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以赛亚书53：6

 

1986年底，金马奖在台北揭晓。最佳剧情片颁给《恐怖分子》，吴宇森凭《英雄本色》摘取最佳导演奖，《最爱》让张艾嘉成为了最佳女主角。那年，《张三的歌》获最佳原创歌曲提名，这支歌后来被多次翻唱，齐秦、蔡琴的版本最为流传，曲调些微哀伤，歌词里却闪烁明亮，走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能哼出其中几句：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父亲”在卫生间冲澡时哼唱的便是这首了。“父亲”是弋舟短篇小说《羊群过境》中的父亲，这一短篇收录于“纪年”小说集《庚子故事集》 中，出版于2020年。故事里，“父亲”在2020年春天唱起这支歌，却拒绝了儿子带他去“那遥远地方”（故事中并不遥远）“看一看”与“望一望”的心意，最粗略地勾勒情节，《羊群过境》是在这一叙事动力中展开的。这里两次提及“2020年”，是我的故意，因为这故事与其说是“讲述”，不如说是“照录”，作者以虚构“忠实”地“记录”着21世纪20年代第一个春天，某个家庭，一座城市，乃至这个世界都可能正在发生的事。

人正在被看得见与看不见之事物束缚，缚于狭窄空间和逼仄心间，人要挣脱，左奔右突。人类似乎还走着、跑着、随大势朝某个方向移动着，但具体的人却似乎都在迷途中。如羊群中被裹挟的某只，复制它的脚迹势必构成滚滚的态势，但脚该往哪里伸去，羊是无知的。

“羊群”是这个短篇最为直接的隐喻，它来自对现实的“征用”，或者说，整个故事都建筑在我们切身的现实之上，它发生在疫情肆虐之时一个家庭的内部，弋舟如此“照录”使时间空间均呈现压迫之感，但整部小说最终的抵达却异常开阔。这也许与文本中不时召唤一种滚滚而来的情景有关，又或者，这是弋舟一贯的长项，在个人的具体境遇里，讲出人类的某种命运。

四十岁的“我”“不做儿子已经许多年”，这么说，是因为面对一个日渐衰老的父亲，“我”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类似“年富力强”的心理优势。尽管刚结束婚姻，但一份体面的工作还能补给“我”掌控生活和命运的“光明感”。年前来看望父亲，带着类似“救济”的心情，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世界也打乱了“我”的阵脚，“我”成为“寄人篱下”的“儿子”，在日日“围困”中体验对生活的把握如漏中之沙寸寸遗失，“大世界”与“小世界”在双重失控。为了突围现实的狭促与心理上的困兽之感，也为找回对生活的某种把握，“我”决定带父亲旅行，去甘南，看羊群，吃羊肉。“羊群过境”是个起因，“我”所见羊群是作者所见亦是读者所见，三束来自不同时空的目光第一次在“羊群”身上汇合了。

二月底三月初那几天，朋友圈里忽然出现了浩浩荡荡羊群过境的视频，看群羊跋山涉水自远方赶来，那真是艰难日子里珍贵的轻松时刻。视频里说那是蒙古国的捐赠，看样子，羊群已经在路上了。读小说时，自然想起那群羊滚滚而来的盛景，可当我想重新看看这过境羊群时，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

那只是我们一次集体的幻觉。

只需稍加分辨就会明白，迁徙于朋友圈的滚滚羊群是一次错位，我们所见，是过往的位移，是对未来的想象。羊群还没有来，但“我”和我们一样，在那一刻被某种预支的欢乐温暖了。但一篇小说已借助这场“虚构”的过境，完成了一个人从“破损的我”向“刚健的我”的迁徙。

尽管是一场虚构的“欢乐”，它亦布满隐喻的纹路。

在世界暂时停摆的具体时刻，无用之感徒增，闭塞和无望里，我们太需要一些温柔的指望了。疫情、困难是滚滚而来的，那么一种温和的希望也是。

当一只只具体的羊构成滚滚羊群，它们便共享了某种无端的秩序。一种规模以不可预料的队形移动，齐整、茫茫却又一无所知（或是带着神的旨意）地奔赴，但当我们直视羊群中具体的一只，就会发现它欢脱而无目的，是被裹挟于势流之中的，或者说，每一只具体的羊都在当下找路。

但目睹它们的我们知道，那些迷迷撞撞之后，还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和“献祭”有关，和它们自身的死亡有关。所以，当“集体的无目的欢脱”和“与死亡有关的奔赴”发生联系时，“羊群”便成为了隐喻。我们在目睹，在获得上帝视角之后目睹着它们也几乎同时目睹着我们自己。

困境中的个体不正是迷途之羊吗？目睹一只羊过境，踽踽独行，奔赴某个已知的死亡，观者会悲伤，可当成千上万只羊构成一种滚滚态势，观望的心情里就会有“欢喜”出现，这有些吊诡，不是吗？

现实里三万只羊终将走向中国人的胃，它们“过境”而来，带着“献祭”的意味。它们翻山越岭一无所知，完成的不过是人类的意志，羊的“无知”与“死亡”被巨大的反差勾连，这是母题和原型，《圣经》里早已讲述。那么，用另一种路径简述这个短篇，或许也可描述为：“一只羊”以自知的越境克服自我。当“我”在故事的结尾如一只孤羊完成独自的“越境”时，“我”看到的，是远处群羊滚滚而来，神启一般。羊的“献祭”与“救赎”在《羊群过境》中，完成了从“现实”向“虚构”的一次让渡。

疫情突然爆发，父亲能够从容地继续生活，前妻和儿子也安然于一种稳定的结构中，但“我”却与这个世界拧着了，“我”面对生活那种信誓旦旦的掌控力，一下被揭穿。在车的方向盘上，在带父亲出行的计划里，在对儿子的模拟教育中，“我”试图重新确认对生活的“把握”，但它们无一完成。失控的心理恐惧唤起了具体的生理恐惧：恐高。儿时父亲带“我”爬华山，过百尺峡来回的恐惧记忆甚至让“我”后来定义了恐惧在内心的交响：“懦弱的强音”——“当懦弱的强度成为了与勇敢混淆难辨的强音时，恐惧便成了一股歇斯底里般的眩晕。”后来，“我”亦将这样的勇气试炼安排给儿子，从一个承受者转变为施加者。懦弱、无知、恐惧，勇气、克服、超越，当这些凌空的词语和“经历高度”这一事实发生联结，词语终于回到具体的自己。而故事的最后，“我”亦回到“我”，不再是“儿子”也无需做“父亲”，当“我”退回为单独的个体面对绝对恐惧时，羊群出现，远方的羊群带着救赎的心意滚滚而来。

“我”为什么一定要克服空中的这一段距离呢？又或者，作者为什么一定要直面这段人类还未跨越的困境呢？

当“我”看见羊群，也才初次看见作为“孤羊”的自己，看见单独的，正在越过生命“边境”的自己。“我”起意要带父亲去甘南，亦是要越过当时当刻的那个“境”，只有越过，才能完成，才能重获“把握感”。故事结尾，“我”必须爬过空中的十几米，才能完成“我”的越境。后撤一步看，《羊群过境》依然埋伏着弋舟的一种叙事惯性，他在“用人对地域的出离以超越旧我来讲述成长” 。“把握”或许从来是妄念，但人要活得“刚健”，不正是要在不可把握中寻找把握的动力，在失控中摸索确定感吗？羊找路，小提琴找音准，严酷时日父亲洗澡时在哼唱里找日常，周遭失控，人对自我之确认与寻找，愈显紧要。

《羊群过境》所以动人，大概还与其中弥散着一种“周游”的力有关。这“力”如“太极”，“我”希望父亲听从安排，而父亲自有安排，在一种看不见的力两相推挡间，“我”这只“孤羊”看见了自己的脆弱，看见了生活的本相，并终于看见“羊群”在暗夜春风中呈现出的安慰幻象，在“力”的流动中，“我”感受着一种刚健的人格自身体内部诞生。

重读时，我将小说最后一幕——“一个恐高症患者在天台空中爬行十五六米”重新理解为生命勇气的试炼。小说里安排着两处呼应，父亲曾要求“我”，“我”曾要求儿子去克服“自然”中山的高度，这是两位父亲对两个儿子“成人礼”似的仪式教育，但当“我”独自地面对着“我”，“我”既非父亲也非儿子时，“我”用一种别扭的方式逼迫自己去克服一个“不自然”的高度。这一行为的必要性在哪里？第一次读到这里，我以为作者是在让“我”去“死”的，并相信了这“死”的完成，因为不存在的羊群终于出现了。但重读时，死亡的预感从始至终未曾降临，“我”在暗夜中独自的生命仪式般的自我呼救真正成为了“生”之意志的表达。

为什么两次阅读指向相反的认知？一个开放的文本里到底蕴纳多少艺术反思现实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可《羊群过境》像一枚棱镜，它对准了此下的生活，照见了四处层层叠叠的人心风景和风暴。

《羊群过境》通过一段具体的“父子关系”呈现着人的“韧”与“脆”。一个“有力的父亲”先前是“我”对自己的想象，后来成为“我”对父亲的感知；在世界整个暂停以及短暂失序之后，“有力”与“无助”发生了对调，“无助的父亲”从“我”对父亲的想象变成了“我”对自己的感知。故事里的“父子关系”不仅关涉“我”与父亲，还包括“我”与儿子。对“父亲”这一角色，或者说“位置”的需要，有一种介入外界、确认自我的参与感在里面。小说中讨论的“父子关系”其实嵌套着一层更普遍的关系，即对自我确认的需要，对一个“位置”的需要。

人消极情绪的来处，有时是因为认错了自己的位置。

一个温和甚至羞涩的父亲，在退休、老迈、看似“无用”之后，依然悠游地“把握”着生活里的一切，他最大的秘密，是举重若轻的能力。这个对待生活就像对待他的小提琴一样的男人，在无常世事中似乎永恒地保持着弹奏生活的能力。那在严酷疫情中洗澡时哼唱《张三的歌》的情节，是不是也让你想起着什么？

它让我想起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甲板上那支演奏赞美诗的乐队，想起几天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爆炸中那个坐在废墟一般家里弹奏钢琴的老人。他们真正拥有生命的韧性，获得着对命运的把握。而“一份体面的工作”、“中年男人的自尊”、“下半年海南归你”等等所带来的身份确认感与之相比，是不是就显得轻浮孱弱？

生命真正的力量，永远诞生自主体内部。

选择以“正在进行时”为故事背景，是弋舟的勇气。小说作家其实大可避过这样显而易见的与现实的交集，它过于庞大沉重，甚至已然被规定了情感的向度，它过于切近，艺术如何穿越现实还缺乏一段必要的距离。但《羊群过境》偏行己路了。那个关口的作家似乎也正如他小说里的“我”一般，他全无必要逼自己去克服那临渊的恐惧，可他执意这样去做了。对作家而言，这一次“接住现实”、“回应现实”无异于肉搏，他本可绕道而行或缓行，但他选择了直面，在一个短篇的营造里同时建筑着写作的勇气、克服和超越，哪怕仅对个人有效。

读《丙申故事集》与《丁酉故事集》时，我都想到了“绝境”这个词。现在，“困境感”真正成为我们的共时体验，于其中完成艺术对现实的转换，这首先是一件勇气之事，勇气在于对难度的克服，难度之一是还缺乏一段必要的距离。怎么把一种吸纳了公共情感、观念、感受的具体境遇转化为艺术表达？在一个绝对而具体，和大多数人的现实体验都有着极高重合度的时候，如何让“虚构”完成地更加有效，是一次考验。弋舟以“疫情”、“羊群”这最为具体的现实为能指，将其引至对自我的反思、质询和追问中。在一个具体的处境和时刻，它提示了力量、韧性与把握，提示了诞生自主体内部的成长之必要。所以，我在这短篇里看到一种愿望，它祈望越过故事落座于个体身侧，它祝福写的人与读的人都切近地穿过一段虚构，并由此穿过正在发生的历史，得到某种安慰。

我们比以往更加懂得，只有当现实落在词语上，词语才复活。比如“隔离”，比如“宵禁”，比如“羊群过境”。当现实未曾以如此极端、具体的方式抵达个体生活时，学习生活这门功课，我常常是借由短篇小说的。因为它能够以“极端”的方式急遽拓展你对生命，人性之可能、丰富与复杂的理解，当文本成为你的感受与复杂世界联结的具体触点，难以名状的情绪经他人的故事便得以赋形。当然，小说是致幻的，比如那被我们言之凿凿的过境群羊，还没有上路。

1986年，电影《父子关系》除了带红一首《张三的歌》，还使吴念真因此得到最佳改编剧本奖，他改编了刘溢川的短篇小说《小小红门》。

刘溢川是谁？《小小红门》原本怎样讲述了那段“父子关系”？因为《羊群过境》亦是从“父子关系”中望见生活诸种，找到这篇小说，完成一次对读，成为写作这篇短文最初的一个心愿。但几番周折寻找，这篇小说在网路上几乎已无踪迹了，而属于“刘溢川”的相关信息也寥寥可数，其中一个身份这样定义这个名字：“沱江号舰长刘溢川少校因战功连连晋升，并于1970年代于中华民国海军任参谋中将。”

我不知道作家刘溢川是不是舰长刘溢川。也不知道，那三万只羊将以何等豪迈完成入境。亦不知道，那首《张三的歌》，到底属于谁，又特别地唱给谁听。可是此刻，我越发觉得“张三”是一个牧羊人，他赶着成群的羊，正在过境。

个把小时，短篇里遥远而切近的风迎面吹过，关于生活、生存、生命等等所能想见的大词，以我们此下忽然熟稔的一种状态、实在之物现出身形。艺术如一枚果子落在现实的大地上，相触瞬间，果子将重新获得它的轨迹，瞬间的摩擦亦使大地留下它痕迹、汁液或者香气。而写作，会更加奖赏那偏行己路的孤羊。他有勇气在现实和虚空的交错里接住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他看见自己的脚迹，独自翻山越岭，越他的边境。 

 

（贺嘉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纽约大学访问学者。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