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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枣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8月 ISBN：9787541157615

张枣关于现代诗的空白练习

钟鸣

已故张枣先生既写得手好诗，像他谦逊时说的“并不常常”，又远虑母语的变迁，再敏锐反观民族的现代性和书写的可能，由此训练自我平衡——浪漫主义时代被视为综合的精神，迄今回想起来，仍让人感到欣慰。他的论文因涉诗的“现代性”，又涉语言变迁，叙不同时期众多个体，牵扯颇繁，便有些复杂。而我则又属由着兴致胡乱阅读冥想之人，未专门着力于此，也未想耗力到气绝，便觉得黑格尔的话极妙：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所以，论及故人大著，也只能就知道的，读到的和想到的说说而已，或可做别人的材料。

就诗的写作，我直觉他正想通过一首抵近“史诗”级的东西（指未完诗《看不见的鸦片战争》），并不靠好大喜功的“长度”，而是据更深刻的佯信的世界、丰富的情趣（是由《镜中》和《卡夫卡致菲丽丝》两种样式开始其内在试验的）和高妙的音韵系统来浓缩、容纳我民族多灾多难，既溃泐幻想，也多颓唐、宿弊的命运。他为这积攒情绪和手艺已久，而且，历史和同代语用两种语境（缺一不可），也有助于这点。应该说，这是有涵养和现代意识的诗家，竞相认同也难以回避的渊薮，即旧时所谓“夏夷嚆矢”之变，在我们“生意的中国”（取契诃夫“生意的俄国”）一切都来得太快、湮灭迅猛之际，“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大学》）便成为一个诗家的基本素质。我相信他的诗和内心的演练，支撑我的这些看法，但需另辟篇章来谈。

这篇论文，虽着力新诗跨世纪的“语言实践”，但，拉通看，无非仍是“国语的文学”，但又涉时代变迁和思想反应。所以，据他自身的语言“苗头”（在张枣，表现出“层累性”来），追溯或反省，便孳乳“先验”的一面，既神秘，也不神秘，尤其在他清醒意识到之前就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时，遗憾的是，他灵动的生命戛然而止。这方面，我是很悲观的，有时会生出“宿命感”来，尽管好意提醒过不少较近的人，包括张枣本人，但“宿命”问题，自我族1840年（道光二十年）被西洋、东洋打败以来，除了“解放”的意识形态，文人诗家，随意给人民灌输得太多了些，孳乳惰性和思想的阴影几多，也未可知，所以，也一直认为，在“自戕”或变形的“独断自讼”文化本有语境中，但凡戳到时代“痛处”者——他特别喜欢这个词（涉生理、性灵、国祚），都会夭折，很少幸免于难，其实，每个人——“无论是坏蛋或正人君子，无论是英雄还是昆虫”，不用“解嘲”的方式，而就着小范围，琐事，直接体验其“湮灭性”，互戕或自戕，或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庸俗和不道德”，就不难理解我说的这番话。在吾民的语境中，这些才是大谜，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我有一道不解的谜/是不是每个人都牵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人”(《惜别莫妮卡》)，尤其，在心魔把我们自己一览无余囊括进乖舛的命运时，立即就会明白那莫名毁灭的力道，很长时间，或被精英叙诸“种族气质”，梁漱溟的“漠视公法之徇情”，“人皆小皇帝”，辜鸿铭之“群氓”，卡夫卡之“实用的精明”，等等，或又因了鲁迅的“聪明人”，溃散为“苦闷的象征”，恰好，张枣这篇论文，由特别的角度，有所叙述，可和诗篇相印证，为破解长期困惑我们民族的迷信，生成不少线索和注解。

有他，有他的诗文行思相伴，那拮据、慌张的岁月，似乎显得不那么慌张，人文转型砥砺下来，人皆伤痕累累，那诗界一向的误读、追名逐利、横蛮，也不显得有多野蛮、荒芜，或惨不忍睹。尽管曾一度相近而活着的人，关于他，或“滴水不漏”，或以为遇了“浪荡子”，或得“妙处”，暗诋也烈，都要看事由。而史家所言“事由”，恰好在他诗中比比皆是。许多效仿者，尽管阴用其言，阳更其貌，明翻其说，暗剿其意，终不得要领，也在于此。并非因他先我们而去，大家心有愧疚——当然，也包括毫无愧疚，我才来说漂亮话，至少在余是没有的，他尚存时，余就写过其专论，屏绝“集体叙述”，是他在世时的首篇。中国人活着时，自惭形秽，遂好强词，说服，对自己，很难恰当，更遑论他者。在他最后为“时代病”（独断的、风流倜傥的）遭遇离间、嗔怪时，也唯余敢做诤友，破坏佳话（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而也讨厌鬼祟小人。好在，总体上，我和张先生都相信诗歌和作者本人，除了生成历史进程中的述说与倾听，没有别的。在不看好自己一代人这点上，余或更甚。所以，某种程度，余绝非这篇论文“佳话”方面最好的诠释者。但我的观点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一代人活着必解决一代人的问题，最好不留遗憾，免得后学再来猜忌费口舌。

我特别这样说，乃因为他是诗人，但更是普通人，他在生活里或意识中犯的错，遭遇的尴尬，不比我们少，染“种族痼疾”也不比谁浅，或更深。“聪明”这玩意，也解决不了人生大多问题，故和所有生者一样，他或也会务实，伶俐，或避实就虚，指东说西，或偶尔撒点善意的谎，也不无遮蔽……但相对而言，他诗的“诚实”程度却是同代人最高的，把自我经验作为诗的“独特性”（这恰好也是他论文的主要特征），正好可让人领略写作的癖性，或波德莱尔以来的“新奇”——或这交融，也就涵盖了一代人的现实感、认知、陋习与虚名，逼迫着调适以迎合威权社会，虽他违逆自己相对较少——乃因南方诗氤氲独特不久，他便开始了自己跨语境的写作实践，较其他人更有运气。所以，在他对别人自我介绍说“我是诗人”时，或书信中呢喃“亲爱的”，不觉得别扭。最幸运的是，就书写形式和内在历练而言，他不光经历了自胡适倡白话诗以来，语言形态的巨大变更，也融入了从古典主义的完整性到“后现代”碎片化写作这一漫长过程，显然，他更青睐前者。这点，“术语形容化的批评”未曾注意到。但从同代的写作感知，和文学与时代的断裂，勿用费劲即可看出，就算从他设定的1919年以来，他恐怕也是自己看好的那帮人——鲁迅、梁宗岱、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穆旦（或也包括后来发掘的吴兴华）……最直接的继承者。倒不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一直在使用汉语，或沿民国遗绪写了商籁体，而在于，他刻意要把自己塑造为保持“古典姿态”的“现代诗人”。冷静地想，这在1949年后的语境，固然是一种奢求，但，正是这点激起了我的兴趣，毕竟那是泰西人文和自我教育的结果，而更多，则是数代诗家标新立异带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包括了思想和行动的异化，甚至连张先生也难以回避的“巧智因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些，都还不曾进入批评的眼界。

歌德曾言，作诗有两种江湖：一种是忽视必不可少的诗的技巧的人，他以为只要表现了精神与感情，便算是诗；一种是只想借诗的技巧写诗的人，他虽然得到了艺术家的熟练技巧，却没有一点灵魂与内容。他还认为，前者对艺术危害最深；而后一种人，却害了自己。这应该是古典时代，还没出现索绪尔、弗洛伊德、瑞洽慈、阿多诺、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甚至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诺思洛普·弗莱、哈罗德·布鲁姆这些人时的化约说法。据R韦勒克之见，那时或还没有“critic”(批评家)这个词。但有了刚提到的这些“现代人”，事情或可反着看：无力表现说教，缺乏吸引力，遭人嫌弃，浪费“好思想”（仍是歌德说法），是害自己；而片面追求技术和最高成就，以牺牲他者（鲁迅时代就概谓“取彼”）为代价，掩饰事由本末，混淆语言现实，动物似的拓其生存空间，满脑壳“虚假意识”，则贻害匪浅。德国史家梅尼克就此曾说过，歌德时代那种较过去“高一级的理性”，在后来的技术时代，很快就被巧智和强人所取代，“神圣自私主义”的换位，生成了“群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最有意思的是，“理性”这个词，竟常挂在希特勒嘴边。“理性”的负面（一种算计功能），韦伯也强调过。如果说“在德国，希特勒时代的民族性格之成为可能，是由于自从歌德时期以来灵魂的力量之持续不断换位的结果”，那我们的民族，从孔子时代的礼仪诉求，到周秦霸天下取“蜀荆之材”，从19世纪的“东亚病夫”，再到庚子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一切文化的嚆矢，又经历了怎样的精神换位？至少，由了匹夫眼光来看，吾等社会，哪一代并不重要，还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显地，在广泛匮乏的基础上，以高技术凸显其力量，造成表面的进步和“技术自恋”，出现了偏差，令人咋舌！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幸的是，诗也无独多耽溺“先锋”，让敏锐者注意到“巧智”和“冷酷”的并生现象，早非悠悠空白，净地，也非唯那“醉眼的蒙眬”。旧时被革命和文学动摇着的智识阶级，在今天，也仍被利益和权力动摇着，虽然，新诗曾孳乳的“平民性和贵族”，于景观精英社会有所转换，但由它流露的民族感情，施展的魅力，也未必全是对现代性的健康诠释。

尤其在各位写手，辨识风向，一味迁就着“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的反智的气氛”这一惯性时，诗学的清高或绥靖，才落了浮光掠影的圈套，愉悦着大家，尽管夸夸其谈就没少过“多元性”“历史记忆”一类。为避免这些习惯，新批评一般还会把文学视为人之身份综合得以揭示的场域，或空间。至于作者和诗、语言的关系，也即和精神样式的关系，甚至包括狭义的意识形态，都该据相同语境不同的视角来判别，概属于斯坦纳说的“奢侈的激情”，奥登则比喻为：“诗人是其诗作的父亲，母亲则是语言。”而这“语言”，更接近自然有机体，庶难拆分，多数时候，会被误解为固定财产似的“个人风格”去了，所以，弗莱才说：“不存在个人的象征主义。个人象征主义这个词没有意义。”日常现实里，余曾时闻“一个人的抗战”“一个人的诗歌”之类，就像说“一个人的天气”“一个人的清流”（美之为美，斯恶矣，没污浊，又如何知清流），“一个人所批的‘武汉糟糠’（乔伊斯语）”，都将遭遇尴尬，或每每和国家摩擦得来生出老茧，却又叙之“和国家没有张力”，等等，都属于悟空金箍棒画出恕难防御的“大话系统”。

诗人的自大，更是耸人听闻，近似玩具，既乏味，又无脑，都侥幸于批评、读者未窥破实质，或有失于公正、良知。诗人表达什么，或自以为发明了什么，其实，都关联先驱者生成的语境，或刺激，好听一点。自哈罗德·布罗姆“影响的焦虑”问世后，有不少诗作的生成和批评叙述，如何理解、阐释，都成为问题，除非不觉。所以，一个诗人，边思考，边写作，若有余力，再考竟源流，知其所以然，结果勿论，也要归于对思想健全的诉求，也符合这篇论文捎带的德国哲学的传统：“现代文化天生就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化。”尽管稍简陋了些。我一直很好奇的是，在张枣学习德语的过程中，究竟，荷尔德林（他在信里谈过）、里尔克、海德格尔、卡夫卡——甚至是卡夫卡的布拉格外表，这些对他有过怎样的掺杂、熏染，虽说是个颇有难度的话题，但并非没有意义，希望有人来做。特别是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所叙“关联”章句，包括“俄耳甫斯”或吐出的果核捎带果肉一类，当然，也少不了与他平行的同侪的各种语言神话（这点为一般研究家忽略，张先生也未必看透），这神话，正好延伸着畸形的民族志和解放意识形态下的写作习俗，形成某种偏移。他最出众的诗篇，恰好是在他伴随德语学习和论文的形成之间，也正因为这点，才值得我们今天来咀嚼。这些微妙的组合，带来非同一般的历史循环，和我们可称之为“文学”的结构，不存在外在、内在，而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平面。

因为这篇论文的轴径，是汉语白话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通过“主体性表达”而充盈现代性，就必然牵涉“自我认同”一类老话，但也很管用，因为，只要大家声明叙述的是现代性，就不能不置身于一种对话性的关系，而非腾说，“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经常嘲笑某些诗人的行径，犹如拧了自己的头发说离开了地面，太多太多了。所以，弗莱说“一首好诗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创作行为关系的全部，审视各家诗文之妙，也应在这些方面。恰好张枣的论文所涉（包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为他构成了这样的关系:通过作者的叙述，能观察今天诗人的历史意识，他采了哪种视角，甚至策略，对过去的什么更感兴趣，或偶然漏掉了什么，或故意回避了什么。虽然，作者避开了难度最大的，“新文体”（谭嗣同、梁启超语）形成之初的变法语境（历史文学双向叙述忒难），即宗白华《新诗略谈》所叙：“中国文艺界发生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新体诗怎样做法的问题……或好的真的新体诗？”各种力道汇聚一块，使社会濒临崩溃，就非啻语言文学了。对这些，我们仍有记忆，旧时史家多把“戊戌维新运动”视为近代文学之始，乃因为“时势思潮互为影响”，所以才孳乳了“文学革命”“诗界革命”“独辟新境”“革命者当革其精神”，诸如此类。故张枣所择叙述时间段落不同，也并非没有交错，就像是要来回答这些问题似的，至少是触及这些问题，让“语境效用”稍微清晰。

在他叙述这些“他者”的关系时，聪颖的读者毫不费力，就能察觉作者的观点、思索、意图，甚至隐隐约约的“技术自恋”。他突出鲁迅，嫌弃胡适，即陌生“国故”“学衡”派，也忽略“左翼”一路，尤其是创造社那帮人（和《语丝》派之争，生成了“革命文学”的问题），只在“反派人物似的”叙述中一笔带过。辩证二分法导致解放的意识形态又何止他们，更浅薄和高明的他也没看出来，好在他倒也不是为了擦亮新的“左右”，而是西方现代主义视野下的“语言奇迹”。但把“文学革命”全寄放在语文学上，把“语言鼎革”又单薄寄放在“隐喻”和“象征”手法上（却又略了李金发、徐志摩、朱湘等），哲学思辨托于“我”的衍变（尤其涉朦胧诗部分敷衍最明显），不太合今日社会学和哲学的叙述路径。但总体看，还是讨论的姿态，毕竟不是假精英或伪君子们画地为牢的“门槛”“难度”和成功的姿态等。即便如此，也多蹈袭别人的试验，是狡黠的“无政府主义”和“意识形态互戕”的双面料，其实只泥近权力、“阶级文学”（还谈不上中产）和“威权新八股”。骨子里也还是TS艾略特在《荒原》里叙及的“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