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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少宾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7月 ISBN：9787559828392

塌陷的胸腔

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蕾切尔·卡逊

 

一

堂哥病了，肺癌。癌细胞侵入脑部，手术无法切除，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结果无法预估，天宝在电话那头一直哭，他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实。我违心地安慰天宝：生老病死，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这话太轻也太苍白了，堂哥劳苦了一辈子，刚刚含饴弄孙，无情的病魔突然来袭，留给他的日子，不多了。

天宝没有告诉堂哥真实的病情，作为堂哥唯一的儿子，天宝将父亲带到了合肥。“有病就得治啊，”天宝说，“合肥的医生，或许还有法子……”我叹了口气，肺癌患者的存活率实在太低，更何况，癌细胞已经扩散，再高明的医生，恐怕也无力回天了。堂哥躺在病床上，满头华发，笑盈盈地握着我的手，仿佛只是偶感风寒。堂哥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感冒，一直好不了，先是到枞阳县医院，然后又到安庆市医院，最终确诊为肺癌晚期。奇怪的是，堂哥始终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病痛，即便四处求医问药，他也像往常一样在田地里忙活，只是劳碌的间歇，偶尔会袭来一阵阵胸闷。病床上的堂哥有说有笑的，根本不像一个肺癌患者，甚至不像一个病人！堂哥的表现让我非常意外，我甚至怀疑，这是一次离谱的误诊。当天下午，我辗转找到一位熟悉的医生。“唉，肺癌是一定的，也没有了手术的可能。”他同样建议保守治疗，“在没有明显病痛的情况下，某些特殊体质者可以与癌共存——当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但也并非没有可能。”我将医生的建议转告给天宝，天宝被堂哥的表现迷惑住了，在他看来，父亲既然没有特别的感觉，就应该乘胜追击，尽快治疗。

天宝最终选择化疗。生死关头，医生更愿意尊重家属的选择，家属一旦自主选择，就意味着同时承担了风险。一个疗程之后，堂哥的病情急转直下，脱发、恶心、虚汗、咳嗽，胸部隐隐作痛，夜里睡不安稳……这时候的堂哥，终于成了一个典型的肺癌病人。医生向天宝解释说，病人的营养跟不上，先出院，十天之后再进行第二个疗程。将信将疑的天宝只好办理了出院手续，结果，六天之后堂哥忽然极度不适，不得不提前住院。这一次，检查结果令人揪心，癌细胞全面扩散，胸腔积水，继续化疗已经没有意义了。堂哥此时已经无法进食，间歇性地发烧，浑身乏力，双腿浮肿。前后二十天，判若两人，他太虚弱了，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在一阵接一阵剧烈的咳嗽里，堂哥双目紧闭，缓缓地挥了挥手，示意我们离开。

天宝，这个而立之年的乡下汉子，终于后悔起当初的决定。然而，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没有人敢和疾病打赌，更何况，博弈的另一方，是致命的癌症。在医院走廊里的吸烟区，我陪天宝抽了两支烟，他尽力了，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给乡下的姐姐打了两次电话，再三叮嘱说，父亲的后事，一定要办得体面一些。

体面的后事，其实是办给活人看的。天宝向姐姐详细交代了一切，包括棺木、老衣、道士、祭文和坟地。我想象着那些生离死别的场景，忽然间，流下了一行行热泪。

从病发到去世，前后不到三个月。2013年一个春天的早晨，心有不甘的堂哥含恨离世，享年六十七岁。天国里没有病痛——劳碌一世的堂哥，终于安息了！

二

肺癌，常常和抽烟联系在一起。然而，堂哥戒烟五年了，他很少喝酒，也没有其他恶习，怎么就得了肺癌呢？这些年，在我的乡下，许多人患上了癌症，肺癌、食道癌、胃癌和肝癌是最常见的四种；其次是白血病，患者主要是少年儿童。还有一些癌症，我甚至没有听说过，它们来势凶猛，前后不过几个月，就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日子久了，我惊讶地发现——左右隔壁的村子，只要谁病了，十有八九都是癌，十有八九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尤其是最近三四年，牌楼先后有多位患者死于各种癌症，他们想方设法地求医，最终人财两空。

而在2000年以前，牌楼没有一个癌症病人，老人大多寿终正寝，也没有孩子患上白血病。比如我爷爷，享年八十三岁，一生没有吃过一粒药。齐大爷八十高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冬天的，赤着脚，下塘挖藕；还有曾二爷，活了七十九岁，临死前一天，还在地里犁田……如今，落后的乡村，忽然患上了“城市病”。

东成和我同宗、同辈，我一直喊他大哥。东成大哥退休之后回到牌楼，和老妻种着几亩薄田，优哉游哉，享受着安详的晚年生活。谁能想到呢？2011年秋，身强体壮的东成大哥突然病倒了，到安庆一检查，居然同时患上了食道癌、胃癌和肠癌，好在都是早期，还没有转移，那场十个小时的大手术也异常顺利。在和疾病的抗争中，东成大哥是小村牌楼为数不多的胜利者之一。如今，两年过去了，他还好好的——戒了烟，也戒了酒，依旧在田间地头东奔西走。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严重篡改了东成大哥的心性，那么暴烈那么吝啬的东成，现在既舍得吃，也舍得穿，呼唤老妻，居然也不再吆五喝六了，而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眉眼间泛着一股小淘气……然而，幸运如东成者毕竟只是极少数。治国死于胃癌，享年七十四岁。治国两个儿子都不在牌楼，大儿子在一江之隔的乌沙镇，我二十年没有见过了；小儿子定居会宫，离牌楼不过四十分钟车程，然而，即便逢年过节，他也很少回家看看老父亲。孤苦的治国守着一栋空房子，一天只吃两顿。胃癌确诊之后，治国没有继续求医，依旧抽烟、喝酒，一直到死。还有贤文，在和食道癌搏斗了两年多之后，六十四岁的贤文突然离世。第一天下午，贤文还打了场小麻将，有说有笑的，没有一丝异样。当天下午，贤文照例输液，三瓶水输下去，人就不行了，吐血，据说是输液速度过快，导致血管破裂……我怀疑这种说法，在乡下，输青霉素很少做皮试，“赤脚医生”只负责挂上瓶子，剩下的事情都交给家属处理。1997年，六十一岁的五叔自己拔掉了针管，在端午前夕的雨夜里猝死。2013年，村支书输液后严重不适，浑身发紫，在ICU里抢救了三天……

贤文家境殷实，但再殷实的家境，也填不满那个“无底洞”。四处求医的贤文最终选择在铜陵治病。牌楼在江北，铜陵在江南，每次去铜陵，贤文至少要住院十天，做完一个疗程。两年多熬下来，家底很快就被掏空了，债台高筑，一贫如洗。

在乡下，许多癌症患者都过着拿钱买命的日子，许多原本很殷实的家庭，又在病痛中归于贫困。也有一部分患者莫名其妙地死了，经济负担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那些翻来覆去的检查（抽血、化验、CT、心电图，如此等等），让患者的畏惧感层层加深，慢慢失去了和疾病斗争的信心。生死只在一念间——咬牙坚持，或许还能活；主动放弃，往往就意味着死。

东成大哥依旧在牌楼养老，两个儿子都搬到了城里。和牌楼的父辈们一样，东成大哥始终舍不下那几亩薄田，丢不开那栋看上去还很气派的房子。土地和房子都是搬不走的，是不动产，也是无法抛弃的根。一生的辛劳都在这里了，谁也不舍得轻易放弃。

父辈们守着的，其实不是一座空荡荡的村庄，而是一路繁霜的人生历程、记忆和情感。儿时的田园景象消失了，残存的，只有贫瘠的土地（良田已经抛荒），营养不良的稼禾（油菜、棉花和小麦，水稻只种一季），村口的小河已经断流（淤塞着各种生活垃圾），那口比我还老的水塘里，常年漂着一层绿釉。村头那条小河，原本绿水长流，儿时的盛夏，小伙伴们时常下河游泳，口渴了，低头猛喝几大口，没有人拉肚子，也没有人生病。冰封的寒冬，乡亲们从河里凿冰取水，担回家，洗脸、烧锅、刷碗。门前的水塘一亩见方，曾二爷在塘里种了藕，荷叶田田，鱼游浅底，还有一种野生的小米虾不甘寂寞，时常“叮咚”一声，惊起绿色的涟漪。塘埂下面砌着几块青石，大姑娘和小媳妇在这里择菜、淘米、洗衣服，塘埂上站着一排胳膊粗的白桦树……这一切，如今都消失了。曾几何时，牌楼慢慢荒凉，一座座房屋失于修缮，成了老鼠、黄鼠狼、壁虎、蜈蚣和蛇的巢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远走他乡，父辈们坚守一生的牌楼，已经沦为一座空村。牌楼在册的常住人口原有一百三十三个，如今还不到三十个，主要是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学龄前儿童。

2009年，村民们用上了井水，井水幽凉，喝起来有些涩嘴，水瓶底上，时常铺着一层食盐似的白色颗粒。2014年春节，我在牌楼住了五天，皮肤干涩，面部蜕皮，胳膊上生出了三五成群的丘疹。在生我养我的牌楼，我居然“水土不服”！怎么会“水土不服”？坐诊的是一位胖胖的女医生，皱着眉头，脸上堆满了厌恶的表情：“什么叫水土不服，你可懂啊？简单点说，就是自然环境变了，不适应……”我无法接受，这才几年啊？生我养我的牌楼，自然环境已经变了！医生的诊断当然是对的，表象上的变化我能看见，深层次的变化呢？

比如地下水。我不知道牌楼的地下水有没有被污染，也不知道具体的污染指数。几十年了，没有一个部门进行过环境检测，现如今，即便乡下的癌症患者突然多了起来，也没有人关注乡亲们的生存环境。乡亲们虽然疑惑，但都没有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乡亲们完成不了举证这项壮举。

2015年2月，同事采访了这样一起环境污染事件：老汪家吃的是井水，春节前，井水突然变了味，颜色浑浊，闻上去有一股淡淡的咸味。老汪的房子前后两进，临山而筑，五百米远的山坡上有一家金属材料厂。老汪怀疑，就是这家专门在夜里生产的金属材料厂污染了地下水。老汪在环境监测站里找了一个熟人，对井水做了鉴定。结果显示，其中三项指标超出饮用水水质的最低标准，尤其是氯离子和砷含量，分别超标五十一倍和一百一十七倍！然而，职能部门并不认可这种未经授权的检测结果，企业更不承认。对于媒体突然来访，职能部门闪烁其词，地方政府推三阻四。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给出了同样的理由——对于这种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没有当地宣传部门的许可，他们不能擅自接受采访……同行的摄像记者刚出大学校门，无法接受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他试图进入那家金属材料厂，但两名手持电棍的保安将他挡在铁门外面，态度强硬，扬言要砸掉摄像机。“你敢？”年轻气盛的摄像拍打着铁门。“你试试，看老子敢不敢！”眼见冲突即将升级，同事赶紧拽住摄像，两名保安这才骂骂咧咧着，扬长而去。

采访无疾而终，其实，这样的结果早在我们的预料当中。老汪一家不得不批来一桶桶矿泉水，用矿泉水洗菜和做饭，用井水洗衣、洗碗。居民们开始背井离乡，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只能在集镇周边租房子。不难想象，这座名叫“汪家集”的自然村，最终必将走向衰亡。大地深处，匍匐着无数个类似的寂寂无名的村庄。

三

2009年4月，《凤凰周刊》讲述了我国百处癌症高发地。同年，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孙月飞在题为《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的论文中指出：“据资料显示，有一百九十七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以确认……中国癌症村数量应该超过二百四十七个，涵盖中国大陆的二十七个省份。”2013年春，一张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China Cancer Village Map）在互联网上热传，图中“中国癌症村”的数量被认为超过二百个，每年的死亡人数约在一百五十万（数据来源：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肿瘤科）。

每年，一百五十万人死于癌症！面对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我久久无法平静。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博弈的进程中，这个数字或许还是保守的，实际的“癌症村”数目以及年死亡人数，或许更为触目惊心。这些所谓的“癌症村”，病变源于诸多污染，像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农药和化肥，或许还要加上不再洁净的空气——经常光顾的雾霾。私家车的数量以几何级数攀升；城郊接合部，一根根黑烟囱乌云翻滚。十年前，牌楼隶属的小镇来了一家大型水泥厂，噩梦随之来临，附近的村民白天不敢开窗户，味道呛鼻子，喉咙有灼烧感；夜里睡不安稳，机器彻夜轰鸣……水泥厂投产第二年，周边的庄稼开始减产，近处的禾苗都烂了根；第四年，田畴沉寂，水蛇死了，青蛙死了，泥鳅死了，稻子不抽穗，小麦不扬花……村民们慌了神，找水泥厂交涉，迫于各方压力，水泥厂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五十岁以下的成年男性自愿进厂，做临时工，按月拿钱，不签合同。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村民们忍气吞声，最终选择拿钱买命。我们当然有理由怒其不争，但静下心来想一想，这群失去土地又身无长技的村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前几年，水泥厂附近的一个村子，十多位村民先后患上癌症，以肺癌居多，其次是食道癌和胆囊癌，患者都不到六十岁，都在水泥厂里打过工。水泥厂附近的另一个村子，七八位村民先后患上尘肺病。这些苦苦挣扎的乡亲，同我堂哥一样，辛辛苦苦熬了大半辈子，到了终于能够松一口气、安享晚年时，凶恶的疾病突然降临！没有人为他们买单，还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牺牲——短期内我们根本无法消除污染源，更可怕的是，被污染的环境和生态，往往长时间无法逆转，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理地下水污染的技术，也无法承受昂贵的地下水治理成本。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有资料显示：在个别大中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恶性肿瘤攻击的不仅是城市，在乡村，恶性肿瘤其实更加致命。有人预言，十年后的中国，三大癌症将会困扰每一个家庭，肝癌、肺癌、胃癌——肝癌，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空气；胃癌，是因为食物。雪崩来临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个预言有些危言耸听，但面对这场或将来临的危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刻反省。

四

前天夜里，我毫无预兆地梦见了堂哥（愿堂哥在天堂里安息），他躺在病床上，裸着上半身，挥舞着树枝一样干枯的手臂，似乎是在骂人……我和天宝站在床边（洁白的棉花一样柔软的床单），束手无策，面面相觑。在堂哥的骂声里，我注意到他的胸腔已经塌陷，像一小块幽深的洼地……醒来后，我久久无法入眠，披衣下床，但见东方欲晓，一两颗星星，挂在高远的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