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本文从梳理路遥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经验入手，考察了他的悲剧性意识和悲剧性写作范式的形成过程，进而从叙事调性和人物塑造的角度，分析了他的后期小说叙事中悲剧性的表现形式，最后，又从心理结构、伦理原则和道德倾向的角度，分析了路遥的融合性悲剧叙事（即“正剧化的悲剧”或“悲剧化的正剧”）的成因。细致解读路遥后期的小说作品，深入分析他的悲剧意识和悲剧叙事，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路遥小说的叙事风格和伦理风貌，了解他的小说叙事的被严重忽略的文学个性和美学气质。

关键词：路遥 悲剧性 调性 人物形象 心理结构 道德倾向

没有悲剧意味的人生，也许是平顺的，但没有悲剧意味的文学，则肯定是平庸的。所有伟大的文学，都是含有悲剧情致的文学；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具有深刻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即便是喜剧作家，也需要有悲剧作家的意识。伟大的喜剧，本质上就是别样形态的悲剧。所以，克尔凯郭尔才说：“没有悲怆就没有诗人。”①完全没有悲剧意识的人，既不可能领悟生命的真谛，也不可能认识生活的本质，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作家。

因为敢于正视人所承受的巨大的苦难和不幸，因为能够深刻地揭示人所遭受的可怕的摧折与毁灭，因为包含着普遍的人性内容和令人惊怖的情节事象，因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神奇的心灵净化作用，悲剧常常被视为艺术和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说：“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②尤金·奥尼尔也高度肯定悲剧的价值，尤其强调它对于人生的意义：“只有悲剧才是真实，才有意义，才算美。悲剧是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希望。最高尚的永远是最悲的。”③朱光潜从艺术的角度理解悲剧，视之为最高级的文学形式，因而，只有最伟大的文学天才，才能成为伟大的悲剧家。但是，对奥尼尔来讲，单从艺术和天才的角度，根本无法完整地阐释悲剧的本质，因为，悲剧是一个跟形式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是一个与内容密切相关的问题；它体现着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也体现着最深刻的真理内容和最高尚的道德精神。

显然，悲剧是一个复杂的多义性概念。狭义的悲剧，是指一种古老的艺术样式和文学类型；广义的悲剧，是指一种跨文类的生命意识和美学精神。就后者说，它不仅见之于悲剧艺术和悲剧文学，也见之于其他样态的叙事作品。所以，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乱，为了获致表达上的方便，有必要引入“悲剧性”这样的适应面更广的概念。

叔本华说：“写出一种巨大不幸是悲剧里唯一基本的东西。”④这种不幸的实质，就是高尚或无辜的人物遭受可怕的挫折甚至彻底的毁灭。悲剧就是那些高尚或无辜的人物的受难史。在悲剧的情节里，毫无例外地叙述着这样的悲惨故事——善总是毁灭于恶，美总是毁灭于丑，合理的总是毁灭于不合理的，正义的总是毁灭于不正义的。悲剧不仅要写出毁灭和不幸的事实，而且要赋予它以巨大的升华力量。善的和美的，合理的和正义的，在巨大的破坏性力量面前，失败了，毁灭了；高尚的人们，为了高尚的目的，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这失败、毁灭和牺牲里，却也埋藏着希望和力量，使人获得了认知上的深化和情感上的净化。所谓悲剧性，就是指这种包含在叙事性甚至抒情性作品中的、因为叙写无辜者的不幸而带来的令人震惊、恐怖和惋惜的情致和力量。悲剧性既表现在作品的情节事象里，也表现在作品的叙事调性和抒情调性里。

那么，路遥是一个具有悲剧意识的作家吗？他的小说是具有悲剧意味的叙事吗？

在一些读者的印象里，路遥的小说作品属于标准甚至典范的正剧。乐观主义态度、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激情，是他的小说伦理精神的基本要素，而中和、平正与朴素，则是他的小说美学精神的基本品格。这样的理解与概括，虽不算错，但不全面，忽略了他在美学精神和叙事范式上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品质和特点。

路遥的后期作品⑤，无论《惊心动魄的一幕》，还是《在困难的日子里》，无论《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都属于具有悲剧性和悲剧意味的作品。只是，在《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尖锐的悲剧性冲突被温和而宽忍的道德修辞淡化了，所以，情节的悲剧冲突并不那么激烈，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也不那么明显。到了《人生》，道德修辞依然起着平衡悲剧冲突的作用，但是，由于叙事的客观性程度的提高，悲剧性便通过巧妙的情节组织和成功的人物塑造，以内敛而又令人震撼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比较起来，《平凡的世界》的悲剧性，就呈现出另外一种样子——它已经不再是隐含化的，而是作为一种基本的调性，渗透到作品的字里行间，弥散在作品的整个情节事象里。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创造了一种融合了两种对立元素的叙事模式，即“正剧化的悲剧模式”，也可以反过来，称之为“悲剧化的正剧模式”。也就是说，他的这部杰作既是庄严的正剧，又是沉重的悲剧。关于《平凡的世界》正剧性一面，学者和批评家已多有阐释，但是，关于它的悲剧性问题，仍然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讨论。

一、人生与文学：悲剧性经验与悲剧性写作

作家的文学写作与他的人生经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因果关系和互文关系。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曾经怎样生活，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为何要这样写作。所以，只有认真考察作家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影响巨大的事件，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他“为谁写”“为何写”和“写什么”之类的重要问题。

童年与写作的关系尤其密切。一个作家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文学气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有着什么样的童年。正是在童年这个生命的初始阶段，一个作家奠定了自己的性格基础，也形成了他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在作家的童年境遇里，埋藏着解读他的性格和写作的精神密码。

有人说过，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就得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事实上，很多作家的童年，确实很不快乐，甚至非常不幸。狄更斯说：“几乎每一个伟大作家的一生，对他本人而言，都是一部悲伤的书……”⑥他忘了强调，这部悲伤之书的第一行字，是从童年开始写起的；这部悲伤之书，就是整个童年生活的种子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

狄更斯自己的童年生活，就很苦涩。父亲入狱后，年仅12岁的狄更斯被迫辍学，被母亲和姐姐送去当了童工。父亲在监狱服刑的遭遇，狄更斯自己在鞋店做童工的经历，都给他留下了伤害性的记忆，就像他的传记作者阿克罗伊德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他成年时的想像力和性格是在马夏尔西监狱和沃伦黑油鞋店的这段经历中铸成的……在危机或变化无常的时刻，成年狄更斯总是会回想起那段童年时光以及童年时光对现实的恐惧。”⑦这样的遭遇，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情感世界，使他极度渴望完整的爱，并因这渴望而“把任何抗拒或拒绝的迹象都当作巨大的灾难”⑧。《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等长篇小说里的儿童形象身上，就有着他自己童年时代不幸生活的影子。

托尔斯泰的童年也是不幸的。他在日记中说，自己“七岁上父母双亡，由几位妇女和其他不相干的人监护，既没有得到上流社会的调教，也没有受完学校教育”⑨。内心的委屈，溢于言表。好在，童年的不幸，并没有使托尔斯泰成为呶呶不休的恨世者，反而使他更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别人的痛苦，同情别人的遭遇，从而赋予他的写作以博大的仁爱力量。

契诃夫的童年，简直就像俄罗斯的冬天，寒冷而阴暗，充满了伤害和屈辱。“对父亲的鞭打，他想，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这不是肉体上的疼痛：这是一种被凌辱的感觉。他为父亲，也为自己感到羞辱”⑩“生活荒芜而惆怅，但人们并不时常感觉得到……然而，这种荒芜，这种惆怅，一直徘徊在那里，作为生活的大背景存在着。”11契诃夫自己也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中，说自己“挨过许多次打”“只觉得自己渺小”12。契诃夫作品的感伤而低沉的调性，与他的童年的伤害记忆，无疑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儿童的无辜而又无助的悲惨境遇，则是契诃夫特别感兴趣的主题，就像他在《万卡》和《渴睡》等小说中所写的那样。他写万卡和瓦丽卡的不幸，也是写自己过去的不幸。

路遥的童年生活，也是暗淡而悲苦的。小小年纪，便屡受伤害：七岁那年，就被迫离开原生家庭，被过继给远方的伯父，这样的不幸，固然培养了他“必须靠自己”的独立意识和奋斗精神，但也让他体验到了被抛弃的痛苦，生发出了对生活和人的不信任感；到了伯父家，又被陌生的伙伴们嘲笑和欺负，体验着孤独和无助的痛苦；可怕的贫困和饥饿，则不仅折磨着他的肉体，也严重地伤害着他的自尊心。肖斯塔科维奇说：“童年受的创伤会痛一辈子。因此，孩子受到伤害是最痛苦的——要痛苦一生。我至今还记得在希德洛夫中学里谁侮辱过我，甚至比这更早的也记得。”13路遥童年的悲惨生活和伤害性记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情感和性格，在他的内心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许多年后，路遥仍然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委屈和痛苦，念念不忘，常常提起。

1991年6月10日，在西安矿业学院的题为“文学人生精神”的演讲中，路遥坦率地向听众讲述了自己童年时代的悲惨生活。他谈到了父亲的侏儒般矮小的身高，谈到了对父亲的失望，谈到了自己在六七岁时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就是不靠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靠别人来保护你，必须靠自己，或死或活，只能靠你自己，尽管你年龄很小，但是你不可能有任何依靠。”贫穷也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痛苦记忆：

在小学读书时，可以说艰难无比，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穿过一条新裤子，有时候屁股后边烂得简直不能见人（笑）。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你就不敢到孩子中间去，你屁股后边烂着哩，怕被别人看见（笑）。有时候一些泼皮小子硬把你拉在人群中，出你的丑。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比屈辱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14

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无比”一词就出现了两次，可见艰苦困厄程度之严重。在《答〈家庭教育〉记者问》中，路遥又这样介绍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出生在陕北农村，从小很苦，是从那个刮着西北风的黄土高坡上爬出来的。谈不上什么家庭教育，我兄妹八人，我是老大，因为穷，后来就过继给我伯父。生父母、伯父母都没有文化，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那时连饭也吃不饱，一切都要靠自己。我似乎有一种感觉：我生下来就是大人。”15失去了童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欢乐，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因而，“我生下来就是大人”一语，便是一句极为沉痛的话。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写出了《平凡的世界》之后，为何在文学上功成名遂、誉满天下之际，路遥对自己童年时代的不幸和痛苦，对自己所受过的煎熬和委屈，所受过的侮辱和伤害，仍旧不能脱然释怀，总是常常提起。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这样写道：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16

在这段自述性的文字里，路遥忽然转换了叙述人称，从第二人称的角度，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感受，显示出一种自我审视的理性态度，也强化了他童年生活的悲剧性质。一个那么敏感自尊的人，因为过早地面对“冷酷的现实”，过早地承受了那么多的伤害和羞辱，而过早地成熟了。童年的不幸生活和痛苦记忆，不仅使路遥早熟，使他过早地养成了独立自强的生活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文学的态度，甚至决定了他苦行僧般的写作方式。

事实上，路遥几乎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体验着这个阶段特有的精神痛苦，都承受着似乎命中注定的考验和压力。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的青年时代，也说不上幸运。像所有的同时代青年一样，他卷入了狂热的“政治运动”。他忽而被推上云端，以中学生的身份，进入县一级的领导班子；忽而又被摔倒谷底，被审查，被排斥，被打回农村劳动；忽而又峰回路转，到县里“报道组”做上了通讯员，吃上了“公家饭”。他参与“运动”的经历，使他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成了他巨大的“政治包袱”，差点葬送了他读大学的梦想，断送了他未来的前程。

在恋爱的季节，他开始恋爱。他为自己的初恋，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牺牲。1971年春，他竟然将足以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招工指标，让给了自己的北京知青身份的恋人林虹。起先，他和自己的恋人都获得了参加招工的机会，但是，“林虹因为体检不合格，县上决定把路遥送去铜川二号信箱当工人。最后，路遥把自己当工人的指标让给林虹，又通过几个朋友周旋，事情成功了”。17就像知情人曹谷溪所说的那样：“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都知道‘招工指标’在那个年代是何等重要。可是，路遥却将这个‘指标’非常愉快地给了自己的恋人。”18然而，他的纯洁而又脆弱的初恋，就像一场甜蜜、短暂而又残忍的梦，还没来得及展开，就破灭了。初恋的失败，给路遥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不仅使他差点自杀，还强化了他内心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以及对人的不信任感。由于初恋的巨大伤害和痛苦记忆，叙写爱情生活中的无情背叛，就成了路遥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短篇小说《姐姐》《痛苦》《风雪腊梅》和中篇小说《人生》《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都涉及到了爱情中的背叛事象。

许多年后，初恋留下的那道滴血的伤痕，犹然令他的心隐隐作痛。有一次，在北京王府井的茫茫人海中，路遥与这位昔日女友不期而遇。她穿着红色衣服，还是往日的模样：“一样的小巧，一样的单纯，一样的礼貌和热情。”两人说了一会儿话，就各奔东西了。但是，路遥的心情，却很难平复，来到东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对好友海波讲述两人邂逅经过，依然情绪激动，不能自抑：

他突然从沙发上坐了起来，冲着我说：“难道不应该激动吗？你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抛弃我的吗？你知道这种抛弃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雪上加霜吗？你知道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身边的‘反手一刀’吗？你知道我为了证明自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咬了多少回牙吗？”19

童年的不幸，青年时代的挫折，锤炼了路遥的意志品质，形塑了他敏感而坚韧的性格。他的内心充满改变自己命运的激情。他渴望被社会认可和赞赏。写作成为他确证自我价值和获得荣誉的方式。他要通过写作，抚慰自己受伤的童年；他要通过写作，补偿自己被辜负的爱情。他把文学当作改变自己的未来和命运的手段，看作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价值的力量。为了摆脱童年时代的屈辱感和自卑感，为了向失败的初恋“证明自己”，路遥赋予了文学写作以特殊的性质和功能。像路遥的人生一样，路遥的文学写作，也是一种悲剧性的写作。之所以说它是悲剧性的写作，是因为它是苦难性质的写作，是具有牺牲精神的写作，是高尚而悲壮的写作。

对路遥来讲，文学既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个人事务，也是一种寻常意义上的公共事务；既负载着微细的个人目的，也担荷着宏大的社会使命。就前者说，他要借助文学来修复童年和青年时代受伤的心灵，使自己摆脱精神的痛苦和重压，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20就后者说，他将文学当作一种高尚的事业，当作服务社会的一种劳动和奉献，用他的话说，就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21，要给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以安慰和帮助。

为了实现这双重的目的，他踏上了文学的坎坷路途。他的生活节奏是单调的，劳动强度是超负荷的。他不允许自己过舒适的生活，更不允许自己过懒散的生活。在他看来，无所事事就是平庸，而平庸则意味着失败，甚至意味着堕落和耻辱：“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22所以，必须投入到苦役般的文学劳动中去，必须通过写作不断地追求成功。只有成功才能使自己获得存在感，才能使自己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23

文学成了他的宗教，写作则是像朝圣一样庄严的行为。为了神圣的文学，他的内心充满了宗教般的牺牲精神。一股征服命运的巨大热情和内在力量，使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写作，使他像支配机器一样支配着自己的身体。他将写作视为一场“斗争”，一个“和自己的浅薄与无能做斗争的过程”，一个作家成就的大小，就决定于他“对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他说自己写《人生》的时候，“苦闷了三年”，甚至有“痛不欲生的时候”24。

如此一来，文学写作就成了可怕的苦役，简直就是严酷的精神炼狱。稿纸上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像西绪福斯的巨石，压迫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严重地耗损着他的健康和生命。在《平凡的世界》的前期准备阶段，路遥就被“折腾得半死不活”，所以，“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栗”25。但是，他没有退缩。他要战胜自己——要战胜自己的失败，更要战胜自己的“成功”，逼迫自己进入新的更具挑战性、也更艰苦的创作阶段：

是的，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影的勇气和力量。26

显然，文学已经不是一件寻常的劳动，而是宿命般的困境和炼狱般的苦难，甚至就是一场无所逭逃的悲剧。而且，这可怕的困境、苦难和悲剧，不是来自外力的强加，而是作家为自己布置的：“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27 面对无尽的苦难，路遥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可能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他毅然首途，义无返顾，勇敢地踏上了“光荣的荆棘路”。在谈及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抱负时，他这样说道：

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28

他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他既是创造了自己的“莎士比亚”，也是自己所创造的“哈姆雷特”。这种燃烧生命的写作方式，赋予他文学生涯以崇高的、但也令人叹惋的悲剧性。死亡的黑暗的阴影，从远处密匝匝地压了过来。路遥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听见了死亡的渐渐逼近的脚步声：“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来。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29作为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他开始思考“命运”这样的问题：“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甚至“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30在任何时候，死亡都意味着对生命的否定，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事件。一个人面对和沉思死亡，就意味着面对和沉思自己的命运，就意味着面对和沉思生命的悲剧。路遥的这种充满悲伤和宿命感的悲剧经验，本质上就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悲剧意识一直存在于路遥的内心深处，也早就表现于《平凡的世界》的情节事象里。

一个具有悲剧经验和悲剧意识的作家，往往谦卑而低调，能清醒地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生命的限度，而不会自视为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和成功者。所以，路遥在评价自己的文学成就的时候，丝毫没有意气扬扬的自负和自喜，而是流露出并未实现理想目标的遗憾和惋惜。他总是能看见自己在写作上的缺陷。当《人生》在中国引发强烈的反响和普遍好评的时候，路遥自己并不满意，认为作品的主题“还应该更广阔一点，现在还有一些局限”31。当生命黑暗的永夜即将降临之际，他的内心更是充满了强烈的“未竟”之感。在1990年代初，他就出版了自己的文集。这是巨大的文学收获，也是巨大的文学殊荣。但是，他并不自得自满，而是心怀憾恨，发出了对种种“局限”的深长叹息：

那么，对于一个原本一无所有的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是的，不满足。我应该把一切进行得比现在更好。历史，社会环境，尤其是个人的素养，都在局限人——不仅局限艺术作品中的人，首先局限它的创造者。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遗憾。遗憾。深深的遗憾。32

任何个体生命，都只是一个“小小的段落”。人们要认识并接受自己的“局限”和“遗憾”。没有飘飘然的傲慢，只有望望然的叹息，而这叹息声里所包含的，不是低沉而颓丧的情绪，而是对生活和自我的清醒的理性思考和认识，是对人生的具有悲剧深度的体验和感悟。这是真正的智者才有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伟大的作家才有的悲剧意识。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梳理了路遥苦难的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之后，循着悲剧性和悲剧意识这条线索，进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文本世界，并通过对这些小说的具体事象的阐释，揭橥路遥悲剧叙事的表现形式，

分析影响他的悲剧叙事的心理结构、道德倾向和伦理原则。

二、调性与人物：悲剧性在路遥作品中的表现

如果细致解读和用心感受，你会发现，在路遥的后期小说的情节事象的深处，含藏着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意义空间。也就是说，从他的小说叙事的调性里，从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人们可以感受到丰富的悲剧性内容。

叙事调性是一种情绪性和精神性的东西，是弥散在整个作品中的一种近似音乐主旋律的东西；有时，它与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密切相关，可以用来描述作者所选择的叙述方式或描写方式。“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基本调性，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特殊调性，甚至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总体调性。调性可以用强烈、低沉、舒缓、轻快、明朗、幽暗、庄严、轻浮、赞许、戏谑、反讽、客观、主观、优雅、粗俗、高贵、庸鄙、勇敢、虚怯、清晰、混乱等概念来界定和描述。在评价叙事性作品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准确感受、把握和描述它的调性。因为，它是作品最重要的气质和风貌的集中体现，是一部作品的具有灵魂性的东西，是作品的情绪和格调意义上的主题。抓住了作品的调性，就抓住了它的灵魂，就找到了打开它的一把钥匙。”33

路遥小说的叙事调性，是不断变化的。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经《在困难的日子里》，再经《人生》，最后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叙事调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沉，悲剧意味也越来越浓重，彰明昭著地表征着路遥的文学意识的变化过程，即由单纯和肤浅转向成熟和深沉的运动轨迹。《平凡的世界》的叙事调性，融合了两种对立元素：它既是昂扬的，又是低沉的；既是热情的，又是冷峻的；既是欣悦的，又是悲凉的。昂扬、热情和欣悦属于表层的调性，而低沉、冷峻和悲凉则属于深层的调性。具体考察它的深层的调性，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路遥悲剧叙事的风格和特点。

《惊心动魄的一幕》虽然是最早直接叙写“文革”题材的小说，但是，它的叙事伦理和叙事模式，仍然没有改变和转换，缺乏新意和真正个性化的东西，所以，它的调性就显得有些外露和简单——无论对人和生活的态度，还是叙述和描写的方式，都显得僵硬而直接，爱恨了了分明，一切形诸颜色，缺乏深刻感和丰富性，缺乏对所有人物的公正而宽容的客观态度。《在困难的日子里》——一部标志着路遥新的写作范式的形成的作品34 ——的叙事调性，虽然也有低沉的一面，显示着作者对人物命运感同身受的同情，显示着人物内心的委屈和无助，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从纸面透出来的压抑和疼痛，但是，它的整体基调是明朗的，乐观的，甚至还有一点道德浪漫主义的色彩，缺乏那种深沉的悲剧性和丰富的悲剧意味。《人生》的叙事调性，既不像《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样僵硬和简单，也不像《在困难的日子里》那样乐观和浪漫，而是强化了叙事的客观性，将作者的态度和人物的情感，都包蕴在比较客观的情节形式里，同时，又通过强化道德诗意，来缓解外部尖锐的社会冲突，从而使整个小说的叙事调性，显得宽平、舒缓而温和。《人生》的悲剧性，不是通过叙事的调性体现出来的，而是深深地隐含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里。

比较起来，《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首恢宏而复杂的交响乐，就像一条宽阔而多变的大河，其叙事调性也显得复杂而丰富。它的叙事语调，总体上看，是庄严而沉重的。但是，它的表层调性和深层调性之间，参伍错综，相互交替，不断变化——表层的叙事态度和语气，是平和而镇定的；深层的情绪和调性，则是波澜起伏，涛声喧豗，极不平静。当情节发展随着人物的命运起伏，进入到紧张的状态和关键阶段，作者的情绪和叙事语调，也会随之变化，表现出一种深沉而强烈的调性，甚至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作家复杂而沉重的心情。

《平凡的世界》的叙事调性，典型地体现在小说一开始的两段文字里：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蚀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唉，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35

这段文字不单是局部性的环境描写，而是像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一开始关于伦敦泥泞的街道和大雾的描写一样，显示着一种整体性的修辞意义。它为全书确定了叙事基调。这是一种滞缓而低沉的叙事调性，其中包含着对社会变革的期待，对正常的温饱生活的渴望，也隐含着对艰难生活的焦虑感、疲劳感和厌倦情绪，甚至隐含着些许悲剧意味。它用象征性的方式表达了这样的主题：像季节的更替一样，人们的生活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转换过程；在这冷热交替的过渡时期，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摆脱困窘的生存状态，人们将要承受巨大的考验和痛苦。

孙少平之父孙玉厚是一个朴实而勤劳的农民。他没日没夜、拼死拼活地劳动，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得体面一些。然而，他的这个几乎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却破灭了。生活越过越艰难，简直到了难乎为继的可怕程度。所以，在描写这位父亲的痛苦心情的文字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同样沉郁悲苦的叙事调性：

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从一生下到现在，五十二年来，他没有过几天快活日子。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享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他只是拼老命挣扎，让后人们像一般庄稼人那样不缺吃少穿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年头，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眼。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烂衣薄裳，少吃没喝，在学堂里遭白眼，受委屈。大儿子本来是念书的好材料，结果初中也没上，十三岁就回来受了苦，帮扶他支撑这个家。儿子算算已经二十三岁了，还没个媳妇——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大部分都已经娶过家了。但他拿什么给孩子娶呢？36

这是像石头一样沉重的文字，是像泪水一样苦涩的文字。它的哀苦的叙事调性，像陕北民歌的《揽工调》一样，如泣如诉，把一个农民父亲对家人的负疚感，对生活的绝望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有撕心裂肺之感。读到这样的文字，你的内心很难平静如水，也很难不感受到强烈的悲剧意味。

这种充满悲剧性意味的叙事调性，像若断若续、袅袅不绝的旋律，在情节发展和人物情绪变化的关键时刻，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所付出的牺牲，所承受的痛苦，也许是最大的。他学习成绩很好，却不得不在小小年纪就离开学校，帮父亲养家活口；他与润叶彼此相爱，却有情人难成眷属。这些都让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绝望。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的心态苍老而悲凉。他的只有短短二十三年的人生，充满了令人感叹唏嘘的悲剧意味：

痛苦，烦恼，迷茫，他的内心像洪水一般泛滥。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他今年才二十三岁，但他感觉到他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没吃过几顿好饭，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度过一天快活的日子，更不能像别人一样甜蜜地接受女人的抚爱……什么时候才能过几天轻松日子？人啊！有时候都比不上飞禽走兽，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在地上走……

一种委屈的情绪使他忍不住泪水盈眶。他停在路边的一棵白杨树下，把烫热的脸颊贴在冰凉的树干上，两只粗糙的手抚摸着光滑的杨树皮，透过朦胧的泪眼惆怅地望着黑糊糊的远山。公路下面，东拉河的细流发出耳语似的声响。夏夜凉爽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摇曳着树梢和庄稼。月亮升高了，在清朗的夜空冷淡地微笑着。星星越来越繁密，像在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上缀满了银钉……37

这两段文字，虽然是从第三人称展开的叙述和描写，但是，因为是从人物的视角来完成的，所以，它基本上可以被视为第一人称性质的近乎意识流的心理描写。由于作者的高超的跨越人物与叙述者界线的叙事技巧，小说的叙事调性显得既客观又主观，充满了强烈的包含着悲剧意味的抒情色彩。

景物描写是最能体现小说的叙事调性的一种艺术技巧和修辞手段。路遥的叙事调性，也表现在景物描写中。路遥笔下的景物描写，固然充满了春天的喜悦和美丽，夏天的蓬勃和热烈，秋天的宁静和辽阔，冬天的庄严和肃穆，但是，他也写秋天的荒凉和冬天的萧索，甚至写夏天的无情和酷烈：

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峁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38

在这样的描写里，阳光是一种施虐的力量，而河流在它的无情烤炙下，有气无力，半死不活。这样的描写，显示着一种灰暗的色调，使读者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一部小说的悲剧性，既间接地体现在它的叙事调性里，更直接地体现在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部小说的主体是人物，因而，一部小说的悲剧性，根本上讲，就是人物的悲剧性。

几乎所有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心灵上带有伤痕的人物。不曾经历过考验，不曾体验过痛苦，不曾面对过绝望，这样的人物，哪儿都可以去，就是很难跨进小说的大门，除非作者故意放他进去，立志要在小说里教训他一番，教会他如何吃苦，如何认识人生的真面目。所以，什克洛夫斯基才在《散文理论》中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主人公本身都是不幸的”39；又说：“中长篇小说的苦痛——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食粮。”40人类有价值的经验，都是从痛苦和不幸中得来的。所以，简直可以这样说：没有悲剧性力量，就没有小说写作，更不会产生伟大的小说作品；而没有不幸和痛苦，一部小说就很难吸引读者，也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

路遥后期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程度不同的悲剧人物。《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他的个性是模糊的，形象也并不饱满和生动，但是，他的遭遇是悲惨的，他的死则是悲壮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作者用友谊，用人物在饥饿面前表现出来的美好德性，弱化了灾难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但是它对饥饿的细致而真切的描写，依然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生活和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比较起来，《人生》就摆脱了前两部小说的单一性和简单化，而显得更加复杂和丰富，就像路遥自己在《关于〈人生〉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有一种复合的色调。我在《人生》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上。”41虽然像前两部小说一样，路遥并没有放开手来写一部纯粹的悲剧小说的打算。他的叙事克制而内敛。他策略性地将自己的叙事限制在道德的范畴。然而，从文本所展示的事象体系来看，《人生》客观上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令人震撼的悲剧小说。无论高加林，还是刘巧珍，都是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他们都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前者失去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以及追求体面生活的机会，后者则失去了自己看得像生命一样宝贵的美好爱情。事实上，黄亚萍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她的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也是割裂的——她所得到的，并不是最想要的；她最想要的，却无法得到。

路遥自己也将《人生》中的两个人物看作悲剧人物：“像刘巧珍，她的命运是那么悲惨，是悲剧性的命运。”42而作为《人生》“悲剧的主人公”，高加林则是一个复杂的过渡时代的“产儿”43。有的时候，路遥倾向于在人物自己身上寻找悲剧的原因，就像他1984年前后在《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中说：“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含着悲剧性和庸俗性的因素。”44然而，他们的悲剧，本质上并不是性格悲剧，而是生活悲剧和社会悲剧，用《人生》中的话说，是“严峻的生活把他赶上了这条尘土飞扬的路”45。读者可以从路遥的叙事文本中，读到比他的“夫子自道”更丰富的内容，也可以感受到更宽泛和更深刻意义上的悲剧性。

与包括《人生》在内的几部中篇小说比起来，《平凡的世界》更有理由被视为一部悲剧作品。这部小说中的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是悲剧人物或带有悲剧意味的人物；几乎每一个人物，包括王满银和孙玉亭这样的人物，都让人心酸和心疼，甚至让人有想为他流泪的感觉。在小说一开始所描写的环境里，由于社会生活完全陷入混乱和停滞状态，甚至濒于崩溃的边缘，几乎所有人物都过着一种被挂起来的生活，一种极不自在的生活。没有谁的生活，是正常的、符合自己心愿的生活。有的人，在还没有成熟的少年时代，就被拖入生活的苦海，背负着人生的重轭，苦苦挣扎，如孙少安；有的人，他的理想生活在远方，但是，在奋斗的路上，历尽艰辛，最后在中途废然而止，如孙少平；有的人被强迫着，以自己不喜欢的方式劳动，就像孙玉厚和许多农民所遭遇的那样；有的人所坚持的信念和原则，压根儿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正确和神圣，就像田福堂和孙玉亭那样；有的人的爱情是分裂和错位的——所爱者不能爱，能爱者非所爱，因而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就像田润叶那样；有的人，纯洁，热情，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但却年纪轻轻，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像田晓霞那样；有的人想有所作为，但是，却被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左右掣肘，壮志难伸，就像田福军那样；有的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渴望被人尊重，但却始终活在屈辱和恐惧中，就像郝红梅和金光亮兄弟那样；有的人垂垂老矣，却晚景凄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小猫，竟也被死神夺去生命，只留他一人独守黄昏，孤独而哀伤，如徐国强老人那样。

从悲剧性的角度看，孙少平的生活历程，充满激情，堪称悲壮，而孙少安的生活历程，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包含着更为辛酸的悲剧意味。如果说，孙少平追求的是一种可能的生活，那么，孙少安却只能接受一种给定的生活。追求可能的生活，虽然也让人焦虑和痛苦，但总有希望，而给定的生活，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生活，是不得不如此的生活。孙少平虽然也吃尽了苦头，但是，他的心态始终是乐观的，生活总是向上飞扬的；孙少安吃的苦，并不比弟弟少，内心的压力和焦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孙少安最大的痛苦，是无梦可做的痛苦。毕竟，孙少安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农民。他读过书，也知道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别无选择，只能往牺牲的路上走。这种不愿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人生，本质上就是悲剧的人生。

那么，路遥后期小说中的悲剧，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悲剧呢？答曰：是一种宏观性质的悲剧，而不是微观性质的悲剧；是社会性质的悲剧，而不是道德性质的悲剧；是整体性质的悲剧，而不是个别性质的悲剧。路遥的悲剧叙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界定：一个是“理想主义悲剧”，一个是“整体性悲剧”。“整体性悲剧”也可以叫作“整体性困境下的悲剧”。

所谓理想主义悲剧，是因追求理想而形成的悲剧冲突，而产生的悲剧后果。在任何时候，一个人如果内心完全没有高于生活现状的想像和追求，那么，他就会平心静气、安常处顺地生活，就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也就不可能成为悲剧人物。相反，如果谁内心充满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梦想，充满实现这梦想的不可遏抑的激情，那么，他就会承受巨大的痛苦，就会经历无尽的磨难，甚至最终被巨大的理想重负压垮，甚至被难以克服的外部力量所毁灭。

路遥后期小说的悲剧叙事，就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悲剧。《人生》中的高加林，无法适应贫穷、落后而封闭的农村生活现状，想过一种更文明、更有尊严的城市生活。通过学校教育和他自己的自觉努力，他的生活理念和精神气质，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换，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46。他喜欢阅读，内心充满了解外部世界的热情和兴趣。他坚持写作，甚至在地区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散文作品。这一切足以说明，他已然是一个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和较高的文化要求的人。只有进入城市，成为城里人，他才能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才能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然而，作为农民之子，在特殊时代条件下，他并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空间。虽然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他终于进了城，而且，也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证明自己完全可以做一个合格的城里人和称职的公家人。然而，他却必须放弃他业已实现的理想生活，必须接受他曾经努力逃避的农村生活。这无论如何讲，都是一种悲剧，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悲剧。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是高加林精神上的兄弟。他像高加林一样，向往别处的理想生活。他也追求那种能使人活得有尊严的生活，渴望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的生活。但是，单单摆脱农民身份，就是一件戛戛乎其难哉的事情；那坎坷曲折的过程，简直就是一次“苦难的历程”。他通过艰辛的努力，终于成了一名煤矿的井下工人。经过了汗水、泪水和血水的浸泡，他终于摆脱了自己的农民身份，摆脱了长期压在他身上的贫穷和屈辱。他实现了现实意义上的奋斗目的，但远未实现理想意义上的人生目标。他最终止步于煤矿的人生选择，固然体现着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和高尚的道德精神，但也使人感受到了人生的有限性和深沉的悲剧性。然而，无论如何，孙少平那种拒绝接受给定生活的勇气，他的坚韧的生活意志，他在奋斗过程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精神，依然具有崇高而美好的性质，也使他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真实而朴素、平凡而可敬的人物形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普遍丧失理想主义精神的语境里，路遥的理想主义悲剧叙事，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就属于特别值得珍惜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经验。因为，就像尤金·奥尼尔所说的那样：“生活中有悲剧，生活才有价值。我认为任何值得生活的生活都具有为实现某种理想而作的努力。理想越高，就越难以实现。毫无疑问，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人要是没有理想，还不如去死，活着也是死人。”47路遥的理想主义悲剧叙事，不仅包含着启发我们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理性内容，还使我们感受到了崇高精神的巨大力量，感受到了摆脱了庸俗性的理想主义激情。他的理想主义悲剧，就像莎士比亚的悲剧一样，赞美“高尚的道德”和“人类良心上最美好、最崇高的情操”48。善良、高尚、尊严、责任感、爱的能力、向上的努力和利他主义精神，这些，就是路遥的理想主义悲剧叙事所赞美的道德和情操。

所谓整体性悲剧，则是由特殊阶段的整体性生活方式导致的悲剧。在这样的整体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困境里，个体的人并没有多少主动性和选择空间：他们被动地接受和顺应生活，而不是主动地选择和建构生活。路遥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说：“是的，人们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正直的人来说，只是不要让自己的心也黑了……当时我们曾发誓长大后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现在我们已到年富力强之时，生活却变得这样令人失望。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走在人生的歧路上，白白地糟塌掉自己最宝贵的年华。”49在特殊的时代，个人的生活和发展，必然受制于特殊的整体性环境，因而，个人的命运也就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悲剧性质。孙少安因为家庭贫困，小小年纪就回家务农，但在很长时间里，却不能自由地劳动，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接受田润叶的爱情，跟她一起生活。美丽的郝红梅只能活在极度的自卑和恐惧里，而不可能得到根正苗红的顾养民的爱情。田润叶无法决然地放弃县城里的工作，回到双水村，跟亲爱的少安哥一起生活，因为，那样做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几乎意味着失去一切。而最有理想主义光芒的人物田晓霞，则因为从一出生就生活在高加林所说的“商品粮世界”50，具有比农村青年更多的选择自由——虽然师范毕业，但是可以选择不做老师，也可以拒绝做公务员，最终如愿以偿地做了记者；高加林的境遇，与她形成极为有趣的对照——高加林也做过记者，而且很称职，但是，他最终却被遣返回了农村。1991年6月10日，在一次文学讲座中，路遥曾经这样来解释高加林的悲剧：“他们有了文化，觉得父辈的那种生活他们再不能接受了，但现实生活又迫使他们必须回农村，因为当时农村既不招干也不招工，甚至不能上大学。这样，这些青年回去以后就特别苦闷。……也有个别出类拔萃的，像高加林这样的青年，不甘心这样一种生活，他们觉得这样一种生活对于人来说是屈辱的，他们想追求一种起码不能像父亲这样生活的生活，所以他们苦苦地在社会上挣扎和奋斗。”51路遥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体性困境”和“整体性悲剧”。

那么，与“整体性悲剧”相对应的，又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个体性悲剧，是神秘的命运悲剧，是尖锐的欲望冲突、性格冲突和性别冲突导致的悲剧，是种族冲突、宗教冲突、家族冲突导致的悲剧，甚至是人与自然冲突所导致的悲剧。在个体性悲剧的冲突中，个体人承担着主要的责任。个人或具体的责任人主导了他们自己的选择，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例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和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都属于典型的个人错误地主导自己情感所造成的悲剧；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麦尔维尔的《白鲸》和艾特玛托夫的《花狗崖》则属于个人失败地处理了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所造成的悲剧；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和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属于个人无力主导自己的生活的悲剧；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则属于被命运主导的个人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属于家族冲突和命运之手共同主导的悲剧，而《哈姆莱特》和《奥赛罗》则属于恶人所造成的悲剧；司汤达的《红与黑》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属于个体性悲剧与整体性悲剧兼而有之的混合型悲剧。《红楼梦》中的悲剧则属于多重样态的悲剧，其中既有个体无能为力的“整体性悲剧”，有个体自己主导的性格悲剧，也有不由自己而由神秘力量主导的命运悲剧。

总之，无论从叙事调性的角度来观察，还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来审视，路遥的小说都有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叙事空间。研究路遥小说叙事的悲剧性，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路遥，从而调整那种过于单一的阐释策略，改变那种过于简单的评价方法，最终拓宽路遥研究的边界，发现并进入路遥作品的另一个深隐的意义空间。

三、路遥悲剧叙事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倾向

在小说写作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极大地影响着作家的生活态度和写作风格：一个是动态和变化的人生经验，一个是较少变化的稳定的心理结构。

从人生经验的角度看，童年的不幸，“文革”期间巨大风浪的摧折，失恋的沉重打击，可怕的贫穷和饥饿，都带给他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培养了他成熟的独立意识，培养了他良好的意志品质，甚至使他更有同情心和怜悯心；另一方面，也使他缺乏安全感，过度自尊，容易感伤，特别渴望别人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因而，就赋予他的写作以悲剧的意味，也使他做起事来，必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务求完美和成功，虽毁废身体，亦在所不惜。

就心理结构的善恶维度来看，路遥本质上是一个性善论者。他似乎不大习惯从恶的角度来观察人。无论康德所讲的“根本恶”，还是其他形态的特殊的恶，似乎都没有进入他的意识世界。所以，他很少把人写成纯粹的恶人，也很少淋漓尽致地渲染生活中恶的现象。这固然保证了他的悲剧叙事在伦理精神上的单纯和伟大，强化了他精神上的崇高感和力量感，但也影响了他悲剧叙事的尖锐和深刻，弱化了他的悲剧叙事的冲突感和力量感。因为，没有对恶的冷静观察和尖锐表现，就不可能有彻底意义上的悲剧。路遥的悲剧之所以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中和式的悲剧，就是由他的这种心理结构决定的。

在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中，意志与情感分属两个不同的心理层面。在有的人身上，它们是一致的：意志坚强，情感冷峻，内心世界波澜不惊，几乎到了“太上无情”的程度；在有的人身上，它们是分离的：意志是坚强的，情感却是柔软的，所谓“铁汉柔情”，即是对这种心理结构的概括。路遥的心理结构，就属于后一种情形。他的心理世界由意志的硬结构和情感的软结构两个部分构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甚至几乎互不兼容的心理结构，然而，在路遥的内心世界，它们却矛盾而又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坚硬的部分使他像英雄一样坚忍不拔，而柔软的部分则使他像孩子一样敏感和脆弱。

路遥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质，性格坚强，内心充满阳刚之气，有一股好胜和不服输的劲头，天生是一个具有乐观倾向和幽默天赋的人52。1974年，根据陕西“省革委会”指示，路遥作为工农兵业余作者，被邀请到《陕西文艺》编辑部“掺沙子”；当同事金谷告诉他，北京和上海也有两个作者叫“路遥”这个名字时，“他当时很激动地说我知道，我一定要把他们甩开去”53。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在路遥的心理结构的中，强烈的上进心和自信的征服欲，构成了一个基本面，是推动他思考和行动的巨大力量。

同时，他又是一个情感细腻、多爱不忍的人——敏感而脆弱，具有明显的悲剧气质，喜欢流泪，动辄泣数行下，有时竟至于痛哭失声。多愁而善感的性格，脆弱而悲观的心理倾向，使路遥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每每有强烈的悲情体验和悲情发泄。面对急景凋年的时光流逝，他常常表现出诗人般的感伤，曾多次引用他在《苏联文艺》上读到的叶赛宁“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我已经不是青春少年”54的诗句，来抒发自己对韶华已尽的叹惋。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的那一刻，他忽然悲从中来，情绪完全失控，像孩子一样委屈地哭了起来：

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55

在古往今来的作家中，因为作品的完成而欣喜若狂者，有之，因为作品中人物的毁灭和死亡而嚎啕大哭者，亦有之，但是，像路遥这样因为苦役般的写作而泪流满面、痛哭失声者，似乎并不多见。这固然说明，在写作的时候，他像火一样燃烧着，把自己整个儿无保留地投入了进去，但也说明，他的个性和心理结构，确乎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性格坚强而情感柔软的人。正是从这心灵的柔软的地方，生发出了路遥对人和生活的爱，也生发出了他的深深的忧伤和孤独，最终形成了路遥小说叙事的感伤情调和悲剧气质。正像路遥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的最大爱好是沉思默想。可以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而感到身心愉快。独享欢乐是一种愉快，独自忧伤（模糊的）也是一种愉快。孤独的时候，精神不会是一片纯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情绪上的大欢乐和大悲痛往往都在孤独中产生。孤独中，思维可以不依照逻辑进行。孤独更多地产生人生的诗情——激昂的和伤感伤痛的诗情。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遥远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对自己或环境作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

当然，孤独常常叫人感到无以名状的忧伤。而这忧伤有时又是很美丽的。

我喜欢孤独。

但我也惧怕孤独。

现在，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间房子里，做伴的只有一只老鼠。56

对人的同情，对生活的热爱，都来自于作家的心理结构的柔软部分。内心有这样一个柔软的部分，一个作家才能深刻地感受自己和别人的欢乐和幸福，才能更深刻地感受自己和别人的痛苦和不幸。谁的内心如果没有这个柔软的部分，那么，他就很难有丰富而深刻的悲剧意识。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就不会有深刻的写作，也不会有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一个冷漠而麻木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合格的作家；一个没有悲剧意识的人，则很难成为具有内在深度和崇高精神的作家。几十年来，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柔情和温情的匮乏，就是心灵的冷化和硬化。从他们的文字里，你很少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很少体尝到泪的苦涩和爱的甜蜜。

人有形而下的物质需求，也有形而上的精神需求。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他是一种依赖意义世界而生存的高级动物。文学是探索意义和建构意义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而意义感则是作家心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对意义的感受能力和建构能力，是观察作家的心理结构和创造能力的重要角度。作家不能只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观察人和表现人。他必须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形而上的意义的高度对人物和生活进行思考和表现。

作为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作家，路遥对人生和文学的意义问题非常敏感，也有着很强的意义感受能力和意义建构能力。在路遥的心理结构中，有一种极为明显的心理倾向，那就是，他有着比常人更加强烈的对于无意义生活的敏感和焦虑。他在积极的意义上体现了叔本华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一个追求满足了又重新追求，如此永远不息。”57在叔本华看来，欲望摆锤使所有人空虚和痛苦；对路遥来讲，只有意义世界的摆锤，只有文学理想的摆锤，才能使他的内心不得安宁。他从不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在巨大的成功之后，强烈的无意义感很快就会攫住他，搅扰得他心神不宁。即便《人生》所带来的普遍的共鸣和巨大的荣誉，也不能让他在较长的时间里，沾沾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和满足里，就像他自己在谈及《人生》的社会反响时所说的那样：“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58一个对意义世界没有深刻感受和更高追求的人，断然不会达到这样的境界，断然不会产生这样的认知和表达。

一切追求意义的写作，注定是沉重而艰难的。在开始写《平凡的世界》之前的沉寂期，是路遥最感焦虑和痛苦的时期。有一天，他突然对作家京夫说“我想自杀”。他的话让这位同行大为吃惊，大惑不解：路遥正处于创作的上升期和丰收期，短短几年间，发表了四五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两部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应该心花怒放、飘飘欲仙才对嘛。京夫从作家的角度劝慰他，说他与别人不同，“把目标定得太高，对生命要求太过苛刻，这是所有伟大人物或想成为伟大人物的共性”；最后，路遥的情绪依然没有平复：“他从床上坐起来，布满血丝的眼角，流出了几滴泪，他站起来，用手抹掉了眼泪。”59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场面。从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优秀作家内心的悲剧冲突和悲剧体验。已有的成功和荣誉，已经属于过去。要忘掉过去，一切从头开始。要勇敢地面对未来，重新走进一个一无所有而又模糊不清的世界。唉！亲爱的路遥！你感觉到了巨大的痛苦和煎熬，但是，你没有退路，无法从那令人心神不宁的焦虑和折磨中抽身而出。你只能偶尔在朋友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宣泄自己的情绪。你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处境，甚至看见了那使人惊怖的结局。你只能像哈姆雷特一样，“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你自己的几乎与生俱来的心理结构决定的，是由你对意义世界的强烈渴望决定的，而这样的心理结构是无法改变的，这样的强烈渴望，也是无法从内心世界彻底泯除的。这就是你作为作家的崇高而光荣的悲剧命运。

影响一个作家的悲剧叙事的，有他的个人经验和心理结构，也有他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倾向。如果说，心理结构决定了一个作家是否能够成为悲剧作家，那么，道德意识和道德倾向则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悲剧作家。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那么一个人的悲剧叙事可能就失去重心和方向。因为，作家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倾向，最终决定了他的悲剧叙事的高度和境界。很多时候，人们正是根据一个悲剧作家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倾向，来分析他在人物塑造上的特点，来认识他的悲剧叙事的价值。

悲剧是一种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悲剧作品，有不同的悲剧观念，也表现着不同的道德态度和道德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有代表性的悲剧观，来考察路遥的悲剧叙事的独特范式以及在道德倾向上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特点。

古希腊的悲剧是命运悲剧，是人类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与巨大的超自然力量的对抗。在这样的对抗中，人类的失败几乎是注定了的，但人类的伟大而高尚的英雄主义精神——捍卫自由和尊严的激情，反抗一切压迫和横暴的勇气，追求光明和美好生活的坚定意志，也由此得到了确证和肯定。

莎士比亚的悲剧则在更开阔的视野里，用多样化的方法，揭示了人与自我、人与命运、人与外部力量的冲突，并将陷入复杂矛盾和严重冲突的人，提高到了真正诗性的境界，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他甚至“使我们对罪犯们乃至极平庸的粗鲁汉和傻瓜也感到津津有味”60。

黑格尔悲剧研究的考察对象，是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和歌德等古典作家的悲剧叙事经验。他倾向于从人物的性格中探寻悲剧的秘密。在他看来，悲剧是抽象的“形式的人物性格”与现实世界中“活着的具体的人物性格”之间对立和冲突的结果61。所以，从外部来看，人物之间的冲突，就是互不相容的、同样高尚的理想和愿望之间的冲突。抽象的道德观点成为冲突的中心。道德最终取得了胜利：“戏剧的和解就在于这种道德的结局，使人皆大欢喜。”62这样的观点，完全忽略了人与环境的关系，所以，在解释社会悲剧的时候，完全派不上用场。

叔本华将悲剧冲突视为纯粹意志世界的冲突，认为悲剧的真正意义，是赎罪，而这罪，“不是他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63。叔本华的放弃生存意志的悲剧理念，反映着他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尼采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方法，即酒神精神来阐释悲剧，虽然别出心裁，但那效力，也极有限。叔本华和尼采的悲剧理论，存在着与黑格尔的理念化悲剧观同样的问题：阐释的有效范围难以扩展到现实主义悲剧，尤其无助于人们理解体现特定时代社会冲突的悲剧。总之，在分析和阐释路遥小说叙事的悲剧性的时候，从古希腊到尼采的美学观点，只有一般的启发意义和参照作用，而没有具体而适切的指导意义。因为，他的悲剧叙事具有非常特殊的个人特点。

叔本华说，悲剧以表现“人生最可怕的一面为目的，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64。这样的极端主义的悲剧思想，完全不适合用来阐释路遥的相对主义的悲剧叙事。路遥是一个具有深刻的悲剧意识的作家，但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的悲剧意识并不是来自于叔本华式的抽象的悲剧思想，而是来自于他自己和周围人的具体的人生经验。在一次演讲中，路遥自己曾这样解释田晓霞之死：“一般来说，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死的概率比较大一些（掌声）。像田晓霞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比较勇敢、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所以死的概率就比较大。”65这样的认知，更多地来自于作者自己的深刻的人生经验，而不来自于抽象的思辨。通过对生活的观察，路遥认识到了，那些具有英雄气概的悲剧人物，是一些在人格上伟大的人，在道德上高尚的人。

就悲剧范式和美学气质来看，路遥的悲剧叙事，是中和性的。在他的悲剧叙事中，固然也有严重的灾难，有可怕的毁灭，有优秀人物和普通人物的死亡，但是，他并不将这悲剧性推到极端，使它在读者的内心造成巨大的恐惧。不仅如此，他最终要将悲剧升华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包含着对人的善意，对生活的爱意，对一切的祝福。他让人痛苦和感伤，但不让人颓唐和绝望：“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像往日一样，正常地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欠缺的部分呢！”66这段话可以看作路遥的悲剧叙事的道德倾向和伦理原则。正视生活中发生的悲剧，叙写让人凄然泪下的悲剧，不是为了让自己陷入恐惧和消沉之中，而是为了让人们认识生活的真面目，为了让人们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苦难和不幸，从而更加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

就伦理精神和美学趣味来看，路遥厌恶一切极端畸形和病态的东西。他厌恶极端丑恶的事物，并不愿意逼近了去观察，更不愿意用夸张的方式来描写它，来渲染它的可怕和破坏力。所以，除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也很少写到极端恐怖的暴力场面和极端悲惨的死亡情景。他的叙事聚焦于苦难境遇或考验情景中的人性的善和美。他要通过对善而美的人物和事物的描写，来点燃人们内心的善念，使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抱着像作者自己一样的同情甚至欣赏的态度。他说自己塑造刘巧珍的目的，“就是写得叫人们爱她，同情她，永远留在人们心里。这就是陕北的劳动妇女，就是这么一种形象，漂亮、美好、不幸（掌声）……我内心最大的安慰就是我终于让人们知道了曾经和我一块生活过的这些人们是怎样的人，看到了遥远的偏僻的土壤上也有好多美好的人情，也有那么美好的悲剧”67。“美好的悲剧”，这是路遥对自己的悲剧叙事最妥切的界定，也是他对自己的悲剧叙事范式和伦理原则最好的说明。

英国学者海伦·加德纳从宗教的角度，阐释了莎士比亚悲剧的伦理精神：“在莎士比亚悲剧的道德倾向里，在他强调怜悯是人类的伟大美德并始终如一地把爱表现为给予而不是索取的意象里，我还发现了关于人类之善的基督教观念。”68她还说：“莎士比亚把‘仁慈、怜悯、和平和爱’当作‘人性的真实写照’在戏剧中加以渲染，由此产生的美感不断地涌现，且一点也不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而在短暂的时刻和精炼的语言里自然而本能地表现出来。”69路遥不是基督徒，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所以，他没有彼岸的原罪意识，没有救赎意识，只有此岸的苦难意识。这样，推动他的悲剧叙事的动力，就不是罪孽和惩罚，而是苦难和超越。但是，在路遥的悲剧叙事中，在他的道德倾向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与莎士比亚的共同点，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像莎士比亚一样，路遥也将善和仁慈，将同情和爱，当作自己悲剧叙事的精神基础和伦理原则。在路遥的悲剧叙事中，他最终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对外部的神秘力量的恐惧，不是对毁灭和灾难的恐惧，而是对生活的热情和勇气，对人的爱和尊重，对未来的充满现实感和理想主义热情的态度。凭着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执着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将自己的“正剧化的悲剧”或者“悲剧化的正剧”，升华到了很高的美学境界和伦理境界。

就悲剧精神和道德倾向来看，路遥无疑更接近狄更斯。狄更斯的传记作者皮尔逊曾经这样评论狄更斯对人的态度：“他总是以最大的善意去猜度每个人，可是一旦让他看到阴暗面，他就立刻由失望转为幽默。幻想破灭得越惨，小说中刻画的人物就越是滑稽可笑。”70他认为幽默是狄更斯的“最主要特点”：“正是幽默造就了狄更斯的不朽……他的最可爱的品质就是乐天。”71狄更斯总是释放对生活的宽忍和善念，从来不吝啬自己对人物的爱和祝福。在《远大前程》的最后一行文字里，他这样写道：“在雾气散开后的那片广阔无边的宁静月色中，我看不见有一丝再次和她分手的阴影。”72他要成全皮普和埃斯特拉，要让他们在历尽苦厄之后，再次相聚，冰释前嫌，永远相爱，永不分离。在《雾都孤儿》的结束的部分，狄更斯用充满诗意的文字和由“我愿”引导的排比修辞，表达了对自己笔下的温柔而美丽的露丝·梅丽等人物的祝福：“我愿看到她外出时所表现的一切善良和仁慈。”73在狄更斯看来，自己笔下人物的幸福，不是傥来之物，而是爱和善结出的果实：“他们过着真正幸福的生活；如果没有出自内心的爱和仁慈，没有那对一切生灵以宽容为原则、永远体现出好生之德的上帝的感激之情，就绝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74路遥虽然不是像狄更斯那样，根据宗教的伦理精神，来确定自己的道德倾向，来处理自己的融合性质的悲剧叙事，但是，他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倾向是一样的，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是一样的——要爱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要将悲剧转化为正剧，要将苦难升华为祝福。在悲剧叙事上，他有着像狄更斯一样的道德倾向——倾向于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人物的苦难和不幸，来描写他们的善良和幸福。

这样，在路遥的小说叙事里，就不只有漆黑的夜晚，还有明媚的早晨；就不只有苦难和眼泪，还有歌声和笑声。在《平凡的世界》里，你随时会领略到路遥的特殊气质的幽默感。在他的常常引人发噱的幽默里，固然也包含着轻微的讽刺，但是，却谑而不虐，最终让读者看见的是作者对生活和人物的体恤和宽容。他总是执着地叙写人物身上的善，总是仁慈地表达对几乎所有人物的同情和怜悯。即便像王满银这个不务正业的“逛鬼”，路遥也没有满怀恨意地讽刺和挖苦他，而是怀着同情，写出了他身上富有人性内容的一面。他最后在远方的车站想家和自责的情景，就使人怦然心动，几欲泪下。

当无意义的写作几乎成为一种主宰性模式的时候，当文学叙事普遍丧失同情心和爱的能力的时候，当某些著名作家热衷于渲染低级趣味、暴力和仇恨的时候，当某些作家匪夷所思地怀念狼、赞美狼性和崇拜狼图腾的时候，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融合性的悲剧叙事经验，所表现出来的健康的伦理精神和成熟的美学风貌，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也特别值得珍惜。

注释：

①[丹麦]克尔凯郭尔：《人生道路诸阶段》（下册），京不特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13页。

②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③47郭继德：《奥尼尔文集》（第6卷），刘海平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57页。

④576364[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2、360、352、350页。

⑤路遥小说创作，以1979年为界线，以《惊心动魄的一幕》为标志，分为前后期。他的新写作范式的形成，则以《在困难的日子里》为标志；具体分析见李建军《路遥写作范式转换的标志性作品——论〈在困难的日子里〉》，《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⑥[美]简·斯迈利：《查尔斯·狄更斯》，石少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47页。

⑦⑧[英]彼得·阿克罗伊德：《狄更斯传》，包雨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55页。

⑨[俄]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陈馥、郑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⑩11[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契诃夫的一生》，陈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页。

12[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页。

13[美]所罗门·伏尔科夫：《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叶琼芳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1年版，第47页。

1415516567 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285、221、216、237-238页。

1620212223242526272829303141424344555658路遥：《路遥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323、248、251、247、364、272、250、280、274、315、317、405、405、409、357、361、331、292、248页。

17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76页。

1859马一夫、厚夫、宋学成：《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101-102页。

19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页。

32路遥：《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33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下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版，第607页。

34这个新范式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自我经验是写作的基础；爱和友善是写作的基本态度；与个人命运和遭遇密切相关的重大的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则是写作的重要内容。

35363738路遥：《平凡的世界》（第1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172-173、43页。

3940[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

454650路遥：《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30页。

48[英]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徐士瑚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49路遥：《路遥全集·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页。

52北京知青邢仪是路遥夫妇过从甚密的朋友，她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一年春节，路遥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年……我们连说带笑爬上炕，玩了一天扑克，笑闹中第一次领略了路遥的妙语连珠和冷幽默……路遥给我们哼陕北道情，我们和路遥一起唱俄罗斯歌曲……路遥一手扶在桌子上，略弓着背，微偏着头，侃侃而谈，他壮硕的身体里充满着宏大的抱负。”见邢仪《延川插队往事》，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页。

53金谷：《观剧忆路遥》，《上海文学》2017年第7期。

54[俄]叶赛宁：《叶赛宁诗选》，丁鲁等译，《苏联文艺》1980年第3期。

606162[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4、323、330页。

66路遥：《平凡的世界》（第3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6869[英]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江先春、沈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1页。

7071[英]赫·皮尔逊：《狄更斯传》，谢天振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89页。

72[英]狄更斯：《远大前程》，主万、叶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9页。

7374[英]狄更斯：《雾都孤儿》，黄雨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437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