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爷爷居然和仇敌杨建国蹲在田埂上，像两个多年未见的老友,迎着阳光聊着什么。在此之前，他俩老死不相往来，在路上相遇都不打招呼，有时杨建国向爷爷露出讨好的笑意，爷爷依然目不斜视地走开。他们的矛盾起源于吴菊花。她是杨建国的妻子，在嫁给杨建国之前与爷爷相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后来爷爷没娶她，原因是她们家招上门女婿。她们家有两姐妹，没有男孩，她姐姐想嫁到四川，她父母死活不同意，重山隔水的，来回一趟不容易，等于白养了，她姐姐执意要嫁并在雨夜里跑了，再也没有回来。她父母伤透了心，对她说一不许外嫁，二嫁给谁由她定，但男方必须倒插门。爷爷不愿当上门女婿，会被村里人瞧不起，在人前人后都抬不起头，最后他们就闹翻了。在村里当代课老师的杨建国却不那么认为，他觉得只要两个人好比什么都好，倒不倒插门并不重要，后来这个外乡人就和她成了一家人。爷爷从此对他耿耿于怀，说要不是这小子出现，吴菊花最终会嫁给自己，是这个人使他成了光棍。

爷爷和杨建国的和好是因为吴能雄出了事。吴能雄是杨建国的儿子，出生取名时娘家要求随娘家姓。杨建国对此没有半点意见，说名字嘛，往大里说只不过一个符号，就算他随美国总统的姓也得管我叫爸。这话让村里人听了服气，说杨老师的心胸能拓荒屯田，唯独爷爷嗤之以鼻。吴能雄在镇上帮人家开货车，那天他到山里拉木材，把一个昏迷的老人送到镇卫生院。老人的儿子吴邦来到卫生院，非但没有感谢人家救了他父亲，反而一口咬定是吴能雄撞的。吴能雄坚持说自己是在做好事，不求给予见义勇为奖，但也不要往他身上泼脏水，但他怎么解释都没用。院长出了主意，说等老人醒来一问便知。在老人醒来之前的医药费却成了问题，于是双方都要求对方付，付费相当于承担责任，因为没人知道老人什么时候醒来。院长又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双方先各交一半，等警察查明事情真相，这钱该谁出就谁出，病人需要做手术等不及。双方才极不情愿地去交费。几天后派出所所长为他们协商，双方闹得不可开交，要不是所长在场早已动手打起来了。所长告诉他们说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自证清白，所里的意见是双方各担一半责任，等老人醒过来再说。双方对此都不满意，又都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后，所长让双方仔细看询问笔录，没有问题的话就签字。吴邦看都不看就抓起笔签字，吴能雄气得扭头就走，杨建国只好签了字。

你为什么要在询问笔录上签字？你是不是教书给教傻了？你不知道这是个圈套吗？你不知道他们是讹人吗？你签字不等于承认是我撞的？连你也不相信我，是吗？你是不相信法律还是觉得那点可怜的工资花不完？

那天之后，吴能雄时常如此对他父亲怒吼，玻璃瓶破碎的声音漫过田野，全村人都听到了。杨建国不停地解释，说这件事目前不得不签字，还说人正不怕影子斜，等老人家醒过来事情就清楚了。他母亲也开导他说，我们做了好事，救了人命，老人家怎么会恩将仇报呢？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他就哼哼地冷笑说，这个社会人就像弹簧，你越软弱就越被人欺负，不信你们就等着瞧。

果然不出所料，老人转到城里，动了手术，性命是保住了，但可能再也醒不过来，医生下的诊断书是植物人。杨建国和吴菊花彻底懵了，明白医疗费将是无底洞，送再多的钱都填不满，于是打算不再送钱。吴邦就带着一帮人找上门来，看到值钱的东西就搬。吴能雄抓起木棒冲过去，那群人也抓起木棒和石块和他对峙，吴菊花吓得缩在楼角上呜呜地哭，杨建国还在学校上课。过路人看到了就大声叫喊抢劫啦。村里人听到了就提着木棒和刀斧赶来，把山路堵住。村里人越来越多，有的还扛来鸟枪，政府早就收缴了鸟枪，还有些猎人偷偷收藏起来。气氛越来越紧张，一触即发。要不是派出所所长带着两位民警赶到，恐怕一场械斗在所难免。最后，杨建国掏出了工资存折，吴邦夺过存折，还赶走了楼底的牛和猪。

次日，吴能雄背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包出门，他母亲问他去哪里，他黑着脸说还能去哪？去挣钱，去挣大钱，去当冤大头，去为你这个上门的老公买单！吴菊花心里难受，杨建国心里更难受，没想到嘲讽他当上门女婿的话竟出自儿子之口，不由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

现在，爷爷每天吃完晚饭都会蹲在门口，默默地抽着旱烟，目光有意无意地透过烟雾望向山脚，吴菊花的家在那里。村里人喜欢聚居，房子依山而建，唯独她们家处在山脚下，有种孤零零的味道，招来不少异样的目光。爷爷时不时地喃喃自语，这怎么是好啊。我知道爷爷在为吴菊花家的事担忧。

那天，我跟爷爷到河边放养公猪，这头公猪养了好些年，越喂养长得越精瘦。爷爷时不时赶着它走向十里八村，专门去给母猪配种。人们谈起爷爷时不再提起他的名字，而是说那头公猪怎么怎么样。爷爷听了也不恼，和气生财嘛，家里多半靠这头公猪去配种换来微薄的收入。那时杨建国穿过夕阳向河边走来，分明是来找我们。爷爷怀疑地说，难道他们家养母猪了？我摇头告诉他我不知道。

杨建国来到我们身旁，跟着爷爷蹲在河岸上，递给爷爷一支烟，于是他们就抽起烟，薄薄的烟雾在他们面前飘散。杨建国说老杨啊，那什么的，我转正了，今天收到的文件，晚上请村支书和几位老师一起吃个饭，你知道我的，酒量不行，你得来帮我陪陪他们。爷爷以为听错了，结果还是爽快地答应了。爷爷真心为他高兴，更确切地说是为吴菊花高兴，觉得她没嫁错人。晚上爷爷带上我，提一瓶泸洲老窖，那是村头代销店里最贵的酒，是人家送礼不舍得喝放在那里换钱。爷爷从柜台上拿下这瓶酒，上上下下反复地端详，最后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我们走进杨建国的家，村支书和几位老师已经坐在那里，他们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吴菊花既热情又客气地给我们让座，一点也看不出她曾和爷爷相好。

村支书几杯酒下肚后，说杨老师啊，好人有好报，说的就是你。一位老师也说老杨啊，按理说你早就该转了，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转也不晚嘛，能转就是好事，对吧？另一位老师说老杨啊，你坚持是对的，都以为你年长了，没什么希望，这不，镇上还是记得你的好。杨建国说，我下半年就到点了，不管退不退，能在退之前解决这事，我还是小看镇上的领导了。又说，我现在越来越信命，有时这就是命，你想它的时候不来，你不想的时候它却来了。你瞧工资调是调了，可存折在别人手里，这也不怪人家啊，那老人也怪可怜的，不知要躺到什么时候才醒过来。村支书说，我相信阿雄，我从小看他长大的，他性子急，直肠子，心地善良，有担当。一个老师说，这年头道德越来越败落，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瞧像阿雄这样的，结果落得这个下场，让人寒心啊。另一个老师说，是啊，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在课堂上既不能鼓励孩子去做好事，又不能叫他们袖手旁观，这是值得和有必要反思的呀。爷爷说有时候做事是想不了那么多的，就说阿雄吧，咱们先不说那个人是怎么伤的，要不是阿雄把他送到医院，他可能早就没命了。杨建国叹了口气说，也不知这孩子怎么样了，也没给家里来个信，不知他去哪儿，做什么，我和他妈知道他生气，但也不能这样不像话。

那不都是因为你签的字？

吴菊花冷不丁冒出这句话，她在厨房里忙碌，给他们再炒一盘青菜下酒，整桌人都陷入了沉默。我碰了一下爷爷，他连忙举起酒杯，说来，喝酒，相信好人会有好报的。他们就碰杯喝酒，屋里弥漫着淡淡的忧伤。

两个月后的下午，吴能雄从广东寄回来一封信件和五千元汇款单。吴菊花以为自己看错了，揉了揉眼睛，的确是五千块！她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比她丈夫整年的工资还多，不由慌乱起来，捧着汇款单跑到学校找她丈夫。他们看着信件，又看着汇款单，终于怀疑起他们的儿子来，不就是给老板当司机吗，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工资，不会为了还钱而偷盗抢劫吧？他们被这个想法给吓住，决定不把这个信息告诉别人。然而没到半天时间，全村里人都知晓了这件事，是送信的邮递员说出去的。人们无不感叹吴能雄遇到好老板，有钱人大方起来村里人是想象不到的。既然所有人都知晓，他们也就没法再隐瞒，干脆到镇上找吴邦谈判，结果一口价赔偿二十万。

用三年时间就能还完了，首先是吴能雄工资这么高，三年下来至少有十来万，加上杨建国的工资也有两万，而他们每年又多养几头猪，再把山上的杉木卖掉，就能凑上这个数。

这是村里人帮他们家算出的账，他们也觉得这个算法靠谱，于是把自留地里的杉木全卖了，换来一万块钱。杨建国刚从老板手上拿到钱就准备给人家送去。你那么急干什么？他妻子不满地说。比起躺在床上的人，这算不了什么。他说着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妻子追出去几步便停住了，她并不心疼钱，觉得那是应该还的。她感到不满的是，她丈夫越来越不把她放在眼里。

这不，杨建国从镇上还带回一捆桂花树苗，利用放学时间爬到山上去种，天黑透了才回家，早上天还没破晓就上山，好几天上课了还没赶到学校。校长委婉地提醒过他不能影响上课，他总是笑着说下不为例。没过几天又迟到了，他快退休了，校长也拿他没办法。你到自留地种这桂花树问过我了吗？你说说种这树有什么好，既不结果，又不能建房，种着来干什么？他妻子黑着脸问。比杉木好，他淡淡地说。他妻子想不出有什么好，直勾勾地盯着他，见他脸色一片土灰，心软了，不再追问。

吴能雄的汇款单每到月底就准时寄回来，村里人惊叹之余，都说等阿雄回来让他带大家去找工作。杨建国和吴菊花每每笑容可掬地应答，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难得的统一。半年后吴能雄出了事，他开着老板的车坠下悬崖，车散了架，所幸人没事。杨建国被传讯到城里，警察说他儿子跟人家做假币，就是被警察追才翻车的。他方知孩子为了钱铤而走险啊。这傻孩子啊，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用一种罪去拯救另一种罪，多么荒唐啊！吴能雄犯了罪，将面临牢狱之灾。

吴邦听到吴能雄出了事立马赶到村里，说吴能雄的事我们听说了，谁也不想这样，但一码归一码，是吧？顿了顿说，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是吧？我们父亲到现在还没醒。你们别欺人太甚，杨建国想说这句话，然而嘴一张却成：阿雄欠的钱，我们会还的，工资存折不是还在你们手里吗？你们大可放心。他们才放心地离开。阿雄都这样了，这账怎么还？吴菊花不满地说。杨建国把目光望向窗外，山野安安静静，似乎从没发生过什么，说总会有办法的。吴菊花说能有什么办法，去借？村里谁家过得容易？送个孩子到城里念书都快把家里的血吸干。杨建国没有说话，也没点头或摇头，目光再次望向田野，阳光依然灿烂，好半晌才说，我回趟黎城吧。

黎城是他老家，自从当了上门女婿就很少回去，一来在老家已没有他的位置，二来他回去也没能给家人带去什么，实在低估了当上门女婿的代价。那个周末他就去了趟黎城，她原本想陪他去，却走不开，楼底养的猪和牛得有人照看，这是他们看得见的钱。几天后，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村庄，脸色蜡黄蜡黄的，比之前更加难看。她妻子看一眼就知道他没有任何收获。他不敢正视她的眼睛，说不怪他们，他们也难。他妻子说那现在怎么办？他垂着脑袋沉默着。她的音量突然提高，说要是你不签那字就好了，孩子就不会有这事，这都是被你逼的。他抬起头瞟了她一眼，说你又来了又来了，怎么说是我逼的呢？我会逼自己孩子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我会逼得这个家妻离子散？你怎么把这屎盆扣到我头上？他妻子说要不是你签字，我们不承认，他们还能拿我们怎么着？他抖了抖嘴角，没抖出话来，把一支烟塞进嘴里，点燃，他很少抽烟，这支烟是孩子留下的，都发霉了。我去借。这句话连同烟一起从他嘴里吐出来，轻轻飘飘的，没有任何重量。吴菊花怔怔地看着他，不知他哪根神经又出了毛病。当晚村里人听到吴菊花伤心的哭声，人们猜想她又和她丈夫吵架了，还可能被她丈夫揍了。

次日，人们从他们家楼下路过时，听到吴菊花在怒吼：你是想去求那个女人吧？过路人看到他们在吵架，内容跟女人有关，纷纷围上去看热闹。之前村里人传说杨建国被女朋友甩了，女朋友是黎城人，不让他到深山里当代课老师，叫他回黎城他不答应，就跟他分了手，他就赌气当了上门女婿。对于传说中的女朋友，村里没人深究，也没人在意。现在却被他们自己拧起来，也拧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吴菊花说孩子说的没错，你和那个女人有关系，你动心了是吧？杨建国半张着嘴，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这里这么多人，你都胡说些什么？吴菊花说怕难听是吧，要让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是你教学生的，是吧？你看看你心里都在想什么，真是个笑话。人们见他们越吵越凶，走过去把杨建国推开，说杨老师，快去学校上课，学生都等着呢。杨建国感激地点点头，转身向学校走去。

现在村里人都知道了杨建国跟某个女人有关，开始猜测着那女人是谁，做什么的，漂不漂亮，到底怎么搞到一起。最后人们不无失望，说没想到杨老师是这样啊，表面上看多么老实忠厚，转正了，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哪知道他肚子里装着坏水啊。人们发出阵阵感叹，末了，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跟着没落，似乎村庄与以往不同了，变得不认识了，几十年来拥戴与敬重的老师居然是个陌生人。

那之后，人们时常看到杨建国和他妻子在家门口吵架，他妻子的声音总是越来越清脆圆润，而他的声音越来越干瘪沙哑，人们都知道他们为什么吵，又在吵什么，终究是被生活逼的，不由感叹着：穷苦夫妻百事哀。他们每回吵完架，他就会耷拉着脑袋走进鼓楼，跟老人们寻求一些安慰。

几天后，杨建国在他们屋外安上一盏灯，六十瓦，比屋里的灯亮多了，每到天黑她就拉亮这盏灯，直到次日天破晓才拉灭。村里人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装那样一盏灯，那又不是路灯，还费电。

孩子他妈迷信，她去算过命，说这样点着灯，阿雄就能早日回来。

杨建国如此解释，村里人才恍悟，脸上慢慢地呈现出同情，连这样的办法都用上了，真是病急乱投医啊。村里人很少谈论吴能雄事，生怕不小心触碰他们内心的伤，吴能雄被判十一年徒刑。那之后每个夜晚山脚下那盏灯总亮着，无论刮风下雨都亮着，使整个村庄显得不一样。

几天后，杨建国又耷拉着脑袋走进鼓楼，额头上留有两道抓痕，想必又是被妻子抓伤，鼓楼里有十来位老人围坐在火塘旁的长条木椅上，含着用黄竹根削成的烟斗，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雾像虚幻的竹笋一样从他们嘴里长出来。火塘里烧着老树根，火势不旺，浓烟弥漫开来，他们的眼睛都眯缝着，没人去把火撩拨起来，他们不是为了烤火，只是感受着弥漫在空中的火气，墙壁因长年被烟熏着，结上一层黑乎乎的污垢，闪出暗黑而厚实的光泽。老人们的眼里也闪出同样的光泽，唯独杨建国的目光犹豫而空洞。

又吵架了？

怎么还打起来了？

是不是又是那茬事呀？

……

老人们明知故问。他掏出烟分发给大家，说她怕黑，越来越怕黑了，昨晚停电，我喝多了，没起来给她点灯，结果就成这样了。老人们同情地点点头，默默地抽烟，鼓楼里充斥着吧嗒吧嗒的声响。何不买台发电机呢？爷爷漫不经心地说。他猛拍大腿站起来，说怎么没想到呢，停了停又说，可那也要钱啊。

鼓楼里陷入沉默。

没过多久，杨建国买回一台发电机，村庄里只有他们家有，停电的夜晚他们家就拉响发电机，因此他们家屋外那盏灯从没熄灭，尤其是遇到下雨天，镇上供电所多半会拉闸，村里一片漆黑，唯独山脚下那盏灯闪着耀眼的光芒，灯光透过雨水落进村里人的心窝。

杨建国和吴菊花依旧争吵不断，尤其是杨建国退休之后，争吵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每当有人打楼下经过时吵得就更凶，似乎有了观众吵得更来劲了。吴菊花的声音总会压过杨建国，漫过田野四处飘散。起初村里人还担心他们闹出什么事来，渐渐地也就习惯了，反正都耳顺之人了还离不成？杨建国隔三差五地来到鼓楼里诉苦，老人们每回都安慰他，说孩子他妈也不容易啊。总有一天我会爆发的。他多数以这句话来结束与人们的交谈，是无奈，也是自我安慰，更是拐弯抹角地告诫妻子。当他妻子听到这话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满脸不屑。村里人在她眼里看到她在那场夫妻战争中的胜券在握，不由对杨建国也看轻了，尽管没人说出口，总是有意无意地疏远他。那些日子他很少开口，人们也不愿跟他说话，他的脸色比黄土还难看，见到他连说话的欲望都没了。现在能听到他说话声的，基本上是他跟妻子在吵架。爷爷每回在路上遇到他，拉住他蹲在路旁闲聊，没人知道这两个曾经的情敌在聊什么。

不久后的晚上，他竟提两瓶酒走进我们家。当时我和爷爷正在饭桌旁吃饭，饭桌上摆有两盘菜，一盘酸菜，一盘酸肉，屋里悬挂十五瓦的灯泡，连哪块肉是肥是瘦都看不清，直到他走到桌旁才看清他的脸。爷爷二话不说就把他拉到饭桌上，倒上酒，对饮起来，边喝边聊着往事，两人都喝多了。他说说真的，我有些后悔，也怪你。爷爷说你后悔什么，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怪我，你到底想怎样？又说，当初你不是挺得意的吗，现在跑这来嘲笑我？他摆摆手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看我们现在天天吵，有什么意思呢。爷爷说是没什么意思，都没几天活了，还吵架，停了停说，再说了你还有个孩子，我呀就这么个孙子，听是听话，可他是个哑巴啊。他们一同看着我，眼圈都红通通的，眼里泛上同一种怜悯。他把手搁在我脑袋上轻抚着，说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我向他露出一丝无声的笑。

我快受不了了，要出去透透气。他踉踉跄跄地走出家门，头也不回地说出这句话。爷爷的脚步也走不稳，踉踉跄跄地跟出去，一手攀着门框，一手攀着他肩膀，说大话谁不会说，又不要上税，快回去吧，睡一觉，明天的太阳照爬过山头。他没再说话，拖着打飘的脚往村外走去，山脚下那盏灯散发着光芒，照亮他归去的路。

不久后，杨建国和吴菊花又吵起来了，比任何一回都凶。杨建国说我就后悔来你们家当上门郎。吴菊花说你有本事你就走啊。杨建国说这可是你说的，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过路人听出这次他们的争吵不同以往纷纷跑去劝架。杨建国很快从屋里出来，背一只圆鼓鼓的牛仔包，那是他儿子用过的。人们拉着杨建国，说你这是何苦呢，哪有夫妻不闹矛盾啊。吴菊花站在家门口，说让他去，不要挡他，让他去找那个妖精，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他本就不是这个村庄的人，死了也不能埋在这里，滚吧。人们连忙劝吴菊花，说奶雄（吴能雄的妈妈）啊，你这话重了哈，再怎么样都不该说这话！杨建国冷笑着，说你们这些人也不要装什么好人了，你们都瞧不起我这个上门女婿，我告诉你们，我还瞧不起你们呢。他转过脸面对吴菊花说，我跟你结婚，做了我所能做的，以后我不会回来了。他猛然咳起嗽来，憋得满脸通红，没等咳嗽停下来就往山路上走去。旁观的人们虽然被骂，却还是上去好言劝阻。吴菊花骂着，谁也别拦，我受够这个人了，让他滚！人们就站住了，怔怔地望着杨建国远去，最后消失在山腰上。

那之后，吴菊花要么坐在家门口，要么扛着锄头去菜地，无论她坐在家门口，还是到菜地里铲草种菜，家门上总挂着一把大铁锁。人们看到了无不惊叹，说她真是铁了心不让他回来啊。热心肠的妇人就去劝，说奶雄啊，把卜雄（吴能雄的爸爸）叫回来吧，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她哼哼冷笑着，说叫他回来，跟你过呀？人们便知趣而退，没人再来劝说。她硬把自己丢在孤单里，谁也没有办法。

那之后，她们家很少有人光顾，她不去弄菜地就坐在家门口，戴着老花镜缝缝补补，偶尔抬头望向山路，总是失望地把目光收回来。她们家的狗趴在身旁，不离不舍，几乎每个傍晚都是那个画面。每天她们家屋外的那盏灯被拉亮后，天才渐渐地暗下来，似乎是灯亮了天才昏暗下来，等到村里人都入睡了，灯也熄了，那盏灯依然在暗夜里亮着，透着一股孤独而顽强的光芒，似乎与整个夜空对抗，直到天破晓。村里人无论是晚归的，还是早起的，都会看到山脚下那盏明灯，渐渐地习惯了。如果说村里谁家的灯最亮，谁也说不好，但如果说谁家的灯亮得最早，熄得最晚，所有人都会说是她家的。

人们都知道那盏灯在照亮着她家男人的回归之路。

爷爷越来越舍得花钱了，每隔一天就买猪肉来煮，有时还杀鸡，以往逢年过节桌面上才摆上肉的，我不由感到迷惑。爷爷主要靠楼底养的那头公猪去配种，才收到一些报酬，他把这些报酬存起来，从来舍不得花，说要留给我到城里念书用，现在突然大方起来，是不是不想让我到城里念书了。我便用眼睛问他到底什么原因。爷爷说你正长身体要多吃肉。我不信他的话，但能吃到肉还是高兴的。每天都是晚上才煮肉吃，每天都吃不完，要是留到第二天就会变馊。爷爷就用饭盒装了些肉递给我，说给阿萨玛送去，她一个人在家怪可怜的。村里的孩子叫上年龄的妇人为阿萨，即奶奶的意思，搞不懂爷爷为什么要我叫吴菊花阿萨玛，反正我也不会说话，不过听起来心里还是蛮舒服的。我揣着饭盒往山脚下那盏明灯走去，还没走到她家门前，那条狗挡在路口对我狂吠。

孩子，你跑这来干什么？

吴菊花从楼上探出脑袋。我连忙把饭盒举起来，比划着告诉她是送给她。她好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慢吞吞地下楼打开门，说孩子，你拿回去吧，我吃过饭了，谢谢你阿公啊。我比划着告诉她不能拿回去，不然我爷爷会不高兴。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饭盒，最后才勉为其难地接过去，拿到屋里倒进一只空碗里，把饭盒洗干净后才还给我。我就提着空饭盒走回村里，她和她家的狗立在家门口，灯光照了她们友好的脸。爷爷对此很满意，说以后，有我们吃的，就不少你阿萨玛的，停了停又说，这个杨建国啊，真是狡猾，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跑到我们家来喝酒。爷爷的话是责怪，脸上却是愉悦的，他口是心非。我用眼睛问他到底为哪般。爷爷笑而不语，抬眼望向山脚，那盏灯在黑暗里透着光芒。那之后，我每隔一两天就给吴菊花去送肉，送的次数多了，难免在路上遇到村里人，他们拦住我，问我大半夜的提着饭盒去哪。我本不想告诉他们，我越不说，他们越来劲，最后不得不比划着说出来。他们惊讶地哦哦点头，然后若有所思地走了。

有一回，我在半路上遇到奶彩理，我对她没有好印象。她是村里嘴巴最毒辣的女人，吵架从来不吃亏，村里也没人敢招惹她，无论她跟谁吵，准把对方骂得连祖宗十八代都想爬出坟来。村里人说如果让她去参加骂人比赛，一定能蝉联冠军。她曾跟爷爷吵过架，她站在半坡上居高临下地叫骂，那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让人们听到。那天她骂我是哑巴，是野种，还骂爷爷没有命根才把我这个野种捡回来当孙子！那天晚上，爷爷心情不好喝多了酒，才跟我讲起十年前一件往事。十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去湖南做副业，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女人，女人上厕所时就把孩子让他帮忙抱。火车到站了，女人还没有回来，他抱着孩子四处寻找那个女人，没有找到，又来到车站的广场上等半天，还是没见到那个女人。当时天空飘着毛毛雨，雨不大，却能把人淋湿。他没有办法，连副业也不做了，抱着孩子回到村庄。那个孩子就是我。那时我两岁半，爷爷把我抱回村庄后才知道我是个哑巴。对这个女人我既感激她让我知晓自己的身世，又怨恨她让我知晓自己被母亲抛弃。

现在，这个嘴巴毒辣的女人把水桶般的身子挪到路旁，以免挡住我的去路，她居然给我让路，居然笑盈盈地给一个小孩让路。这太稀罕了。我不由多看她两眼，发现她的笑含着某种意味，实在让我舒服不起来，结果我却对她挤出一丝无声的笑。没过几天，村里到处流传着闲话，说爷爷在打吴菊花的主意。我听了很生气，觉得被她出卖了，她依然是那个让人讨厌的女人，跑回家噘起嘴比划着向爷爷告状。爷爷非但没生气，反而满脸得意，我真搞不懂他了，原本还有话要问他也不愿比划了。吴菊花也听到那些风言风语，似乎也不在意，见到我从楼下路过就热情地叫我过去，塞给我几根黄瓜和玉米，有时还有糖果。我也搞不懂她。

那段日子，吴菊花像爷爷一样给我讲故事，我知道了许多村里人不知道的事。她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个传说：

很久以前，村里有个姑娘叫婢奔，她母亲被财主所害，她组织民众为母报仇。在战斗中见一个小伙子忠厚诚正，勤劳能干，武艺高强，便与他结为夫妻，后来生下索佩和索美两个女儿。后来财主设计害死了她丈夫，她查明真相后杀死财主。财主儿子在朝廷当官，得知父亲被杀、田地被分，遂启奏皇上派十万官兵前来讨伐。村民们寡不敌众，婢奔率众乡亲退守到九层岩上，官兵追到九层岩，村民殊死搏斗交战失利，最后婢奔带着两个女儿纵身跳下悬岩，殉难。她死后化作神女，继续保护着村民，从此成了村庄的神，人们尊称为萨岁。村里人称年迈的妇人为阿萨，即奶奶的意思，多少和这个故事有关。

爷爷曾经跟我讲起过这个故事，但没有吴菊花讲得好听。我忽然有种错觉，吴菊花就是故事里的那个女人。那之后，每每遇到寺庙，无论里面坐着哪尊菩萨，我心里边都会多份敬畏。我比划着问爷爷为什么会这样。

孩子，你还小，还不懂。爷爷答非所问地说，也许他根本不明白我在问什么。那天爷爷浑身酒气，他到村东头的谢仁家喝喜酒去了，喝多了，回到家就直接瘫坐在椅子上，目光移出窗外往山脚望去，没看到山脚下那盏明灯。他失望地看了看我，说孩子，到柜子里拿瓶酒来。我看了看他，都喝成这样了还喝，但他眼里充满渴望，便转身给他端来半瓶酒。那是他自己酿的米酒，是头酒，度数很高，他说留给自己喝的。我给他倒小半碗，担心他喝多了不好。他笑了笑，说你这孩子心眼还是不错的，没事，倒满，今天就是想喝。我不情愿地把那碗倒满，他端起来咕嘟咕嘟地喝了半碗，说今天去喝新人喜酒时，心里感慨啊，后悔当年没娶你阿萨玛，当上门女婿又怎样？要是娶了她，她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她就不受杨建国的气了。他又喝了一口酒，说这个杨建国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抛下她不管呢，要是让我遇到他非剥了他的皮不可，可是他现在又在哪呢？人啊，要是想躲起来，真的找不到。我机械地点点头，不禁想起奶彩理诋毁他的话，抖着手比划着问他是不是没命根子。爷爷抬头瞅了瞅我，接着目光垂下去，紧紧地盯住他的裤裆，好半晌才摇晃着脑袋，把嘴角的口水摇下来，话也说得更不利索，说反正，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当年呀，我真的喜欢她，她也喜欢我，她问过我要不要她，我下不了决心，最后她就嫁给别人了。再后来呀，全都变了，全都变了，不说也罢，丢先人啊。

爷爷说着说着就呼呼睡去，眼角挂着两行浑浊的泪水。我拿毛毯给他轻轻地盖上，并擦拭他眼角的泪痕。爷爷看起来更衰老了，我心里一阵难过。次日，爷爷醒过来紧紧地盯着我眼睛，说我昨晚怎么睡在这里？我都跟你说了什么？我像卖货郎摇着手鼓般摇晃着脑袋。爷爷半信半疑地走回房间，说你煮饭吧，我再睡会儿。爷爷微弓的后背隐没在房间里，没多久就传来呼噜声。我生火做饭，淘米洗菜时，竟也掉下几颗泪，为爷爷，也为吴菊花。她是想念她丈夫的。爷爷这样跟我说。爷爷的话是对的，吴菊花嘴上是硬的，心里是软的，整天坐在家门前，就是在等待她丈夫回来。

有一天晚上，我去给她送猪肉，特意比划着问她，想不想她丈夫回来。她轻叹着，说孩子啊，我怎么不想他回来呢，我生气那是假的，他生气也是假的。他只是找个理由离开，这些年来也委屈他了。要是他想回会回的，要是他不想回那就由他去吧。我回到家把她的话告诉爷爷，爷爷始终不明白我比划着什么，我就在作业本上写着，可惜爷爷识字不多。我就懒得跟他解释了。

村里人越来越同情吴菊花，每当黄昏来临，村里的孩子们就爬上村口的红豆杉，望向住在山脚下的她们家，时常看到她提着凳子站在家门口，从下午站到太阳落山，忘了手里提的是凳子。直到天暗下来，她拉亮屋外的那盏灯，才把凳子放到地上坐着，目光涣散。我每当望见那盏山脚下的灯，心间也跟着敞亮。灯光总是招来无数蚊虫，不住地上下飞舞，有的直接撞到灯泡上，被烫伤，次日地上定会留下一堆蚊蝇尸体。她家的黑狗似乎与她生分了，不再像以往那样守着她，有时消失了好几天才回来。她发闷气又找不到狗撒气，就用木条抽打身后那几根巨大的裸木。那是上百年的杉木。山梁上种的全是这种树，高大笔直，硬气，是修建房子的好材料，村里的房子全用杉木建成。当村里的老人故去时，就用百年老杉木做成棺材下葬，这般下葬才会有来生。

村里人都盼着杨建国早日回来，有时过路人听到她们家传来咳嗽声，以为杨建国已经回到村庄，高兴地问候，阿萨，杨老师回来啦？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人们满脸疑惑，说我刚才不是听到他的咳嗽声？她看了看人们，转身走进屋，提一只录音机出来，轻轻按下播放键，咳嗽声便传了过来。人们恍然大悟，无不动容，劝她要想开些。人们在私下里帮忙打听她丈夫的消息，终究没人知道他在哪儿。那之后，人们听到她丈夫的咳嗽声，就知道她又伤心了。邮递员每每来到村庄，她每回都守在路旁问，有没有我家建国的信?邮递员每回都小心地摇着头。镇上发些福利需要杨建国签字，她就来到镇上的教委办，说你们帮我把我男人找回来吧。教委办领导就说阿嫂，我们会找他的，他是位好老师啊，你先替他签字吧。她知道他们的话算不了数，但她还是签了字。她到过吴邦家看过病人——躺在床上的植物人，她原本想对他们说自己有困难，让他们少收些钱，结果话没说出口就离开了。

我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都是她跟我说的，她和爷爷一个德性，认为我不会说话，说什么都放心。他们如此相似，本该是一对夫妻啊。她每年养两头猪，长膘了，就让人通知镇上的吴邦把猪赶走。每回看着吴邦赶着猪远去，她没感到惋惜，反而像完成什么，脸上的表情是明亮的。村里人偶尔为她捐一些钱，能给的也不多，她每回都推辞不掉才收下。

她身体越来越虚弱，她丈夫依旧没有消息，村里人断定他不会回来了，都咒骂着他不得好报，爷爷更是每天起床先对他暴粗口。起初爷爷不是这样的，只是偷偷地骂几句，结果在一个早晨被我撞见了，脸上一阵尴尬，嘴巴抖了两下，接着敞开心胸咒骂起来，说老子就这么骂了，那又怎样。阿郎你也来骂几句，哦，我给那家伙气糊涂了，你不会说话。村里人听到爷爷响亮的骂声，说他这辈子没结婚不会是守着奶雄吧？如果说这个假设成立的话，杨建国的确该骂，换谁都会骂。说奶雄被抛弃等同于爷爷被抛弃，这个谁受得了啊？真可怜公阿郎（阿郎的爷爷）守了一辈子，到头来什么也不是。爷爷听到这些话，既不生气，也不辩解，依旧给吴菊花送吃的。后来不用我帮忙，他大大方方地送去，宛若他们是对老夫妻。吴菊花想拒绝爷爷的帮助，但她已没了这个精力，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人们说她撑不了多久了。这些天爷爷每天都买肉，煮熟了就用饭盒装着端到吴菊花的床头，可惜她什么也吃不下。爷爷天天熬鸡汤，我支持他这样做，因为我也就天天吃鸡肉。又给奶雄熬鸡汤啊？村里人疑惑地问，爷爷说是的。村里人不好意思再问什么。吴菊花昏迷过一回，爷爷守在床边急得都快哭了，赤脚医生拍拍他的肩膀，说准备后事吧。爷爷满脸怀疑地看着赤脚医生，以为他在开玩笑。半个时刻，吴菊花醒了过来，人也很精神，说去叫支书吧。爷爷就跑到村里叫村支书，村支书还在处理文件，爷爷夺过他手中的笔，说快走，奶雄要见你。村支书怔了怔，说走。他们就赶到吴菊花病床前。

支书，叫你来，是有些话要交代，对不住你们。

吴菊花说，爷爷想说什么，被她制止了，她说我时间不多了，我清楚，他爸和孩子都不在身边，有些事只能这样。爷爷和村支书相互看了看，尔后一同点点头。公阿郎，感谢你照顾我，真的很感谢，我没想这辈子到头来，守在我床头的是你，这辈子负你，等着下辈子报答吧。爷爷慌乱地摇着头。公阿郎，我走后，能不能把我埋在你们家的自留地里，在那里可以看到家。爷爷连忙点点头。还有这个家由你来看管，这个房间任何东西都不要动，等孩子他爸回来由他处置。爷爷点点头，眼角泛着泪花。屋外那盏灯，你也得保管，保证每天都亮，我在山上才看得到，要是哪天不亮了，修不好了，你就把房子卖掉，把剩下的钱送给人家吧。爷爷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怔怔地看着她，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如此。记住了，灯连续两个晚上不亮的话，第三天就把房子拆掉。爷爷不知该不该答应，转头望着村支书，他示意爷爷答应。支书他叔，麻烦你按我的意思写两份遗嘱吧，到时就按那样办，孩子出来后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么才能成个人。

吴菊花脸色越来越难看了，说话也越来越吃力，村支书从上衣口袋掏出笔，按她的意思写下两份遗嘱，让她按上手指印，一份村支书保管，一份爷爷留着。吴菊花两眼定定地看着爷爷，村支书向爷爷点了点头，然后默默地走出门外。阿阳，我对不住你，原谅我。吴菊花喘着气说。爷爷名字叫杨阳。爷爷摇着头，说别这么说阿花，是我该感谢你，让我捡回丢失的面子。吴菊花想对爷爷笑笑，终究做不到，她陷入弥留之际，爷爷强忍着的泪水悄悄地滑落下来。

几天后吴菊花就咽气了，爷爷把她抱到火塘旁的停尸架上，然后把她的房间上了锁。她家远房亲戚满脸不解，甚至有些愠色。村支书拿出遗嘱，说这不怪公阿郎，这是奶雄生前交代的。人们才不再吱声，凡事都来问爷爷。把她埋在我家的自留地里吧。爷爷站在她家门口指着对面的山坡，人们立即明白了什么。吴菊花下葬那天，我心里很难过，默默地跟着人们送她到山上，看着人们把她埋葬，觉得怪怪的，一个人就和这个世界无关了，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都与她无关了。吴邦带着一伙人来到村庄，站在吴菊花家楼下的路旁。爷爷看到了那帮人，抓起斧头就冲过去，来送丧的人看到了，也纷纷抓起木棒锄头跟上去。

你们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爷爷被气得都找不到合适的词。那帮人往后倒退几步。吴邦说，老人家你别动怒，我们只是来看看，你知道这事也得有个说法，是吧？爷爷说，杨建国的工资存折不是还在你们手上吗？国家没往存折上打钱还是怎么的？吴邦说，存折是在我们手上，我们是想见到存折的本人，有些话得跟他当面说清楚。

别说他不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会和你说清楚吗？爷爷咬着牙说，以后有什么事你们就来找我，我是吴菊花的男人，现在请你们离开！在场的人都怔住了。那是爷爷这辈子说得最硬气的话，爷爷还套用杨建国的语气，说请！那帮人相互看了看，见到爷爷抓着斧头的手在发颤，猜不出是手发麻了，还是过于激动，于是向爷爷和村里人点头致歉，转过身悻悻地离开。爷爷举起斧头想劈进路旁的木头，结果慢慢地放下来，走向吴菊花的家，那里还有许多事等着做。人们跟在爷爷身后缓缓走去，脚步是稳重的，也是轻盈的。

补 记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下面这段话可以不读，只不过交代吴菊花死后的事罢了。在她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丈夫依然没回来，她孩子还蹲在牢狱里，离刑满释放还要数年，连守灵的事都是爷爷帮忙的，头七天爷爷邀约村里人到吴菊花家打牌，头一个月爷爷每天傍晚都到吴菊花坟前上香。村里人说这样亡魂才得以安息。村里人重新认识爷爷一样，是个有担当的男人，都对他恭恭敬敬。爷爷替吴菊花守着她们家屋外的那盏灯，在天黑之前拉亮，拂晓之后才熄灭，每天如此。村里人看到爷爷就问，公阿郎去明灯了啦，去熄灯了啦。爷爷友好地回应着，脸上现出久违的满足。这灯啊，是照亮灵魂的，这一明一灭啊，就是你阿萨玛的眼睛，爷爷喝醉后说，只要拉亮这灯，我就觉得阿花坐在对面山坡上，静静地看着村庄，她在等待她丈夫和孩子，她看到村里人进进出出，也看到了我，我每天在她视线里活着呢。

吴菊花家的黑狗变得很落寞，它不与村里的狗玩耍，像只冷酷的狼独来独往，它只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是趴在他们家的门前，二是趴在吴菊花的坟前。爷爷可怜它，想把它带回家养着，它不顺从，尽管每天都是爷爷给它带去食物，爷爷到别人家做客也不忘给它捡来一堆骨头，它依然不愿意跟爷爷走。这狗忠诚啊，爷爷感叹着说，孩子，将来你也要和这条狗一样，不对，不对，话怎么说来的，反正你要行得正，做个好人，总之让人尊敬。我咧着嘴笑着，没出声，爷爷跟着无声地笑了。爷爷还说他有好几回想打开吴菊花的房间，看看房间究竟藏着什么，非要等她丈夫回来处理，他不信这个邪，有一回他已把钥匙插入锁头，正想拨开锁头，忽然觉得后背发凉，感觉吴菊花的眼睛贴在窗户上，正目不转睛地盯来，不由慌慌张张拔掉钥匙逃走，从此再也不敢有此念头。

那年冬天下了场大雪，山坡上许多树木被压断了，电线杆也压断了好几根，村里就停了电，镇上的供电所说恢复通电需要好些天时间。爷爷就去拨弄吴菊花家的那台发电机，怎么也弄不响，他跑到村里叫几个在外地做过机修的后生来看，最后都摇着头走了，说这机器老死了，机器和人一样也是有寿命的。那盏长明灯不再发亮，平日里没觉得什么，突然发现山脚下一片暗黑，村里人觉得心里不踏实，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心里最不踏实的要数爷爷。他急匆匆地跑去找村支书，说他叔啊，能雄他们家屋外那盏长明灯不亮了，奶雄生前交代的那事，你看怎么是好？村支书递给爷爷一支烟，说就按她的遗愿办吧，好歹让她在那边睡得踏实，对吧？停了停说，明天就把房子给拆了，过冬再联系木材老板，这堆木头多少也值一些钱的。

次日，村里人把房子拆了，许多木板已腐烂，房子这东西有人住就好好的，没人住就烂得快。当把房子拆完后，屋里的东西也全搬到空地上，爷爷走到吴菊花原先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想看看吴菊花到底为何不让人进来，发现在原先安放床铺的底下有一道暗门，挂着一把隐蔽的铁锁，锁头锈迹斑斑，透着一股不可侵犯的神气。爷爷拿过斧头，嘣嘣几下把锁头敲掉，打开那道暗门，底下躲着一只地窖，浑浊而腐败的臭味扑面而来。爷爷和人们连连倒退几步，等到那股气味消散之后，爷爷找来手电筒往里照，几只受到惊吓的老鼠蹿出来，从爷爷胯下逃命，引起场地上一阵喊打声。

啊——

爷爷惊叫起来，脸色铁青，如同遇到了鬼。人们听到叫喊纷纷围过来，也跟着爷爷走下地窖，地窖中央突兀着一座坟，坟前树着一块木牌，牌上写着：杨建国之墓。那几个字苍劲有力，人们认得那是杨建国的笔迹。每当快要过春节了，村里人就抱着大红纸来到杨建国家排队，等着他为各家各户写春联，所有人都喜欢他的字，尽管大半村里人读不懂春联写着什么内容。村支书叫人向派出所报警，并学着电影里把现场保护起来，半天后，所长带着两个干警赶来，他们在坟前找到一只小盒子，装着杨建国的病历，他患着肺癌晚期，诊断时间是回黎城的日子。杨建国死了！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杨建国死了，她妻子居然把他埋在地窖里。警察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结，对村支书说，你们自己处理吧。警察说着就离开村庄。村里人望着地窖里那堆不见天日的坟，才发现被杨建国夫妇欺骗了。人们聚集在废墟上议论，终于没有责怪他们，人们知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也知晓他们为什么在屋外装上长明灯。爷爷对我说起这件情时，嘴角颤抖着，声音也跟着颤抖，我心里不是滋味，某种莫名的情绪像炸药般不断地积聚。

村里人挖开地窖里的坟，把腐烂不堪的杨建国搬到棺材里，那是村里人用百年老树赶出来的，还散发着漆的臭味，只有受到尊敬的人才配得上这种上好棺木。村里人把杨建国葬在他妻子身旁。那天全村人都去送葬，妇人们都哭了，奶彩理哭声最响亮，像群受到惊吓的鸟漫过山坡。人们说她家公死去都没这么伤心。那是村里最为悲痛的丧事，似乎杨建国和妻子复活了又重新死去，把村里人抛在孤独的尘世间。我在人们的哭声中望见那个十余年前的下午，一个满脸焦急的男人抱着两岁半的孩子，孤零零地站在路旁，细雨飘落在他茫然而焦虑的脸上，孩子因饥饿而发出的哭声比病猫还难听，街上车来车往，没人理会他们。我胸膛里的那股莫名情绪不住翻腾，忽地从嘴里喷吐而出，哇哇大哭，哭声像群惊慌失措的鸟，漫过那片满脸错愕的头顶，其中有只头顶是吴邦的，接着漫向郁郁葱葱的山林，那里有杨建国种下的桂花树。前不久有外地人看中那片桂花树，想把整片桂花树买下来，爷爷告诉外地人要等吴能雄回来才出售，那时村里人才明白杨建国为什么种桂花树。

多年后，人们谈论起村口那盏长明灯时，总会说那个十几年不会说话的哑巴，在杨建国下葬的那天突然开口，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他哭喊着——阿萨玛，阿萨玛，人们说那哭声和那盏明灯一样长久地活在记忆里。

杨仕芳，男，侗族，1977年出生，广西三江县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花城》《山花》等，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刊转载，获得《广西文学》奖、《民族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著有《白天黑夜》《而黎明将至》等6部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