邻走访。其中，年事最高、办事最认真、口酒最标准的平浪宫后的刘来魁老汉，早年是河上的艄公，83岁了，县长都给送了匾。要是老人活着也百多岁了。

从龙驹寨到紫荆关这一段航道，长400多里，历来都被称为险道。峡险石多，汹涌奔腾，险滩密布。刘献迁《广阳杂记》里有记，荆紫关到徐家店，每隔700多米就有一滩，从徐家店到龙驹寨每隔450米就有一滩。当地流传有“寨河有三百六十个钻钻子（大滩），三百六十个漫漫子（小滩）”，就是真实的佐证。光阻碍航运最严重的大滩就有80多处。从刘家涧到竹林关的近百里都是峡谷。只说月日峡，沿线就有狼窝子滩、月日滩、铁床子滩、大毛鳖滩、阎王砭滩、湘子滩、菊花嘴滩、苏沟口滩、手扒滩等。在《青云寺碑》上记着：“清乾隆间，航运铅铜入百顷塆界，河水暴涨，失淹铅铜；百顷塆民人支差觅捞，溺死多人。”1940年，船工张满堂等一行8条船，从龙驹寨到月日滩，有7条船被洪水冲上岩石，人货俱失。当地流传一首船工歌，船工的辛苦可见一斑。“没奈何，走寨河，手把船，腿哆嗦，四百水路三百滩，龙王争来阎王夺。没奈何，走寨河，纤锯身，石割脚，厘局船霸催命鬼，捐税更比石头多。没奈何，走寨河，眼流泪，口唱歌。水贼绑票抛深潭，要寻尸首鱼腹剥。”

清乾隆十三年（1748），对丹江河道进行了比较彻底地治理。当时奉陕西巡抚令，商州知州许维权主持，重点整修龙驹寨上下航道。用了三年时间，相继疏凿险滩29处，花费白银400多两。又用了240两银子买回12亩水田，把租息作为每年养护修理航道的费用。单就武关河来说，直到民国初还有小船通航，每年雨季前，武关七家较大商号做主，集资疏通河道。到了1961年，丹凤县政府还曾经组织施工，疏浚龙驹寨到竹林关的航道，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停止了航运。

在丹江上来往的船只，大多是形体较小的梭子船、老鸭船、歪把子船，只有从竹林关到荆紫关这一段水路航行的船较大些，五六丈长，一丈来宽。这些船身长腰窄，木质坚硬，也好调头，速度快，耐碰撞，最适合山区河道。而从竹林关到龙驹寨就要换成用篙撑的小船。《广阳杂记》里说，商南的徐家店到龙驹寨一个船能拉十石米，就是1250多斤。清末民初的枯水季节，荆紫关到龙驹寨上行船最多时也能载2吨左右，船吃水深都在0.3-0.5米，拉纤的十到十二人；上行少说也需要近半个月；顺流下行时，船可以拉到四五吨，四五天就能到达。民国三十年3月出版的《驿运月刊》记载，装2000-5000斤的货船，丹江发洪水时，王佑卿等人开办的泰山货行，从龙驹寨往荆紫关发盐，一条船最多装了10吨货。最快的跑了一天就到了。水运都有刊物可见是很发达了。

“用江淮之穗，养西北之政”，这话也道出了丹江航运主要是货运的客观事实。在《十六国疆域志》里记载，前秦用丹江航运“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节，来远商”，“国用充足”了。《册府元龟》（卷498）里载：“（唐武德）二年（619）二月，太府少卿李袭誉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玉海》（卷168）载：“高宗咸亨之年（670）十一月乙卯，运剑南义仓米百万石救饥人。”这些大量的货物运输，都是“漕汉江，转商山”，后马驮人担到长安。试想当年在商洛这条商於古道上，几乎天天都是人欢马叫的热闹场面。《旧唐书·穆宁传》载，广德初（763）“河运不通，漕挽由汉沔，至商山，达京师”。《全唐文》（卷784）《秘书监穆元堂墓志》里说“于时周郑路塞，东南贡赋之入，漕汉江，转商山”。那时，唐长安城的物资供应，水路除了汴河，只有丹江这条线了。所以把丹江称为“贡道”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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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善，笔名雨善，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第三届签约作家，入选“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美文》《延河》《散文》《作家》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数百篇，其中《乡镇干部》《一个村子的选举》先后被《新华文摘》等刊选载。出版《惊蛰之后》《李育善散文集》《山里的事》等著作。曾荣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新人奖等十多项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