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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国扶贫》是忠实记录四川巴中地区精准扶贫伟大政治实践的一部史诗式纪实文学。贺享雍深入百姓日常生活，深度调研扶贫攻坚现实实践，以可贵的在场性、宏阔的史诗视野、“非虚构”的叙事方式，实事求是地、全方位地书写了巴中地区扶贫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有效性，塑造了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扶贫先进人物群像。整部作品具有恢弘的史诗品格和“写真实”精神，为当下的扶贫题材文学创作和“非虚构”叙事提供了典范。

关键词：贺享雍 精准扶贫 《大国扶贫》 忠实记录 史诗

随着国家精品扶贫战略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扶贫题材的文学创作也随之涌现成为文坛一股热潮。贺享雍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扶贫》就是其中一部可圈可点的史诗性佳作。作为纪实文学，《大国扶贫》是贺享雍深入扶贫一线的真实记录，是记录巴中地区精准扶贫的时代史诗。它对巴中地区农村精准扶贫的书写，不是建立在虚构或想象的基础上，而是基于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的实录。贺享雍拒绝虚构故事，而是让所采访的人物说话，让所掌握的翔实资料、丰富材料和准确数据说话。但是，贺享雍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资料实录和梳理，而是以“在场”的方式深入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以见证者和思考者的理性眼光考察巴中大地上乡土社会精准扶贫的现实实践，力求把握它恢弘、鲜活、复杂的全貌。同时，又本着现实主义精神，以人文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与矛盾，思考精准扶贫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乡土社会、如何既改变农民的生存状态又改变他们的精神风貌。这样，贺享雍对精准扶贫伟大实践的认知、理解和把握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与深度，这也就使得《大国扶贫》无论是在书写广度还是思想深度上都呈现出与精准扶贫这一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现实相匹配的、宏阔深邃的史诗品格。《大国扶贫》全方位呈现了整个巴中大地波澜壮阔的扶贫图景，既实事求是地写出了巴中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又展现了在先进人物的努力之下乡村社会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政策之后的“山乡巨变”。该书对精准扶贫这一题材的精准把握与深度书写、鲜明的在场性、非虚构的叙述方式、实事求是的叙事态度都有力弘扬了纪实文学可贵的写真实传统，避免了对精准扶贫浮光掠影式的描述与肤浅浮泛的解读。同时，《大国扶贫》又突破了纪实文学常见的新闻报道式写作范式，通过一个个接地气的、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来映射精准扶贫的伟大进程，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彰显了深厚的文学叙事功底。《大国扶贫》的这些叙事特质都让它在扶贫题材写作领域独领风骚，成为不可多得的时代之作，释放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精准扶贫艰巨性、复杂性的全方位真实书写

精准扶贫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具体操作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贺享雍曾经长期在乡村生活，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其创作也一直坚持关注和书写农民的贫困生存状态。同时，他深入扶贫一线进行广泛、长期调研，亲眼见证了巴中的精准扶贫实践是如何开展、深化的。因此，他对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工作、对乡村社会贫困现实、乡土社会人情世故等因素带来的精准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透彻的理解与精准的把握。《大国扶贫》就以深度访谈和亲身体察为基础，以真人真事实录的方式全方位书写了精准扶贫的艰巨性、复杂性。

“精准扶贫”中的“贫”既是农村的被帮扶对象，也是被帮扶对象的本质特征。巴中精准扶贫的艰巨性首先是因为这片红色土地属于区域性连块贫困地区，随处可见令人震惊的贫困。《大国扶贫》真实、具体地描绘了巴中乡村物质层面触目惊心、超乎想象的贫困图景，展现了巴中大山深处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老百姓艰苦的生存环境。书中描写了不少山村村民生活的艰难困苦，例如：青龙村狭小的坡地上只能种点儿马铃薯和包谷，饮用水比黄金还珍贵，背一回水要走一个多小时的羊肠小道。罗张窝村因为交通制约导致贫困，也导致急需就医的村民的死亡；全村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住着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土坯房；其中一户农户因病致贫，全家生计靠80多岁的老人支撑。蒿坪村是一个病残人员多、荒地荒坡多、外出户多、光棍多，一派荒凉破败景象的山村。《大国扶贫》不仅真实记录了巴中乡村的物质贫困，而且刻画了一些贫困农民的精神贫困。书中通过一些典型贫困户的故事深刻揭示了造成一些农民生活贫困的根源不仅仅是物质原因，还有精神、文化原因，即“等、靠、要”的懒惰思想。这种懒惰思想在巴中农村似乎还有蔓延之势。贺享雍深刻指出，在这轮精准扶贫中，具有“等、靠、要”思想、本应受到社会鄙视的懒人被纳入贫困户中享受各种政策优惠和资助，已经引发了勤劳节俭的非贫困户的不满。因此，扶贫不能局限于物质扶持而忽视精神/文化的帮扶。但是，老少边穷、教育落后、文化贫困集中的巴中地区，精神的帮扶尤为艰难。总之，巴中农村异乎寻常、引人关注的物质/精神双重贫困给精准扶贫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脱贫成为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

精准扶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次体现在如何精准识别贫困户。如果连真正的贫困户都不能精准识别，那精准扶贫就无从谈起。精准扶贫强调的是精准，但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在具体操作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贺享雍非常了解当下复杂、变动的农村生活给贫困户精准识别带来的种种困难，通过实地采访掌握的各种典型事例揭示了影响识别精准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例如，巴州区大茅坪镇白云村的李玉平明明属于贫困户，却因为在湾里人缘不好而无法享受低保待遇；红四乡刘家村的贫苦户识别则明显受到了乡土社会家族、亲戚、朋友等人情关系与金钱、权力等因素的干预和影响，个别不符合条件的关系户、富裕户被纳入了扶贫范围；红光镇柏山村那位被评为贫困户的老人表面上看确实属于帮扶对象，但其实其在外务工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这一事例真实反映了由于无法精准统计农民的收入和全面掌握外出务工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增加了帮扶对象确认的难度。双田村石海德的故事则反映了农民生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要下一番苦功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真实事例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反映了实际操作中贫困户识别的巨大困难，既不能依靠一种模式实现精准识别和判断，也很难做到绝对的精准。这无疑增加了落实党的精准扶贫政策的难度。

精准扶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还表现在扶贫进程中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阻力。《大国扶贫》通过故事、人物、事实、数据等全景式地展现了精准扶贫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在各个方面遇到的困难：扶贫干部建立扶贫档案数据录入的巨大工作量；非贫困户对扶贫工作的不满与刁难；村民对驻村干部的不信任；贫困百姓自主创业的曲折与艰辛；如何精准选择扶贫方式；个别农村发展产业失败的沉重教训等等。

《大国扶贫》直面精准扶贫的艰巨性、复杂性，回避了一些同类题材小说对精准扶贫的简单化的乐观主义想象，全景式真实书写，成功避免了当下一些同类题材小说对精准扶贫的简单化的乐观主义想象。

二、问题与矛盾的如实揭示与深度思考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伟大政治实践题材的文学作品大多以颂歌为基调，较少关注和揭示实践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大国扶贫》则回避了彻头彻尾的人情礼赞与着意美化，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准确、真实地报道了巴中地区精准扶贫的先进事迹，高度赞扬了扶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在由衷赞颂的同时，正视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实揭示、深刻思考扶贫利益在乡土社会引发的矛盾，体现出非常可贵的“写真实”的品格。

《大国扶贫》把精准扶贫中的问题与矛盾放置在历史与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进行揭示与思考。第六章《按下葫芦起来瓢》开篇在历史视野中梳理、比较了当下的精准扶贫与我们党以往扶贫工作的不同，指出最大的不同就是本轮扶贫能够让贫困户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1980年代和1990年代开展的扶贫工作，扶贫资金主要应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上，贫困家庭个体从帮扶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微乎其微，因此，扶贫在乡土社会激不起波澜、引不起强烈的震动，更谈不上引发社会矛盾。但是，如今开展的精准扶贫，一家一户的贫困家庭却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乡土社会自古以往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想，不可能平均分配、惠及每家每户的扶贫利益必定会在乡村社会引发剧烈的心理震动，导致乡村社会的失衡，从而给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和具体工作的开展带来重重困难与阻力。贺享雍对于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有着深切的认识，在实地调研和访谈中观察到了精准扶贫在乡村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各种问题与矛盾，注意到各类农户对扶贫利益的争夺已经打破了乡村社会生活本有的安宁平静与正常秩序。《按下葫芦起来瓢》这一章就如实记录了面对扶贫利益农民们不管符不符合条件都争当贫困户、贫困户脱贫后却不愿意退出贫困户的乡土社会乱象。被纳入贫困户就意味着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人们采用纠缠、辱骂、刁难驻村干部的方式，用哭闹、互相举报甚至上访的方式争取能当上贫困户；已经脱贫的、曾经的贫困户为了能够继续获得扶贫利益而拒绝签字退出贫困户，且与扶贫干部胡搅蛮缠；非贫困户因为享受不到精准扶贫的巨大利益也拒绝配合扶贫工作，对扶贫干部心存不满、百般为难。这样，精准扶贫的矛盾不再是理念意义上的贫困与脱贫的矛盾，而是转化为一般贫困户与扶贫干部之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非贫困户与扶贫干部之间的具体矛盾。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乡村社会文化语境中，如何精准把握和落实扶贫政策，如何化解各种矛盾特别是如何消除非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怨气，如何体现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都成了扶贫工作中必须解决的巨大难题。在如实描写“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矛盾乱象的同时，贺享雍不无忧虑地指出对扶贫利益的争夺已经改变了乡村百姓原本淳朴的人性人情，造成村民关系和乡村社会风气的恶化，造成了村庄的失衡，更为严峻、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围绕扶贫利益引发的乡村生活风波和新的社会矛盾让精准扶贫陷入尴尬境地，甚至有异化的风险。

贺享雍没有止于对问题与矛盾的揭示和罗列，他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扶贫利益引发的乡村失衡背后的深层原因，认为对因懒致贫的贫困户的帮扶是让村民特别是勤劳村民对精准扶贫产生不满，质疑精准扶贫政策合理性和公平性的根本原因。贺享雍分析：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因为好吃懒做和不会勤俭持家而致贫的人家被纳入了贫困户，享受着扶贫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而平时勤劳节俭因而生活相对宽裕的人家却被剔除出扶贫范围。勤劳的非贫困户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的收获，竟然还不如那些好吃懒做的贫困户的一次扶贫收益时是绝对不可能没有怨恨和愤怒情绪的。贺享雍更为担忧的是，帮扶贫困的懒人，还会损害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勤劳节俭的传统价值观念。一旦农民们形成勤劳节俭不再值钱的观念，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这就让精准扶贫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能够扶助因天灾人祸和丧失劳动能力而致贫的真正的贫困户脱贫，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对懒惰致贫的贫困户的帮扶又似乎让精准扶贫走向奖励懒惰惩罚勤劳的悖论。

产业扶贫也是贺享雍在《大国扶贫》中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产业扶贫能够让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形成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依靠自身力量脱贫致富，因而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路径和重点工作。贺享雍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实地调研产业扶贫的真实情况，认为不能单纯强调产业扶贫的政治性而忽视它是经济活动，要遵循市场规律，牢固树立市场引领的理念，因地制宜开展产业扶贫。

当然，贺享雍如实记录和深入分析精准扶贫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是有意显示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精神，而是为了找出症结和病灶，以便更好地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让“精准扶贫”的“精准”切切实实落在实处，让精准扶贫的国家政策和战略构想在乡土社会取得更大的实效。从这一点来讲，如实揭示问题和矛盾，与歌颂精准扶贫的巨大成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殊途同归。对问题与矛盾的忠实记录，也使这部扶贫地方志和时代史诗更富有现实质感和时代特色，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贺享雍对扶贫进程中各种新问题的深思和忧虑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思辨理性，同时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三、精准扶贫巴中经验的鲜活呈现

在长期的扶贫攻坚实践中，巴中积累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推广价值的扶贫经验。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最后形成的往往是枯燥、乏味、简要、严肃的理论性文字，特别是宏大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贺享雍再次显现出他作为一位优秀乡土小说作家深厚的叙事功底和卓越的文学才能。他在《大国扶贫》中以内置的乡村视点来发掘、提炼巴中的扶贫经验，通过一个个生动感人、富有可读性和乡土生活气息的鲜活故事来表述精准扶贫的巴中经验，呈现这些经验所包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法和人情温暖，展现了中国在破解“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展现的大国风范。

贫困户的精准认定是精准扶贫的首要工作，也是一项异常复杂的、容易引发乡村社会各种矛盾的工作。贺享雍精心选择了一系列真实生动的故事阐释了基层扶贫干部如何秉持不偏不倚的公正心，以“火眼金睛”发现、分析和解决贫困户认定中千差万别的具体问题，落实扶贫政策、贯彻精准扶贫工作精神的先进经验。桅杆桠村的李本玉因为脾气古怪倔强在村里人缘不好没被纳入贫困户，该村第一书记陈勇了解情况之后苦口婆心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解决了他的帮扶问题。双田村村民石海德在该村贫困户认定工作结束后才因病致贫，因此未能被纳入帮扶范围，该村第一书记马北晨了解情况后，“路见不平一声吼”，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将他纳入了贫困户。柏山村一位老人表面看来完全符合贫困户的条件，但实际上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差，该村第一书记吴杰接到举报电话后亲自上门走访摸排，用诚恳的话语打动了老人，老人终于说出了实情。蹇家坪村的杨清云属于临界贫困户，村支书杨绍美为他到各个部门陈情请求，帮他争取到了各项政策补助。赵桠村贫困户刘仕汉和再婚妻子因为户口问题无法共同享受异地搬迁建房待遇，该村第一书记赖骏等人灵活落实政策，进行了人性化的处理。这些非虚构的贫困户认定故事充分证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秉持公心、真心助贫是体现我党优良工作作风和中国传统道德精义、且具有普遍价值的扶贫经验，精准呈现了“扶贫路上不落下一人一户”的大国扶贫决心。

如何处理好贫困与非贫困的关系、化解非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怨气、营造良好的脱贫攻坚社会环境 ，巴中地区也提供了具有浓郁人情味儿、体现中国式人文精神和矛盾处理智慧的经验范式。恩阳区的经验是让贫困户、临界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在住房、教育、医疗、产业扶助等方面不同程度地享受国家扶贫政策，这样既能让党的扶贫工作精神阳光普照，也能确保均衡发展。南江县则是帮助临界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解决他们最急需最迫切而扶贫干部们也能解决的具体生活生产困难和问题，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让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融洽党群、干群关系。田桠村第一书记谭真理和荀家坝村第一书记用真心和真情化解非贫困户怨气的故事则形象诠释了在有着深厚人情传统积淀的中国乡村社会，以情感人是化解矛盾的普适性法则，在扶贫攻坚中能够收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神奇效果。这些经验的提炼和书写都得益于贺享雍丰富的乡村生活和工作经验，得益于他作为一位作家深切浓烈的人文情怀。

精准扶贫除了要精准认定扶助对象，还要精准选择扶贫方式。百姓们的贫困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因此，帮扶方式不能千篇一律。《大国扶贫》中，巴中的扶贫方式因户因人而宜，根据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与实际需求，在找准每个贫困家庭致贫原因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做到了扶贫方式的精准。并且，巴中的扶贫是实实在在地扶，一扶到底，贫困户不脱贫绝不罢休。岳天云、石绍云居住条件恶劣，帮扶单位就给予建材和资金援助，让他们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石久德的新房被泥石流包围，帮扶单位就免费帮他彻底清理和解决隐患。青龙村第一书记刘泽训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扶贫，不贪大，不求洋。

精准扶贫是物质脱贫和精神扶助一起抓，不仅解决物质贫困，也彻底解决导致物质贫困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行精神、文化扶贫。因此，他在《大国扶贫》中书写了“扶贫扶智”的各种路径：张必大资助辍学少年，周到地解决了学费生活费、学籍、进尖子班等各种问题；蒿坪村在村民中开展文明习惯养成教育，开展比勤劳能干、知足感恩、环境卫生的三比创富活动；中营村则重点培养本村大学生对家乡的热爱。这样，贺享雍就突破了近年扶贫题材小说重点描写物质扶贫的叙事模式，从文化、思想层面思考和解决扶贫攻坚问题，在报告文学中延续了启蒙文学的精神传统，使得扶贫题材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高度。

有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大国扶贫》对巴中扶贫经验的书写回避了空洞浮泛的政治说教和简略刻板的数据罗列。作家注重从生动鲜活的扶贫攻坚现实事例中去探寻和提炼扶贫经验，注重呈现扶贫经验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贺享雍对巴中扶贫经验的书写显现出了他对扶贫精神的深刻领会，对扶贫涉及的宏大命题的精准理解和把握。《大国扶贫》所呈现的扶贫经验，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层面，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意蕴以及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先进人物形象的本色写真

巴中扶贫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丰富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类先进人物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付出。塑造先进人物是重大社会政治题材文学不约而同的叙事选择。从1940年代的土改小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再到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对先进人物形象的塑造形成了一个基本模式，就是总是刻意突出和强化其英雄主义气质，尽量拔高其思想境界，在作品中，这些先进人物形象往往具有鲜明的理想化、精神化色彩，相对缺乏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丰满的人性血肉。这种先进人物书写模式发展到极端就会陷入模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窠臼，从而让所塑造的先进人物形象真实感、立体感严重缺失。《大国扶贫》虽然也取材于当下正在进行的伟大政治实践，但在刻画先进人物形象时却完全跳出了固有的理想化模式，始终坚持对人物的本色化、本真性书写，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通过扎扎实实的言行和扶贫故事突出他们作为先进人物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政治伦理，描写他们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对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另一方面，同时，也把他们作为普通人放在工作、生活中进行观照，描摹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真性情，凸现他们的平凡、质朴、踏实甚至柔弱。总之，《大国扶贫》中的先进人物形象非常质朴、踏实、接地气，都是平凡的、生活化的英雄。

先进人物形象的本色化、生活化、接地气，在《大国扶贫》中是通过非虚构的人物塑造方式实现的。作为纪实文学，《大国扶贫》塑造先进人物形象时采用了口述实录方式，通过访谈让人物在现场自己讲述自己的扶贫经历与体验，讲述自己在扶贫工作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人物自己的话语讲述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这种“自叙传”式的人物塑造方式有效避免了对先进人物的人为拔高，赋予人物以鲜活自然的真情实感和真实浓郁的生活气息。

扶贫干部是《大国扶贫》中最有光彩的先进人物形象。他们有能力、有水平、有担当、有智谋、肯奉献、讲人情。他们抛家舍业，在扶贫一线艰苦奋斗，熟悉政策，摸排情况，化解矛盾，真情扶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为帮扶贫困户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通过稳扎稳打的扶贫工作让罗张窝村、青龙村等贫困山村的贫困户们的生活境遇得到了切实的改善。他们的扶贫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难、考验和挑战，他们承受了很多委屈和工作压力，但依然不忘初心，以真情化解老百姓的怨气与怒气，以真心赢得老百姓的理解与支持，一步一个脚印把精准扶贫的政策落实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真实感人的扶贫事迹生动诠释了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大国扶贫》忠实记录下了这些扶贫干部在巴中崇山峻岭中艰难跋涉、奋勇前行的足迹，从这些普通的扶贫干部身上准确挖掘出了砥砺奋进、踏实苦干、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时代精神。在扶贫干部群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初出茅庐、在扶贫工作中历练成长的驻村第一书记的形象。《自古英雄出少年》一章在成长故事的叙事框架中讲述了优秀第一书记是怎样炼成的。李林蔚参加工作才两年多就到村里担任第一书记，她勤快、没架子、乐于助人，很快赢得了民心。她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却凭着热心肠帮扶村里的残疾贫困户，处理村民纠纷时遭到非难哭过鼻子。扶贫攻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考验和挑战，磨砺了李林蔚的心智，丰富了她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也锻炼和提高了她的工作能力，使她从一个娇弱、腼腆的小姑娘快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稳健、老到的优秀第一书记。这一章里，另外一个年轻驻村书记吴杰原本以为下乡扶贫就是游山玩水，后来国务院扶贫办来他驻的村检查工作，他才意识到扶贫是实打实的工作，才真正进入角色用心扶贫。他在工作中讲究方法和策略，不仅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还引导老百姓通过蘑菇种植脱贫致富，精准完成了扶贫的任务。《大国扶贫》还书写了施元丞、包晓英、杨彬、杨超、向荣等等“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扶贫干部形象。这些普通的扶贫干部同样用点点滴滴的努力和踏踏实实的工作让贫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做出了一番实实在在的扶贫业绩。尽管如此，《大国扶贫》并没有把这些扶贫干部塑造成“高、大、全”的、理想化的英雄，而是在凸现他们可敬精神的同时，书写了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经历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写出了他们的普通、平凡以及柔软的内心世界。扶贫干部们面对老百姓不摆“干部”的身份架子，能够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开展工作时遭到百姓的质疑和刁难，他们也深感委屈和烦恼甚至忍不住痛哭。像马义珍、李林蔚和杨雪梅等女扶贫干部在老百姓胡搅蛮缠时都曾苦恼、落泪。《大国扶贫》还将笔触延伸到扶贫干部们的家庭生活领域，描写他们因为忙于扶贫而引发的夫妻矛盾，以及他们作为儿子、丈夫、妻子、母亲等伦理角色未尽到伦理责任的愧疚、遗憾。这种本色化的人物书写方式赋予了先进人物以丰满的人性血肉，让他们的形象更加的真实、立体、感人。

热心扶贫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趁扶贫东风自强不息脱贫的农民也是《大国扶贫》着意书写的先进人物形象。张彦华、贾芝华、张雪莲等社会爱心人士，都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在勤劳致富后都通过各自的方式自觉自愿地帮扶和资助贫困群众，无私奉献，反哺社会，情暖巴山。任勇、岳林等企业家则深入巴山蜀水参与扶贫开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帮助当地百姓就地脱贫。扶贫济困、帮穷扶弱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传承、发展和弘扬。李国成、车英姿、余定泗等不甘于贫穷、自强脱贫的普通百姓形象更令人感动。他们原本就不富裕，不期而至的厄运更是将他们推向了贫苦命运的深渊。但是他们人穷志不穷，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敢拼敢闯，不畏艰难困苦，坚忍不拔，或者发展禽畜养殖实现了从贫困小人物到创富英雄的人生华丽逆袭，或者辛勤劳动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条件。他们正在用勤劳的双手和坚定的脱贫信念书写着新时代的“创业史”。乡间百姓为改变自身贫困生存境遇而自立自强、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快速前进的强大内生动力。

“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反映正在发生的新时代，对作家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②贺享雍通过《大国扶贫》对此作出了探索和回应。通过上述解读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既不是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精准扶贫工作隔岸观火的想象，也不是主题先行、图解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化写作，更不是缺乏人文深度和问题意识的、单调的时代颂歌。作家走向扶贫攻坚的现场，走进乡村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录下了精准扶贫这一伟大政治实践在广大乡村社会的铺展进程，无论是在书写广度还是考察深度上都为扶贫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史诗性样本。同时，该书秉笔直书的实录方式也体现了作家重建现实主义写作伦理和重返“写真实”文学精神的尝试与努力，为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注释：

①贺享雍：《大国扶贫》，《中国作家·纪实版》2020年第2期。

②任相梅：《以历史眼光观照现实当下——评赵德发〈经山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