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到《庚子故事集》，小说家弋舟，继续以小说叙事为每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年份塑形，留存一份关于自身写作、关于对世界理解的备忘录。相较于前两部作品，这部庚子年尚未走到年终岁尾就已完成的《庚子故事集》，有一以贯之的熟悉腔调，却也带着些许陌生的质素，或者说，新的困惑。

“重逢”依然是《庚子故事集》的重要主题。《核桃树下金银花》中“我”回到17岁，是一个“失败的胖子”。当“我”骑着从同学那里抢来的“铁驴”（电动三轮车），在寻找玉林街送包裹的途中，遇到一个胖女孩，互相聊天，对方说出迷人的金句——“核桃树下金银花”。若干年后，主人公由胖变瘦又复肥，从成都辗转西安再回到成都，起伏的人生历程浓缩在身形变化之中，他再度回到玉林街寻找这个女孩，才知道她疑似在汶川地震中遇难。从“此在”回溯过往，我与全然陌生的“她”突然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命运联系，而那种“忧郁虚无又敢作敢当”的少年隐秘心事得到记忆的打捞与擦拭。《鼠辈》中我与麦吉重逢后，与她去看望并不存在黑人“罗宾”，短暂的肉体关系终结后如同雄仓鼠被雌鼠扫地出门一样，与麦吉倏忽而来又悄然而逝的关系，仓鼠见证了现代社会人与人建立相关性的艰难。《掩面时分》中开篇就是“形势严峻”，这团乌云为“我”与姜来重新会见的下午茶增添压抑凝重的气氛，在交谈中，保险公司三个女同事与一个男客户的往事纠葛逐渐浮出水面，由碎片拼贴成完整的故事逻辑。《人类的算法》中刘宁因女儿穿着地下室的旧物件引发对往昔一段婚外情的追忆。由此怀想《丙申故事集》中《随园》“执黑五目半胜”，是不良少女“我”与老王的返乡之旅，回望与往事岁月的痴缠，开头与结尾如同时间的闭环，落在了“被我启蒙”的老师处。因此，“重逢”什么？重逢是人与往昔事实及其枝蔓细节的再度相遇，人经由特定物品重返时间河流的重新会见。往事与故土，深爱与遗忘，重逢曾经的遭际，直面时间对人的塑造、以及带给人的剥蚀，时间显而易见地成为弋舟叙事的“大动脉”，这是弋舟的小说之核。重逢从一种短篇小说结构技艺，一种生命情态，上升成为一种小说母题。“重逢”“准确”“事实”已然构成一种写作的内在力量。

弋舟曾说，“丙申年”“丁酉年”相对于阿拉伯数字“2016”“2017”，有汉语音韵的特殊美感，符合自己内在的写作需求，即对时间的尽可能本质化和准确地把握。当然撇开这个更大的话题不谈，那么，《庚子故事集》又与2020“庚子年”——这个众所周知发生诸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有何内在关系？否则5个独立的短篇又如何自洽地存在于这个冠以明确时间性的小说集之中？毫无疑问，这是将是很大一部分读者最好奇的疑问。

玉林巷，核桃树下的金银花，掉进衣柜里的仓鼠，甘南的羊群，《张三的歌》，失落的胖子与被抛弃的女人，婚姻生活的“越轨”与如常，算法造就的一夜情，小说里的情节、人物、故事依然是在逃逸与回归之间对平静生活展开的凝视，小说绕过新冠疫情爆发、传染疾病的全球蔓延、城市封锁与居家隔离等与之相关的事件，也无法表征历经过疫情、即将面临世界更大不确定性的个体经验世界。不过，正如无数短篇小说大师强调的，短篇小说并不折射时代印记，小说家也并不负责提供对于困惑的解决方案。翻开《庚子故事集》，读者对于第一个短篇《核桃树下的金银花》的困惑和痴迷，都是合理的。

不过，不仅是小说中轻轻带过的伏笔，昭示了主人公与我们身处同一时空：“全世界都跑来跟你谈口罩，有口罩卖吗？或者买口罩吗？”（第106页）；“世界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却也覆盖了我们的麻烦。”（第137页）。短篇小说朝向正在坍塌的全球化的世界一撇，巨大的人类世界的影子，成为艺术家的纸上飞鸢。弋舟也在序言和后记中，泄露出小说家真正的情绪：“人工化制造出来的带着塑料味的静寂”、“非常时期的勒痕”，以及“领受这样的无能”。

弋舟的写作，在虚构、幻想、思辨之中，操持着顺滑轻盈的语言，在时间的河流里，重逢准确的事实，写下小说人物真正的内心感受。《庚子故事集》中，主人公们曾经或正在陷入失落、彷徨、仓促、犹疑的状态，在他们独自的小世界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对时间的“无奈”，对“此刻”的“无能”最大程度被作者捕捉并加以表现。但小说人物带给读者的亲近感，并不仅仅来源于此。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是稳定、连贯、平静而哀伤的，并非十九世纪小说中过于外化和刻意的独白，却也不似现代主义滥觞之际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跳跃着的“自我的癫狂”。比如《羊群过境》结尾“我”爬上天台时：

春夜的风是软的。我在黑暗的天空爬行。爬过十五六米后，没准，我就能焕然一新，成为一个真正刚健的人。闭着眼睛，乡村一寸一寸蠕动，渐渐地，软风变硬，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辽远的幻觉，我真的看到了，本来，那如同一个巨大负数一般空洞的前方，那像皮子被鞣制过了一般的锈色夜空，开始泛着沉着的普蓝，在那普蓝的天边，苍穹之下，高远的地平线上正有滚滚的羊群无声地越境而来。

“春风的软”——触觉，“我”天台上爬行十五六米，是主人公的行动。“成为一个真正刚健的人”是内心意识，而“锈色夜空”“普蓝”是视觉，“乡村一寸寸蠕动”“羊群越境而来”则是对傍晚天空的想象，作者调用所有的知觉意识并以精致准确的语言为其排序，一气呵成，自然而然呈现出了忧郁深邃又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氛围。在弋舟笔下，主人公在不同空间里对时间与历史的流连，由此回溯到时间河流的上游，对其投以巨大的主体性凝视。在这个意义上说，《庚子故事集》依然不以炫目的、先锋的小说技巧征服读者，而靠这份对人物的准确塑造，使其在隐去出生背景、成长印迹之后如抽象派画家笔下的廓影，也依然成为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应该具有的复杂性。

回到弋舟小说另一个特质——密度感。格非用漂亮椅子与结实椅子作喻，辨识出弋舟《丙申故事集》的密度感。《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中大部分短篇小说，都可以视作结构紧凑的、思维与语言活跃密集的，内心独白与人物对话挤满了小说的形式空间。小说中不乏氤氲的水汽，拥有水这种流质液体带来的洁净、透明、纯粹气质，从系列小说中的名称也可窥见一二：《巨型鱼缸》《但求杯水》《会游泳的溺水者》《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但弋舟的小说基底依然是结实绵密的。《随园》中，“我”被裕固族男生按倒在戈壁滩上，“我”的内心活动是“我躺着的这块的地方，是祁连山的洪水冲击出来的。亿万年前，洪水滔滔，山上的岩石滚滚向下，向着山外奔涌...指头大小的石头穿越时光，被我压在了身下...我的背很痛，可我觉得天荒地老，自己是被撂倒在了一个亘古的意义上。”这种柔软抒情但又有独属于西北茫茫戈壁带来的辽阔苍凉，以及与之相伴的凝重时间感，化用卡尔维诺“要像鸟儿一样轻，而非羽毛”的譬喻，弋舟的小说更像一只矫健又轻盈的鹰。与上述两部相比，《庚子故事集》节奏和气息都疏朗很多，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在于，除了《核桃树下金银花》主人公是骑着电动三轮在街道驰骋的行动者，其他故事的主要发生地都在室内的密闭空间之中。空间阻滞行动力，也延缓着人对时间流逝的感知，这迫使小说更专注于人与人关系的内在性，这种松弛与中年悲感、颓丧心态有关，也不能判断与被迫居家隔离的客观现实毫无关系。在后记“等光来”的对话中，谈到弋舟这三部时间之作分别讲述了人如何穿越困境，人与困境的相持，以及人面对如未知罩壁一般的困境，如何安顿自身。与困难进行艰险的对抗，更需要能量，在模糊朦胧之中感知到一种整体性困境，并要在这其中安顿自己，就不得不借助小说的“龟息大法”，这或许也是小说节奏变化的原因。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庚子年”的秘密在哪里？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谈到小说的“自由间接体”，弋舟在叙事中的“自由间接体”不是借主人公之口评价他人和借作者身份评价主人公，而是在主人公与作者身份之间穿梭，表达关于当前世界的看法，以及面对某种至暗时刻来临之际人类所需要的天真慰藉，这当然也是小说的力量：“在所有或骤或缓的盛衰荣辱的时代里...另外一只队列可资藏身，不妨称之为：鼠辈。”（《鼠辈》）“老司机重新握住了方向盘，再度对生活给出建议”。（《羊群过境》）“感到自己的意志一天天变得坚定，仿佛另辟蹊径，在通往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找准了自己的步子。”（《人类的算法》）这是主人公的自嘲，是他们期待自身蜕变成为的样子，也是弋舟小说中一贯有之的“在结尾处，给点光”的“消极的英雄主义”。弋舟也说，小说技术细节、思想与情感的方式，必然与个人遭际有关，更与时代的跌宕有关。那这自由间接体在小说中的出现，恰恰为2020的人类精神与情感世界作出了一个小说家的标识。

弋舟对于“庚子故事”的写作，让人想到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关于文学天职的断言。他曾说过去的文学，提供意义和完美的结论。而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家，不仅不提供意义和答案，还会把自身的痛苦和困惑纤毫毕现地展示给读者。雷蒙·威廉斯说，文学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提供意义，阐述它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弋舟在序言中说要”领受这样的无能，时而坚定不移、时而犹豫不决的摆荡中，去熬你的艰难时刻，去感动于能够感动你的图景，去聆听你听到了的钟声。”这或许是《庚子故事集》的力量所在吧。

（康春华，1994年生，文学硕士，《文艺报》编辑。有文学评论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钟山》、《媒介批评》、《小说选刊》等期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