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1年4月，《文学报》正式创刊，近四十年文学历程，犹如一条宽阔河流，源远流长。顺着水流的方向，是崇峻向坦荡宏阔，是湍急向幽深丰厚。这也是一片辽远星空，今天的文坛名家们，曾经是与现在“90后”新人一般的年龄，如一颗颗初升的新星，以新锐身姿，并入星轨，璀璨交辉，许许多多的第一篇访谈、第一篇创作谈、第一篇评论之声留在了《文学报》。

创刊号

明年4月，创刊四十周年，我们从此刻回望并聆听文学与作家们初升时的声音，那里有经典性背后隐藏的质地、品格和精神成长。正是这些声音相互激荡、回响，不断阐释和生发，从而形塑文学当下。

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带来这组专题文章“40年·星辰回响”，和年轻时的作家们相遇对话。

10月4日带来作家格非和林白谈论自己的成名作。

追忆《乌攸先生》 刊于1995年12月7日文学报

格非

格非：追忆《乌攸先生》

乌攸先生，本属乌有，又何来追忆？单从这个标题来看，亦不难发现这篇小说的游戏性质。据说“游戏”一词在德里达的笔下似有独特含义，而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游戏”这一概念正遭受到正人君子的大张挞伐，无论何人何事，一与游戏沾边，便是自甘堕落。但是没有办法，当初我在写这篇小说时，的确抱有某种“游戏”态度。何况直到现在，对游戏的兴致并未削减。姚阿幸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自由然而寂寞。后来，勃拉姆斯将它改成了：寂寞然而自由。语序颠倒了一下，意思大不一样。我觉得纯正的游戏必定是自由的，然而也是寂寞的。或者，也许可以这样为自己的这种游戏行径进行辩护：在“崇高”这一概念被大肆炒卖的今天，当个人被浅俗、世故甚至无耻的时尚弄得晕头转向，偶尔游戏一下，亦属正当、自然，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张旭东先生在他的一篇长文中对《追忆乌攸先生》这篇小说有过详细的评价，并认为它包含了作者写作上的许多秘密。最近葛浩文先生又将它译成了英文，法国伽里玛出版社亦将它译成法文出版。可我在写作这个短篇时，的确没有想到过将它发表。

收录于《褐色鸟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那是在一九八五年的初春，我们语言学小组在著名语言学家颜逸明教授的带领下，去浙江的桐庐、建德一带进行方言调查。应当说我对语言学历来没有什么兴趣，对方言调查的重要性至今不甚了解，我之所以混入这个小组去浙江，实在是想借机出去游玩一通。由于我对方言音标一窍不通，连自己的发音都混浊不清，更谈不上对那些地区的方言加以有效甄别和记录了。好在我们几个对当地盛产的五加皮酒有着不错的味觉，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偶尔也能陪着颜教授小酌几杯，因而颜教授对我们特别“宽大”，既然我们发音不准，便承担起了包括打前站在内的一应杂务。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触到了当地有关“九姓渔户”的传说。因为好奇，我们还去有些村落装模作样地“考查”了一番。这段经历直接涉及到了《追忆乌攸先生》和日后《青黄》的写作。

方言考察的最后一站是梅城，我们安排好了一行人的饮食起居之后，颜教授或许认为我们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便打发我们早早踏上返校的归程。

我与一个女教师同行。我已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记得她坐在我的对面，告诉我这班列车开到上海约需十二个小时，随后便一言不发。在这十二个小时里，我坐在拥挤嘈杂的车厢里，在腐烂发臭的鱼虾的气味中，为了打发寂寞，便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个故事。

回到上海后，适逢《中国》杂志社的王中忱先生来沪组稿，林伟民和徐芳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王中忱。他问我有无现成的稿子可以给他带走，我说倒是有一篇写着玩的东西，尚未誊写。王中忱就让我抄出来给他看看，后来，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中国》杂志1986年的四月号上。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正因为想写着玩玩，倒也无拘无束，并让我感受到了文学创作上最初的自由。它对我日后的写作不无补益。因此，我自己对这篇“处女作”时常怀着美好的情感。

想起《一个人的战争》 刊于1996年6月27日文学报

林白

林白：想起《一个人的战争》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部成名作。成名这个词对我有一种压迫感，它像一套不合身的衣服使我不知所措，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提醒我，我也许并不适合站在那样一个位置。事实的确就是这样。

当我回想自己的作品，想要找出一部知道的人多一些的，我首先想到的总是《一个人的战争》，我最后想到的也是它，于是我权且把它作为成名作来回忆一番。

回忆这个词使我感到它的写作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站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眺望一九九三年，眺望和回忆都让人感到做作，就像离家不过十里就称之为流浪一样。但在我的感觉中，它的遭遇太多，满满地充塞在这几年中，它的遭遇拉长了时间，使我无端地感到沧桑和隐痛。回忆这个姿势使我把它所经历的事情推到远处，而对远处的凝视会使我安静下来。

相对于这部小说发表后的经历，它的写作过程简单之极。事先没有酝酿，在动笔写作的前一天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在这之前我刚刚写了《瓶中之水》和《回廊之椅》，我感到自己重新找回了对小说的语言感觉，由于新闻写作的规范，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丢失了文学的语感。语感的到位使我觉得自己正坐在滑梯口上，有一种往下滑的冲动。于是在九三年四月的一天，我觉得自己很想写一部长一些的作品，于是我提起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女孩多米犹如一只青涩坚硬的番石榴，结缀在B镇岁月的枝头上，穿过我的记忆闪闪发光。这是当时的开头。这个开头使我感到小说将会十分顺利地一气呵成。后来确是如此，手稿干净整洁，除了章节的前后顺序作了一点调整，所有的语句几乎很少改动。我当时觉得它们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水滴，圆润而天然。

当时我的现实处境十分糟糕，高度的精神压力和超常的工作忙乱，但它们没有侵入我的作品。写作使我在瞬间飞离现实，它是我免受致命伤害的飞毯。

20周年纪念版，花城出版社2015年

《一个人的战争》发表在九四年第二期的《花城》杂志上，同年由朋友介绍到西北的一家出版社，我担心西北地处偏远，设计不了我满意的封面，特意在北京请青年封面设计家旺忘望设计了封面，并用特快专递寄去。没想到他们轻易就否定了这个设计，代之以一幅看起来使人产生色情联想的类似春宫图的摄影作封面。关于春宫图一说，并不是我一己的夸大和偏见，而是报刊上评论家和读者的原话。面对我的诘问，责编强调说这是一幅由著名摄影家拍摄的著名的摄影作品。这还不算，这本书内文校对粗疏，最严重的一页差错竟达十五处，这种种谬误使我十分气愤，出版社通过责编作了一些道歉和解释，并保证马上换一个，出一个订正版，我接受了。但我一直没有等到这个版本。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才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份收到一份同意我撤回专有使用权的函件。这之后曾有河北的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此书并已签订了合同，但几天之后又因故解除了，我至今也没拿到合同上规定的赔偿。

这部长篇自一九九四年发表以来，一直经受着毁誉参半的命运，前不久我还看到对它责难的文章，言过其实，极不负责。但使我更难过的还是它在出版上的不顺利，到现在（一九九六年六月），我还不能知道《一个人的战争》的单行本是否能顺利出来。这种心情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还没有找到赖以生存的职业一样。这是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孩子，但它总是四处碰壁，遭人误解。它本是好端端的一个孩子，五官端正，不脏不臭，但却被无端穿上了一件恶劣的衣服，使人看一眼就产生误解，这种误解使它平白无故地遭受污辱。这样的结果使我心怀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