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历史化”“国际化”与“民族化”，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备“70年体量”与进入“世界中”阶段，并同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中变”潮流相遇，而出现的一个“复合式”的“新时代”特征。这三个特征虽非同时产生，但在当下，却几乎同时变得突出起来，这使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与张力。本文试图探析这三个特征同时彰显的深层原因，并努力从这三个不同向度的，甚至彼此分裂的问题中找到它们共存于当下批评中的理由与根据，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隐秘的关联性。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历史化 国际化 民族化

“历史化”“国际化”与“民族化”，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出现的显著特征。这三个特征虽非同时产生，但在当下，却几乎同时变得突出起来，这使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与张力。表面看来，这三个特征间并无直接联系，但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当代文学批评之所以在近年几乎同时表现出在这三个不同向度的，甚至彼此分裂的特征，却并非偶然，而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内外形势兼具的情形下，对自身经典化，尤其是在世界层面的经典化，这一强大诉求的外在反应。也可以这样认为，批评的历史化、国际化与民族化，乃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一体化潮流中开始谋求“世界经典化”①这一诉求在文学研究层面上的即时反应与表现。其间实隐藏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之“百年中变”的突破性变化的重要信息与问题——即中国当代文学已从百年来始终存在的“现代性焦虑”中走出，并正在转向“中华民族经验”的“现代性”与“当代性”的建构与再造，同时也隐露着将“中国经验”与“中国诗学”推向世界层面的尝试与野心。

一、历史化与当代中国经验的世界经典性生成

近年来，各种阶段性的历史化潮流借助各种时间节点反复出现，已成为当下中国学术与思想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从2016年前后“先锋文学30年”大讨论到“五四文学百年”“中国当代文学70年”“改革开放40年”“80后文学20年”②“网络文学20年”等话题的热议，“历史化”无疑已成为近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一个热点问题。而从根本上看，当下中国的“历史化”潮流，则是中国学术与思想发展从“革命史观”转向“民族国家建构史观”后，对中国经验（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70年历史）亟待进行“世界经典化”诉求的体现。

整理近年来的重要文学期刊与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动态，凡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南北东西各方学术团体与代表，几乎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给以关注，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基于不同学者研究基础与学术个性的差异，也造成了关于历史化概念的阐释与使用的混乱和丰富的局面——从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到1993年前后的“再解读思潮”，再从洪子诚、李杨为代表的“文学史转向”③到程光炜在人大课堂上发起“重返八十年代”④大讨论，以及从一些重要的“批评事件”⑤的历史化整理热潮到2016年声势浩大的“先锋文学30年”⑥反思性大讨论——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情形呈现出相当纷繁而复杂的多种可能与方向。⑦

而在这些具有潮流特征的较大规模的历史化行为之外，还有一些小规模的，但历史化意识十分强烈的尝试与实践，也值得瞩目。比如，近年来，吴秀明围绕当代文学史料建设而展开的系列研究。吴秀明认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必须以史料文献的建设为基础，没有史料文献的建设而谈历史化，只能是一种空谈。同时，与其他学者主要从“福柯、布尔迪厄、卢卡奇、阿尔都塞、詹姆逊”那里寻找历史化的灵感不同，吴秀明更主张从中国传统史学中汲取“中国本土”的历史化方法。他将“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一套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问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式（尤其是有深厚积淀的中国史学）引进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之中，进而探索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历史化的“中国方法”。⑧

此外，新世纪以来，丁帆、吴俊所主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也在史料建设与整理的层面，对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历史化作出了具体的实践。丁帆强调，其关注的重点是“文学现象中的制度因素如何产生作用及影响于文学的实质性演变”⑨。吴俊则从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泛滥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几近空白的严重失衡，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写作与研究的极大不足⑩，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与研究，应该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11吴俊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维度，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给以学科建设意义上的重视，提出“批评史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历史化的研究”12，这从批评史的写作层面突出了批评的历史化所具有的实践价值。

2012年前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转向开始出现新批评范式与研究方法上的尝试，诸如“活人年谱”这一集“新”与“旧”为一体的研究体例开始大规模持续性地在《东吴学术》上刊出，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时，《东吴学术》执行主编林建法曾以各种方式与渠道为其“活人年谱”这一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策略进行呼吁与彰显，这显然已从理论上的讨论进入到具体实践的层面了。《东吴学术》自2012年始设“文学（学术）年谱”专栏，以每期2到3篇的规模持续推出，截至2018年底，已为“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阎连科、陈忠实、李泽厚、陈思和、何怀宏、葛浩文”等作家学者作出了70余部“活人年谱”。《东吴学术》的“活人年谱”与传统的年谱体例有较大差异，因其为“活人”而作，因而带有明显的“批评意味”，但源自年谱体例自身的“述而不作”品质仍在，因而对当下文学批评过于主观的弊端又有所扭转。因此遂被诸多学者视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变体与补充而引入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之中。13

以上情形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状貌，当下的种种历史化概念与方法，存在着多种理解与实践的方向。关于这一现象，吴秀明认为，历史化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语境中歧义丛生，自然与不同学者所持的立场观点和观照角度不同有关，但同时也与来自西方的历史化理论本身的含混性有一定的联系。14而从实际的情形来看，历史化理论在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场域后，其概念、涵义、被使用，甚至因误读而启发出的新方法论实践，事实上确实已与其产生时在西方理论语境中的情形有了极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近二十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的系统”，它遍布于“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多个研究层面的实践之中，是一个相当值得深度整理与厘清的重要问题。

而仅就文学批评来说，因批评的发生，常基于某种评价标准，而某种评价标准则不可能是符合所有价值取向的标准，所以，为这种标准所激发出来的文学批评，不管多么深刻，也必然会存在对其他价值取向上的某些品质的遮蔽。因此，不断地重返到过去的文学批评现场，从中发现与寻找被当年的批评所遮蔽的部分，就会不断地在文学史的重写时发生。因此，可以说，“历史化”“再历史化”“不断历史化”，这几乎是文学批评的宿命与本质属性。

因此，批评的历史化，在某些学者那里也被理解为是“批评的经典化”过程，也就是文学史对批评的筛选过程。但文学史也会被批评所不断搅动，泛起波澜，从而再沉寂下来，形成更加稳固的文学史结构。这样，经过批评的不断搅动，就会不断有新的批评涌进文学史，而被不断经典化（也即历史化），直到批评最终再无这种搅动文学史的力量为止。至此，批评对批评对象的经典性指认与描述，才生成了来自文学史在时间的长度里所积累起来的权威与力量。

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所有历史化实践，其最终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要归于文学问题，即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筛选与指认。如果忘记了这一文学的出发点，那么一切的历史化理论、方法与实践，便都成了为历史化而历史化的伪命题。从根本上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不断历史化，正是要形成一个相对客观，具备世界经典性指认品质，并且能与世界文学高度相接轨的中国文学史评价标准。这样，才有可能以之筛选出能进入世界经典行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因此，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批评与研究在各个层面上的历史化热潮，既可以视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具备“70年”体量后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当代中国“70年”伟大复兴的“整体性历史经验”谋求“世界性”与“经典性”认同的一个具体的个案。

对应而言，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实现“世界性”与“经典性”认同，便还需要批评的“国际化”在空间维度上的筛选与阐释。而这正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所出现的另一个新质，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出现“世界经典化”可能的一个征象，这就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问题。

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与“世界中”范式

自1990年代始，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渐趋显示出强烈的国际化与世界化特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趋势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世界中”阶段时在文学批评层面所出现的一个新的时代特征。随着中国与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加强和融合，在世界视野中理解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批评应该成为中国学者自觉的学术要求。“国际化”视角的引入既是材料方法的拓展，也有对当代文学批评传统研究模式的突破尝试，而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范式新变，以及批评史研究都将发生重大影响。从当下的情形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大致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海外学者开始介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并频繁制造颇具影响的批评事件，“海外批评”格局渐成；二、中国本土学者进入“国际化批评”范式，这一“国际化批评范式”的形成，是伴随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渐成显学而出现，但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并不完全重合。

首先看第一个层面：即海外学者参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版图的重要一极。15不论是1980年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和“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的关联，还是1990年代唐小兵等海外华人学者《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影响，或者新世纪以来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的当代文学“垃圾论”引发的巨大争议，无不显示了海外学者不断深刻介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外文学批评交互显著加强融合的趋势。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每一次重要的文学潮流，几乎都可以看到海外学者的批评身影。早期如赵毅衡《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16很早就参与了国内“先锋文学”的讨论，晚近如刘再复《驳顾彬》17引发肖鹰、李建军的激烈回应等。

海外学者不断加大参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进程，国内已有许多专门的讨论研究。如李凤亮《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8、王宁《西方的汉学研究与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19、季进《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20以及张晓红、姜智芹等人的文章。综合这些成果，可以看到这些年积极参与当代文学批评进程的代表人物除了王德威、黄子平、张旭东、张英进、许子东、唐小兵、刘禾、周蕾、刘康、刘剑梅、金丝燕、杨小斌、王斑等海外华人学者外，还有柯雷、金介甫、伯佑铭、林培瑞、杜迈可、杜博妮、魏格林、魏安娜、洪安瑞以及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谷川毅等。尤其新世纪以来，他们时常出入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活动场所，被邀请在中国各知名大学演讲、发声。与此前相比，海外汉学界进军当代文学批评现场，改变了其与中国当代文学隔洋远眺的观察方式，他们的研究与反应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即时性影响，已具备鲜活的批评品质。

如2006年前后，顾彬因“垃圾论”事件而深度卷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当时，陈晓明、肖鹰、王彬彬、朱大可等，都参加了这场论战。此后，顾彬的影响力甚至越过了文学界而进入了大众话语空间之中。并且，虽然“顾彬事件”后得以澄清，为小报蓄意歪曲，顾彬亦在多种场合出来证伪，但吊诡之处在于，很多学者与媒体并不接受“顾彬事件”之“真实情况”。有研究者指出，“垃圾论”实在是中国本土学者与媒体联手凭空捏造出来的“假想敌”，即“西方态度”，而加以猛烈的反攻。21不可思议的是，“顾彬事件”竟然持续发酵到2013年，刘再复打破24年“不争”态度，在香港《明报月刊》撰写7000余字长文《驳顾彬》，其文鼓荡着愤怒与挞伐意绪，措辞之极端令人骇讶。而后，《驳顾彬》一文又引起肖鹰、李建军等的激烈回应。“顾彬事件”前后所涉人物众多，其真相与真相下隐藏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心理与话题均值得深入研究。

其次看第二个层面：即中国学者对当代文学批评海外资源材料的利用和评论，集中表现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热的出现。而对这一学术热点的兴起，2012年莫言获奖无疑成为最直接的推动事件。“2012年以后的突破在于：一些研究成果从汉学、比较文学、外语翻译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开始用相当明确的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去展开相应的批评与研究。”22

非常明显，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莫言批评”的“世界化”范式也被广泛挪移到了中国当代其他重要作家的身上。如对余华、毕飞宇等新近作品的批评，一些文章均会将其海外的接受情形加以介绍，以与国内的阅读反应相比较。23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不仅只是成为当下的一个学术热点，而是因之而来的“海外视野”与“世界眼光”已基本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必要背景，是否具备“海外视野”与“世界眼光”已经成为衡量一个本土批评家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已不再仅仅局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单纯挪用西方批评理论的层面。而是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从业者开始尝试着突破传统的批评模式，更自觉地从材料和语言上跳出汉语边界的限制，强调把海外资料纳入到当代文学体系内，坚持利用当代文学的立场、问题意识和专业知识，将个人批评和海内外资料充分融合，努力实现一种兼顾中国本土经验与世界比较视野的批评研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热已经引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范式上的明显转型。

最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发生的在以上两个层面的国际化现象似乎有向更加纵深的层面推进的趋势。两个层面的问题开始互相渗透与交织，并融进一直同步发生的历史化潮流而生成一种更为复杂的状貌。2017年王德威主编《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海外面世成为该年度最具吸引力的文学事件与话题。《南方文坛》随即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专栏刊出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陈思和《读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丁帆《“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读扎》、陈晓明《在“世界中”的现代文学史》、季进《无限弥散与增益的文学史空间》等系列长文24，乃极力张扬“世界中”这一关键词：

“世界中”点出现代中国与世界互为主客的现象。海德格尔将名词“世界”动词化，提醒我们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那里，而是一种变化的状态，一种被召唤、揭示的存在的方式（being-in-the-world）。“世界中”是世界的一个复杂的、涌现的过程，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海德格尔又强调，“世界中”不是一项刻意操作的任务，而是应对事物的自发现象:“如果我们将事物放在其本身事物化的状态中，世界在世界化的状态中，那么我们就将事物看作‘事物’。人遭遇世界，必须从物象中参照出祛蔽敞开之道，见山又是山，才能通达‘世界中’的本体。”25

海德格尔的“世界中”是一种变化的状态，一种被召唤、揭示的存在方式。王德威启用“世界中”这一术语来概括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学史观，其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现代中国文学”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它一直都处在“世界之中”，即使在表象上看它已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而所谓“世界中”阶段的来临，只是我们开始意识到了“世界”，于是“世界”便显现出来。

发生于2017年前后的这次“世界中”概念的爆红，以及此间“海外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激增26，均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不仅在“国际化”，而且已在“国际化”后开始了在“世界中”的更广大空间中的“历史化”进程。

而从方法论上看，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是在时间维度上对研究对象（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当代性”保持一种“距离”和“警觉”；“世界化”则是在空间维度上对研究对象（当代文学）的“世界性/本土性”保持一种“距离”与“警觉”，两者都表现出一种研究策略上的“自反性”。尤其，后者（指“世界化”）在“本土学者”的“世界眼光”的形成与“海外学者”的“突入本土”这两个相反方向上的“滑动”与“互为参照提醒”，都使各自的研究更趋近于客观真实。因此，不管是中国本土学者国际视野的形成，还是海外学者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甚至是两者因彼此的交锋而产生的碰撞与误解、防范与抵牾，都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评价标准的“国际化”与“世界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一层面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既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中”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在以文学批评的力量推动与加深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化”的进程。

三、民族化转向与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与世界性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化”“全球化”“世界化”这些关键词虽然仍具有巨大的话题效应，但中国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所制造的“中国模式”，会同来自国家导向层面的“文化自信”推动，也开始在另一个方向上引发了更具变革性的政治、文化、思想研究的范式新变。归纳来看，这一次范式新变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与关注的焦点开始从近代以还的横向“空间性”（即“国际化”“全球化”“世界化”的“横向空间广度”）转向纵向“时间性”（即“历史化”“民族化”“本土化”的“纵向时间长度”）上来。横向关注他者世界是近代以还中国文化与思想的主潮，能够转向纵向瞩目自我世界，这自然是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质变。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往往能够超越以往设定的“新文学百年”格局，而能在“五百年”“一千五百年”“三千年”这样的“大文学史”框架中来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显示出在纵向时间长度上极其开阔的眼光与视野。这自然引发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民族美感”“哲学样式”与“艺术精神”上贯通与接引的中国文学整体性问题。因此，在文学批评上的“民族化转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后的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也符合亨廷顿对现代民族国家未来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时间节点的来到，中国作家终于实现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经验始终被压抑之后的首次释放，中国当代作家与批评家在各自的语境中纷纷发生微妙转向，本土经验的回归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近代以还，中国知识界孜孜以求的现代性，终于冲过了一个节点，其现代性的辨识不再以西方为唯一的标准。而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推置世界层面，并试图“再造”一个与西方传统完全相异的“现代性”体系，乃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的最新走向。

因此，能有幸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现代文学“百年中变”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上，来思考中国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便有可能具备前所未有的开阔眼光：

中国古代的小说在我看来是一个整体，里面的象全部是相通的。从一些神话故事和诸子寓言开始，涓涓细流，汇成江河，结束于四大谴责小说。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跟古代的象不怎么通得起来。可以搭一些桥，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但都不是整体的相通。中国古代的小说充满了中华民族的憧憬和想象，五四以后的小说憧憬和想象的方向就转变了。比如说这些年一直在讨论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原则，就是奖给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秀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程度参差不齐，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想象来说，都有理想主义倾向，跟他们的民族文化是相通的，相通以后通向世界文学。而我们的现代文学还没有把我们民族的想象——从古到今的民族想象——贯通起来，有一些好的作品，但贯通整个民族的想象说不上。27

张文江以跨越3000年的文学史眼光来看待中国新文学的百年新变，他深切地看到中国现代文学表现世界的方式与古代中华民族想象世界样式间的断裂与变形。百年之中，即使鲁迅的作品，也只是“可以搭一些桥”，而没有产生“把我们民族的想象——从古到今的民族想象——贯通起来”的世界顶级作品。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是只有打通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整个民族想象，将《红楼梦》的“空灵”与“先锋、现代、后现代”相接通，才有可能孕育出《百年孤独》那样收束了自己整个民族美感与文化神髓的伟大作品。

此类思考，同时也并现于近年中国当代文学各个层次的创作实践之中，显示出对“中国想象方式”与“中国审美兴趣”之回归与再造的强烈呼应。其中最引人瞩目而蔚为大观的，乃是以“云级”计算的海量“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网络剧”以及源自网络小说的各种“IP改编”，它们几乎有些过度与泛滥地化用中国古代经典资源28，制造着数不清的“仙侠、玄幻、盗墓、穿越”等等中国类型意象。这一潮流不容小觑，其“中国想象方式”元素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不仅在国内有巨大的读者群，也在海外形成翻译与追读热潮，成为中国大众文化输出的意外突破口。29“网络文学”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至少在当下的世界各国文学中，只有在中国形成了与传统文学有这样巨大差异与断裂的所谓“网络文学”。但当下的网络文学批评与研究，基本局限在“网络文学生产”“IP改编”等文学传播与接受层面以及“二次元”“金手指”等网游经验与模式的局部阐释上，而对网络文学超越“五四”以还的现代文学经验而与古代中华民族想象世界的特殊样式相接引的全新“时空结构”与“诗学特征”的哲学层面的阐释，还远未展开30。因此，中国网络文学批评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其特殊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经验完全可以成为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案例；而其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尤其是在探索能够贯通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整个民族想象世界样式的美学与诗学阐释上，更有深远的价值与意义。

同时，自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批评渐趋显著的国际化与世界化特征，也让一批有更大野心的中国本土学者产生了对抗心理。这些对全球学术一体化保有警觉，同时对本土特殊性的消失产生担忧的学者，也往往并非缺乏世界眼光，比如陈平原、洪子诚等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学者，他们往往更趋向于在“世界眼光”之上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本土批评”的理论与能力。31

因此，带有民族化转向意味的“本土批评”的提出是一股有意识的要建构中国当代本土批评理论的学术力量，并且，是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与世界化的冲击中汇合而成的一股反向运动的力量。考察这股本土化的潮流，其流脉虽源远流长，但可以说，是至新世纪后，尤其是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本土批评”方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空间中成为一股较强的力量。同时，这一潮流，也与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国家导向密切相关。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输出的国策，这些因素必然会激发当代文学对本土性与民族性的想象，内向而观，中国古代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辉煌便可能会唤醒对中国当代本土批评理论建构的想象与热情。何况，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向西方汲取各种批评理论与批评工具的泛滥早已令批评界有强烈的厌倦情绪，也有强烈的因之而来的无建构自己本土批评理论能力的自卑。因此，这股“本土批评”潮流的出现，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国际化与世界化的延续与必然要求，因推动中国作家作品走向世界，其未来也必然会带出中国本土批评理论与批评诗学的输出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与世界化，也是“中国诗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

中国本土批评理论与批评诗学之建构与输出的必要性，也体现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向更加纵深层面推进的必要上。有研究者发现，与莫言、余华等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热闹相比，贾平凹呈现出明显的“内热外冷”现象，这促使一批研究者开始思考产生贾平凹海外接受“内热外冷”现象的深层原因。认识到，贾平凹的小说，其所有的功力都放在一句一句的句子上，如果把贾平凹的小说当莫言的小说去翻译，就可能翻译不出来，或者翻译出来后就成了很平常的东西，但如果有人真能够把这样的句子挖掘出来，翻译到西方去，则贾平凹小说所携带出去的中国元素要远远超过莫言。32这是因为，贾平凹小说的“本土性”是在“语言”与“时空”的层面，其特殊的“笔记”“话本”语体，《红楼梦》式的“空间化叙事”特征，都是深入到中国小说神髓层面的“本土性”与“民族性”。33我们需要挖掘与呈现这样的“本土性”与“民族性”，是进入到语言层面与时空哲学层面的“本土性”与“民族性”，这是中国文学的神髓，要得到世界的认可，不仅要产生出具备这种中国神髓的当代经典作品，也要有能够阐释、呈现、彰显这种中国神髓的批评理论与批评诗学。只有如此，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经典化”才有可能实现。

比如，《废都》25年“内外接受史”之曲折34则正可以说明，不仅在海外需要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性”进行及时的阐发与凸显，即使在国内，也因这种阐释能力的缺失而导致了其长达十余年的被批判与否定的命运。而仅从当下中国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来看，《废都》在接引古代中国“空间化叙事”上所开创出的当代中国哲学与美学样式，以及存在着的问题等，迄今仍无合适的批评诗学能给以恰当而有力的呈现与分析。关于这一点，下文对此稍作展开。

古代中华民族在想象与表达世界的样式上有着相当明显的“时间空间化”特征，这种“时间空间化”特征，可说在绘画、书法、文学等各个领域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是中华民族想象与表达世界的根本样式，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近代以还，当中国的“民族性”遭遇强大的“现代性”焦虑之后便转向了西方经验，因而在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样式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形，而这种变形，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中国本土“时间空间化”特征的消失或淡化。中国本土的“时间空间化”曾经产生过非常辉煌的绘画、书法与文学等艺术样式上的杰出典范35，而单在文学的层面上看，五四新变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其努力的方向之中已不再有这一特征，至少是在主潮之中已经消失。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当代盛世中国的文化想象之中，接引与再造这一在哲学与审美样式上的最高文学典范的野心，也开始不断出现在当下的众多作家笔下。从贾平凹《废都》《秦腔》到李洱《应物兄》，《红楼梦》《金瓶梅》的“块状空间”36与“芥子须弥”式的对世界呈现样式，确实部分地转化到了这些当代文学中的优秀文本之中。

但中国本土的“时间空间化”与西方的“空间性叙事”不同，前者是自发的民族思维模式，后者是一种有意识地扭转“时间性叙事”为“空间性叙事”的“先锋实验”。后者是在西方“空间转向”之后发生的一股小说叙事技巧革新的实验潮流，不具有文化原发性，正如西方戏剧受中国戏剧的影响而发生的改变，也与意象派的诞生与日本俳句和中国古诗的影响相类。因此，若依赖当下主要源自西方空间转向理论的批评资源来阐释这些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性特征的小说文本，则会显得十分无力。这一情形已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批评反思。 37

因此，挖掘、呈现、再造“古老民族”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建构具有民族特殊性阐发能力的当代中国批评诗学，这是盛世中国对当下整个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新任务与新诉求，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世界化”后更要转向“民族化”的根本原因。

整合前述观点与思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国际化”与“民族化”转向，乃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备“70年体量”与进入“世界中”阶段，并同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中变”潮流相遇，而出现的一个“复合式”的“新时代”特征。乃是关涉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学空间中能够走出多远，并最终能否经受住“世界化”后的不断“历史化”检验，而最终实现“世界经典化”这一重大问题的三个方面，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复杂而深刻，在当下，相关整理研究便具有较大的文献史料价值与理论探索研究价值。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与国际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ZWB0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关于“世界经典化”这一命题，是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刘江凯老师在讨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格局时提出的说法，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在1990年代后不管是在“路径”上，还是“标准”上，都开始溢出国内空间，而显示出强烈的“世界意味”。可以说，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世界经典化”进程，整体上才刚刚起步。

②关于“80后文学20年”这一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可参见吴俊《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文学史视野：从一个案例看一个时代》，《小说评论》2019年第2期。

③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转向”亦被看作是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开始。李杨对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二元对立模式颠倒“左翼文学史”的“翻烧饼”的指责，实质上也只是一种后观视角。因为，在“左翼文学史”始终过于强大的1950-1970年代，非这种二元对立的“否定”而无法完成一种“本质化”（指文学政治标准的本质）的破除。因此，如果将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转向策略与方法拿到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位置上，可能也就无法产生它在1990年代后所发生的那种较大的影响力。因此，某种转向与思潮发生的历史时间，均有不可更改的历史客观性。这是各种历史研究者易发生后观视角所需要警觉的。因此，“历史化”作为一种方法论，其“自反性”可能对研究者更具启发价值。

④“重返八十年代”在亲历这一历史的学者那里所进行的“陌生化”过程应该是艰难的，它必须以排除自身的“在场”因素为时刻的警觉，因此，这个“进程”也可以说是充满了“自反性”的“张力”；而在没有亲历这一段历史的年轻一代批评家那里，“陌生”本来就存在，“重返”事实上是“第一次”进入，“距离”本就存在，“陌生化”变成了“进入历史”的一种“想象”。这在“80后”批评家黄平、杨庆祥对“重返八十年代”的理解那里可以得到证实。

⑤如近年对“《废都》批评”“《酒国》批评”“《兄弟》批评”等当年有较大影响的“批评事件”的历史化整理研究。相关文章主要有王侃《〈兄弟〉内外（上、下）》、刘江凯《“经典化”的喧哗与遮蔽：余华小说创作及其批评》、魏华莹《文变染乎世情——“〈废都〉批判”整理研究》等。此类研究带有明显批评史转向意味，这对扭转当代文学批评过于主观化，具有微观实践层面的意义。

⑥“先锋文学批评”在走过30年的各种纷纭之后，终于在2016年前后迎来了它声势浩大的“历史化”进程。程光炜认为，先锋文学作为1980年代的标志性文学征象，几乎完全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所促成，今天的“先锋文学反思”，自然无法回避对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整理”。先锋文学借“30年”这一“中国式”时间节点，又成为当代文学历史化的一个契机。

⑦“再解读”是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重返八十年代”是对1980年代文学的历史化，“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与争论也是对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尝试。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与“再历史化”无疑乃是一种“隔代批评”，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条有效的“历史化”与“经典化”路径。

⑧14参见吴秀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谱系考察与视阈拓展》，《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⑨丁帆：《文学和文学史的制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项目研究小议》，《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⑩吴俊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史应该获得与当代文学史同样的学术地位——在文学史与批评史（文论史）的对等匹配关系上，相比于古代、现代乃至于外国文学史与相应的批评史（含文论史等）研究关系上，只有当代文学批评史迄今没有可靠的着落，或者说，相比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轰轰烈烈，当代文学批评史在学科专业的地位待遇上显得最为冷清，尽管当代文学批评本身却是极度的发达并受到各种重视。从这种不平衡、不对称的现实来说，也实在应该适当加力推进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各项研究。见吴俊《登高临深，不可为而为之——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及史著撰写答问》，《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1112吴俊：《批评史、文学史和制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若干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4期。

13参见闫海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有益尝试——论〈东吴学术〉“年谱研究”的意义》，《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

15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代重要作家每有新作面世，其在海外所引起的反应与批评几乎变得与国内同步，有时甚至先于国内。如余华《兄弟》与阎连科《四书》出版后的“外热内冷”，前者在国外赞誉不绝而在国内则遭到“拔牙”（2006年杜士玮、许明芳、何爱英主编的《给余华拔牙》由同心出版社出版，成为“《兄弟》批判”的标志性事件）命运，后者在海外频获大奖国内则几无人知。可以说，这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即时性影响。

16赵毅衡：《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

17刘再复：《驳顾彬》，《明报月刊》2013年第8期与《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均载。

18李凤亮：《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19王宁：《西方的汉学研究与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0季进：《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21吴俊在《顾彬的意义》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垃圾论”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与文化心理。见吴俊《顾彬的意义》，《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22刘江凯：《世界经典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反思》，《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23此类文章有代表性的诸如王侃《〈兄弟〉内外（上、下）》（《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6期）、赵坤《泛乡土社会世俗的烟火与存在的深渊——西方语境下的毕飞宇小说海外传播与接受》（《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刘江凯《“胀破”的光焰——阎连科文学的世界之旅》（《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等。

24上述五篇文章均刊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25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26仅2016年即有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张英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罗鹏（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至2017年王德威主编《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则四种海外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争论均不可预测。

27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7页。

28诸如对《山海经》《述异记》《墨子》《庄子》《搜神记》等等“中国神话”与“异世界”之幻化时空与变形意象的启用。

29关于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形成翻译与传播热潮的情形可参阅《南方周末》2017年3月16日文章：《愿“道”与你同在 中国网络文学闯入英文世界》。

30比如，若单纯比较同期问世的《生死疲劳》（2006年）与《诛仙》（2003年台湾地区版/2005年中国大陆版）、《斗罗大陆》（2008年首发）等的时空样式与时空结构，显然作为“网络小说”的后者，其时空想象更为辉煌，也更接近张文江所言的古代中国小说之“象”，但相关阐释与研究，不管是网络文学研究界，还是当代文学传统研究界，均未深入展开。

31陈平原认为，要不要“国际化”，这已经不是问题，难处在于如何在全球化大潮中站稳自家脚跟，如何保持其“独特”的“本土情怀”。见陈平原《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2陈思和在《中国文学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与杰出的翻译（上）》中表达了这种看法，见《东吴学术》2015年第2期。

33参见闫海田《贾平凹与中国现代小说的百年中变——从〈太白山记〉到〈老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5期。

34《废都》因种种原因而在1990年代遭葛浩文遗弃，此后英译本一直阙如，直到2016年又被葛氏重新选中并加以重磅推介。而《废都》的最大问题，是它对古代中华民族“空间化叙事”的接引与当代转化，以及在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与问题。而这也正是贾平凹海外接受，甚至还是其在中国本土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的根本原因。参见闫海田《中国民族经验的世界经典性认同——贾平凹海外接受个案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

35如整个的书法艺术，绘画领域中的《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文学则以《山海经》《红楼梦》《金瓶梅》中的空间化叙事为最高代表。

36王干认为：“《红楼梦》前80回不是以时间作为小说的经纬线，而是通过空间的转换来替代以往长篇小说常用的时间流逝的纵向结构。通过那些实实在在的空间来组织小说的结构，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亭台楼阁、斋庵院轩，这些形成了小说的‘块状结构’。这个‘块’最重要的就是大观园，大观园又分成若干小块，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栊翠庵，一个空间接着一个空间，也就是一个意象接着一个意象，这些意象形成了意象群，形成了一个意象的巨大宫殿。”见王干《曹雪芹是九段高手，高鹗却补上了初段招数》，《文学报·新批评》2017年9月1日。笔者则认为，这种“块状结构”便是构成中国民族特有的“空间化叙事”样式的“基本空间”。因此，不管是“贾府”的“大观园”，还是“西门宅院”的“花园”，它们都是“中国空间化叙事”样式中的“阿莱夫”。“中国空间化叙事”不以建构一个时间与逻辑上清晰的情节推进系统为小说的最高目标，而是以包罗万象的“壶中天地”式的“块状空间”的“呈现”为最高境界。“中国空间化叙事”的神髓就是“呈现”，当这些一个一个的“块状空间”以“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那样的形式来“接榫”与“布白”时，最后便形成了辉煌地“呈现”整个宇宙的中国民族小说叙事样式与艺术样式。

37宋炳辉即在《山本》的批评实践中表达了这种无力感：“既有的史诗性概念，历史叙事的概念，还有人物典型化和性格塑造的概念，对于像《山本》这样的具有浓厚中国特性的文本，似乎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阐释效果。越是中国性的创造，越需要我们采取新的视域、新的路径和新的方式来面对。这是当今的文学批评所面临的一个颇为突出的挑战。”见宋炳辉《最具“中国性”的个人写作如何同时面对两个世界》，《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