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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回忆》

来源:中国作家网 | 蔡天新  2020年09月27日11:38

作者:蔡天新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0年08月 ISBN:9787108056436

水 井

水井是我的谈话对象,我时常趴在井沿做鬼脸、讲笑话,有时甚至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

——题记

1

水井是潮湿的一个据点。即使在陆地表面,以水井为中心,若干米长为半径的圆内通常也是湿漉漉的。为了防止这种渗透式的扩张,人们会在周围修筑排水沟,并在沟壁浇上水泥。因此,当有人接近它时会有所觉察,这是一道警戒线。井口不是镶嵌在地面的一个方形或圆形,而是砌起几十厘米高的砖头或石板的井台,这样既避免了儿童不小心坠落其中,又可以保护水质的清洁。为了做到这一点,有的水井甚至备了封盖,必要时可以上锁。水井的历史就像塔一样无从考察。但显然,人们因为口渴才掘井,因为心渴才筑塔。“塔是天上的井/井是地下的塔。”多年以后,我在济南读书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如今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大多没使用过水井,他们只在某些古宅或电影里面见到过水井的模样。我小时候的《常识》课本和现在的《科学》课本里都有赵州桥和大雁塔之类的图片,但是不会谈论水井。

在澄江中学,有两口水井。其中一口在食堂门外,那口水井提供了清凉可口的饮用水,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在工友叔叔的指点下,我慢慢学会了用铅桶或木桶打水。方法非常简单,用绳子把桶放到水面,晃动绳子,让桶摔一个跟头,全部没入水中后即将其提起。也有不少人学不会使巧力,才打上半桶水。

在我的记忆中,水井不只是一面镜子,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我的谈话对象。我时常趴在井沿做鬼脸、讲笑话,有时甚至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如果和几个小朋友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相互看见背上的书包。那时候我们没有多少家庭作业,放学以后喜欢在外面玩耍。水井的水面一般离地面有三四米,有时一场大雨过后,水面会迅速上升,甚至接近地平线。与此同时,水质也会变黄,仿佛它已经不是水井了,而是一个水坑。这倒是给我们增添了一份安全感,即便掉下去也可以自己爬上来。

多年以后,我来到印度古都加尔各答,见识了另一种式样的水井。井口全封闭,只有一根水管从中延伸而出,旁边是一个长长的铁把手。当有人反复用力下压把手,井水便会源源不断地从龙头流出。就在邻接大诗人泰戈尔故居的一条小巷里,我看见一个成年男子,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坐在井边,头发和身体涂满了肥皂泡沫。在他旁边,一个男孩在用力抽取井水。

后来我了解到,这样的水井都非常深。在干旱缺水的中国北方,也有不少地方有这类水井,但恐怕不会有人这样当街洗澡。而在我如今居住的城市杭州,也有水井的故事流传。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做过两件为民众称道的好事,其一是组织疏通西湖淤泥,其二便是下令浚治了前任李泌a在钱塘门和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到了清代,还有一口水井声名远播,因为两百多年前一位皇帝的光临和题字,让它所在的村庄、乡镇,甚至整座城市世世代代的人民都沾了光。

各位一定猜得出来,那正是位于西湖西边龙井山上龙井村里的龙井。这样的水井世所罕见,但确实存在,慕名前来的游客每人要购买十元一张的参观券才能见到它的真面目。以这口水井命名的茶叶则成为驰名中外的顶级品牌,每年清明前采摘的尤为珍贵,一市斤价格高达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当然,那样的水井早已失去原先的功能,而沦落为一种商业标签。

2

我对水井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来自六岁那年的冬天。一个旭日初升的早晨,我和同伴程功一起去樊川小学上学。我们是同班同学,又是澄江中学那幢楼房三层楼里的邻居,我家就在那阁楼底下。程功比我年长一岁,上头有两个宠爱他的姐姐。他的父母都是教师,他的家比我们的大一倍。在我的记忆里,程功的饼干筒里总有吃不完的东西,他也因此成为我母亲暗地里批评的对象,她甚至把它提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现今我对女儿们也有少吃零食的要求,当然,理由与我母亲所说的不同。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地上有霜冻。我照例比程功早起,在他家门口喊他的名字,听到里面应了一声,便先下了楼梯。我一溜烟跑到澄中的黑板报前,准备躲在那堵小墙后面,和他玩一次捉迷藏的游戏。附近刚好有一口水井,给菜地浇的水便取自其中。我一边哼着那支人人会唱的《东方红》,一边跳跃着向前奔走。不久以前我加入了红小兵,心情特别好。可是,就在我扭头回望的一瞬间,一只脚绊在井沿上,“扑通”一声,我掉进了水井。

此时此刻,程功还没迈出澄中那幢楼房的大门,而教职员工要么尚未起床,要么起来了却未走到户外。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里,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可以说手足无措,脑子里一片空白,刺骨的井水也没有让我清醒。眼看一个尚未见过世面的小生命就要终结,没想到几十米外的菜园子里有个“右派”地理老师,一大清早就在地里松土。他听到“扑通”的落水声,赶紧提着锄头跑了过来。井水有近两米深,幸亏我穿着棉袄,还能浮在水面拼命挣扎。那“右派”老师在井沿蹲下,放下锄头,我慌乱中一把抓住了它。

这个“右派”老师姓李,我叫他李伯伯,平日里他喜欢抱我,还用络腮胡子扎我。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可以说,是一个“右派”给了我生命,而另一个“右派”救了我的性命。李伯伯把我捞上来的时候,程功才刚刚赶到。遗憾的是,我长大以后再没有见到李伯伯,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直到2016 年年初,故乡《台州晚报》连载我的童年回忆,才帮助我找到李奇文伯伯的下落。他的孙女告诉我,爷爷毕业于英士大学(浙师大前身),离开澄中后调任椒江二中直至退休,几年前病故,享年八十九岁。而先前的一个夜晚,我和程功在杭州曙光路一家酒吧偶然相遇。我问起那次落井事件,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又问起早年宠爱他以至于让我有些嫉妒的两个姐姐,没想到他二姐(温州大学某学院院长)的孩子都在澳大利亚工作了,大姐仍孑然一身。

3

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以及其他原因,我童年的居住地也不断变迁。落井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年,母亲调离了澄江中学,我也离开了樊川小学,随她到了一个更为偏僻的小村庄——王林施。那里没有一口水井,村民的饮水源是一个约三百平方米的池塘。池塘四周有多处石板埠头,逐级降低伸入到水面,供大家挑担提水。那可是十足的一潭死水,我不知道我那少年白发是否与此有关(青年时代有一年春天又奇迹般地变回黑色)。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不慎跌落其中并淹死,还有一次,一位长者自溺其中。好在我没有看见他们的尸体,否则的话一定噩梦不断。可是,比起邻村的水井放毒事件来,那又算得了什么。几天以后,全村的人照样从那个池塘取水饮用。

我和母亲在王林施村生活了四年以后,又搬到了另一个村庄。直到“文革”结束一年以后,我才返回到出生的县城,那时我刚好高中毕业,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少年了。城里的居民用上了自来水,但水井依然遍地存在,尤其在胡同小巷里,但不是用来提取饮用水。每天一大清早,在清洁工的运粪车走了以后,妇女们挨个在井边清洗马桶。接下来,她们洗衣服甚至蔬菜。

我每次路过水井边,总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年轻或不年轻的妇女三三两两蹲在水井边。她们用肥皂搓,用木棰敲。同时,也用方言交流着本地新闻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想必其中有黄色段子。几乎没有例外的是,她们的后腰露出半圈白色的肌肤,那恰好是最让人好奇和想入非非的地方。要是遇到好看的女子,即便像我这样未开化的少年,也常常为自己找个理由,来回经过水井边。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中国妇女们展示自己美丽的一个舞台。虽然胸部被严实地包裹着,但细腰和翘臀却暴露无遗。

回想起来,水井边留给我最美好的记忆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的母亲早亡,父亲开一家小卖店,有一个比我还矮一头的弟弟。当她的父亲发现营业额的多寡与女儿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后,就让她辍学在家了。我很快感觉到她的吸引力,她做买卖的时候是一个样子,洗衣服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她坐在店里的时候,我喜欢看她的眼睛和微笑,她蹲在井边的时候,我喜欢瞧她的头发和背影,她可能是唯一没露出股沟的女人。

回想起来,我和这个女孩之间的交谈始终限于这样的词汇,“味精一包”“两角三分”“酱油一斤”“找你七分”……她恐怕和陈老师一样不记得我,或压根儿没留意过我,因为我只是一个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在没有任何同龄女孩做伴的环境里长大的男孩,只是她数以百计的顾客之一。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个女孩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淡出,留存下来的已非康定斯基所说的色彩,而是她的身姿。当然,这与我已成长为少年,也与那个年代单一的色彩不无关系。新千年来临之际,我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中滞留,为她写下一首诗,题目叫作《故乡的美人》。

故乡的美人

多年以后我回到了故乡,

在一口古老废弃的水井边

遇到了从前镇上的美人。

她少女一般轻盈的体态,以及

从舌尖发出的哧哧的笑声

既让我惊讶又感到亲切。我想起

那些游历过的地方,想起

那些妇女,她们相异的舞姿

犹如波浪把时光分隔,把我们

分隔。恍惚之间,她已经

车身离去,只留下一个背影

又教我想起她年轻时的丰韵。

2000,麦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