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9月26日下午，上海市民诗歌馆里迎来了4位年轻的“新锐诗人”，上海市民诗歌节2018年度新锐诗人朱春婷、曹僧，2019年度新锐诗人夏午、王子瓜。他们之中3位是“90后”，一位是“80后”。举办了5届的上海市民诗歌节是一个面向普通诗歌爱好者的节日，征稿对象不但有来自上海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市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者。看似“接地气”的节日，却坚持每年评选出两位“新锐诗人”。他们的创作离普通诗歌爱好者有一点“陌生化”的距离，却也是这座城市诗歌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上海这座城市需要诗歌，上海的市民需要诗歌。在数码时代成长的年轻一代也是需要诗歌的。” 在上海市民诗歌节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东方教育时报总编辑徐建华看来，这是上海市民诗歌节坚持每年评出两位新锐诗人的题中之义。

当天举行的“倾听新生力量的脉动：新锐诗人作品研讨会”，则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中青年评论家与新锐诗人“跨龄”对谈，在碰撞中交流。来自沪上多家诗社的代表和多个年龄段的诗人也参与了此次活动。

中生代评论家面对新生代诗人的作品，是否会有隔阂感？上海市作协研究室主任杨斌华坦言，“不对称”感一直存在，这包括互相之间的陌生带来不解，情感因素和观念差异等等，而这种不对称在每一代诗人当中一直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种“不对称”之中，自己和“90后”诗人的诗歌，在阅读中形成“互相打量的关系，”“实际构成互相对视的关系。”

“我所见的已被无数次见过/唯有我是新鲜的/是蜜语的，童话的/是鬼门关的。”上海大学教授钱文亮觉得，曹僧《后花园》中的最后一段，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对‘90后’诗歌创作非常准确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判断”。

钱文亮最早关注“90后”是在10年前，当时“90后”即将进入成年，他集中看了一批“90后”诗人，发现他们诗歌整个色调，整个意向、情绪都和“50后”是不一样的，“他们比较甜蜜、童话，那个时候还生活在幻想中。”正如曹僧所写“是蜜语的，童话的”。

“他们这一代确实成长于中国发展最高速时期，受到的经济压迫比较小，整个国门打开，自由开放的气息浓郁，互联网高科技日新月异，整个生活可以说是向上走的氛围，这在他们的诗歌里面都可以感受到。”

但是现在“90后”长大成人，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钱文亮认为，他们也必将面临包括生命、社会、人类重大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就是曹僧写到的“鬼门关”。

“鬼门关怎么过？不仅是个体也是人类的。” 钱文亮提到了今年的疫情和中美关系，“现代性造成的危机，实际上给人类带来生死存亡的考验，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要面对的鬼门关，是值得写的，值得闯的。”

另一位诗人朱春婷和钱文亮是师徒关系，钱文亮目睹了她从校园到社会的创作过程。在大学本科期间，朱春婷很爱做梦，有神奇的直觉，在诗歌里呈现的世界常常来自于自己的意念和梦，“她诗里面呈现的整个世界，包括语言，包括意向，是我们真实进入不了的。” 钱文亮一度对爱徒说，“你能不能不要写得那么善良。”

但随着朱春婷走向社会，钱文亮感到她的诗“越来越大气了”，例如研讨会上朗诵的这首《咖啡在煮，我们在人群中坐着》，“想象可以说是有根的，可以伸出去拉回来，还用事物相似性展开自己诗歌世界，可以联想到教堂的圆顶最高处，写得特别棒，这些想象有的来自全球化时代经验，同时又有日常的东西。”

“90后”诗人在写作中追寻什么？

诗歌的标准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维度去评价诗歌？

华东师大出版社文学编辑古冈认为判断一首诗的好坏，前提是要有一个评价体系去支撑。他自己的所采用的评价体系基本上基于传统和浪漫主义风格，从这一体系出发，他认为夏午的诗歌有这种传统的形式，看似入门方便，但实际非常难。夏午很用心地将象征的对应物放在自己的诗歌中，在传统的范式里找到了支撑感。古冈从她的诗歌中感到了一种亲切感，将人带回到年轻的状态，“这种风格不说特别唯美，但是总的基调特别美。”

曹僧的看法则更为激进。“现在经常会对诗做好坏评价体系。从写作角度来说，我想我可能会有评价的分类方式，将写作分成两种，一种是应用式写作，一种是发明式写作，每一种写作下面好的诗坏的诗都可以区分。但对于真正写作者来说，真正有价值是发明式写作，可能这首诗是坏诗，但有意义。”

曹僧在校园时代投入大量精力做了许多诗歌训练、修辞训练，在学院里，大部分经过这样训练的人投入精力，都可以写出一首接一首的“好诗”，但写出这样的“好诗”之后，诗人下一步该向哪里去，成了困扰曹僧的问题。

曹僧认为在城市化进程前沿的上海，可以引入“中产阶级诗人”这样一个概念，在消费的时代，中产阶级所追寻一种平和东西，背后是商品逻辑。所对应的“中产阶级诗人”也是如此，他们写作追求修饰完美、小心翼翼，有时“为差异而差异”，但诗歌精神上的质地反而可能会滑向疲软无力，曹僧认为这一趋势在年轻诗人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写作者如何去构造张力，是值得探讨的。”

在曹僧看来，诗歌写作中的“为差异而差异” 背后也是资本主义或者消费主义时代的题中之意，值得写作者警惕。诗人内部也有危机意识，想要“推陈出新”，“保持市场份额”，但这种推陈出新并不代表任何实质上的进步，很多时候表现为话语的把戏，“我所理解的现在诗歌在写作的时候更需要一种敏锐认知力穿透话语，抵达内心东西。”

朱春婷有相似的创作体验，在大学时期，她喜欢挖掘奇想形成文字游戏，“那个时候创造奇怪的词语带着很新鲜很有权力感的世界，对诗歌理解主要在于觉得诗歌价值冲破语言边界，像武则天一样制造属于自己的词语，一个声音，那是我自己立足根本。”当她工作之后，与社会有了更广泛接触，开始觉得诗歌的价值不仅仅是“冲破语言边界”，她渐渐从原来幽闭的写作方式中走出来，从房间走向社会、城市，如今她给自己找到的写作目标是“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用理性身份去观察。”

夏午在大学时期写诗，也是“实验式”的，整天在图书馆阅读大量中外诗人特别四同时代诗人的著作，尝试用各种方式写作，有一段时间，甚至随便给一句话作为开头，他就可以写下去。工作之后，中断了五六年，再次提笔写诗，夏午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想要做实验，不再有执念写出特别有个人鲜明风格的东西，他开始回归传统，想在文字中与读者产生共鸣，打动别人，“这可能就是中年人的心境。”

站在人生的节点上，王子瓜在写作中比较关心的也有成长问题，“从我们这样一种体系化的教育中走出。再走入别的体系，一个个人主体性安放在哪里，这是我十分关心的问题。”随着对自己的认识的深入，王子瓜回归到这一思考之中，“有没有诗人认真去处理这个问题，包括诗人本身能不能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也都是对我自己写作的反思：能不能从纯诗审美从浪漫主义写作里面走出来，去完成这样一种大家始终或者我自己始终没有做好家庭作业。”

现代技术与诗歌“游戏”

青年评论家刘阳鹤从“诗中游戏”“创想世界”的角度解读了王子瓜的作品，意外收获了在场几位新锐诗人的共鸣。

“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世界到当代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世界，不难认识到诗歌的游戏功能及其展现方式已经发生巨大改变。” 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王子瓜重点关注的是“数字创想世界”，这也是当代青年面临的共同场域，手机游戏、电子游戏的无处不在，意味着诗人面对的，将是数字技术时代的电子游戏产物，而不再是文化起源意义上神话世界。

“像游戏诗这样玩写一体交互式、沉浸式写作模式确实是令人惊喜值得玩味的尝试。”刘阳鹤认为，在游戏中，玩家是在一个新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有自己的一套设定，外人并不了解，尝试写“游戏诗”的诗人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排他性”，诗中的设定，世界体验完全是属于自我的。

他在这一领域也关注到了一些诗人的尝试，这些诗人从自控性极强游戏叙事模式转到文字再创作模式之后，诗歌中传达的内容往往具有排他性，“因为读者先前不了解游戏的基本设定，就没有办法搞清楚游戏和诗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游戏”的艺术性和深度也被曹僧肯定，他自己也玩游戏，有时被其中呈现的世界所震撼，“很多游戏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品，它有超强的综合力，能把电影、音乐、文学各种因素综合到一起。你进入其中时，已经不再仅仅是对象式的阅读体验或者观赏体验，你在里面已经成为了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在里面获取另一个世界的体验。这些体验本身可能也会变成写作经验成分的构成。”

“数字创想世界”的角度也让曹僧产生思考，生活在当下世界，现代技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但身为诗人，曹僧却感到，在其他一些领域例如电影艺术，对现代技术的反思和讨论还比较多，诗歌领域对于这些东西的认识、展现和讨论，相对较少。

例如“谐音”的诗歌技巧，在一些诗人中形成了风潮，很多人都玩过。但放到大环境下，曹僧认为“谐音”技巧的发展，和当下信息技术时代拼音输入法的流行有很大关系。他希望诗人能够建立这样的反思认识，并在写作之中去呈现它。

“据说小米总裁雷军经常喜欢跟员工问一句话，他说你写代码的时候有没有写诗的感觉？其实写作者可以反过来问，你写诗的时候有没有通电的感觉，有没有代码的感觉？”电和代码，是现在构建生活环境和机制最基础的东西，曹僧有时会反问自己，诗歌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有这种最基础的、结构性的参与感。年轻一代诗人如何正确地去感受现代技术下的生活，去写作，是他目前在焦虑和思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