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曹乃谦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展现了雁北“温家窑风景”的荒芜和贫瘠，借助马悦然的译介为西方社会生成了对中国民间的文化想象。而曹乃谦传承了山西的文学传统，并以语言实验、风景重现、陌生处理再构民间记忆，将地理层面的中国民间升华为文化层面的中国民间。温家窑环境的恶劣造成了人们的苦难境遇，加剧了人性劣根面的暴露。曹乃谦从山西土地表面的莜麦开始书写，挖掘温家窑人们虚弱的精神根基，以贴近地表的真实苦难重现盘踞极深的精神危机，再现中国农民在欲望和生死之间挣扎的坚韧品格。

关键词：曹乃谦 乡土中国 民间想象 赵树理传统

曹乃谦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①（以下简称《风景》）以“食欲”和“性欲”为书写基点，将视线放在山西雁北一个极度封闭、贫寒的小村庄——温家窑，用简练文字白描温家窑人们贫瘠、苦寒的生存状态，展现温家窑风景的原生态和人性最拮据、最干旱的一面，咀嚼出雁北“莜麦味”的苦涩。而这种受到民间、土地哺育出的“莜麦味”承载着温家窑人们的生离死别、悲欢苦痛，以“吃”这一动作带来的“味觉”体验，融汇成生存的坚韧、死亡的决绝、性欲的发泄和伦理的隐忍，夹杂文化分娩的剧痛。曹乃谦以知识分子立场、托民间口吻、面向温家窑以外的世界诉说隶属本土的民族命运，将横亘于意识形态与底层生存之间的矛盾化为生死母题，进而回归文学与命运共同体共同面临的困境，重返“人”与“民族”主体。

由于极差的生存条件和落后的思想水平，温家窑的人们对话简短、琐碎且重复，过于直白的语言和粗俗的行为放大了人们的无知与愚昧，特写了人性的丑恶，也因此一定程度掩盖了人性微弱的真善美闪光和人们与恶劣生存环境抗争时不死不休的角力。温家窑风景的独特性决定了曹乃谦的民间书写有别于其他写传统民间生活真善美的主调。生活条件极端贫乏，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渴求被遏制，生死自由被威胁，致使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但又隐约地期冀“于无所希望中得救”②。“温家窑风景”贯通中国传统本土民间、革命历史疆域与世界文化传播，是曹乃谦自觉建构的中国民间想象，主动为本土民间某种生存的不合理性发声，也是于“无所希望”环境中对人性的一次探讨。

一、他者体认：被双重建构的中国民间

“我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他使用的语言有时候是非常粗的、非常‘脏’的，完全是民间性的，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③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对曹乃谦的评价极高，《风景》进入文学研究视野，除其本身内涵及价值所在，马悦然的推荐和翻译④至关重要。但是在国内学术研究视野中，在马悦然盛赞曹乃谦为“中国最一流的作家”后，学界仍在探讨曹乃谦的作品价值和定位，并提出批评和质疑观点，这种国内外评价存在差异化的现状本身就存在问题导向。《风景》中文版晚于马悦然翻译的瑞典文版出版⑤，另有德文、英文、法文、日文等多译本，可以说这位作家及作品经马悦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才得到国内注意，共构的中国民间想象集中于物质与精神的哲学问题，重返本源思考。马悦然的中国民间想象与中国本土民间形象的建构之间的距离是介入当代曹乃谦作品价值与作家定位偏差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由于马悦然的赞誉和译介，中西方学界开始关注到曹乃谦的作品。马悦然发现了曹乃谦与中国民间的紧密联系，但以他者的眼光和评判标准来看温家窑风景，意味着马悦然的中国民间想象与在场的、本土的、传统的中国民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当外界读者进入以“温家窑”为切口的中国民间视域，通过“点”进行整体观照难免会产生文化认知偏差。当马悦然以他者身份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再以译者身份向西方社会介绍传播，无疑完成了对中国民间形象的西方建构，也透露出西方社会对中国民间的审美取向。

首先，温家窑本身就已是被“建构”的风景，它与真正的中国乡土农村之间增加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和情感诉求。曹乃谦曾提及他将山西省雁北地区农村的人和事集中在温家窑这个地方呈现，⑥此处的“温家窑风景”是他对原生乡土温家窑重构过后的“风景”。在柄谷行人看来，“风景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⑦，并且“写实主义所描写的虽然是风景以及作为风景的平凡的人，但这样的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的，而须通过对‘作为与人类疏远化了的风景之风景’的发现才得以存在”⑧。所以，当曹乃谦以“乡巴佬”的身份重回温家窑风景时，所呈现的已然是陌生化后有距离感的乡土民间，作者的憎恶、赞扬、热爱、感动都以小说中人物的塑造表现。他极力以客观的姿态书写乡村，把自己作为温家窑的一员，但下乡知青身份与知识分子责任感又使他无法真正融入乡村，真正感受身旁人们的生命观。作者有意建构了“温家窑风景”，并使其成为中国民间的一分子，成为中国民族与人性的一个展现窗口。

其次，在作品译介的动因中包含了汉学家的个人审美体验和思想敏锐性，存在二次建构的想象空间。马悦然视中国为“第二个故乡”，也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做出了贡献。他曾表示对李锐、曹乃谦作品的翻译并不是看中了他们反映中国落后的农村社会，而是作品价值高。⑨通过察看汉学家马悦然的翻译目录，不难发现他对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民间的文学作品有极大的好感和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喜爱，使得他毕生专注于中国民间的探访，这种审美取向最终凝练为一个形容词语“乡巴佬”。在游离于中国本土场域内外的马悦然看来，“乡巴佬”一词代表了他对中国民间的文学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序中，马悦然联系到了他评价为“乡巴佬”的第一位人物即沈从文，另外又将“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评语赋予曹乃谦，可见对曹乃谦的重视。沈从文建构的湘西世界纯净美丽，但总存在着不圆满；而曹乃谦笔下的温家窑风景几乎和“美”没有丝毫关系，村民面目丑恶狰狞。可是它们在文本深处异曲同工达到了颂扬人性“真善美”的效果，湘西世界以美好少女的形象浮现，青年男女间的感情美妙真挚；温家窑风景中不只有肉欲，还有人们在生死、欲望中的帮扶。我们隐约能窥探到“乡巴佬”评语下的精神絮语，马悦然想要看到的是中国民间最真实的状态。相较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敏感和隔膜，曹乃谦对“乡巴佬”的身份认同更加明确，他始终自觉地以农民的视角讲述雁北故事，将温家窑人们受到得侵轧暴露得足够赤裸。这种“丑”的表象、人性“善”的内核成为马悦然理解的所谓“真实”的“中国民间”形象，“温家窑风景”被上升为“中国民间”的全貌，也被发散为世界性的民族共性。这种过于普遍性的认知必然存在一些误差。

马悦然的序中关注到了小说的写作背景，即中国的政治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部分。但通过小说的描写可以看出曹乃谦有意隐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转而突出地理环境的恶劣，将温家窑上空看不见的压力有形为两种“权力”，为温家窑的闭塞和落后设置成因条件。小说中温家窑的人们从基本的吃穿欲望到较高层次的两性欲望都无法得到满足，而且整个村庄被控制在一种“群专”的盲目恐惧和传统的宗族观念中，人们在严苛的生存环境和扭曲的精神压抑中被迫咀嚼生存之苦。“温家窑”并非放逐之地，也并非荒原，它是一个拥有社会秩序但灵魂失序的村落，在文学建构中其被设置为边缘地。温家窑的一类权力代表即“狗日的会计”和下乡干部老赵代表的外来力量，他们是连通温家窑与外界的中介，同时也以此为凭借压榨温家窑的人、物，为自身谋私利。即使他们面目狰狞、存心不良，但温家窑人们仍然卑微讨好，在求得其所后心怀感激。他们需要这种力量带下一代远离苦难和贫穷，一方面温家窑是被排斥在温饱、文明之外的流离之所，另一方面温家窑人们渴望物质满足与精神自由，能够满足口腹之欲，也能摆脱这种权力的掠夺。

卡西尔认为，“‘权力’一词的本意并不是纯为物质的力量，而是精神的力量”⑩。温家窑里有“一个脸上的皱纹像没耙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11的老汉掌控着全温家窑人们的行为准则，甚至在小孩子眼里的老汉的权威感要远远高于父母，最后玉茭被活埋也是由这个老汉下命令执行。老汉的名姓、家庭、情感信息被隐于文本之外，在文本中化为秩序与权力的符号。他的出现如同《狂人日记》中拿着陈年流水簿子的古久先生，守旧、死板、冷酷、残忍。一句“咱温家窑祖祖辈辈没传下这一条”，温孩女人被“驯服”、打到“黑青”，玉茭被生生活埋。围观的村民无意识认同“祖祖辈辈”传下的东西，并成为帮凶。温家窑的人们已经在这种封闭的“祖祖辈辈”下扭曲、麻木，变为从众的执行者，视不合理、非人性行为为常态。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12，并且“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13。《风景》并非群像描写，而是对个人行动脉络镜头的蒙太奇式捕捉，但我们会发现在温家窑发生的恶劣事件均有村民群体的参与，对老汉代表的“祖祖辈辈”的“规矩”，他们产生了类似于被催眠的迷幻状态，彼此安慰，相互劝告，盲从于非人性的行为。

温家窑风景在曹乃谦的建构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延续了批判“国民性”的传统，披露了本土民间的黑暗面，也寓示了哪怕境地再过艰难，仍尽全力维护民族的血脉，这都体现了作家的民族责任感。温家窑的人们迫切地在生存之苦与精神荒芜中寻找生的寄托，也在卑微境地守护未被苦难消磨殆尽的操守。由于生存层面的极度匮乏，只能靠土地作物填饱肚皮，导致温家窑人人都是“莜面味儿”14。村里光棍们难得一次的打平花，也只是聚在一起，你家一点莜面我家一点麻油，最后“窑房里满是这种哭泣似的吸溜声”15，光棍们把心酸和孤苦发泄在“吃”上，“吃”给予他们继续活着的能力。愣二常挂在嘴边的“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16里的油炸糕，只有特殊时节才能吃到，吃糕对温家窑的人们来说是一种仪式感，是单调生活里稀少的享受机会。温家窑的人们在基本的“食欲”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将精力通过訾怨和暴力发泄。汪曾祺评价说：“这是苦寒、封闭、吃莜面的雁北农村的生活。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苦寒，形成人的价值观念，明明白白、毫无遮掩的价值观念。”17温家窑的故事是民族锁链某一环节的缩影，未经开化的民族在茹毛饮血阶段，在探索生存之道阶段，也曾遭受外部危机的倾轧，族群因同类关系而集合抵御生存之苦。摩尔根认为：“蒙昧人头脑中的微微的冲动已在英雄时代的伟大的野蛮人中变成了极强的欲望。”18温家窑除却已经拥有的语言、约定俗成的制度，其余状态都像停留在原始社会，曹乃谦写这样一个落后、封闭的村庄，并非单纯指向民族的落后和失败，而是特意展现特殊境遇下人性的原始状态。这种在精神上摆脱茹毛饮血阶段但物质上仍极度匮乏的社会，马悦然在其中感受到了民族间割舍不断的血脉，并以世界性的眼光审视，“建构之建构”后的温家窑风景成为西方社会对中国民间的现象学认识，而小说有关生存与苦难、欲望与压抑、乱伦与苟且的描写，是世界上所有可能存在的“温家窑”的缩影。

在这个无法被道德伦理禁锢的村子里，人们备尝生存之苦，被原始欲望支配，天然具有斯芬克斯因子，人的“人性”和“兽性”两极天平无法保持平衡，因而总有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贫瘠的生存环境和原始的性欲冲动，虽然折杀了温家窑人们的廉耻心，也放低了道德的底线。兄弟朋锅、妻子共享、偷情通奸、私窥女性、母子乱伦、人兽交媾，种种情境均在伦理道德之外，但是他们身上又奇异地爆发出微弱的自尊心、羞耻感和信义精神，背后折射出温家窑人们对“中国人”身份、中华传统三纲五常文化、本土民间道义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黑蛋与亲家“交接”女人时，特意嘱咐女人整理衣着，时时提防村民是否在笑话自己，其实这种宛如扯遮羞布的维持尊严，根源来自己身的自惭形秽。黑蛋的共妻与伙婚使得夫权承受侮辱、廉耻遭到挑战，可是他还要“中国人说话得算话”19。为了中国人身份及“商人”银货两讫的诚信，他掩饰女性买卖中的不愿、不想、不甘，维持中国人的脸面。这点装模作样的姿态在儿子蛋娃诓骗他拾来爹送回女人时候被拆穿，“黑蛋撇下蛋娃，就急急地往家跑”20，急急跑回家却看不到女人，黑蛋的苦闷、憋屈、愤怒被曹乃谦“悬置”到文本之外，读者却能感受到。温家窑的人们也想要平等自由的爱，也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也想体体面面地结一门亲，但是他们无可奈何，“活着”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用尽全部气力，再无法负荷更多的东西。

曹乃谦主动暴露中国民间的丑陋、荒唐甚至咄咄怪事造成了震惊体验，也通过译介形式进入西方社会的视线，不经意间完成了西方社会对“东方”的建构。作者截取的温家窑生活的人物片段，也是马悦然看到的有关中国民间的文化碎片，但在这之后的传播与理解，更多的读者最先会感受到来自“东方民间”贫寒孤苦的农村与穷极无聊、溺于欲望的农民的丑状，而忽视作者的用意与译者的世界化体悟。

以他者身份聚焦的温家窑风景是已经被“建构之建构”后的边缘地，本土中国想打破封闭的温家窑牢笼，成为救难者，弥补曾经落后的心理沟壑；而西方社会对之付诸惊异与怜悯，苦难并不能使未经历者感同身受。而且真正真实的中国民间、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与马悦然读后建构的中国民间想象三者间有不同面积的真空地带。情感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直接影响中西方学界对小说接受程度、美感体验和文学价值评价的不对等。

二、同源异质：与赵树理传统的对读

“传统”并非自明和自在之物，它是现代透镜下的产物，是现代对传统的发现和认知，“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剧烈转型，势必冲击和颠覆传统，并引发对传统的矛盾心理，也同时催动以现在为基点，重构和重新发明传统的欲求”21。曹乃谦关注特殊地境的温家窑风景，隐含了其情感记忆，小说力图以原生态再塑温家窑风景，并在山西文化影响下极具地域特色，能从作者立场与小说关注点感受到山西文学的滋养，尤其是对“赵树理传统”的传承及反叛。曹乃谦系山西籍作家，地域与文学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马悦然也对受三晋土地滋养的作家抱有好感，在采访中也常将李锐描写农村生活方式的《厚土》和《万里无云》与《风景》并举。如果更进一步发掘，无论是李锐还是曹乃谦，都或多或少受到“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的直系影响，雷达曾撰文指出“赵树理传统对山西文学是带根本性的，离开它不可能”22。曹乃谦传承了山西文脉惯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书写农村农民生活，温家窑是典型的山西落后农村模样，人们住窑洞，靠土地生活，对土地感情纯粹，但又囿于土地的束缚。“赵树理传统”给曹乃谦创作形式的借鉴，但他又因个人经验和体悟为中国民间建构迸发新的思考与想象，还原他亲历的山西乡土民间。

小说中点明书题“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取自山西“要饭调”：“白天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浓重的山西味道经由这句“要饭调”奠定了小说氛围。而小说中用简短对话与写意心理集中凸显了人们性格的某一面，或卑劣或猥琐，或真挚或勇敢。温家窑由形形色色的个人片段串联，没有一个伦理道德层面的好人，但也没有罪无可赦的坏人，这已然与赵树理小说的“典型事件”与“典型人物”有了分别。

曹乃谦与赵树理同属山西作家，但所处时代不同，接收到的政治文化信息以及人生经历相异。但两人都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农村生活经历，《风景》源于曹乃谦知青带队时的所见所闻，赵树理的作品多与他的下乡经历有关。“避不开的‘旱’象”是《“山药蛋派”和三晋文化》23里形容“山药蛋派”作品中景象所采用的修饰短语，意为“干旱”，用以突出山西地域和山西作家的独特性。“旱象”是祖祖辈辈的山西人民面对的自然生存环境，抵抗这种“旱象”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作品中力图在展现的东西，赵树理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天然带有一股生气。但在《风景》中，这种“‘旱’象”一直围绕于温家窑，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人们有任何“抵抗”姿态，人们淡漠、麻木，用苟且偷生或寻死解脱来逃避生活的苦楚，曹乃谦用这种温家窑人们不作为不抵抗不挣扎的“认命”观揭露人性在苦寒境地下所产生的危机和问题。

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家，深入农村，足迹遍布三晋土地，其作品中展示的农民生活真实而不失风趣，无论是小二黑小芹打破迷信和偏见的结合，抑或李有才带领农民以板话形式与地主斗争的机智勇敢，赵树理笔下的山西农村都带有一种勃勃向上的生命力，并且基本都完成了明确思想导向、惩恶扬善的任务，大都为大团圆结局。当然，这与其始终保持与主旋律齐头并进的创作方向息息相关，将文艺与政治运动结合，与广大农民群众保持亲密关系，在文学创作与农民思想解放之间寻找平衡，写给农民看。《风景》以乐写悲，幽默法基调、轻松的语言中隐含悲郁。小说中的故事是山西北温村窑的写实，小说里展现的苦难是1970年代当地农民原生态生存状态的写照。在温家窑里，地理风貌的干旱、物质资源的缺失，以及欲望上的渴求使得人们陷入痛苦的泥淖。温家窑的老银银寻死不成，怒骂：“活着费事，想死也这么费事。”村民们无可奈何地“活着”，同时也是在顽强坚韧地“活着”。曹乃谦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儿。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的有些同胞有些祖先曾经这样活着。”24他试图将人、植物、动物、土地、村庄、生命建构超越故乡人、事的命运，与世界互通。作者有着面向民族和世界写作的自觉意识。

曹乃谦从赵树理传统中汲取写农村农民的经验，但他见到的“风景”以及写作导向和写作方式又脱离了赵树理的“典型”模式。他重构的“风景”并不出之于“美”，而是趋向藐小、卑鄙、丑陋、野蛮的。温家窑民风剽悍，有一群打光棍的泼皮无赖，集聚在一起耍荤腔，偶有偷窥女性行为，尽显丑相。温家窑风景不是但丁式的地狱，而相近于波德莱尔式的“恶”之地，“厌倦和巨大的悲伤后面，它们充塞着雾霭沉沉的生存。幸福的是那个羽翼坚强的人，他能够飞向明亮安详的田园”。25曹乃谦将个人的认知体验融入到群体生命感受之中，去探察这些细小的生命“日每日”的穷苦生活背后无尽的痛苦与绝境求生的顽强挣扎，而只有这样困苦仍想“活着”的生命才铸就了民族传承延续的血脉。当然，这样的生命混杂着人性的丑恶，爆发出未经驯化人性的野性。相比之下，赵树理的小说纯朴自然，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农民生活和农村风俗，无论是小说内容还是人物形象都是已经驯化过后的，其更为温和，也更贴近理想乌托邦世界中的民间。

口语化的语言及方言运用是进入民间语境的工具。赵树理在小说中使用的方言，更多地是内化为带有泥土气息的非原貌方言，在农民的口头语言基础上加以润饰，产生了一种接近普通话的民间方言书面语。这种语言实验依托于民间故事的口头流传性和为政治服务的宣传性，需要尽可能地将小说中“时代新农村”“时代新农民”的“新变化”以“讲故事”的形式深入人心，跟随时代主流，创造“大众化”“民族化”的新鲜文学。一方面赵树理在写自己热爱的土地和农民，写熟悉的山西民间生活，展现山西的文化风貌；另一方面以赵树理为中心的“山药蛋派”作家群具备时代意识，自觉承担起社会变革和思想动员的责任，深入民众群体中来，揭露社会问题与弊端，解放被封建传统、迷信教条禁锢的民众思想。这些都是赵树理主动作出语言实验、化方言入小说的原因。而曹乃谦在《风景》全篇运用雁北方言土语，泥土气息浓厚，且不避脏字。“简直简”“日每日”“朋锅”“板鸡鸡”“发灰”等词一方面需要通过小说中注释了解含义，一方面需要联系上下文得到模糊的意义。虽然不影响阅读，但是这样的语境设置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过于沉重的苦难遭遇和有别于读者阅读经验的方言土语都使小说陌生化，并且在当下以新时代的目光、以脱贫攻坚任务反顾温家窑风景，那是曾经奋斗路上跨过的一道坎坷路径，温家窑风景是民间的过去，也是当下仍需不断反思的案例。曹乃谦借小说来传达历史隐喻，建构一种超越地域和国别的文化共同体，温家窑的苦难境遇以及或纯良或卑劣的灵魂，都是特定环境下民族的缩影。

在写作立场方面，以赵树理为中心的山药蛋派做着隐去知识分子身份的努力，融入民间，与农民审美趣味与大众文化精粹结合，但又自觉承载着知识分子启蒙的功能，是不纯粹的“民间”立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马烽表示：“我们都是以描写农村题材为己任，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农村及农村干部，自己所写的作品，总希望一些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够听懂。这样自然就要考虑到中国农民欣赏文学作品的习惯，以及他们的爱好、兴趣、文化程度等问题。而赵树理在创作实践上是做得最好的。他的作品，不仅受到我们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样板。很早以前，我们心目中就认为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26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27里，金旺兄弟滥用乡村政权欺侮抹黑二人，二诸葛、三仙姑诸般干扰小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但最终保守派倚仗的封建迷信说与掌握“权力”的心术不正之人都被打倒，从广大群众的阅读体验来看，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大快人心，也喜闻乐见。因为广大群众的利益受到了保护，而农村干部也很好地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对于赵树理所处时代来说，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使得文艺创作与时代进步共赢。不过单从文学的生成来说，大团圆结局阻遏了“真实”的感染力，赵树理将悲剧素材转换凝练成大团圆故事无疑贴近了农民群众的喜好，但大团圆故事的戏剧性远不及悲剧升华的“崇高”感。鲁迅曾在文中写道：“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式的勇气……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28 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文人作品的传统，再婉转波折的故事最终总能拥有和美的结尾，即使是古典的悲剧小说，窦娥身后得昭雪，赵氏孤儿终报家仇，悲惨情绪不至没有地方宣泄。曹乃谦承续了赵树理式的“写农村，写农民，写真实”，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选择原汁原味还原温家窑人们的生活，没有为男男女女促成幸福相守的结局，正因为如此，温家窑人们的无处得救才更显悲哀。

“我就喜欢农村，我就是个‘乡巴佬’”，曹乃谦小说中的方言土语没有刻意修饰，而是在陌生化的距离感中采集温家窑人们的语言。他并不完全纪实，而是提炼浓缩，用很多的重复强调人们的行为心理，并且以写意画特有的留白融有限之语句变无穷之意义。在小说中作者从不去赘叙温家窑的男人女人们过得怎样悲惨，也不在文本中留下带个人感情色彩的词句，看似是以客观的俯瞰角度书写温家窑风景，实则这样的方式使得读者更快速地进入温家窑，感受到眼中荒诞、荒谬乃至匪夷所思的温家窑风景。

马悦然认为，曹乃谦的小说像福克纳一样，都试图让读者读出言外之意。小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黑蛋和亲家约定“共妻”，亲家来接女人时，黑蛋虽然嘴上说着让女人走，但心里“犹犹疑疑”，看着女人坐在驴上离开时悠悠晃着的脚，“黑蛋的心也跟着那两只萝卜脚一悠一悠地打悠悠”29。温家窑的男人们都不会表达爱意，他们做起事来粗犷放肆，但对待情感含蓄内敛，黑蛋舍不得女人离开，他的这种舍不得的情绪被曹乃谦“留白”，只随着他不断重复的语言和磨磨蹭蹭的动作，以及看着女人晃动的脚整颗心跟着晃晃悠悠，感受出一个可怜男人的无奈和悲伤。老柱柱和弟弟朋锅时，曹乃谦不去写另一间屋子里男女的互动，而是整篇写老柱柱看着煤油灯下飞来扑去的蛾儿继而引发出漫无边际的思绪，他表面上是在感慨蛾儿扑火，其实是在说自家兄弟也像蛾儿一样想要女人，他一边强行放下男人的尊严和亲弟弟“共享”女人，一边安慰自己这样是最能顾及家庭众人的状态。老柱柱的委曲求全代表了温家窑固守传统、因循守旧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长子责任、“无后为大”是他背负的枷锁，不仅要维持家庭生活，还要照看贴补兄弟，在贫穷遭际下与其“共妻”，尽到长兄责任。老柱柱的愚昧、忍让和“大义”违背伦理道德原则，但影射了社会进程中对传统的坚守和妥协。

“留白”还揭示了温家窑权力阴影下女性话语权被剥夺的现实。愣二为追求金兰去卖血挣钱，用身体语言示爱遭沉默拒绝，卖血自古被污名化，愣二为爱做出的牺牲随着银兰将钱掷于地上的动作被刻意无视，与此被置于尘埃中的还有男人的尊严、羞耻、真心，这成为愣二陷入疯癫的导火索。金兰全篇重复撕棉花的动作，只不过频率在愣二来前与愣二被赶走时发生了变化，从“噌噌噌，噌噌噌”到“嚓嚓嚓嚓”，并且趴在烂棉花上哭了一场。作者没有写拒绝的详细语言，而是能从金兰的撕棉花动作细述里感受到金兰对愣二并非毫无感动和情意。只不过在温家窑里，“权力”严控下女性话语失声、身体工具化、婚姻物化，家庭谋利与谋生同质，妥协、出卖、服从已成为常态。银兰将卖血钱掷于地，以残忍形式提醒金兰克制情感，愣二面对金兰时流露出憨厚、害羞、赤诚、纯粹、懵懂的爱意，这都是“留白”造成的文本外体验。另外，愣二从金兰家回来就疯了，疯了又好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好的，只有愣二妈知道：“上回就不是赤脚板医生也不是大仙爷看好的”30，愣二妈的“想一会儿就撩起大襟揉揉眼”复读四遍，愣二的疯病得以治愈。不同于玉茭妈遭受强奸，愣二妈主动献身“救”回儿子。这其中背德、乱伦的不得已和来自“母亲”身份的“博爱”令人动容。女性以母亲角色、以肉身速成大地母神隐喻，与土地、生命、生育意象浑为一体。在《天日》篇里被羊娃猥亵的痴傻女娃在看到男性生殖器时，浮现的印象却是“俺爹又打俺呀。俺爹又打俺呀”31。结合后文女娃家里急于给未婚怀孕女娃找替罪羊的情节，能猜测到一个隐晦又可怖的真相，女娃大概率遭受了父亲的性侵和性暴力。如果说两位母亲接受乱伦是为了救赎，那父权下的乱伦则凸显了一种残忍。无论他们是自愿还是被迫地沦为欲望的俘虏，在当代伦理道德、价值尺度衡量下，均可归因于文明的落后。人们从启蒙时期走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明，追求自由、平等，讲求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可小说中温家窑的现状与主潮要求的进步完全脱节。温家窑的苦难与男女老少的命运无法从自身突破，人们已经无法自我拯救。

曹乃谦设置流露于文本语句外的“言外之意”，间接暴露或丑恶荒唐或真挚动人的情感，小说语言和故事的滑稽反衬出的悲惨结局加深了小说的深刻性，温家窑人们的宿命是一场注定的悲剧。曹乃谦与赵树理和以赵树理为中心的“山药蛋派”的创作初衷本就不同，写作环境、作家身份认知均有差异。他弱化了意识形态的存在感，抛却政治因素，只写人性的最艰涩与最极端。不同于赵树理笔下特定的历史时段，曹乃谦在设置小说背景的同时又淡化温家窑的具体时间和外部空间。温家窑人们的生活以“日每日”、黑夜与白天、活着与死亡相隔，谈话多是在发泄性苦闷和发出性暗示，人们很少有机会进城，他们对城市充满向往但又时刻保留着“乡下人”身份的自卑感，这种强烈的自卑感困缚住温家窑人们的肉体，也牢牢禁锢住他们的精神，使得温家窑自始至终陷于苦难漩涡。值得注意的是，曹乃谦的纯粹方言写作并不是写给温家窑里的人们看，与赵树理进行语言实验，艺术加工民间生活，并且传达时代思想给农民看的诉求不同，曹乃谦自始至终注重重现恶劣境地下温家窑的受难灵魂，他借助方言营造了“反思”的空间，“温家窑”会在新时代成为新的“典型”，成为对落后本土民间的批判载体，它记录着一段人类文明与生存间的斗争史，展现在场的知识分子陌生化后的中国民间想象，刺激人们思考人性在边缘地异变的多重性。隐藏在小说字句下的是深切的民族救赎意愿，如何摆脱温家窑令人窒息的境地，使人们不仅仅“活着”，更满足人的基本欲求的活着，这个问题是曹乃谦的又一个“言外之意”。

三、温家窑风景：中国民间想象的一种解读

当“温家窑风景”成为建构之地，它不再停留于地理层面，而渐变为中国民间想象的载体。马悦然序中提到两位作家背后的文学世界（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不只是文学里的地域，而是文化精神的集聚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谱系中，从鲁迅的鲁镇和未庄始，同性质的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苏童的枫杨树故乡以及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等，都以某个时空的“故乡”作为踏入文化中国、文化世界的路径，在大小空间之间达成精神共通，借地理意义上的渺小写文化精神上的宏大。恰如对莫言文学观念/故乡的精准解读：“溢出了传统现实主义范式，超越了单纯的道德义愤和情感宣泄，获取了更广博的视野、更开阔的胸怀和更厚重的灵魂根基。”32在述的曹乃谦与莫言的人道主义观照、生命价值感官、人性情感希望、民族历史责任、世界语境自觉存在共鸣处，他们主动编织起联结文学/民族/世界三界缝隙的网状通道，寻求原生态/荒原式民间/民族入世界的可能性，书写跨国界、跨文化间人们相同的人情、人性，表现出对善良、美好、温暖、积极事物的追求和向往。但不可忽视的是，二者在作品厚度宽度范畴、本土文化场域认可、中国民间想象各方面仍有不小的距离和偏差，这与作家个人创作背景、文化认知以及文学资源等原因相关。

莫言提到故乡与文学情感的关系密不可分，但文学不能囿于故乡，而应在“故乡梦幻化、故乡情感化”的途径中萌动“超越故乡”意念。一方面，曹乃谦在进入中国民间想象时自觉发掘时代/地域/故乡资源，为“温家窑风景”场域的即时性、既视性、真实性铺垫环境。小说中充满“俗”文学的因子，新鲜、活泼但粗鄙，34包括雁北方言、山西民歌“麻烦调”/“要饭调”的运用，以及农村礼教与人情关系、婚丧嫁娶民俗的展现，自然铺展开关于朴实农村的画卷，为作者的中国民间想象杂糅出印象。曹乃谦借助山西土地资源建构的“温家窑风景”与高密东北乡的热烈、慷慨、悲壮不同，它更偏向朴素、苍凉、苦涩，它的生命力犹如被践踏的野草，野火烧不尽。

另一方面，曹乃谦背离“审美”，而是选择从极致的“恶”中反刍可贵的“善”，“以审丑反衬审美”，初始便为他的中国民间想象铺垫上一层丑、恶、怖的砂纸，布满粗粝、原始、尘嚣。叔本华曾借格拉西安《好评论的人》来佐证自己的唯意志论观点，故事里曼狄西公爵下令要找到隐匿于假面舞会中的但丁时，公爵要受命者问每一个像但丁的人这样一个问题：“谁认识善？”最后但丁给出的答案是：“认识恶的人。”35善与恶这一矛盾对立的性格要素在某种条件下完成转化，达到共通。对人性善恶共通的书写成为曹乃谦进入中国民间文化想象的另一路径。温家窑是典型的穷山恶水，这里的人们也都暴戾粗蛮，但作者真正要触碰的并不是这层表象，而是借此挖掘人性中不曾因外界因素而泯灭的精神内核。《风景》采用全知视角，温家窑的各个角落均被收揽其中。这种全知视角游移于该封闭空间，就算人们能够离开乡间抵达城市，也因城乡贫富差距和文化身份的落差，从而完成了“离去”再“归来”的第一步。他们想要逃离温家窑的梦魇，但内部没有出走的可能性，外部没有拯救的拉力，“再离去”动力被社会与文化双重阉割，为滞留于温家窑的人们留下三种结局：偷生、疯癫与求死。而这三种生存抉择倒映了曹乃谦“温家窑风景”对于中国民间想象的部分可能。

“生”并非意味单纯吃饱穿暖便足矣，人是复杂的学习、思考型生物，除却“食欲”因素，健康的性也是人们的正常欲求之一，同时也是衡量精神意识完善与否、人性完满程度的基本向度。但是温家窑“风景”的生成，源于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苛刻对待，人们的欲望被压抑至绝望，“食欲”与“性欲”遭受抑制，“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他自身决定的东西叫自由”36，温家窑人们享受不到生活温饱，也无法达成自由的两性关系，物质和精神的高压魇在温家窑上空，加剧了人性的异化。

在“食欲”和“性欲”双重缺失的温家窑，“疯癫”现象屡见不鲜。光棍愣二和福牛的疯癫更让人觉得“终会如此”。但是从他们的疯癫背后，深刻暴露了温家窑人被欲望压抑的精神折磨。“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37福柯认为疯癫是作为一种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中，它绝不会存在于蛮荒时期，而是处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温家窑人们长时间处于苦寒环境和无处不在的“权力”之下，正常欲求被扭曲为变态、迷惑、自虐心理，“疯癫”状态反而提供了精神自由地，而“疯癫”支配的人做出的疯事也极易获得围观者的怜惜和谅解。处于“疯癫”状态中，人的言行表现为谵妄和眩惑，即说胡话和幻想。光棍愣二求爱被拒、性欲溢出导致两次疯癫，他的表现只有两个，一是“杀人——杀人——”地喊，二是“叭叭”地拍炕。38福牛如愣二一般，也经历了两次疯癫，一次是进城帮工却因醉酒占剧团里女戏子的便宜被撵回温家窑后就疯了，疯癫状态的福牛不断喊的“再说爷不好”39是福牛潜意识的展现，当暗恋上一位县剧团的女子，来自乡间、无权无势、家境贫寒的自卑感使他不敢上前表达。大团圆式的才子佳人美好爱情故事有严格的前提，才子总应兼具才华、志气，最终能骑高头大马携家财官职来迎娶佳人，福牛显然没有成为才子的任何条件，只是单纯地向往两性朦胧暧昧关系。第二次疯癫是福牛对温孩女人的意淫，面对温孩女人对他的性暗示，他坚持道德底线没有越轨，但是当夜晚来临，处于酒后状态的福牛开始臆想、意淫甚至自渎，浮现和繁衍各种旖旎心象。在眩惑状态里的福牛没有任何批判能力，因为他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世界，但是这种眩惑又无可补救地脱离现实存在，当意识清醒后他感到羞愧恼怒。不过从福牛清醒状态的巨大反应中能感受到福牛虽然自责于违背伦理觊觎他人妻，但真正气愤和悲伤的原因是自己得不到女人。人的谵妄和眩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真实最本原的想法，愣二和福牛渴望情欲和性欲得到满足，但当他们意识到已经陷入绝望的、没有结果的情欲，只能通过所谓的“杀人——杀人——”和“再说爷不好”宣泄精神崩溃的痛苦。《玉茭》篇里，主人公玉茭受性欲控制时完全进入了非人状态，被力比多占据，如同公兽发情，满脑子只想着“做那个啥”，偷窥女性裸体、试图兽交，乃至乱伦、强奸母亲。这一系列行为都处于疯癫前的“激情”冲动，将压抑过久的性欲烧得更加干渴。玉茭强奸母亲事发后被关在新窑内，“禁闭”操作将人性中的兽性成分无限夸大，暂时隐匿了非理性情绪，从而缓解了玉茭父亲叔叔朋锅、玉茭强奸母亲等丑闻给玉茭亲人带来的耻辱。

温家窑的人们被动地抗拒道德桎梏，时时出现“发灰”和“撞鬼”的事情，这两个词在小说中指向人精神的不正常与不合理，而评判这些行为是否正常和是否合理的标准在于温家窑“祖祖辈辈”的传统。其实他们并非主动对道德挑战，发起质疑和批判，温家窑人们认可道德的存在，否则福牛也不会在意识到意淫别人女人时有那么剧烈的反应和自责情绪，但是长期遭受贫穷和欲望统治的自然本性，使得他们屈服于与自己相冲突的道德对立面，放纵自己沉溺于欲望中，麻痹本就处于危机中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疯癫背后，是来自生存的艰难和无助、精神上的匮乏和虚无、权力压制下的唯唯诺诺，以及自然人性本身的斗争和矛盾。在没有任何办法解救自己的痛苦时，他们把生存之苦与爆发的情欲划为一体，用非理性的疯癫无形地抗争命运的不公。我们并不能把愣二、福牛、玉茭等人的疯癫解释为不由自主、不可避免的突发疾病，而要承认人性真相的最低界限并非偶然，而是根本性的。正如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界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界限，40温家窑的疯癫背后，隐藏的是温家窑人们的精神危机，他们对生命的本能与活下去的犹疑，活着意味着要继续忍受，这比以死亡形式解脱要艰难许多。温家窑的人们没有富足的衣食，土地给了他们生命、血液、爱，同时也给了他们饥饿、死亡、恨，在热爱温家窑土地的同时，他们痛恨温家窑给予的一切苦难。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彼此扶持，以残忍的形式活着。

比疯癫更彻底的死亡在温家窑已经不会引起恐惧，它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黑女自焚、羊娃上吊自杀、老银银上吊被救、玉茭被活埋，或来自自身意愿的求死或来自外界压抑的死亡，成为“温家窑风景”的组成部分，司空见惯。当“死亡”成为温家窑的乌托邦，其中蕴含的巨大错乱反讽民族历史的非人道、反人性、反常理。“死亡”是曹乃谦对中国民间想象中“生”的镜像理解，也是“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隐喻描写，并非凄怆终结而深藏对“镜像民间”的美好想象。黑女死时于熊熊大火中看到了拥有巨大翅膀的二尾子，携黑女飞离温家窑，呈现救世者的姿态。如同女性的大地母神形象，二尾子的寓意更加独特。它是一只跨性别的公鸡，颠倒了性的支配权，且有强大的号召能力。不只二尾子，温家窑的动物均通人情、有人气、护主人，又比人多了神秘灵异色彩。它们是作者融神话/志异、天神/精怪、报恩/作祟等多重要素为温家窑人们增设的一重抚慰以及对人性“善”的补充。此外，“棺材”作为“死亡”的包裹，变为灵魂寄居地的外在物化形象，狗子被抢棺材时宁可先一步进入他的庇护所，似“嬉笑”、似“啼哭”、似“呼喊”地背靠粮食面朝苍天；结阴亲民俗打通阴阳的界限，将人们的希望寄予“死亡”的平行世界，也把玉茭非自然死亡的伤害性降低。作者有意抽空“死亡”带来的悲哀、痛苦、反抗情绪，置“死亡”沉重感浮于地表，“生存”之艰难重压于人心，在轻重倒置里追溯民间惨烈、麻木、饥渴的历史，亦于镜像中窥探人性里的痛诉、挣扎、不甘。

《风景》由人生存的三种态势观照人性的普遍性，曹乃谦由此把中国民间想象回溯到人/历史、故乡/民族、人性/世界，尝试用一个又一个母题完成“小事件”“大叙述”“宏大题材”的搭建。曹乃谦于1975年作为上山下乡知青带队队长进入温家窑村,外来者的身份与知识分子出身影响着他对贫寒农村抒发“哀其不幸”的共情。“温家窑风景”已经超出我们认知中的苦难，但在后来对温家窑村民的采访里，他们认为曹乃谦写得仍不够苦，这也再次体现了“温家窑风景”是被建构的文化景观，原住民和体验者的人生经历、原生命运决定了不同的情感感知。比起重现历史事件，曹乃谦更注重描写历史背景下卑微生命生存状态和刻画偷生、疯癫、求死等荒诞事件。温家窑有30户人家，不到两百人，《风景》中出现了51人，其中包含了三个外村无名氏女娃，作者为每一个乡民“立人物小传”，为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受酷刑、抗重压、遭磨难的“人”拂去模糊的面纱，将血泪、饥饿、寒冷、憎恨、贬斥、失声以及最原始的情/欲置于时代、历史的中心，把异化/疯癫的“人”还原为有血肉、情感的本真“人”，令欲望合法化。

近与共和国同龄的曹乃谦对文学、时代、历史、革命有清醒的认识，他侧重于通过人尤其是底层（鳏、寡、孤、独）的人际遭遇、感官体验、情感判断来反映历史的酷烈，以及对时代造就人的辨析。无论是《风景》还是《同生四调》都弱化大事件，但描重人们生存的滑稽和人性的卑劣，即便是置于台前，愣二、福牛、玉茭扮演的顶多是丑角，惹人发笑也反思心酸。每个小人物意识不到现代性思想或者说新政权的更迭，因为他们自身的基本欲求祖祖辈辈得不到满足，更莫提精神上的觉醒。弱势集体的诉求在历史动荡中被遮蔽，对于“吃”与“性”的欲望动机越发热切，所控诉现实的力度也就越重。曹乃谦的中国民间书写基于写实，塑造手法又借鉴写意。他使读者直面温家窑风景，从受难者的角度进行强度叙事，以人物的欲望为基点，不避伦理、阴暗、暴力、侵轧与血腥，间或迸发出底层人们生活的粗俗幽默，看似是一种社会学式的直接反应，其实通过“苦难”留白化把温家窑人们的生命体验民族化、世界化。而且从山西作家文脉尤其是赵树理传统中传承山西农村纯真、质朴的内核，采用方言土语入文的语言实验，又表现出与赵树理传统不同的呈现形式，原生态、不加掩饰表露人性的欲望，以淡然的口吻讲述苦难本相，既传承又反叛赵树理传统，进而为山西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当代学界对曹乃谦这位业余作家仍存在“是否值得研究”和“如何拓宽研究面”的问题。归根结底，曹乃谦及其创作受到关注的契机出于偶然，而且其创作还处于成长期，作品数量不多，马悦然对中国民间的想象和阅读喜好为其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增添太多个人色彩，国内外的阅读经验、审美趣味、关注重心偏差较大，这都会影响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曹乃谦能否成为大家公认的“一流作家”，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莫言的中国主体重建与新文学传统研究”（项目编号：17BZW15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原题名为《温家窑风景》，由29篇短篇和1部中篇连缀而成，因其作品内部互相联系，其体式一般被视为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原是小说中曹乃谦引用的一句山西地方“麻烦调”，在被汪曾祺看到后建议以此为题目。

②鲁迅：《墓碣文》，《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③⑥24马金瑜：《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0期。

④2005年马悦然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译成瑞典文出版，2005年3月于斯德哥尔摩为其作序《一个真正的乡巴佬》。马悦然曾为曹乃谦的中篇小说选《佛的孤独》作序，其妻陈文芬作跋《记忆初爱时光，遥想少年曹乃谦》。

⑤曹乃谦创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后，15年间寻找出版社均碰壁，直到2005年方在中国台湾出版，2006年马悦然的瑞典译本出版，后来才出中文简体版。

⑦⑧[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9页。

⑨[瑞典]马悦然、欧阳江河：《我的心在先秦》，《读书》2006年第7期。

⑩[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1114151619202930313839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161、44、63、1、80、2、8、125、7、55页。

1213[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8页。

17汪曾祺：《〈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读后》，《北京文学》1988年第6期。

18[英]摩尔根：《古代社会》，马巨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21王金胜：《现实主义总体性重建与文化中国想象——论陈彦〈主角〉兼及〈白鹿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2雷达：《传承与新变——山西小说的新锐力量》，《文艺报》2016年8月29日。

23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25[法]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14页。

26马烽：《马烽谈——“山药蛋派”》，《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3期。

27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28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252页。

32王金胜：《“崇高”的解构与重构——莫言文学与中国现代经典崇高美学传统》，《东方论坛》2017年第3期。

33童庆炳：《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34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35[德]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任立、刘林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

36[法]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页。

3740[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73页。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