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谈，是弋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处于困境中的人物，往往借助与他人的交谈，开启回忆之旅，进行自我救赎。《所有路的尽头》中画家刘晓东与酒吧老板及老板娘、邢志平等人的谈话顺次出现，对谈是询唤死亡真相的过程；《随园》里杨洁失去乳房的羞愧，被地铁里对面一个浓妆艳抹的五十多岁的女人击碎，促使她重返随园。对谈，试图将人物从孤独闭锁的精神困境中暂时抽离，提供彼此交锋和质询的可能，不仅充当了小说的叙事动力，也是塑造弋舟式思绪型而非行动型人物的重要方式。

《庚子故事集》是一部对谈集。

《鼠辈》起笔于酒桌的对谈，展开了两个人的交往始末；《人类的算法》以母女的车内聊天开场，按下记忆启动键；《核桃树下金银花》《掩面时分》分别叙述了两个胖子、两个女人的交谈；《羊群过境》中父子二人多次交流却又浅尝辄止。弋舟笔下的“对谈”，不是众声喧哗的热闹场景，而是平静的说话，即使老贾在酒桌游走打诨，但清晰可辨的是“我”和麦吉的一问一答（《鼠辈》）；不以语言的绵密和精巧凸显，而处处俭省留白，被同一个男人捕获的谜底在两个女人的对话中并未完全展现（《掩面时分》）；没有冲突和驳诘的意味，更像是自言自语，“我”口若悬河的出游计划被父亲一句“羊肉好”轻巧化解（《羊群过境》）。对谈的两个声音不仅没有产生多声部的音效，反而编织进一条音轨中，看似同时登场却发出了一样的独白：孤独，同时代的人深陷命定的无力感，不同代际的母女父子也共享着萎顿的宿命。

和《丙申故事集》与过去对话的中年困境表达、《丁酉故事集》与身体感官对话的未来叙事和致幻效果相比，《庚子故事集》的“孤独”困境缺少可感知的语境、“救赎”的挣扎也变得乏力。

小说朝向当下书写，试图处理沉重肉身下的轻盈和诗意，但几乎剥离了孤独产生的各种“生活”原因而让人物直陈心声，被观念驱使的人物显得如此之“轻”：送快递的胖子让人感觉不到他的重量，也不像被人欺负的失败者，一百九十三斤、一百七十三斤、一百二十斤的数字变化并没有带来观感的冲击；一个不断召唤和驱离伴侣的“仓鼠”、一个试图与仓鼠共情的男人，也难以承载“鼠辈”的自我体认；独属于庚子的“鼠疫”“疫情”“口罩”“封闭三个月”在小说中作为零星的点缀；“规定性事态”“没什么可说的，就得”“孤注一掷气息的孤单”“人类的算法”“数字矩阵”“世界给你的选项原来就是没得选”“自然”……命定的无力感不断复现，这声音如此强大又如此抽象。人物好像披上了不同的外衣，但面孔模糊不清；确乎在交谈，却发出《自序》中作者静夜絮语般的独白。这种声音，在《丙申》《丁酉》中能辨认出挣扎的呼叫和救赎的悸动，在《庚子》里变得越来越微弱：对真相的质询不再强烈，因为已经看透了人生的真谛；对生活庸常的拨弄也显得更加适从，屈从于命运的编排——“提前学会认怂”（《核桃树下金银花》）。那种在《丙申》中感动我们的羞怯、在《丁酉》中体察到的感官的复活、那种于生活中挣扎的痛苦和欢欣、那种体验孤独的过程，在《庚子》中比较稀薄。

这种稀薄，是弋舟观念式写作带来的弊病。孤独，从一种个人体验发展为时代病症的代表，最终落脚为先验的存在的本质，对“刘晓东们”而言有一个深化的过程。《等深》中，这一代人需要依靠一个孩子得以拯救；《而黑夜已至》中，这一代人的罪与罚只有自己默默咀嚼；《所有路的尽头》中，这一代人从“时代病症”中体认到的是属于人的“孤独”。失去了所有的富人邢志平，才明白他们的结局，并达至形上层面对人生本质的窥破——一无所有，孤独。个人——时代——命运的三位一体，使弋舟的成长叙事敞开了深广的意义面向：不仅在于个人与时代的互动中，以侦探的角色询唤现实的真相，对耻感、罪感的自觉领受体现了作为承担者的自省；还在于反复言说的是，人在成长中的焦虑、忧郁、痛苦、挣扎和选择，正是这个意义上，被物欲化和均质化的符号重塑为情感化和复杂化的人；更在于真正堪破时代宿命般的悲剧后，破灭和孤独感对人的终极拷问，它超越于这个时代，也不能为这一代人所共享。

这种“孤独”的体验过程，使得弋舟的写作从70后的代际书写中走了出来，真正具有了击中人心的力量。而到了《庚子》，“孤独”简化为作者的写作观念支配了小说的叙事，故事的展开脱离了具体的体验过程，人物的塑造缺少了生活的质感，对谈变成了独白、写作就有了危险。因为观念性的独白，意味着对外在环境的迟钝、对人际关系的隔膜、对身体感官的隔绝、对个人观念的过度流连和盘桓，假定了世界演绎的法则和被感知的方式。更进一步说，体悟到“孤独”抑或其他什么，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如何体悟到和体悟之后如何自处，小说的任务是如何带着读者去感受去判断。《庚子》的问题即在于纯然从观念出发，缺少感知人物的语境、体悟困境的过程，孤独的独白更抽象也更失真。

“这样依靠观念的写作、寓言性、精神符号，容易陷入虚无，需要植入当下性与历史意识来缓解写作危机与生命困惑”（李雪《被重写的故事与被植入的历史》）。对弋舟观念性的写作而言，后“刘晓东”时代的书写要实现突破，独白形成对话、达成复调的效果，有“史”和“诗”的实践可能。“刘晓东们”不断成长的叙事，让小说具有“史”的质感：个人成长史、70年代成长史，抑或当代病症。在庸常的生活细节、亮万的把戏招数、人与人的逐步理解体谅中，《出警》一声“孤独”的喟叹，具有穿透老中青三代、道破人生隐秘的振聋发聩的力量。《随园》兼具史和诗的效果。杨洁是另一个“刘晓东”式的人物，重访随园展开的是一个（70后）女人的（当代）成长史，而隐在祁连雪山中的随园，记忆的还乡、历史的互文、世外桃源的隐喻，小说生成接续文化隐脉的诗性。另一种诗意的可能，来自于敞开身体的修辞、进行感官的对话。感官的打开，不仅是肉体的陈列，而是掺杂着个人体验、融合了肉体与精神的修辞术。《势不可挡》里，2027年的“无用者”们被粗粝的女鞋匠重新唤起了欲念。因丈夫夜晚厮混带来的嫉妒和性欲勃发产生的温暖、渴望、焦虑与孤独等情绪，如同古希腊神话中阿多尼斯的复活，驱使人物敞开身体的官能、激活情感的互动，实现生活痛感的再感知。《会游泳的溺水者》对色彩的敏锐捕捉，带来触觉、听觉、嗅觉、味觉、视觉等混杂，感官的交错与臆症的癫狂，使小说闪耀着“炫灿”的诗性。独语的自白中，感官身体的打通塑造了另一个非常态和异质性的“我”，不仅让小说产生了多声部音效，也开启了接续鲁迅式、施蛰存式、莫言式感官表达的可能。

岁在庚子，钟声准点响起，世界又开始川流不息。对生活的探寻中，依然期待“刘晓东”们继续成长，期待弋舟保持“凡心已炽”，用“天上的眼睛”窥破“隐疾”，敞开“身体的修辞”，吹奏多声部的“发声笛”。

（黄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