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康德说，启蒙就是每个人以理性之光洞明自己的命运。那么点亮理性之光的人就是启蒙老师。每个人都有启蒙老师，求学路上一个鼓励的眼神，不经意中一句很朴素的话，可能让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亲手扶我踏上文学路，甘露润苗永记启蒙情。”这是作家叶永烈讲述他与他的文学启蒙导师——作家杨奔时说的一句话。

叶永烈说，《浙南日报》（即今日的《温州日报》）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而杨奔老师则是扶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导师。那个年代，报社编辑给作者写信，会在信末盖上公章。叶永烈深深怀念着那位热心的、不知名的编辑。他精心收藏着那些信件和那些用铅字印出来的最初的作品。而出人意料的是，叶永烈心目中的文学启蒙老师——杨奔对30年前的往事却看得很平淡。他自称不过是个“文学理发匠”罢了，对于发表叶永烈的小诗，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风雨如磐的1923年，杨奔出生在平阳江南宜山（现属苍南县），家境贫苦，12岁就失学在家习农，后学雕塑。不识字的父辈没有遗传给杨奔文学基因，却培养了他自学成才的毅力。白天耕耘做工，晚上面壁读书。短短几年中，他从《诗经》读到鲁迅，从《荷马史诗》读到托尔斯泰，文学之箭射中这位少年，使他恋上写作。14岁，他就有两篇习作被上海春明出版社编入范文集。从16岁开始，杨奔任小学、中学、师范教员与报刊编辑。20岁，他就把笔伸向反动统治下的残酷现实，如《披肝草》诗集中的《岁暮》写道：“干戈遍野乱如麻/妻病儿饥夜已赊/四壁呻吟瓶供水/一窗月色露惊鸿。”1946至1948年，在鄞县师范任教的三年间，发表了数十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以第一部散文诗歌合集《描在青空》而饮誉文坛，浙江报刊竞相褒扬他的作品与人品。1949年10月，他毅然参加浙南游击队。解放初期，任《浙南大众》报副刊编辑。为扶植文学新人，他悉心修改习作者的来稿，每一篇都要给以回信。作家叶永烈14岁时写的那首小诗，就是他修改发表的，后又写信鼓励。因此后来，叶永烈在《清明》《文学报》等报刊尊称杨奔为他的“启蒙老师”。

杨奔一生教书育人，对学生循循善诱，充满热情和爱心。讲课时，他把自己广博丰富的知识穿插其中，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学生的心田；对学生的作业，他当日便细细分批分次改定，次日便发下，批改之快之细令学生赞叹不已；在讲评学生的作文时，他能根据不同的写作特点，深入浅出地加以准确、生动的点评，使学生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在瑞安教书期间，为帮助学生获取课外知识，他自己动手刻蜡纸、印讲义，筛选名著名篇并列出思考提纲印发给学生。他的人格风范受到一批又一批学生的称道和敬重。他坚持业余创作，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大词典》和温州市及苍南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个人著作有《描在青空》《外国小品精选》及其续集《深红的野莓》《霜红居夜话》等。其中《深红的野莓》荣获浙江省1991年新时期优秀散文奖。生前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温州市作家协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温州诗词学会理事。其传略于1991年被辑入《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和《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

1966年，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菁华，一夜之间都变为毒草，一打入冷宫就是十年。为了给广大读者还它本来的面目，他贯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从手录的文本中筛选出24个国家和83位作者的小说、散文、寓言、故事、书信等107篇，结集为《外国小品精选》及其续编，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共计38万字，每篇都附有他所加的注释和中肯的短评，被人称为“生活的真谛，艺术的花束。”在那个非常年代，杨奔先生像在不见行人足迹的空山里的野莓，默默地结出果实，他编篡，他创作，他评论。徐悲鸿曾说：“一个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文革后，杨奔先生没有消沉，仍一如既往地认真教学。“没有人采摘你/但你还是要结的，我知道/没有人品尝你/但你还是要红的，我知道/没有人喜爱你/因此酸涩了吗？寂寞的野莓子？”散文集《深红的野莓》代序中的几行诗句，正是作者杨奔先生为自己所做的最好注释：作家其人，恰似成熟在悬崖峭壁上的野莓子一样深红。

前苏联老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指出“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作家到了成年，更有如此体验，除掉内心的召唤声音而外，我们又清楚地听见时代和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杨奔先生年虽迟暮，仍然精神矍铄，忠诚履行作家职责，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写就的一百多篇散文中筛选出30篇编成《深红的野莓》一书。由于历史岁月的变迁，散文集原名《游思》，后为《冰书》，最后定为现名，从中也可窥见作者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杨先生视野广阔，茫茫天宇，浩浩人生，或记人，或叙事，或议论，或抒情，笔法是那样的洒脱自如，人性高扬，有时粗犷，有时隽永，有时简洁，有时细腻，从所写的人物、山、水、草树、虫鸟等林林总总的内容中，简直把人引入梦的世界，美的殿堂，遐思不绝。此书曾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1987年，获浙江省新时期优秀散文。北京《读书》杂志1985年第4期发表的评论上一位学者称：“书小，却涵义深远。甜酸苦辣，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类的七情六欲，社会的百态千姿，或侧写，或剪影，或轻笔点染或精心勾勒，使你目接神会，每每引起你的意跃神驰；春燕飞归，似曾相识；雪泥鸿爪、倏然顿悟。”

作家孙颙说：“作家要安于在斗室中呕心沥血，要靠作品的功力赢得读者。”杨奔先生的《霜红居夜话》中的文章，之所以如谢鲁渤称的“成了黄昏时分的一种散步，”令人陶醉，成为“一道难觅的风景，”正是他远离尘嚣，不被商业文化所诱惑，精心琢磨的结果。他写作，完全是生命的需要，是他给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个情节，一个布局，很有感染力。布罗茨基写过这样一句话：“艺术不是更好的存在，而是另类的存在；它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相反，为了激活现实。”而我却从中看到了杨奔先生高雅脱俗的审美情趣和他的文字中所蕴含的真挚情怀。杨奔先生在此书的《题记》里写道：这些小品原系消遣之作。半世纪风云激荡中，它伴我度过忧患余生。未能结集问世，又复敝帚自珍，只好打印数份，分赠相知者留念。后人也未必能读，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春蚕三眠过后，吐丝作茧自缚，否定了自己，最后在沸汤中完成了生的使命，无缘再看到身后是否织成一天云锦。可见作家内心淡淡的忧愁，那是历经人生磨难的一种苍凉，并非如年轻人的“为赋新诗强说愁”。生于1923年的杨先生，早年参加浙南游击队，而一生甘于平淡，在苍南乡间守着诗书，晚年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面异常清澈的镜子，而镜子底下却是波澜壮阔的江海。

读杨先生的小品文，还可以体会到杨先生内心深处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他对人世的理解是满怀了同情与悲悯的。如他写的《劳者之歌》，从欧洲关于穷鞋匠的民间故事展开，写到拉封丹的寓言和唐人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来表现劳动者的歌声是多么至诚，但也有被迫唱歌的劳动者之不幸。他在文章的最后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听到由衷的歌声呢？这大概就是一位老诗人、一位师者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和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