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跟琼发生激烈争吵的那一天晚上，我刚刚收到莹坠亡的噩耗。我没有告诉琼，因为有些悲伤彼此并不相通。因而她没有察觉到悲伤的海啸摧毁了我的防线。但我违反了不反驳不争吵的原则。我怒吼了。我错了。

争吵的原因莫名其妙，琼斩钉截铁地断言说，我跟前妻的感情死灰复燃，暗中来往密切，上个月某个夜晚还曾经乘坐新开通的3号地铁去鲤湾路，拐进孝贤巷，在那间狭小而昏暗的爱尔兰酒吧，跟前妻庆祝结婚纪念日，期间喝了一瓶从家里拿的法国红酒，说不定回了前妻的家里。我对天发誓，离婚三年多来，我跟前妻一刀两断，从没有过联系，不用说跟她见面，甚至连女儿也没见过。琼不知道我多想见我的女儿。如果她当初给的那些钱能起作用，芳又找对了医生，她的智力应该正常了，可以叫我爸爸了。

琼什么都好，就是多疑，总是以为我会跟前妻藕断丝连。其实，前妻对契约的遵守出乎所有人的想象，她永远不可能违反她和琼之间的协议，哪怕是口头的约定。有一次，我给她打过电话，询问女儿的情况，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挂了电话。她不想跟我再有什么瓜葛。

但琼总是习惯性地违反契约。比如经常无故冤枉我，说我的心里不是装着芳就是装着莹，唯独没有她的位置。我满怀委屈，但我很少替自己辩护。事后，琼会向我道歉，说错怪了我。但这一天，我在阳台上凝视着那张沙发椅子，突然觉得莹穿着我买给她的藏青色旗袍坐在沙发椅子上。我轻声地叫了一声莹，她竟不见了，像影子一样消失在阳台上。

此时，我的手机微信咚地响了一声，是东北一个朋友发给我的：一个小时前，莹在北京三里屯，从十八层楼上跳了下去。

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啊”。我想我是无意惊动了琼。真的很抱歉。

我一下子变得很忧伤。琼扑过来质问我三次了，是不是真的？跟前妻庆祝结婚纪念日的事情。我回答说，不是真的。琼说了一通所谓的证据，比如怪不得那天晚上从我身上闻到了芳的气味。我大声地替自己辩护了。甚至是一声怒吼。这是第一次。因此激怒了琼，她对我的怒吼始料不及，像被人用一条假蛇惊吓了。她跳了起来。我也生气了，摔了一只茶杯。当我意识到我没有资格生气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火势太大，任何灭火的行动只会火上加油。我只是张开双手，朝她做了一个拥抱的姿势。我的意思是和解吧，让这糟糕的一天过去吧，别让黑夜绞拌着悲伤和愤怒吞噬我们。琼没有领会我的意图。她本能地后退，跌倒在仿佛刚才莹坐过的沙发上。

“你心里是不是盘算着要将我杀死分尸，然后绞碎冲进下水道？像网上说的那些男人……”琼突然瘫软了，服输了，绝望地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悲伤、惶恐和哀求。

我说：“我不是要伤害你，我只是向你保证……”

琼说：“不，我不需要你保证什么，我放手，你可以回到前妻那里去了。”

我无话可说。僵持了一会，我递给她一条毛巾。她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擦去脸上的汗和泪水。她依然那么漂亮，只是明显老了，眼袋和雀斑清晰可见。

“我们分手吧。你不属于这里。”琼压着怒气，用左手指着门的方向说，“把屋子里属于你的东西拿走。”

其实我早已想要离开这里。我无法承受琼一次又一次对我污辱性的审问。但我还是希望不要以这种方式离开，尤其是我还没有找到落脚点的情况下。我对琼说：“我们还能好好说话吗？坐下来，再谈谈。”

“滚！”琼喊叫道。在炎热潮湿的南方，“滚”是汉语中毁灭性最强的一个字。这是最后的吼声。整个小区都应该受到了震动，凝固的夜色骤然散开，像被炸开的雾气。

我可以拒绝名利，唯独没脸面抗拒逐客令。我必须立即离开。

很明显，这个我称为家的地方只是我暂时寄宿的地方，除了我的衣服、画笔、所剩不多的颜料，只有一件东西属于我，那就是张灰色单人沙发椅子。

琼的房子藏在莱恩小区的密林深处。小区是国有林场的职工住宅区，种满了树冠茂盛的树木，仿佛他们把山里的树都移植过来了，把小区变成一座森林。阳台被树木遮挡，终年看不到阳光，对面的邻居跟她互相看不到。房子虽然小了点，但很不错，布局合理，通风透气，中式装修也达到了一定品位，这些半新的家具我也熟悉，当初就是我所在的搬家公司负责搬运进来的，有些家具还是我摆放的。我搬进来后，只对阳台作了些修改，把阳台改作了我的“画廊”，作为我画画的地方。至于那些花草和风铃，我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那张灰色单人沙发椅子，宽大的底座、厚实的靠背、坚固的扶手，永远感受有一个穿着华丽衣裳的忧郁美人靠着背坐在上面，使得阳台变得意味深长，但又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正是这些淡淡的说不清的忧伤让我和琼的感情时起波澜，有时候惊涛拍岸。自从到了南方，我一直不习惯睡在黑夜里，常常梦中醒来，离开床，在黑暗里发呆。而自从有了这张椅子，我更加无法安静地熬过漫漫长夜。那张椅子，像一只犯了睡眠困难症的猫，我每次半夜醒来，它总是引诱我到它的怀里坐坐。仿佛是，我一坐上去，它就充实了，舒心了。有时候，我一坐就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黎明将至，我才愧疚而慌忙回到床上去。我以为琼从没有察觉到我的举动，实际上她不止一次不动声色地站在我的面前看我在椅子上酣睡的样子。当初，我还跟芳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芳也是这样，只是芳会悄悄地给我盖上被子，而且事后会心无芥蒂地对我说：“床的烟火味太浓了，并不适合你。你属于沙发椅子。”我同意芳的评价。她懂我。

本来，我和琼说好了，我们会白头皆老的。琼说：“如果你敢分开，我就敢死。”看得出来，她说的是真的。我心里想，不会分开的，这辈子就这样了，跟你在一起，直到生命终结。琼很满意，也很放心。我们过上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但还是要分开了。爱情只是用谎言堆积起来的危卵，虽然高耸如山，却经不起一阵穿堂风。

我把所有的画作和画笔、画纸和颜料装进一只塑料袋，拎着它绕过最近的垃圾池，扔到小区最偏远的垃圾池，付之一炬。尽管是在黑夜里，但火焰也不特别热烈，只不过像原野里的一丁点萤火而已。我决心从此以后不再画画。这是最后一次下决心。火焰熄灭，我的心也随之熄灭了。虽然我不肯承认，但事实已经证明，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画了十几年，没有一件作品进入过省级美协的画展，他们说我的作品除了俗什么也没有。除了莹，没有一个人欣赏我的画。我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像尼采一样。

琼不想再看到我的任何私人物品留在她的世界里，甚至要求我把我的气味也全部带走。我不止一次被驱逐出门了，也有了经验。在东北的时候，我就被房东驱逐过两次。在M城，芳也曾经将我驱逐，以类同的方式。仿佛是，我是她们打的一个喷嚏。

此时已经是夜里。万家灯火，静谧的小区容不得有人发出吵闹声。

一切都很安静。那张沙发椅子，我唯一的一件家具，我轻轻地扛着它从阳台上穿过客厅。她决绝的脸色像是凝固的颜料，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我轻轻地叩开房门，轻轻地关上。我不乘坐电梯，从五楼走下来。路过楼下人行道时，我感觉到她在阳台上看着我。我不指望她说一声再见或慢一点之类的话。此时此刻，她脸上的决绝应该慢慢变成了忧伤，孤独感和巨大的悲怆会迅速将她击倒。这是人类必须承受的情感。她要承受，我也同样承受着。

我没有回头，出了小区，一直往南走，沿着马路走，希望找到一个能安放它的地方。

夜色迷人，灯火辉煌，繁星满天。面对如此的夜景，我茫然不知所措。立秋刚过，忽然有了些凉意。我的背上还有一只塞满衣物的背包，沙发椅子比背包沉得多，我很快就累了。

拐过两道弯，面前这条宽阔的马路有一道长长的坡。坡的尽头是M城最繁华的万达广场。我无力一口气到达那里，在离它还有两公里的地方，在还没有长大的樟树底下，把椅子放下来，也将背包放下。

虽然已经夜深，但马路上仍然车水马龙，只是没有什么行人了。

从琼的家里出来，我心里已经明白，身上仅有的钱无法住上一宿旅馆，跟一只流浪狗没有区别。看来我得重新适应露宿街头的生活。

活着，一定要相信好日子会随时到来。这是当年莹对我说的，现在，我将它送给所有的人。

我有点饿了。整个身子瘫软下去，靠坐在沙发椅子上，仰望星空，回顾起这一生。

这些年，或者说这一生——如果生命止于四十一岁，我过得都不如意，好日子从不光顾过我的头上。虽说我追求的事业是画画，但我贩卖过皮鞋、木材、草药、东北大枣，开过装裱工作室，以雄心勃勃开始，以灰头土脸结束，债台高筑，四面楚歌。为了躲避债主，换了三个城市生活，满州里、锦州、鞍山，都很短暂，每次都像一只鸟掠过荒原，世界越来越苍茫。唯一干成过的一件事就是四年前娶妻生女。妻子是M市的，长得很漂亮，柔弱而精干，是典型的南方女人，善良、温柔，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家庭尽职尽责。我对她十分满意，以为这一辈子终于安家立业了，毫无疑问，我愿意和她幸福地过完下半生。

妻子名字叫芳。我刚从东北到了M市不久，一贫如洗，只有支付宝上的五百块钱。我到中介服务公司咨询租房事宜。接待我的姑娘就是她。

芳对工作很有责任心，滔滔不绝地给我介绍这个城市。“M城是最好的城市，比东北任何一个城市都好。”她说。我问她去过东北哪个城市，她说这辈子从没离开M市。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她的观点。她鼓励我买房，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能买不要租。我说：“我先租着吧。”那几天，她每天带着我去周边看房。很有耐心，一套一套地看，地段、环境、房子的装饰、价格的对比……她每一句话都无可挑剔。看了许多好房子，我都摇头。她对我的诚意起了疑心。我说要租最便宜的那种。她明白了，最后在思贤路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间单身公寓。一个身份可疑的女人刚从那里搬出去，屋子里还有她的气味和体温。阴暗、破旧，还有一堆肮脏的垃圾。每月三百元租金，这是M市最便宜的房子了。芳怕我不满意，赶在房东之前把那些垃圾清扫干净，把那张歪歪扭扭的床摆弄端庄。

房子里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床罩散发着浓郁的腥臭，床的靠背上到处都是斑驳的污渍。芳说：“将就吧，万事开头难，总比露宿街头好。”

可是，我从没有告诉过她，这些天我是在建政路工商银行的屋檐下过的夜。夜晚那里灯光昏黄，地板干净，空气清新，而且安静，是露宿的好地方。跟我一起露宿的还有一个看上去有精神障碍的老女人。每晚睡前都很有仪式感地铺好草席子，从容优雅地换一身洁白的睡衣，将她的北京布鞋整齐放在离枕头很近的地方，坐下来，环视一下四周，心安理得地躺下，盖上花格被单。被单从脚盖到脖子，只露出嘴巴和脸。她早睡早起，睡时不打鼾，起来时不声张，悄然收拾行装离开，从不妨碍银行的营业，到了晚上，她再回来，像回家一样。看得出来，她是这里的常客和主人。她睡觉的地方跟我只有三米之隔，我不打扰她，她也不干预我。看上去，我们仿佛相依为命。我和她没说过一句话。有时候，她怔怔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来。她对试图靠近的人张开嘴巴露出锋利的牙齿并发出怒吼。但我觉得跟她为邻很安全。芳怎么知道我会露宿街头呢？她说出此话的瞬间，我觉得她是一个天生会体贴人的女人。

我几乎没有收拾，只是换了床罩，然后从街头的流动商贩手里买了一张床单和一只便宜的决明子枕头。将门一反锁，倒头便睡。这是我在M城的第一个家。

芳还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给一家搬家公司干活。于是，我干起了一份从没干过的工作。每天奔跑于这城市，为那些搬家的人服务，搬运各种家具，从一个陌生的地方搬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羡慕这些有家、有家具的人。漂亮的房子、昂贵的家具，温馨的家。我真希望，这个或那个家是我的，连家具也是。我的气力不够大，搬不动笨重的家具，被同事嘲讽，带班的对我很不满意，他看出来了，我干不了体力活，我只是一个“文人”。

我确实只是一个文弱书生，画画的。从小我便跟文化馆的二舅舅画画。舅舅认为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他从不允许我干体力活，怕伤了我的手，怕我的画画才华跟随汗水一起流失。我跟二舅一样擅长画仕女。在长春，我还是有一些名气的。舅舅去世后，我没有了生活来源，画画养活不了我。我对画画一度失去了热情，便尝试着做生意。前面已经说过了，生意失败让我的处境举步维艰，甚至走投无路。莹被一个瞎混瞎吹的平面广告商骗去了北京，从此杳无音讯。从此，我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躯体和灵魂都不是原来的。可是，芳和琼都没见过我以前爱情饱满、踌躇满志的样子。

替别人搬家更使我体会到生活的动荡。我期望尽快结束动荡不安的生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哪怕只有一个安放得下画架的角落。有一天，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对一张沙发椅子产生了兴趣。那时候，我和几个同事待在搬家汽车的大货柜里，他们都累得睡着了，我盯着那张沙发椅子看，睡意朦胧间突然发现上面坐着一个人，一个身着古装的侍女。就像我在长春画的那种女人，微胖，圆脸，盛装，樱桃小嘴，眼神很忧郁。我怔了一下，完全醒了过来，本能地寻找画笔。她不正是我的模特莹吗？她正襟危坐，等待我的创作。黑暗闷热的货柜里一下子变得明亮。可是，除了杂乱的家具，什么也没有。

这些家具的主人是琼。是旧家具。她从西城区搬到东城区，就是现在的小区。我们搬家具进屋时，我察觉到了，她对这张沙发椅子流露出无处安置的嫌弃之色，我及时开玩笑说：“我想买这张沙发椅子。”那时的琼笑得很阳光，很妩媚，脸很白净，眼睛很清澈，嘴唇上下都很鲜红，像一个刚收获爱情的仕女。

“我一直在替这张椅子寻找新的主人。”琼说。

这张椅子最初的主人也不是琼。当初她从二手家具市场买回来的时候，也觉得它有一种说不出的特别，一坐上去，伤感的情绪便像夜色一样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不知不觉地让人泪流满面。她三番五次要扔掉它，又舍不得。她要为它找到相匹配的主人。

琼一下子看中了我。

我用一天的工钱便买下了这张沙发椅子，满心欢喜地把它扛回出租屋。从此以后，我对床慢慢失去兴趣，夜晚，我就坐在沙发椅子上，对着空荡荡的床发呆。是的，艺术家需要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发呆。更重要的是，我在努力地跟这张陌生的沙发椅子培养感情，彼此了解对方，喜欢上对方。当我跟椅子的感情与日俱增、无法分开的时候，芳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房间。坐在空荡荡的床上喜出望外地看着我说：“我妈说你是一个好人。”

“你妈是谁？”我惊讶地问。

芳告诉我，每晚露宿建政路工商银行屋檐下的老人就是她妈。

露宿是她的执念，是为了纪念芳的父亲。五年前，芳的父亲跟芳的母亲大吵一架后不辞而别，出走的时候，他没带任何东西，连工资卡也没带。芳的母亲以为他只是赌气出去一两天，可是，这个倔强的电影院退休美工竟然一去不返，五年了还没有归家。芳的母亲一直以为芳的父亲肯定是在城市的某一角落流浪，晚上露宿街头，因为自尊心特强的他不可能寄人篱下。于是，她也要在没有床和家具的街头过夜，以此表达她的懊悔和患难与共之意。父亲给芳留下了一套两居室，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子，很破旧了，一直要拆却迟迟没见动手，像被判了死缓的犯人。

“我妈说，你要嫁一个好人——像你爸一样好的人。”芳说。

我自认为通过努力可以做一个好人。于是，我和芳结婚了，像一个被人认领的孤儿，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一种陌生的生活。

我把属于我的唯一的家具——沙发椅子从出租屋里扛出来，一路往南走，穿过东葛路和鲤湾路，闪进孝贤小巷，拐进省电影公司宿舍区，就到了芳的家。

房子放满了旧家具，好不容易才找到安放我的沙发椅子的位置——卧室的一个墙角里。芳曾经劝我扔掉它，但我不同意。我觉得，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一件属于我的家具，就不能称之为自己的家。

结婚后，芳的母亲依然在建政路工商银行的屋檐下过夜，只有我结婚那天她才回了一次家，目的是告诉我，原来我睡觉的地方被一个新来的流浪汉占据了。她的意思是说，从此以后，我连露宿街头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要对她的女儿好一点，像一个好人那样照顾好家庭。

遵照芳的意见，婚后我辞掉了搬家公司的工作，她托关系把我安排到一家幼儿美术辅导班当教员。我教孩子们画河流、画海滩、画火车，画东北的雪和大森林，其实是在帮助孩子们孕育梦想。我的工作得到了家长和老板的认可，我也很高兴。芳突然发现了我的价值，认为我可以把事业做大，怂恿我暗地里招生，在家里开班，自己当老板。在她的张罗下，我招了五个学生，就在家里辅导。尽管家里很狭窄，但充满了朝气和希望。

我的女儿出生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婴儿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巨大空间。芳辞职在家带孩子。空余时间，我和她带着女儿经常去看她妈妈，给她带吃的和穿的。但显然她妈妈不希望我们去打扰她的生活，不久，我们再去看她时，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在那里露宿的流浪汉告诉我们，她已经搬走了。我们找遍全城的银行屋檐，也没有找到她。

也许是因为女儿多病，也许是因为母亲失踪，让芳的性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暴躁不安，经常当着学生的面对我无故责骂，导致的后果是，我的学生很快流失殆尽，我试图重新回到原来的辅导机构却被断然拒绝。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拮据而没有安全感，有一天傍晚，正在做饭，家里因为欠费停电了，我们翻箱倒柜，竟然连交电费的一百八十二块钱也凑不够。芳到物业管理处破口大骂。当得知停电不是他们干的，她依然不依不饶：“供电公司跟你们是一伙的，一个妈生的！欺负人！”骂完了，抱着女儿朝着陌生的行人哭。

南方的女人跟东北女人不一样，喜欢哭，她们肚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忧伤。

孝贤小巷并不十分狭窄，巷道两边有剃头匠、补鞋匠、针线女、刮痧师傅、修电动单车的在摆摊。有一天，我从家里搬出那张沙发椅子，放在补鞋匠和剃头匠之间，在椅子的旁边竖上一张硬纸皮做的广告牌：替人画像，每张二十元。只要有人坐到沙发椅子上，我就能给他们画一张满意的画像。可是，我突然发现，他们兴致勃勃地站在我的面前，但坐到椅子上去便慢慢变得深沉，继而露出悲伤的表情，我再三提醒也无法让他们恢复喜悦和甜美，因此所画的画像无一不满脸忧伤，仿佛刚刚丧亲，或将大难临头。而一离开椅子，他们便恢复常态，恍如刚从另一世界脱逃归来。

我的生意比剃头匠差一些，但每天也能画上三五张，两三天的收入刚好够给女儿买一罐奶粉。靠才华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自由，我觉得这才是我要的工作。

大约一年多之后，有一天，有人提醒芳，你的女儿可能是一个智障儿。因为别人同龄的孩子都能唱歌跳舞了，而我们的女儿还不会叫爸妈。芳对提醒她的人又是破口大骂，但她被震颤到了，跑到我的面前，大呼小叫。

“我要死了！”芳说，“如果女儿真的是智障，我宁愿去死，你也必须陪着我们一起去死。”

我正在替人画像，才画到一半，不得不放下手里的画笔，带着女儿去了省医科大看医生，得出的结论是智力发育障碍。芳的世界坍塌了，仿佛她的智力突然下降到跟女儿差不多的水平。她整天抱着女儿耐心地诱导她叫妈妈爸爸，但女儿只是盯着妈妈的脸，永远是一副惘然的表情。有时候，芳精神快崩溃了，对着女儿大呼小叫，最后，对着我大呼小叫。

尖叫声塞满了整个世界。我们的生活一团糟。

而此时，芳的父亲突然回到家里。

那天黄昏，一个胡子拉碴、浑身散发着臭味的老男人一言不发，一屁股坐到我的沙发椅子上。我请他坐得更端正一些，眉头更舒展一些……这样我才能画出令他满意的画。

“我不画像，我只是累了，想歇一会。”他说。

我也累了，我要收拾东西回家。

我扛着沙发椅子回家。进门时，竟然发现他跟随着我。

芳开门，惊叫一声：“爸。”

芳的父亲多年未回家，却若无其事似的，像今天早上出门，现在回来吃晚饭一样。对这些年到底去了哪里他避而不谈，只是惊奇地问芳：“你妈呢？”

从此以后，家里增加了一个人，变得异常拥挤，压迫感爆棚。

芳对父亲的意外回归既措手不及，又很不习惯。很快，芳与父亲的战争取代了一切矛盾冲突。芳总是责怪父亲让母亲患上了精神障碍，流浪街头，与那些品行良莠不齐的流浪汉为伍。哪怕不以此为由责骂父亲，芳还有其他理由将父亲骂得躲进卫生间里半天不敢出来。每次我以为他已经从下水道逃跑了的时候，他却失魂落魄地从卫生间里闪出来。如果女儿不在，他会问我：世界有什么变化吗？我说，没有。他既不表示失望，也不作出如释重负的样子。为了减轻空间狭窄带给我们的压抑，他总早出晚归，寻找芳的母亲。每天信心满满地出门，回来时像条失败的猎狗一样沮丧，还风卷残云地把一家四口的晚饭吃得所剩无几。这让我和芳都变得沮丧、尴尬又紧张。芳每天带着女儿外出寻医问药。我每天拼命吆喝，希望人们成群结队地请我画像。我需要钱。可是，情况刚好相反，找我画像的人越来越少，这城市的人不仅自己不需要画像，连给亲人画遗像的钱都省了。

有一天下午，阳光正好，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一下子就认出了那张沙发椅子：“噢，又见到你了，椅子！”

我也一下子认出了她。

是琼。

她比过去丰腴、成熟了许多。皮肤还是那么白，跟阳光一样白。

“这张椅子原来有这样的用处。”琼说，“我低估了它。我把它贱卖了，像当初贱卖我自己一样。”

我说：“它本来就属于画家。”

琼装出痛心的样子，抚摸着椅子叹息：它瘦了。坐它的人太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屁股！

我很认真地给她画像。那时候，她的表情很忧郁，看得出来，她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是的，我把她的神态和内心世界刻画出来了，栩栩如生，细致入微。她对画像很满意。

“你不属于街头。”琼说。

这是那些日子里我听到的最贴心的一句话，像当年莹对我说的那样：你不要跟人间烟火味靠得太近，会被熏死的。

后来，琼经常路过孝贤小巷，说是去办事，顺便来看我替别人画像。如果看见我闲坐着，她便坐到沙发椅子上，嫣然地笑，说：“再给我画一张，我给你钱。”

我需要钱。同时我习惯了等待。当琼从人头攒动的街角出现，我的内心便惊涛拍岸。凝望深渊久了，深渊必予以回望。琼就是我的深渊。画像的时候，我们经常四目相对，从开始的躲闪到后来的互相凝视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她太像莹了！越来越像。她的影子每时每刻都在孝贤巷游荡，在我的梦里扑打我，挥之不去。

有一段时间，没见到琼出现在孝贤巷，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我责骂我自己，不应该见异思迁，不应该有非分之想，不要滑向人迹罕至的深渊。

尤其是，在这个家一团糟的情况下。

芳看得出来，我开始对杂乱无章的生活，对没完没了的烦忧失去了耐心，其实，她也看出了我的无能。她经常指桑骂槐地嘲讽我一无是处。更甚的是，她竟然把女儿智障归咎于我把劣质颜料带回家里，还在家里画那些一钱不值的仕女，还在夜里，离开床，躲到沙发椅子上做梦，像一个梦游症患者。

我无法反驳。因为夜深人静的时候，无论那张椅子在哪里，我都能闻到它如涓涓流水般的呼唤。芳说，她总有一天会把那魔咒附体的椅子付之一炬。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琼来到了孝贤巷，对我说：“我想赎回我的椅子。”

我还来不及拒绝，她接着把嘴贴到我的耳边说：“把你一同赎走。”

我喜出望外，但装作十分为难和忧虑的样子，只是对她淡淡一笑。

“这里弥漫的连烟火味都说不上，简直就是咸臭味，没把你熏死已经是奇迹。你必须跟我离开这里，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

后来我才知道，此时的琼刚刚告别一段失败的婚姻。其实也不算婚姻，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嫁给那个男的。她只是一个属于黑夜的情人。那个男人只是在每个月的某个夜晚悄然潜入她的卧室，黎明前便匆匆离去。后来，三个月才来一次，最后干脆不来了，举家搬到了另一个城市，把她遗弃在此。

我以为琼跟我开玩笑，想不到她是认真的。第二天傍晚，她竟然出现在我的家里。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在屋里和芳谈话。芳的父亲坐在角落里抽着劣质烟。琼没有嫌屋子里复杂难闻的气味，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一身极为普通的打扮，显得朴实无华。

我正想开口说话，芳的父亲起来把我推出门：“那是两个女人的事情。”然后挽着我的手走下楼，沿着孝贤巷漫步。

“我也是画画的，你知道吗？”芳的父亲问我。

我知道，画电影海报的美工，说是提前退休，实质是下岗了。

“琼说得对，你不属于街头。”芳的父亲说，“芳的母亲也曾经对我说过‘你不属于街头’，可是，我一辈子只属于街头。我是街头的命。”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一路往北走，穿过东葛路、思贤路，到了建政路。经过工商银行的时候，我们朝着那儿的屋檐驻足而望。

“其实，这个屋檐我也露宿过，就在你和芳的母亲中间，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芳的父亲说。

我十分惊讶。那时候，在此屋檐下露宿的陌生人如走马灯一般，我没有在意，只是睡觉而已。

“我又要离开芳了。跟广阔的街头相比，家太窄太窒息了。”芳的父亲说。

我想问“是不是要去寻找芳的母亲”，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芳的父亲再次问我。

我摇摇头。

“你跟我不一样，你不应该只满足于做一个好人！”他公布了答案。

我依然不明白他说什么。我突然对所有的东西充满了疑虑。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疑虑都束手无策。

最终，是芳告诉了我答案。

琼向芳赎买那张沙发椅子，十万元。当然，必须赠送一件东西。

那件赠品便是我。

芳同意了。

关键是，我也同意了。只是我对买卖原则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芳想不到我也会同意。琼离开我家后，芳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了这笔还没有成交的生意。她再次征求我的意见，脸上充满了笑意。我读出了她的意图。我说：“只能这样了。”

我说的是真话。女儿治病需要一大笔钱。芳是知道的，她自称找到了最好的医生，但需要一笔数额巨大的费用。而琼的十万元简直是雪中送炭。

然而，芳一下子脸色大变，继而怒火中烧，要将手里的女儿当成炸药砸向我。如果不是她的父亲劝阻，将是一场不可收拾的冲突。

我是想离开这个家了。我需要孤独。莹早就警告过我：你不要待在人间烟火味太浓的地方，会被熏死的。

我对这笔买卖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不卖那张沙发椅子，也不能作为赠品。那张沙发椅子的产权必须永远是我的。这是作为一个画者最后的尊严。

在两个女人谈判的筹码里，这个要求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她们相视一笑，交易完成。协议不需要我签署，她们郑重地按上手模后就生效了。

芳迫不及待地驱逐我出门。她履约的态度坚决而彻底。我的一切都被清除。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被两个女人忽略了。在芳书写的历史里，将不会出现跟我有关的任何信息。离开芳的家前，芳的父亲把我送出门外，真诚地告诉我：“等你老了，老无所依，我，一个孤独可悲的老画匠向你推荐好的去处。”

他的脸上充满了诡异的笑意，看上去像凡·高的自画像。

我扛着那张沙发椅子，越过孝贤巷、鲤湾路、东葛路……

我是爱琼的。真的爱。当然，以前我也爱芳。还有长春的时候，我还爱莹。我都曾经爱着你们。琼，我进你的家门后的那些日子，我们如胶似漆，相见恨晚。每到傍晚，你坐在阳台的沙发椅子上，像一个宋代的仕女，忧郁地看着我。其实，你的内心是喜悦的、幸福的，对吗？

三年来，我在你的家里，你供我食宿，我心无旁骛地画画。我画了很多的画。我把它们送到M城的书画经营公司，但他们给我很低的价钱，伤了我的自尊心。我把画拿回来，宁愿将它们烧掉也不贱卖。是的，我宁愿贱卖我自己，也不贱卖我的画。琼鼓励我说：“你将来会让他们后悔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将来会后悔？琼不懂画。她只是崇拜书生。或者说，谈不上崇拜，她沉迷把一介书生握在手里的掌控感而已。每次以她为模特，画到最关键的时刻，她总是露出小市侩的浅薄来，让我大为扫兴。她以为我想到莹了，有不悦之色。确实，那一刻我真的无比怀念莹。

莹是真正的模特。原先她是长春歌舞团的一名演员，后来才成为广告公司和服装厂的模特。有一次，我在一家广告公司遇到她，被她的美貌和气质迷住了，像是我梦里见过的人。我盯着她看。她走过来，微笑着对我说：“我见过你。我看过你的画。”她是指迎北京奥运会时我画的一幅巨型宣传画，一个手执火炬的少女奔跑在长春的大街上。

“她有古典气质。”莹评价说，“像我。”

那个手执火炬的少女确实像她。可是，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见过她。我画的时候纯属凭空想象的。我以为，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应该像画中少女的样子。

后来，我快要把莹忘记的时候，她突然来到我的画室，一声不哼地看我的画，像一个专业的鉴赏师，看完后咧开牙齿对我笑。她的牙齿洁白整齐，像一朵朵盛开的百合花瓣。

“你给我画一幅画像吧。求你了。”莹恳求我。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她。我让她换上古代仕女的服饰，花了一个下午，其实天快黑了，我才把它画好。莹很满意，但她没有拿走。

“这是你的作品，我不能随便拿走。”莹说，“记住，你的作品离开你就会死亡。像鱼离不开水。你要把它们留在身边。”

莹每隔一段时间便来一次我的画室看她的画像，在画前端详半天，然后略带忧郁地离开。半年后，有一次，她站在自己的画像前哭了，把我吓坏了。

“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画家。”莹很严肃地对我说。

我受宠若惊。她离开后，二舅对我说：“她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忘记跟莹说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孩。”

可惜了，我一直没有对她说这句话，即使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我也没有说出来。

后来，我画的很多仕女都是以莹为模特的。倒霉的是，我的画没人问津，不是我画得不好，而是那时候莹的名声被人败坏了。在长春，关于她的传闻铺天盖地，她一度成为了“烂女人”的代名词。她失业了，无处可藏，整天在我的画室当我的模特。二舅对此颇有微词，担心莹影响了画室的名声。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莹，我爱她，就够了，去她妈的名声！

莹也是真爱我的。她是见过名利的人，所以对名利看得很透彻。

“名利就是狗屎，不值得你用最好的才华去追求。”莹说，“你才是世界上最好的画家。好好画你的画。”

然而，我开始考虑赚钱，因为莹是一条五颜六色的金鱼，我必须给她水和养分，尽管她信誓旦旦地说不需要物质，宁愿跟我过一辈子穷日子。可是，我不能让我们的爱情陷入贫困的险境，不顾莹的反对和劝告，我折腾各种生意，都失败了。最后，把二舅留给我的画室也赔了进去。东北沦陷了。

莹离开我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我一无所有，而是因为我不听她的劝告。但她没有生我的气，只是觉得我浪费了才华、消耗了元气太可惜了。

“你不能跟烟火味靠得太近。会熏死你的。”莹说的是对的。可是，当我重新回到画画时，已经找不到当初那种仰天俯地、畅快淋漓的感觉。

现在，一想到莹，后悔的雪便堆积如山。

月光如雪，犹如冬天洁白的东北。此刻没有了人间烟火，纯净得像情窦未开的仕女。无数仕女携着悲伤从天而降，为首的正是莹。我控制不住自己，突然号啕大哭，悲痛欲绝。

一个头发紊乱胡子拉碴的流浪汉从我跟前走过，驻足停留，咧嘴对着我笑。

“我很好笑吗？要不，你来试试？”

流浪汉不置可否。我站起来，哽咽着对流浪汉说：“你坐一下。”

流浪汉还在犹豫，我拉他，推他。他终于半推半就地坐到了沙发椅子上。我看着他表情的变化。开始时，他还在笑，过了一会，他的表情慢慢变得肃穆和忧伤。一阵风吹过来，他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最后轰一声对着万达城方向号啕大哭……

“你哭什么呀？”我问他。他没有回答我。哭得根本停不下来。

哭声引来了好奇的人。来的人越来越多。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我明白了，这个城市，看似安静祥和的夜晚，并非无懈可击，只要有哭声，总会引出一些人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不断有不明真相的人问。

我说：“没有什么，这是一张忧伤之椅，无论谁，只要有忧伤，坐上去便会失声痛哭。”

他们不相信。我让流浪汉站起来，让出位置，让另一个人坐上去。

流浪汉不愿意让座。我拉扯他。他瞪了我一眼。

“我坐到了狗屎。”流浪汉站起来，嘟哝道。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个流浪汉不是芳的父亲吗？他右边嘴角有一道明亮的疤痕，在月光下闪烁。待我再欲印证，他已经钻出人群扬长而去。

取代流浪汉坐上去的是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她才坐上去，便掩脸而哭，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诉说她悲苦的一生。

不信邪的是一个强壮的男人，他把肥胖女人揪起来，自己坐上去。他坐了好一会儿，我们以为椅子会失效了。我劝他让座之时，他竟然像山洪暴发一般痛哭起来，捶胸顿足地说他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他完全崩溃了。我从没见过一个男人能哭成那样。我真希望芳和琼都亲眼目睹这一时刻，不为了什么，只为了见证一张椅子的神奇。

围着椅子的人越来越多了，都是陌生的脸孔。他们彼此也陌生。午夜里哪来那么多的人？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少陌生人？

好像是，他们刚刚走过了很长的路，累了，争先恐后地要坐到那张椅子上去。我被他们挤到了外面，要重新挤进去几乎已经不可能。我又一次被驱逐了。

我心里很清楚，那张椅子已经不再属于我。我的泪水已经干了，忘记了刚才有多伤感，但椅子上传过来的哭声越来越忧伤……

这一切增加了我的后悔，乃至恐惧，我赶紧离开，趁他们不注意，匆匆遁入夜色里。

朱山坡，作家，现居南宁。主要著作有《风暴预警期》《蛋镇电影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