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丑乙 谁造出东西来比泥水匠、船匠或是木匠更坚固？

小丑甲 嗯，你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让你下工。

小丑乙 呃，现在我知道了。

小丑甲 说吧。

小丑乙 真的，我可回答不出来。

（哈姆莱特及霍拉旭上，立远处。）

小丑甲 别尽绞你的脑汁了，懒驴子是打死也走不快的；下回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对他说，“掘坟的人”，因为他造的房子是可以一直住到世界末日的。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庚子年要做治疗伤痕的药，文学好像还并不算管用。然而我们要问：小说家造出的小说至少能成为住到让人世界末日的房子吗？就像是《三体》结尾，宇宙大坍缩，程心和关一帆在时间真空中透过超膜观看世界末日，消逝的宇宙播放到地球时，泪水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最终决定走出真空，将小宇宙退还给大宇宙，让宇宙完整归零。弋舟在新作《庚子故事集》中对降临在2020年的灾难中生活作出了个人的反思，他的反思并不是书写大规模死灭的悲苦剧，而是一如既往钻进了日常生活的幽昧律之中。

《庚子故事集》收录了2019年底开始的5部短篇，每一篇都多少沾了苦难的底色。《核桃树下金银花》中，胖女孩一家成了汶川大地震的死难者；《鼠辈》里，北京刚刚出现了两例鼠疫感染者；《人类的算法》中，刘宁在记忆里连续经历了几次背叛；《掩面时分》与《羊群过境》的故事都发生在疫情中，前作中的两位对话者为了同一个神秘男子付出身体代价，后一部中“我”从父亲的苛刻教育中隐约找到了自己婚姻失败的根源。我认为，弋舟通过5种生活困境，呈示出的是同一种精神状况（而不是生活状况），疫情的特殊背景只是为这种精神状况提供了若干次写作的动机，困难的并不是如何与他人共同生活，而是如何思考他人竟然在与自己共同生活这件事。《庚子故事集》反映出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反噬，不是主体间的间性，而是主体内部出现了间性。可以说，当你凝视自我的时候，自我也在凝视着你。

《核桃树下金银花》之所以有产生“温暖”的感觉，恰恰是因为这种心灵的焦灼还没有熊熊燃烧。这种情况是比较特别的，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不会在过渡带上停留太久。小说中“我”已然是一个“失败的胖子”，却要欺负瘦成纸片的张桓，抢走他的三轮车送快递，就好像欺负一个瘦子就是反抗一个因为你胖就让你变成失败者的世界。在“我”这里，那个世界就是高考，作为超我的高考。如此考虑，这一段看似无意义的文字就有了意义：“铁马在不自觉地往玉林街方向跑。这点起初我是没有意识的，我只是被莫名的力量所驱使。回头想想，这事儿其实好懂：老马识途，一旦你跨上了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你的路线与目标便已经被圈定。”三轮车成了本我的载具，载着“我”走向一段未知的命运。关于胖女孩的描绘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剩下的只是死亡。然而那个胖女孩是在最迷茫的时间里，对“我”温柔以待的人，我们共享着失败者的轮廓，也就是说，共享着“我”对我们的设定。当“我”做了成功的网络作家时，失败者的形象已经不再攀附在“我”的身上，只有一个胖子在寻找另一个胖子，一个物理属性寻找另一个物理属性。最后“我”想起十七岁的某天，在玉林路的某个巷子里迷了路，他有一个要寻找的目标：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他找到，他抵达，他的自我开始延宕。让《鼠辈》紧接在《核桃树下金银花》之后，既是由于时间上的不可违逆，又有些结集上的巧妙。小说开头，“他的另一半走了，于是，他迅速地膨胀起来。这其实不难理解，他变成了一个胖子。”让人误以为是《核桃树下金银花》的延续，但其实这里的“他”从人类变成了啮齿动物——一只仓鼠。故事本身是简单的，爱、被爱、分离、谎言，仓鼠不过是一只被留下的信物。心理胜乎叙述，多处发生都似乎只是叙述者内心的想象，她若只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倒也说得通，留给“我”的那只爱的动物，或许正是“我”自己，当它在暮色中消失时，不过是在一个“炫灿”黄昏中自我怅然若失的解脱。《羊群过境》的状态与此类似，且结尾都有卒章显志的动物寓言意味：

我在“那栋咖啡色的新楼”外又站了很久，直到它在暮色四合中露出“炫灿”的端倪。我重新走上台阶，把手里的鼠笼放在大理石的地面上。我打开了笼子，雪糕无动于衷地趴着，我只好倾斜笼身，协助它滚了出去，看着它迟疑、徘徊，向我投来质询的目光，最终敏捷地冲进了大楼，一溜烟消失在前厅辉煌的光晕之中。……在所有或骤或缓的盛衰荣辱的时代里，都市总会并存着多重的族类，对于某些接了班尔或者落单了的家伙而言，还有另外的一支队列可资藏身，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鼠辈。

——《鼠辈》

春夜的风是软的，我在黑暗的天空爬行。爬过十五六米之后，没准，我就能焕然一新，成为一个真正刚健的人。……那如同一个巨大负数一般空洞的前方，那像皮子被鞣制过了一半的锈色天空，开始泛出沉着的普蓝，在那普蓝色的天边，苍穹之下，高原的地平线上正有滚滚的羊群无声地越境而来。

——《羊群过境》

家庭与职业的双重危机如同华山的百尺峡，父亲的教导给予我“懦弱的强音”，咆哮着让我打败恐惧。《羊群过境》的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历史的怯懦的“我”与现实的涣散的“我”，后一个的问题比前一个要更加切肤，因为此刻的“我”既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父亲。父亲把离婚看得很轻，“我”却看得比较重，所以也同时要求他把给母亲扫墓的事看得如我一般重些。但以轻的方式处理重，正是弋舟整部小说集的方法。恋情，无论是《核桃树下金银花》的青春懵懂、《鼠辈》的无疾而终、《人类的算法》《掩面时分》的不可告人，还是《羊群过境》父亲的迟到的美好，都不可能与死亡的巨大相比。然而死亡亦一过程，分合亦一过程，且死亡只是在自我之内的混沌，而恋情却把自我一分为二，用间性的轻承载主体的重，这也是本集中诸小说的主题背后的主题。

《人类的算法》在整部小说集中是最小说化的小说，也就是说，心理和情感活动较少，至少要在人物的行动中逐个显示出来。在爱情中充满了背叛：刘宁被马龙背叛、刘宁背叛马龙、朱颖和孔一亮背叛刘宁、朱颖和齐安生背叛孔一亮、谭展背叛刘宁，而一切背叛似乎不过是印证了标题本身所提示的：按照人类的算法，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只能在这个极限内才能有效地回应他人。而谭展的微博，永远只有150个关注。

“这没什么问题，”他说，“人并不需要，也没有可能拥有太多朋友。”

通过比例和数字来认识自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或许会带来“爱比死更冷”的猜测，也可能带来新的希望，所需要的是一次情感的回归，比如回归到亲情。在《人类的算法》里作者就是这样做的，引起整个故事的是女儿马琳不打招呼就穿上了自己曾经封存的三件衣服，也打开了刘宁封存的那段记忆。然而小说并没有终结于对那段记忆的羞愧感，而是将算法逆转，把女儿当做自己生活的全部。

她仅仅地将这五岁的女童搂住，不是150，不是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她是百分之百的无数的自己搂在了怀里。

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次涌上我们的心头。观察的重点永远不在于他人如何成为他人，而是如何通过他人来成为自己。刘宁通过女儿找回了自己，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她感到自己的意志一天天变得坚定，仿佛另辟蹊径，在通往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找准了自己的步子。”这种找到目标的状态也出现在《核桃树下金银花》中，寻找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的胖子终于把快递送到了目的地，而投递这件包裹本来也不是他的工作。或许《庚子故事集》提供的是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答案：一场灾难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死亡，而是无法帮助到他人的虚无。个人幸福，也只有在共同生活之中，才有实现的可能。

 

（丛子钰：《文艺报》记者，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南方文坛》《当代文坛》《上海文化》等，译著《最低限度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