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816年夏天，玛丽·雪莱和珀西·雪莱夫妇在瑞士居住。在日内瓦湖畔，他们结识了邻居拜伦爵士，并建立了友谊。白天，一行人泛舟湖上，夜晚或是天气不佳的日子，他们则谈天说地。1816年的夏天受一次火山爆发产生的火山灰影响，多数时候天气不佳，于是谈话的机会增多了。他们获得了一本翻译成法语的德国鬼故事集，或许是受这些故事的启发，拜伦提议他们每个人写一个鬼故事。根据玛丽·雪莱在1831年出版的书中所写的介绍，她努力构思一个能切中人性中神秘的恐惧的鬼故事，却有一阵什么都想不出。同时，她听了许多拜伦和雪莱的长谈，他们的谈话内容包括生命的原理，以及这种原理能否被揭示、人是否能创造出生命。夜幕降临，她没有入睡，想象力向她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图景：学习亵渎神明的艺术的学生一脸苍白，跪在他组装出的东西旁边，那东西手脚伸展地躺着，经过某种力量强大的机器的作用，展现出了生命的迹象，不自然地动了动。玛丽·雪莱认为这情景一定是极为恐怖的，因为任何人类试图模仿造物主的举动都势必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因此学生一定会被自己的成功吓坏，怀着这不完美的造物将死去的期待而睡去，但当他醒来，那可怕的东西就站在他床边，用黄色的、水汪汪的、充满猜忌的眼睛看着他。

由此，诞生了被不少学者认为是科幻小说鼻祖的《弗兰肯斯坦》。书中，年轻的弗兰肯斯坦醉心化学，通过研究死亡获得了关于生命的奥秘，利用死人的尸骸造出了一个活的、有人的理性和感情的生物（没有名字，时常被弗兰肯斯坦称为“怪物”、“恶魔”，本文中将其称为“怪物”）。由于长相丑陋恐怖，这个生物为人类社会所不容，出于怨恨和报复心，制造了一系列谋杀，令弗兰肯斯坦痛苦欲绝。

《弗兰肯斯坦》显然与对科学研究的想象以及科技伦理有关，但在比较显而易见的科幻元素之外，这部小说的许多文本细节乃至其叙述方式都有耐人寻味之处，因而能支撑多种模式的阐释，具有极大的阐释空间。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介绍几种解读《弗兰肯斯坦》的方式，希望对爱好文学的读者有所启发。

《弗兰肯斯坦》（修订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9月版

叙述的可靠性

对《弗兰肯斯坦》核心意旨的探求，绕不开对主人公造物行为的评价。不过，从小说中却很难看出作者对弗兰肯斯坦有任何清晰的评价。道德层面上，弗兰肯斯坦的形象有不少模糊的地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的叙述结构是层层嵌套的：

18世纪的某一年，怀揣科学理想的罗伯特·沃尔顿雇了一艘船，踏上了去北极考察的航程。小说由他写给姐妹玛格丽特的信组成，以沃尔顿的口吻描述他在北冰洋上先后遇见了“怪物”和弗兰肯斯坦，并将处于绝境的后者搭救上船。弗兰肯斯坦对沃尔顿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于是他的叙述随即被嵌套进沃尔顿的信中。弗兰肯斯坦的叙述又包括“怪物”对他说过的故事，因此小说中有一部分是由弗兰肯斯坦转述的“怪物”的自述。没有哪一种叙述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重合，“怪物”的自述与弗兰肯斯坦的叙述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会引发读者对弗兰肯斯坦的叙述的质疑和反思，由此打开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弗兰肯斯坦对“怪物”的指责让读者注意到他自己道德上的模糊。有时他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人”而自豪，但更多的时候他并不把自己的造物当人看待，甚至相信“怪物”的本性就是邪恶的。他得知自己年幼的弟弟遭到谋杀，在返回日内瓦途中的一次暴风雨里见到了自己创造的“怪物”。“有没有可能是他杀死了我的弟弟？这想法一旦在我脑海中出现，我就立刻确信事实就是如此……没有任何有人形的生物忍心摧毁那个可爱的孩子！他就是凶手！”此时的“怪物”尚未犯下弗兰肯斯坦已知的罪行，弗兰肯斯坦给他定罪的唯一依据就是他令人恐惧的长相：因为有非人的丑陋，所以势必有非人的邪恶内心。虽然后来的故事揭示了“怪物”确实是凶手，但“怪物”实际上正是被这种不可靠的、想当然的逻辑所害，才一步步走向仇恨和残忍。

在弗兰肯斯坦的叙事里，刚刚造出“怪物”的时候，他被“怪物”的丑陋吓得不轻，对创造生命的事业的一腔热血一下子变成了对“怪物”的恐惧和嫌恶。于是他离开实验室，甚至逃出了房子，由此逃避了自己作为创造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父母）的责任，也将体格比人更强的“怪物”释放出来，使其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下。而“怪物”则讲述了一个十分值得同情的故事。根据“怪物”的叙事，他刚刚来到人世时头脑空空，没有是非善恶的概念。他躲在一间小木屋旁边的棚子里，通过观察和偷听小木屋里那一家人的言行（以及旁听那一家的儿子为他的阿拉伯妻子讲授的课程），学会了说话，了解了人类社会的运行。虽然明知自己被人认为是怪物，他还是希望被人类所接纳。他试图与那一家人建立友谊，知道那一家的老父亲是个盲人，看不见自己的样貌，于是趁其他人都出门时试图与老父亲攀谈，不曾想年轻人们进了屋，年轻女人们有的昏倒有的逃走，儿子冲了过来将他从父亲身边拉开，并用棍子打了他一顿。这种遭遇使得他愤怒，却不曾使他绝望——他回到木屋，争取让老父亲站在他那一边。但儿子却认为父亲处于极大的危险中，举家搬走了。前前后后“怪物”遇到过许多次来自人类的不公正待遇，根本原因都是他的长相。他遇到的所有人（包括弗兰肯斯坦年幼纯真的弟弟）都因为他的丑陋而默认他是邪恶而危险的，由此他逐渐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了绝望，嫉妒与仇恨使得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怪物”的叙事展现了故事的另一面，即一个长相丑陋的生物是如何成为真正恶贯满盈的怪物的。弗兰肯斯坦仅仅创造了一个用人类的标准来看十分丑陋的生物，是他和其他人对这个生物的畏惧和排斥使它成为了怪物。在这一点上，自负英才的弗兰肯斯坦与“怪物”遇到的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他们共同杀害了那个一心向善而亲人的“怪物”。如果弗兰肯斯坦用对待人的标准对待他以人为模版造出来的生物，担负创造者的责任，教育培养其良善的一面，或者至少在“怪物”诞生时不因害怕而逃走，故事的结局可能非常不同。

学者们也注意到弗兰肯斯坦制造的“怪物”的黑色头发黄色皮肤，将其与亚洲人或者蒙古人联系起来。且不论玛丽·雪莱写作时是否真的有意将“怪物”刻画为欧洲人之外的种族，“怪物”的故事本身或许能为种族和性别层面的“他者”形象的生成提供一种解释：“他者”的许多糟糕特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所赋予和强化的。不公正待遇的起因，与其承受者的本质属性没有必然联系，却会带来承受者的怨恨、报复等种种糟糕的表现，由此引发对承受者的偏见，偏见又使得不公正的待遇成为常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怪物”所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和由此引发的恨意与凶残，印证了珀西·雪莱从书中提炼出的道德准则：“以糟糕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他会变得邪恶。回报感情以轻蔑；——让一个生物被选为他那一类中被拒绝的那一个，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将一个有社会性的主体与社会隔离开来，你就强加给他了难以抵御的义务——恶毒与自私。”

对《弗兰肯斯坦》的女性主义解读

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在女性主义批评的名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以弥尔顿的《失乐园》为参照系，探索了弗兰肯斯坦和“怪物”这两个主要人物与夏娃的关联。她们把《弗兰肯斯坦》视为《失乐园》中厌女情结的另一版本，小说重述了关于堕落与地狱的故事。

虽然夏娃没有在小说中出现，但文本中却能找到弗兰肯斯坦和“怪物”与她的相似之处。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最能定义弗兰肯斯坦的行为是他“生育”了一个怪物：他费尽心思获取关于人类生命的知识（类似于夏娃吃了禁果得到了罪恶的知识），离群索居，制造出了一个庞然大物（这也使人想起《失乐园》中生下了“罪恶”的撒旦），也由此发现他不是亚当而是夏娃。她们认为，“夏娃的发现不是她必须堕落，而是，因为被创造成女性，她本身就是堕落的，作为女性与处于堕落状态本质上是同义的”，而弗兰肯斯坦对自身罪恶的意识与夏娃相近。他制造出“怪物”后充满焦虑与罪恶感的原因，在于他发现了自己就是堕落的夏娃，是他自己将罪恶与死亡释放到人间。她们也指出，“怪物”的叙述也让人想起夏娃：当亚当与神明对话时，她无助孤单地呆在一旁；夏娃所代表的女性和“怪物”一样，生来不存活于历史中，若要为个体生命寻找历史，只能寻找到《失乐园》中的起源神话。这个神话则教会她们：她们是堕落的、有罪的，正如“怪物”所受到的教育：他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怪物。

笔者认为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解读新颖而有创见，但笔者还希望指出弗兰肯斯坦与夏娃的区别：他掌握着叙述自己的历史和命运的话语权，还有着自我崇高的倾向。吉尔伯特和古芭观察到的他与夏娃的相似性是否保持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或许没有。小说最后一段，他在北极追逐“怪物”直到死在了沃尔顿的船上，如果根据这一段中弗兰肯斯坦的叙述来看，他在对“怪物”的仇恨中逐步消解了自己的罪恶，将摧毁“怪物”视为自己的命运，为自我形象注入正义感，以此来支撑他走完人生中最后一段狂热的旅程。

弗兰肯斯坦多次以“朝圣之旅”（pilgrimage）来形容自己杀死“怪物”的旅途，并由此获得了一种使命感。以杀死“怪物”、为亲人复仇为使命，他甚至为这段旅程赋予了英雄主义的色彩，彷佛自己是史诗中注定要经历磨难、完成使命的英雄一般：“我的勇气和坚韧被这些轻蔑的话语激发出来；我下定决心不能失败；然后，我召唤上天来支持我，以未减退的热情接着跨域了广阔的荒漠……”小说的最后，弗兰肯斯坦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死前他回顾了自己一生中的所作所为，不认为自己有可怪罪的地方：根据他的叙述，他在一阵“热情的疯狂”中创造出了一个有理性的生物，知道自己对这个生物的幸福负有责任，却认为自己对“我自己的种族”——人类——的责任更为重大，因此拒绝了“怪物”让他创造一个女性伴侣的要求。充满仇恨的“怪物”对他的亲友犯下一系列罪行，于是他自觉担负起毁灭“怪物”的使命。纵观他对“怪物”的态度，无论是“怪物”的生、死，还是情感，他都对此缺乏尊重。

他不仅仅对“怪物”的生命缺少尊重，对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他死前还发生了一段插曲：沃尔顿的船四周被浮冰包围，处于险境，船员们害怕沃尔顿在脱险后选择继续航行，将他们带入新的危险中，向沃尔顿提出要求，一旦船脱险，就必须返航。弗兰肯斯坦对船员们发表了一篇言辞颇为雄辩的演说，大意是：因为这段航程被危险和死亡所环绕，所以是光荣的，如果能坚持下来则能获得“造福人类”的声名；人心一旦坚定不可转移，冰就抵抗不住人心；总之绝不能背负着成为懦夫的骂名返航。他视人所能获得的声名为最大的价值，鼓动着船员和他一样沉湎于幻梦中——“人一旦内心坚定就有无限能力”的假设，无视了客观的条件，只是幻梦一场。结局是弗兰肯斯坦死在船上，沃尔顿服从船员的要求，返航了。弗兰肯斯坦最大的罪恶，或许不是创造了“怪物”，而是沉浸在一种对自我的崇拜和由此而来的狂热中，从而忽视了生命本身的价值。他对创造生命的狂热，也是为了确证他为自己预设的“崇高”命运。弗兰肯斯坦最终成为了“怪物”的奴隶，追逐“怪物”直到死去，即是对他的自负和自我中心的绝大讽刺。

参考文献

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 edited by J. Paul Hunter, W. W. Norton, 2012.（本文引用的评论文章也来源于此书所收集的关于《弗兰肯斯坦》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