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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从华师大到清华,一位作家的跋涉
来源:新民晚报 | 张英  2020年10月12日08:48
关键词:格非

格非

格非作品

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格非早期的三部长篇代表作《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始终是理解和阅读格非的重要作品。上月,这三部作品全新重版,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回望格非的创作历程,也许会给人带来新的思考。

2000年末,格非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多年的华东师范大学,离开上海调到北京,到清华大学任教,转眼十年过去了。现在他的办公室,位于清华大学西南角的胜因院,古朴的尖顶红砖小楼,绿化很好,门口种了丁香和牡丹。茅盾文学奖得主,与余华、苏童齐名的先锋文学大家,如今,教书育人变成了主业,作家,则成了格非的“业余”身份,“现在,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教师,写作这件事情是业余的工作,想写就写,安安静静地教教书,打发掉一生,也挺好。”

话虽如此,写作这条路,格非从未放弃。

1 难忘华师大文学往事

1994年,我大学毕业,到上海复旦读书期间,因为华师大“夏雨诗社”的田健东和缪克构,认识了正在华师大任教的格非和评论家杨杨。

那会,格非正在写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好友胡河清的自杀,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打击。很多现实生活的痕迹,包括更早一些时候知识分子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成为了这部小说重要的组成背景。因为家属在北京,一个人在上海,他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白天上课,晚上写作。其他时间里,也会接待不少学生和我们这样的文学青年的登门造访。在格非的作品里,他共发表长篇小说有8部,近50篇中短篇小说里,绝大部分写于上海。在上海求学的20年,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

格非在很多场合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华东师大和中文系,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格非一生的教育背景和写作起点。

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等老一辈大学者还在课堂上,王晓明、李劼等中青年学者正在成长崛起。当时的系主任徐中玉,很支持学生从事文学创作,本科生毕业可以不写论文,用小说代替。这华东师大的校园文学创作氛围非常浓厚,学生们都做起了“作家梦”。

据同学回忆,“格非那时个子不高,肩膀宽厚,骨骼粗壮,脑袋显得较大。因为性格的原因,他不爱说话,喜欢打篮球,童年留给他很多思索、很多疑问,自然也就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这或许注定写作是他最好的选择。”

格非还记得,施蛰存给本科生们讲《项羽本纪》,许杰、徐中玉、钱谷融让学生觉得“好像是在和现代文学史中走出来的人物相遇,既遥远,又切近”。师范院校格外重视古代文学和古汉语基础,老师们教得认真,学生们学得起劲。格非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古代文学考试考到八十八分。古典文学的厚实功底,就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

令他印象深刻,还有王智量讲授的俄苏文学,一半时间由老师讲授,一半由学生分析文本做课堂报告,让他们在本科阶段就学会了怎样研究小说。

华东师大文史楼103的通宵教室,每到后半夜,就会聚集一大批写小说的人。学生们在文史楼走廊里办壁报,不仅吸引了学生、教师看,也引来校外的文学爱好者和报社的记者。当年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也有一些文学创作社团,而社团往往有自己的油印刊物,这便是他们最初的发表途径。除了“夏雨诗社”之外,格非在大三那一年发起成立“散花社”,主要刊发散文和小说作品。主编是姚霏,格非是副主编。这些社团除了给学生们提供发表文学作品的途径之外,也不定期组织作品研讨会。

格非大学时的辅导员徐海鹰,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中有格非和同学七八个人,每次的小组活动就是讨论作品,或者请一些上海作协的作家,来给他们讲课、交流。格非至今还记得王小鹰,反复跟他谈及的关于小说细节的问题,和对他“这个小鬼很不错”的夸赞。

此外,当时的华师大作家群,赵丽宏、孙颙、陈丹燕,宋琳经常回学校,传经送宝,评论家李劼更是文学的中心,马原经常找李劼,还和格非成为好朋友。余华来上海改稿,也会在华东师大借宿,找来程永新、吴亮、孙甘露聚会长谈。

1985年,格非毕业,打算去江苏文联搞写作,为此放弃了直推研究生的名额。就在分配前夕,因为一个留校的女生去了国务院侨办工作,留校工作的名额空出来,给了格非。格非从此留在华东师大工作,担任新生辅导员。

也是在这一年,格非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的发表,为格非赢得了在1986年参加中国作协青岛笔会的机会。格非第一次参加文学笔会,结识了同行北村、迟子建,也认识了当时走红的牛汉、北岛、多多、徐星,从而树立了写作上的自信。

2 转向传统文化中寻找滋养

留校任教以后,格非的单身宿舍,成为了先锋派文学的大本营,“像吸铁石一般吸引各地小说家前来。马原、余华、苏童、北村、程永新和上海社科院的吴洪森,几乎是三天两头往华东师大跑”。同事李劼是评论家,当时已经走红出名了。在格非和妻子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李劼把评论家李陀、史铁生和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朱伟介绍给了格非。在1987年至1989年的暑假,格非在北京,经常和朱伟讨论小说的结构,听古典音乐,或者和余华在朱伟家看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等现代主义的影片。大学、读书和文学圈子构成了格非最重要的文学资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事件,也影响了华师大的文学氛围。朋友们的离去给格非很大刺激,人生的无常和虚无感也越来越强烈。他后来的小说《欲望的旗帜》《沉默》《蒙娜丽莎的微笑》《春尽江南》,都在回望他亲历的那个八十年代的文学岁月,试图留下一些有关那个时代的记忆。

“杨庆祥把80年代定义为是一个浪漫主义时期,我觉得说得非常准确,持续了不到十年,那个时代很快就结束了。伴随着现代主义的这样一个探索的终结,这个过程当中,余华、苏童等等转向一个新的写作方式。没有怎么转的就是北村、孙甘露和我,我们几个舍不得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但最后事实证明,不转变是不行的。同时,我对现代主义这种方式也开始怀疑。”

老友胡河清在去世之前对格非说:“你们这批作家,整个中华史的底子太薄,如果你们不从现在开始,重新认真读中国的经典,你们走不远。”这番话对格非的刺激非常大。

1997年,格非以同等学历方式考取了钱谷融的博士研究生。1998年,格非博士还在读,靠着《小说面面观》,被评为教授。“我从35岁开始思考,小说不一定要按照西方的路子,一条道走下去。在跟随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后,我阅读大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带给我无比丰厚的滋养”。那几年,大量的阅读与学术研究,为他的写作方式的调整、《江南三部曲》的孕育和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用文字构筑超越性的力量

2000年末,格非转去北京主要是为家庭团聚。妻子是北京人,大学毕业后就回了北京工作,照顾父母。格非留在上海任教,夫妻分居两地,只能暑假寒假和节假日相会。等到博士毕业,儿子出生后,格非必须要承担起责任。

格非在挑选工作单位时,得到了王元化先生的帮助。“那时我对北京完全不了解,后来我去看望王元化先生,他的童年在清华园度过,对清华是很有感情的。王先生有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应该去不那么热闹的地方,清华就是这样的地方。’王先生推荐我到清华来。”

转眼,格非在清华一呆20年,现在除了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外,格非还坚持给本科生上大课,他担纲的课程有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深得学生们的喜爱。“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年轻人浮躁,很多东西不理解,我觉得这是教师方法不对。如果找到一种好的教学方法,他们是可以理解最艰深的文学作品的。我遇到的学生连最难读的乔伊斯的作品,也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内涵,他们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1985年担任教师到今天,几十年的教师生涯,格非没有一天迟到。

我在教室里听过格非的授课,格非的语速很慢,用词表达直白感性,很少用专业术语,学生可以随时打断他的话,对授课内容进行提问和讨论。格非的课程很少进行考试,“课堂考试怎么能考出一个人的水平?很难。我基本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交论文。”格非带博士和硕士生,继承了自己当年华师大的博士生导师钱谷融的传统。

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到清华大学工作,格非有很长一段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阅读中国传统的古籍经典,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小说叙述面面观》《说叙事研究》《卡夫卡的钟摆》等。格非不写小说多年,小说来找格非了。2003年,格非接受法国蓝色海岸协会邀请,参加一个写作项目,住在一个修道院里,时间为期半年。修道院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交界的一个半山腰上,只有一个老头看护。格非和一个比利时及一个俄罗斯作家,天天自己买菜做饭。修道院远离小镇和村庄,每到夜晚,万籁俱静,星光灿烂。“我苦闷到什么程度呢,人要疯掉的感觉,甚至有点担心我连说话都忘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说中文。修道院在山上,每天坐在那个台阶上,山下面有一条河,河水清澈像翡翠一样,河里面全是乱石,一到晚上水的声音特别大。”

在那些日子里,格非心里十几年前的一个小说构思,突然浮现成型了,三个组合式的长篇小说,后以“人面桃花三部曲”结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最后定名“江南三部曲”再版。“江南三部曲”让格非在多年以后找回了写作的感觉,也让他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近期格非最新的作品是《月落荒寺》,曾当选2019年度十大文学好书之首。但他最触动我的小说,是上一部作品《望春风》。格非用小说的笔法,书写他生长的故乡,几十年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乡土的变迁,给他亲历的故乡生活立传。“我们在读艾略特《荒原》的时候,往往注意到那被遗弃土地的荒芜,而忽略掉作品真正的主题:期望大地复苏。同样,鲁迅在寂寞和忧愤之中,也通过《好的故事》暗示了同样的希望。我们把文学称为一种超越性的力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格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