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我（节选）
01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不该用“去”，而应该用“回”。是的，那是他的家，他出生在那里，准确的说法是我陪爸爸回了一趟天津。这趟旅程我们乘坐的是时空穿梭机。
汽车驶过一条条陌生的街道，对我而言完全陌生，陪同的人东指西指，让我们看这儿看那儿，话音不断，可爸爸没有一声回应，始终静默。因为他根本没有听到任何话语。多少气味扑面而来，他闻到了，感觉到了，身心被一股看不见的引力牢牢吸住。
我注意到街景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盒子一样的房屋互相挤着，路边出现了一幢幢独立的小洋楼，司机说：这就是意租界了。这时连我也闻到了一股当年殖民地的味道。忽然我听到爸爸很大的声音，“就是它！就在这里！”
汽车停在路边，他一把推开车门跨下车，几乎摔跤，“不错，绝对不会错的！”他站到路当中，不由自主地兜兜转转，“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
实在是太激动了，他的脚步有些踉跄，我上前扶住他，问：你家在哪儿？
他的家被称作“小白楼”，是一座两层的小楼。眼前的“小白楼”颜色灰突突的，里面住了不知几家人。门前台阶上搭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住户们大多上班去了，有两位老人迎出来。陪同的人抢先几步上前和老人解释，而爸爸已经越过他们，自己迈上台阶。我微感惊讶，怎么会不和主人打招呼呢，他一向多么注重礼节。再一想不怪他，他并不觉得自己是闯入者，这会儿他已经不是剧作家曹禺，而是回家的男孩儿万家宝了。
推开楼门，走廊黑乎乎，暗得什么也看不清。他迈步进入时空隧道，走进左手的第一个房间。“真是奇怪呀……”他恍惚着，竭力适应，“这间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就在这间屋子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有个书童陪我读书……”
记忆的闸门像上了油，顺滑地打开，一个个房间奇异地活起来，有人在里面出入。
果然他的先生来了，“教我的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叫袁克定。第一次上课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记》。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好几个姨太太，人很古怪。冬天他家里是永远不生火的。”说着脚下被门槛绊了一下，身边的人赶紧去扶，而他毫无觉察。
“啊，这是小客厅……有一个李补耕，就站在这儿，穿着长袍马褂，站在这儿等着父亲下楼见他。父亲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行三拜九叩礼，每个动作都认真极了，我看着觉得真可笑。我父亲一点也不客气。这个人是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他一家人都信菩萨，每次到家里来总是带着他的老婆和两个丫头，吃饭的时候李太太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转着圈地舔，相当滑稽。他一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
声音，影像，细到姿态、语气、神色，活灵活现，还有那股熟稔的鸦片的气味，当然，这一切只对于他而存在。
我爸爸说的抽大烟的母亲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是继母，是他亲生母亲的孪生姐妹。他的妈妈生他的时候得了产褥热，生下他三天就死了，才十九岁。爸爸被蒙在鼓里，是一个和继母闹别扭的女佣告诉他的，“这个妈不是你的亲妈”。那时候他大概七八岁吧。小男孩儿没有表现出什么，没有去问爹爹，更没有去问母亲，只在心里想着、想着、想着，任凭敏感的天性浸润在悲伤和孤寂之中。虽然继母没有再生育，待他很好，然而从那刻起他一直是、终生都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
八十多岁时，他住在北京医院里，写过一首十几页的长诗，写为他而失去生命的十九岁的母亲，写他永远的心疼。那心疼存在于他的每一部剧作中，化为无限的怜爱，怜爱着他剧中的女性人物。只要他活着，他就会对女性保有这份童真的爱恋。他上了年纪，老了，在我的记忆里不止一次，我坐在他身边，不知为什么他就拉起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有时候会抬起手摸摸我的脸蛋儿。“怎么了？”我问。
“可怜，我的小方子，真是可怜。”
第一次我有点糊涂，“什么可怜？我怎么可怜了？”
“女人，女人真可怜。”他回答我。
之后再也不需要解释，我完全明白了他的这份感情。可惜他的那首诗找不到了，怎么会！竟然找不到了。
我们上楼，继续着旅行。楼梯很窄也很暗，上了楼光线一下亮堂起来，房子也更宽敞。
“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这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黎元洪的姨太太也来过，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
下午三四点钟，他放学回家，抽足了大烟的父母还在睡着，整幢屋子听不到一点声音，静得像座坟墓。鸦片烟的气味弥漫在各个角落。他知道大哥也在抽大烟，知道他是偷偷摸摸地抽，不敢让父亲发现，但父亲总是会发现，一次再一次，有一次父亲干脆在大哥面前扑通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求你不要抽了，我给你磕响头。”边说边发狠地把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咚响，我爸爸害怕极了，心痛苦地缩成一团。
可这又怎么说得通？爷爷自己抽大烟抽得不亦乐乎，却如此憎恨做同样事的儿子？然而我立刻就想通了，废物，他恨的是废物，失败者。他怕照镜子，怕照见自己。磕头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一种发泄，把所有的失望、痛恨统统移情到大儿子身上，头磕得越响越疼心里才越解恨，越畅快淋漓。
爷爷万德尊十五岁考中秀才，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他的爷爷、爸爸都是私塾先生，很穷。贫穷教育了他，教育他绝不能再做个教书匠，光绪十六年，他成了清朝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里的一员。想象中，他年轻，意气风发，颠簸在太平洋的浪涛之上，立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到达东京之后他先进了日本振武学校，毕了业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士官学校的同学阎锡山，后来成了大军阀。他回国后当了天津直隶卫队的标统，也就是个团长。之后还到河北宣化府做过镇守使。
爷爷人生的巅峰是在黎元洪当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期，由于他既是军人，又考中过秀才，能写一手好文章，更重要的黎元洪也是湖北人，爷爷成了他湖北帮的一员亲信，一度当过大总统的秘书，还被授予“藩威将军”的称号。
我爸爸和黎元洪有过一次交往。在某一年庆祝民国国庆的游园会上，园子里养的一只海豹吸引了还是小男孩的爸爸，他跟爷爷一起来玩。大总统也来了，碰见他们父子，一时兴起，“我要考考你，你会对对联吗？”他问小小年纪的爸爸，爸爸点头，只见大总统一抬手指着海豹，“我这上联是：海豹。”爸爸小脑袋瓜一转，“水獭！”声音稚嫩又清亮。黎元洪满意地大笑，从怀里掏出一块金表奖励孩子。宾客幕僚们怎么会不跟着起哄呢，于是乱纷纷一片哄闹，恭喜爷爷有这么个聪明儿子。
光宗耀祖的气泡是多么亮闪闪哪，在爷爷面前颤动着，胀大，胀啊胀啊，破了。黎元洪下台，历史运用淘汰法把一批人清除掉。那时候爷爷不过四十岁年纪，心有不甘，可又没有再出去拼一拼的胆量，只有缩回窝里，不由感觉自己老了，世事如过眼烟云，让他想起来就悲凉，失望，愤愤然，满肚子无名的火气，想发脾气想打人。
从二楼走下来，楼梯口有一扇门开着，楼道被照亮。爸爸在门口站住，原来那是饭厅。
“我最怕吃饭，”他望向屋内，“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脾气，一看菜做得不满意，就把厨子喊来骂一通，骂得很凶，越骂脾气越大。有一次他脾气上来，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哥哥离开家去了东北，可活不下去，一年以后还是回来了。到现在我还是不大明了，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那么深。我哥哥三十多岁就死了，他恨透了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想起什么，“我父亲，他喜欢带我去澡堂子，给我搓背，高兴起来就把我背到背上，我十五岁了，他还背过我，在家里走来走去。”
回忆混杂着各种味道，怎么能相信有纯粹的坏人或好人呢？全部的生活都在告诉他只有“人”这回事。他爱他们也恨他们，更可怜他们。他还小，只能躲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做自己的事情。海河对岸，绿牌电车道的尽头，法国天主教堂的钟敲响了，钟声缥缥缈缈；老龙头火车站，喷着黑烟的火车轰隆隆冲向远方；胡同口，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一声声叫卖；这些声音，来自万千世界的声音汇聚到他胸口，淤塞着，闷着，连父亲都感觉到了，问他：儿啊，你小小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当然，小男孩儿回答不出。
而现在我也许可以替他回答。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此后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这里有一段文字可以作为证明，是1927年中学生万家宝发表在《南中周刊》上的：“假若生命力犹存在躯壳里，动脉还不止地跳跃着，种种社会的漏洞，我们将不平平庸庸地让它过去。我们将避去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服，且在疲弊困卑中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吧！”
我爸爸，几乎可以这样说，呼吸着鸦片烟的气味长大，他决定站到这气味、这屋子、屋里人的对立面，他越来越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要对着干，虽然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想真有些遗憾，这辈子他都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
此刻我无法说出那种势力的名称，在我之前，在不同的时代，它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了上千年，它改变了人生存的定义，抹杀个性，只留下一种适者生存的模子。而那些有独立意识的人，就是少数有所作为的人。或者反过来，少数有所作为的人，就是那些有独立意识的人。
我们走出小白楼，在楼前照相留念。记忆的潮水依然一波波涌起。我爸爸指着街道旁的空地，“就在这地方，排着一溜人力车，天津人叫‘胶皮’，不问价钱，上去就走。”转过身，又指向邻近的一座小楼，“那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不知道哪个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做姨太太。这座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少年的他非常渴望看到周金子，可人家不大出来，偶尔在夏天洗了澡出来一下，在阳台上一晃，美得像仙女。
终于有些疲乏了，他不再说什么，站在那儿，一个老人拄着他的拐杖。正午，城市在不远处嗡嗡地喧嚣，又过了一会儿他还是不动，没有人好意思催促他，只在一旁低声交谈。我注意地看着爸爸，他的脸有一点垮下来，有一点松懈，他是否觉得已经到了隧道的尽头，感觉到现实的微光，是不是希望不要走，再停一会儿，停在记忆里，停在家庭深处。
02
“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雷雨·序》
不长久，不长久，
乌黑的深夜隐伏，
黑矮的灵儿恍恍，
你忽而追逐在我身旁，
啊，爹爹，不久我将冷硬硬地
睡在衰草里哟，
我的灵儿永在
深林间和你歌唱。
上面这首诗的名字叫作《不长久，不长久》，十五岁的少年万家宝迷上写诗，还写了《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南风曲》，“南风吹来，送来泥土的湿润，吹得睡灵儿出了窍”，诗句一律那么感伤、凄凉，一律不食人间烟火。而爹爹给他起的名字“万家宝”和自己的诗、心境怎样都不符合，感觉要有一个笔名，想来想去决定把繁体的“万”字拆开，上面的草字头变成曹，下面是禺，曹禺。
写诗，贪婪地阅读，冥想，办刊物，写激扬的文章，去教堂，看信徒们洗礼，读圣经，崇拜林肯，背诵他的《葛底斯堡演讲》，跑马拉松，冲击身体的极限，南开中学里，这个十几岁的学生东奔西突，在寻找，寻找那个他还不是的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一个诗人呢？很有可能，也可以写小说，他的小说已经刊登在他们自己办的刊物《玄背》上。或者遵循父亲的话做一个好医生，救人性命，再或者学成一个工程师，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当然，他从小就跟着母亲看戏，回来就和小伙伴王傻子演着玩，兴趣高涨，正在这成长的关键时期，是张彭春，他告诉爸爸，你是曹禺，是一个剧作家。
键入“张彭春”三个字，屏幕上出现的词条介绍他是中国教育家，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导演。紧接着下面有一条，题目是：被遗忘的张彭春。遗忘！像一根棍子重重地敲打了我的脑袋。我爸爸必定是不会遗忘他的这位恩师的，但是我爸爸走了，带着他满脑子的形象记忆。张彭春变成了一段文字。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人都变成了一段文字，在认识他们、爱他们、记得他们的人都离开之后。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某某某们，没有文字记载，什么都没有，像是从没有来过这世上。那么又怎样呢？说实话我越发感到人在这个世界上只做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若有感悟。而我爸爸却是特殊的，他一直还在，还活灵活现地活在舞台上，活在他剧中的人物身上，说不定可以长久地活下去呢。
如此的幸运是从他十五岁那年发端的。那一年，1925年，他进了南开新剧团。鲁韧，他当年的同学，看过他演的易卜生的《娜拉》，不是演丈夫海茂尔，真的是演娜拉。鲁韧说：“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下不出来的，因为你们没有看过他演戏。”确实，看过他演戏的人几乎都不在了，可我曾听到的他们的评价差不多都和鲁韧先生一致，赞美有加。最一致的是他们都会提到他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说到他的眼睛我有发言权，可以这样说，我爸爸的眼睛亮起来真的像几百瓦的灯泡，精光四射，会在瞬间放射出探照灯一样骇人的光，被照过的人是不会忘记那道光的。
在南开新剧团他演了很多角色，有男有女，张彭春作为导演，作为剧团的领导人，不由自主地倾心于这个学生，赞赏他，让他感觉到自己在发光，并且想发更大的光。在此引用一段我爸爸自己的话：“张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带决定性的，我不是非搞戏剧不可。在中学时代，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从小喜欢戏剧，也仅仅是喜欢。入了南开新剧团，在张先生指导下演戏，他器重我，培养我，把我内在的潜力发挥出来，让我对戏剧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热爱。”
单单表演已经不够了，光说出角色的话不能让他满足，他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意识到舞台其实是一个世界，可以变为他的世界，非他莫属。一切都在积极的酝酿之中，在判断、构架、组织之中，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雷雨》。那年我爸爸二十三岁，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田本相先生是《曹禺传》的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当年我爸爸也在南开读大学，只是没有读到毕业，又考到清华大学去了。田本相向他提过一个问题：南开大学对您那么好，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爸爸说了几条明确的理由，比如他在南开读的是政治系，实在不喜欢，读不下去，再有……他憋不住了，向这位校友吐露了真心话，“我很感谢南开，但是我不喜欢南开，我喜欢清华。”说着他不由自问：“我甚至想过，如果一直待在南开，我是否能够写出《雷雨》？”怕伤了母校，他希望田本相不要把这些话写出来。事实是南开不愿意放他走，最终定下一条：考不上清华也不准再回南开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犹豫。
他喜欢清华。好吧，让我们看看他为什么喜欢清华。
用他自己的话：一进清华就感觉呼吸到一股清新自由的空气。而我也想到一句话：清华高擎着自由精神的火炬。在这里，自由，不是一个词汇，是具体的生活方式、为人方式。学生在清华可以自由选修课程，可以自己挑选老师，上课不点名，想听课就去，不想去悉听尊便。图书馆是更大的课堂，把时间花在那里是一样好的。谨记，清华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学习，都能发展各自的爱好。爱音乐吧！那将是人生美好的享受。请到大礼堂来，你们每一个人都来，来听听贝多芬、巴赫、莫扎特、舒伯特，清华在大礼堂里定时为学生播放交响乐唱片。当你爱上了音乐，太好了，请加入乐队，乐队里的乐器随意挑选，玩一样乐器绝不是耽误时间，是为生活增添美的韵味。更令人称奇的是，信不信由你，清华有一笔款，专门安排毕业班的学生去国外游历，只有一个要求，睁大眼睛，敞开心扉，眼睛能睁多大就睁多大，心能敞多开就敞多开，去看去体验去感受，去丰富自己，越丰富越好。
1933年春天轮到了我爸爸那一届。那年资金有些紧，先生钱稻孙安排他们去日本。在不到一千吨的小海轮上我爸爸第一次喝了日本人喝的酱汤，白米饭，黄萝卜和一点点咸鱼，新鲜极了的口味。一到东京他就听说筑地小剧场晚上有戏，约了同学孙浩然一起去。天下着雨，夜晚，在陌生的街道他们迷了路，最后竟然湿漉漉地摸到了剧场。舞台上演的是一出北欧戏剧《好望角》，台上的人甚至比台下的人还多，而演出是那样的简朴庄重，虽然他们俩听不懂一句日语，却被深深打动。观看歌舞伎大师菊五郎的演出是他终生难忘的经历。当菊五郎扮演的怀春少年撑着一把纸伞从花道上走出来，他顷刻间感觉到丝丝的春雨多么湿润，四下摇曳着樱花，美少年低回婉转地走着舞着，那凝练的美引得他神往又爱慕。《诗经》中的诗句浮上心头：“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一个多月里，这批学生跑了七个城市，横滨、神户、大阪、奈良，在京都，他仿佛看到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场景，一株株樱花树下，一簇簇的人们喝着酒，弹琴唱歌，沉醉在梦一样的春光里。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和日本大学生们用笔交谈，居然没有什么障碍，居然谈得十分热烈。看着眼前这些脚踏木屐和自己一样年轻的人，脑子里倏忽间闪过怀疑的念头，要怎样看待他们，难道他们会是凶恶的，要恨他们吗？还是相信他们脸上真诚的笑？自1931年日本人就占领了东三省，因此在整个旅途中，类似的闪念不时袭来。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
才能被称为男人，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海，
才能在沙丘长眠……
这是鲍勃·迪伦那首最有名的歌：
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
才能被永远禁止，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
时至今日，不是吗，这个世界依然被大大小小的战争撕裂，依然在寻找答案。
回到清华校园。
孙浩然是我爸爸大学时期的好朋友，对他十分了解，他说：“家宝肯钻，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从图书馆出来抱着一大摞书，在路上碰到也总是在看书。他课内功课不好，自己学好几种外语，又看许多书，顾不上功课。也许就因为他的念书习惯有点奇怪，两次留美都没有考上。”
作为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我爸爸想去美国留学，他的英文肯定没有问题，能背下整本字典，读遍莎士比亚的英文版，然而却没能通过考试，他的同学张骏祥比他厉害，考上了，去了美国。不知道他当时心情如何，会沮丧吧，或许也并不很在意。1946年，抗战胜利后，我爸爸和老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讲学一年，由此看来人生的机会绝不只以一种形式出现。我们有限的生命其实被各种机会围绕着，为了谋生或许选择不是很多，但一定有选择的权利。不要怀疑这点。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英若诚也热爱戏剧，在学校图书馆借阅所有能借到的戏剧方面的中外文书籍，在每一本书的借阅卡上，他都看到上面有“万家宝”这个名字。后来他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了我爸爸的同事，莫逆之交。20世纪80年代初我爸爸去美国访问，英若诚是他的翻译。他们在伯克利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学生赖声川坐在下面，后来……那是后话了。
还有一位当年的清华同学陆以循，和我爸爸同住一个宿舍，他的回忆让我吃了一惊，他说:“家宝比我高两级，我和他一样，都觉得考试没什么了不起，能通过就可以。我一进清华就热衷学小提琴，家宝在乐队里吹巴松管，当时清华有一个德国老师教钢琴，一个俄国老师教小提琴，清华乐队搞得很红火。”
吹巴松？这是真的吗？我怎么从不知道。我妹妹听说了同样很惊讶，觉得不可思议。我爸爸他严重地五音不全，情绪来了会突然大声唱歌，然而你无从判断他唱的是什么歌，需要等待，根据歌词猜测，“哦，我的太阳，多么辉煌，一切多么美好，哦我的太阳……”难道真的是那首歌，那首意大利民歌？当我们终于肯定：是。天哪，我们都大笑起来。而吹奏巴松据说最要紧的是口型，靠唇部肌肉的运动，不能漏气，这方面我爸爸没有缺陷。巴松的音色柔美醇厚，微微阴郁。真想听听他吹巴松。
关于他的大学生活还有一些我难以想象的事情，但确实发生了，比如：一次冒险的旅行。
那是1931年，他和一位同学，两位清华的洋教授，女性，一个德国人，一个美国人，去了山西，张家口，内蒙古。是德国老师葛瑞瓦来约他，请他做翻译，说不要他出钱。我爸爸回答她，我可以去，但是不要你们出钱。这样一行四人就出发了。旅程的大部分都是徒步，跋山涉水，这两位好冒险、好闯荡世界的女性感叹：中国真大啊！要是在欧洲，她们早就跑出欧洲了。
这辈子我最羡慕、最敬佩的就是那些在路上的人。而我总是坐在车上，小轿车、面包车、大巴车，从车窗里望见他们。这些人背着沉重的背包，满面风尘，均匀地呼吸，眼神坚定。在苏格兰高地我曾看到过一位斜躺在轮椅上的山野旅行者，匆匆拍下两张不很清晰的照片。汽车绝尘而去，我的心仍然长久地追随着他们消失的背影。现在我知道了，爸爸也曾在路上。
1931年的路会更难走，更荒凉。他们爬五台山，在不同的土炕上倒头睡下，被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亲了个遍，饥肠辘辘地爬啊爬啊，猛抬头，山腰间露出美丽建筑的一角。喇嘛庙的僧人端出点心，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点心。去内蒙古的路上，很幸运地搭上了白俄人的空货车，大草原铺开缀满花朵的毯子，直铺到天边。白天人热得要脱光上衣，晚上钻进皮口袋睡觉。蒙古人家的女儿用捡来的牛粪烧火，接着用手和面做饭，爸爸得了一场急性肠胃炎，病倒在蒙古包里。
他一个人躺着，感到无限的孤独、寂寞，想到了公元前一百年出使匈奴的苏武，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放牧，度过十九年，他不由为着这位伟大人物、为着他那份超人的意志而感动得热泪滚滚。天苍苍，野茫茫，文明退至远方，世间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影响这里的日出日落，斗转星移。傍晚时分，云霞灿烂，高耸的瞬息变幻的天穹笼罩着小小的他，给他带来感官上的无比狂喜。
说是冒险，而险情也真的出现了。一次他们渡过一条小溪，回来的时候山洪暴发，溪水涨成一条湍急的大河，四下一片荒野，有虎狼出没，两位洋教授都是胖女人，并不矫健，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带领她们过！开始过时水很急，齐腰深，走着走着水齐到胸部，流得更急，非常危险。终于涉过去，两个女人的欢呼让我爸爸觉得自己成了英雄。老年之后他回首往事，感叹：可惜啊，我一生这样的旅行太少了。当然，没有遗憾的人生是不存在的。
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北京电视台要拍摄一部我爸爸的专题片，我陪着他回到清华大学。进校园之后，摄像师扛着机器前前后后追着他拍，我有意落在后面，只想做一个旁观者。
图书馆的黄色墙壁上爬满了碧绿的爬山虎，真是一座美观的值得欣赏的建筑，但愿永远不要被拆掉。起码，在我们去的时候它一点也没变，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图书馆门口，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还有一位副书记已经在等候了，自然还有图书馆的负责人。
拍摄队伍变得大了，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影响到爸爸。这地方他太熟悉，完全不需要带路和介绍，进门后他径直上楼，引着大家来到右侧的报刊阅览室。阅览室很大，里面没有什么人，难道是为了拍摄把人清空了？为拍到人物的正面，摄像师在前面快步倒退着，随他走到一张长桌前，捕捉住关键的一刻，“对，我就坐在这里，我一来就坐到这个位子上，我有我固定的位子。”他四下看看，再看看，然后很小心地在桌前的那张椅子上坐下，要试一试，感觉一下，以确定这是他写作《雷雨》的座位。
“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那天是个好天气，窗外阳光明媚，室内的光线也很好，“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哦不，我记得，他姓金，这位金先生允许我进书库随意翻书，还允许我闭馆以后还待在这儿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当时我没有一点别的想法，一门心思就想写出来，没想过发表，也没想过演出。”
“在我看来，写戏没有别的路子，更没有捷径，必须认认真真地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剧本，国内的国外的，从关汉卿到戏考，到外国的各种流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写实主义，都要读。”
“在大学读书光靠老师讲是不行的，必须自己找先生。图书馆里有许许多多的先生，大先生，老先生。一进了图书馆的海洋，就觉得个人是渺小的，世界是那样地丰腴、灿烂。”
“写《雷雨》的时候我还年轻，现在你们要我讲蘩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以上的几段话只有第一段是在拍摄专题片时说的，其余则是他在不同时期说的，现在我把它们统统放到了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我觉得很合适。曹禺，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
作者简介
万方，1952年生于北京。1980年起中央歌剧院从事编剧工作。著有小说《空镜子》《香气迷人》《纸饭馆》，话剧剧本《有一种毒药》《冬之旅》，影视剧本《日出》《空镜子》《牛玉琴的树》等。曾获老舍文学奖、曹禺剧本奖及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金鹰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