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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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被踢出家长沟通群这件事，何秀竹早有预感。

当她冲动地把多多的成绩单发到群里，而且@了所有人之后——尽管她不是群主，@无效——她就知道自己肯定要惹众怒。但是何秀竹必须这么干，也只能这么干。多多上学期期末成绩大爆发，考进了年级前五、班级第一，而且有两科满分，这无疑是老母亲最骄傲、最值得炫耀的事。收到老师发过来的电子成绩单时，她正跟丈夫马勋吵架。起因是何秀竹想再给多多报一个英文戏剧班，而马勋坚决反对。一开始，何秀竹发挥自己语速快而且善于重叠咏叹的本事，把马勋顶得节节败退。十五年的婚姻生活，早已让何秀竹和马勋之间的话语方式形成了固定套路，每一次交谈，最后都会落入同一个叙述循环里：不管是谁第一个聊起某件事，另一个立刻提出不同意见，接着试图用互相举例子或仅凭感叹词和语气词驳倒对方；到了第二阶段，何秀竹的火气燃烧到顶点，开始竹筒爆豆子、暑天下雹子一样朝敌军扔炸弹，一阵噼里啪啦、轰轰隆隆，马勋被炸得哑口无言，满脸死灰色；最后，何秀竹嫣然一笑，说，真理不辩不明，道理不讲不清。马勋做一个长长的深呼吸，耸耸肩，无奈地笑笑，说，真理常常掌握在弱者手里。

这一次的常规战役眼看就要按照套路结束，马勋突然拿出一摞打印好的A4纸，上面密密麻麻，有文字有图片。何秀竹好奇地接过来看了看，原来是马勋处心积虑搜集的有关反对孩子报课外班的各种文章，作者的名头一个个都很响，从著名教育专家到哈佛女孩她妈。说实话，她正打算宜将剩勇追穷寇呢，哪想到从来都是小米加步枪的马勋扔出个原子弹来。但是何秀竹战斗经验丰富，她不怕原子弹，就算你扔的是原子弹加上氢弹她也不怕，只是扔得这么突然，她毫无准备，有点儿招架不住。毕竟，何秀竹此前大部分争吵得胜是源于她事实上的胜利——多多的数学成绩是不是提高了？所以报数学班很有必要；多多在英语演讲比赛里是不是得奖了？所以英语补课不能少……现在她面对的那一摞纸里摆出的也是事实，而且是超级事实，她没法用多多的事实去反驳哈佛耶鲁和马云马化腾的事实。

不过，多多的事实毕竟更相关一些。就在何秀竹准备忍气吞声高挂免战牌，让对手暂且攻下一座城池，等到合适时机再反攻时，手机微信叮咚一下响了。她拿起手机，本意是借此转移话题，把失败化于无形，让敌人来不及品尝胜利果实就转战其他战场。微信里跳出一张成绩单截图，多多班级第一、年级第五，两科满分，比期中考试进步了一大块；更关键的是，图片下面老师还附带了一句话：多多妈妈，你们的补课成效显著，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何秀竹从脚跟底下泛起一种最后时刻翻盘甚至起死回生的酸爽感，微微一笑，把手机递给马勋，下巴颏一扬。马勋看了两眼，很快像上千米高空熄了火的热气球，先瘪了，继而急速下坠，最终的命运当然是球毁人亡。为了这一次战斗，他准备了两个多月时间，还咨询了三四个家有小儿女的同事，本意是想给儿子争取更多的自由玩乐权利，没想到最后却被儿子自己给打败了。看到多多这么好的成绩，他心里五味杂陈，不知该高兴还是伤心。

马勋已经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自己在家里的话语权就被悄然剥夺了。说剥夺也不准确，像是海边堆起来的沙堡，不知不觉、潮起潮落间，堡没了，只剩下一堆细沙。刚谈恋爱那会儿，何秀竹跟她的名字很像，文秀如竹，有风轻轻摇动，无风静静伫立；骨子里很较劲，但做事很温和。就连结婚时挑婚纱这种女人最在意的事，何秀竹最后都心甘情愿地遵从了马勋的建议：她喜欢一套蕾丝花的，但马勋说这个看上去太low了，给她选了一件模特穿起来很高级，可她穿起来有点不伦不类的婚纱。他俩去吃饭，从来都是马勋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尽管何秀竹吃不了辣，他们还是常去川菜湘菜馆，点一堆剁椒鱼头辣子鸡。如果非要找一个自己沦陷的时间点，只能是从怀上多多算起，这小家伙在她妈肚子里还没黄豆大，已经成了家里的话语中心。或者再腹黑点儿想，何秀竹并不是真的愿意那么听马勋的话，她一直在等绝地反击的机会，她是一个隐忍的战略大师，非常清楚在什么时候采用什么战术。马勋一次次在微小的战役上取得胜利，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何秀竹的战略撤退，诱敌深入腹地，然后一举歼灭。

多多协助何秀竹掌控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但凡马勋有不同意见，多多就会作为一个无解的杀手锏出现，他只能乖乖听令。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何秀竹确实比马勋能干、会生活，多年的摸爬滚打让她深谙如今社会的游戏规则，对每一件事都能冷静客观地分析，然后找出最适合他们的那条路。比如买房，马勋最开始考虑去天通苑买一个大房子，住起来宽敞舒适，可何秀竹坚持在四环内，而且必须是一公里生活圈：一公里之内，有地铁站、医院、幼儿园、小学、商场。他们现在住的五十平小房子也习惯了，如果这会儿让马勋从天通苑上下班，每天三个小时地铁公交通行，打死他也不愿意。再比如，多多三岁时上的幼儿园，何秀竹就在儿子的不情愿和马勋的反对声中，给他报了好几个课外班。然后幼升小，多多竟然凭借着弹钢琴拿到了重点班的最后一个名额——这年头，弹钢琴算什么特长呢？可人家多多除了钢琴，英文也很溜，重点班的班主任恰好是英语老师。

没错，我们可以说何秀竹是一个生活家，每天最多的心思都是用于怎么在有限的资源和可能之下，过好眼下和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对她来说，从一睁眼的早餐到晚上睡觉前的晚安都是战斗，都不能输，输也必须是战略上的撤退而不是溃败。两个人的工资和奖金，何秀竹都做了详细的规划，她细分的Excel表让学计算机的马勋都搞不太清楚，比如家庭支出这一项下面就有十三小项，不多的理财产品又分了五种，长线短线、保底不保底、基金股票，月月做预算，月月做结算，结余怎么花，亏空怎么补，复杂程度不亚于一个大公司的预算结算财务。马勋觉得，只要给何秀竹一个支点，她的确可以撬起地球，要是从政，至少能当个管经济的副总理。

这个阶段，所有战役的重点当然是多多。

何秀竹之所以把多多的成绩单发到家长群里，还@了其他人，让别人也晒晒成绩单，不只是为了秀自己孩子有多优秀——她当然知道这么做让人讨厌。何秀竹其实是为了曲线救国，这个国是她自己个儿。她手机里有几十个群，其中有关多多班级、学校、老师、课外班的就有十二个，从整体上来看，多多只在其中的七个群里算是第一梯队，在三个群里是差生，两个群里是中等生。最近课外班形势比较严峻，中等生退步为差生，五个群亮红灯了：奥数、绘画、小提琴、机器人、口才演讲，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状况。何秀竹接连受到暴击而无处发泄，她必须找一个靠得住的出口，就是这时候，多多的期末成绩单成了她收复失地的大杀器，管他呢，先投出去再说。

何秀竹没办法不把多多的成绩看得这么重，因为有自己的人生在那里做参照，她深刻地知道，对普通人来说，学习不好就没有尊严，就没有好出路。社会发展到现在，吃饱饭已经不是难事了，难的是你能轻松愉悦地吃饱饭，还能想吃什么吃什么。人人都说，学习不重要，活得快乐最重要，可你满大街去问问，那些刚刚温饱、感个冒都不舍得买一盒清热颗粒的人，能快乐吗？就算要烦恼，也要那种成功的烦恼、甜蜜的负担，因为你永远有退路有出路，而不是绝路。何秀竹用自己几十年的人生证明，绝大多数人天分都差不多，差的就是吃没吃苦，是不是邱少云一样趴在地上抵抗着烈火、黄继光一样堵住了生活的枪眼，想当生活的英雄，你就只能像董存瑞举起炸药包，弹药还得自备。

2019年的春节，何秀竹打破了她跟马勋结婚后形成的一个惯例，不再一年一家地回老家过年，而是留在北京。留守的目的，不是要过个京味年，而是要把多多的课外班重整河山。经过前一段时间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她发现自己在这件事上走了错路、弯路。错误不在于报课外班太多，而在于没有对课外班报名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何秀竹跟绝大部分家长一样，选业内口碑最好的补习机构，选补习机构里的名师，但是忽略了另外一点，那就是对同是课外班的学生的选择。最近她才慢慢琢磨明白，仅仅是把课外班当成查缺补漏、提高成绩的地方，实在太可惜了，这儿还有其他很多用处。

“我得下一盘大棋。”何秀竹挥舞着菜刀，一边剁冻得硬邦邦的土鸡，一边跟马勋说。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何秀竹重新加入了家长群。这个家长群的群主并不是班主任，也不是常年班级第一的孩子家长，而是一个班里最有钱的孩子的母亲，大家都叫黄太太。黄太太是全职妈妈，生了孩子之后就没上班，她老公是一个大公司的独立董事，家里资产过亿。这所区重点小学去年规定，教师不能建家长群，更不能在群里发通知——可问题是老师有很多事情要通知，怎么办呢，只能把通知发给一个家长，再让这个家长在群里发给其他家长。黄太太现在扮演的就是这个二传手角色。

开学第一天，何秀竹就被教育了。她以为开学嘛，就是去送孩子上学，办手续，领教材。可还没进校门就发现了，学校门口的马路拥堵不堪，豪车无数，不亚于国际车展。等进了班级，那些家长们女的花枝招展挎着名牌包，男的一身西装夹着公文包，互相递名片、扫微信、留电话，敢情这可不只是开学报到，还是一个大型社交场所。黄太太声音尖细，皮肤白腻，头发烫着时髦卷，一进屋就自来熟地跟所有人打招呼：“哎呀，今天紫外线好强哟。”

黄太太本来就建了一个家长群，但最初只有七个人，群名叫七仙女。这七个人都跟她是一个小区的，孩子们幼儿园就在一个地方上，划片的小学也是一个。开学那天，何秀竹知道了有这么个群，就想加入进去。对于何秀竹这种单纯因为学区房名额搬来，住着一个几十平小房子的人，黄太太一开始不想接收，但何秀竹自有她的办法。人不好打交道，她就走狗道。黄太太养狗，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必牵着狗出来跑步，有时候是狗牵着她跑步。何秀竹不养狗，但她知道搞定了狗，也就搞定了狗主人。何秀竹见黄太太的狗是一只纯种柯基，于是通过查资料和跑到宠物医院去咨询，把这种狗的习性搞得门清，连它喜欢什么颜色、什么味道都掌握了。何秀竹也在同一时间去跑步，穿黄颜色的运动衣，喷了恰到好处的香水，那只狗果然对这个总是路过的人心生好感。何秀竹趁机夸狗，然后假装偶然地提起两家的孩子是一个班，继而对黄太太的儿子一通夸，侧重点是夸黄太太教育得好，两个人在这一点上迅速达成了共识。有了这个基础，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过一段时间，她看似无意地跟黄太太说，学校不让老师建群，但班里其实应该有一个家长群，这样方便大家互相交流。黄太太便说自己建了一个群，何秀竹就说，这个群其实应该扩大，把所有家长都拉进来。黄太太觉得这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有点儿犹豫。何秀竹说，你看孩子们在班里排名竞争，其实也是家长们的竞争，我知道你家里有钱，但学校毕竟主要看成绩不看收入。还有就是，看家长对老师和学校的影响力，咱们是群众，你这个群主如果能影响到一个班级的家长，也就等于是一定程度上在影响学校和班级，这对你家孩子有好处啊。三说两说，黄太太心动了，然后两个人就把所有家长都拉到了群里。

这个群后来做了两件事，让黄太太觉得这个决定做对了。第一个是，有一年春游，学校安排的线路非常无聊，她们就在家长群里商议家长们出钱自己安排，当然一切都不违反学校的规定，结果这次春游效果极好。有一个家长在报社当记者，趁机报道了一下学校的自然教育，校长很高兴，老在家长会上举这个例子。还有一次就是，家长们群策群力，把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请到了班里去讲座，结果这个作家人气太高了，一个班级的讲座最后成了全年级学生都参与的文化活动，让学校趁机上了一下热搜。全校都很高兴。

可是时间长了，何秀竹的一些做法却让黄太太有点儿不满，她后来想想，很多事都是别人出主意，自己执行，何秀竹好像是垂帘听政的慈禧，自己仿佛是光绪帝，于是趁着那次何秀竹秀多多成绩，把她给踢了出去。黄太太本来想，何秀竹来跟自己服个软，她再把她拉回来，就说不小心误删。哪承想，何秀竹一直没动静，她又不好意思主动去问，两个人一直这么尬着。就算在小区或学校碰见了，还是如常地点点头，聊聊孩子说说狗，不谈这个事。

一直到大年初二，何秀竹借着拜年的机会约黄太太。拜年当然是幌子，何秀竹是带着自己的一整套计划约黄太太的。黄太太咖啡厅里正襟危坐，想矜持几分钟，可是何秀竹的计划说完，就问了她一句：你参不参加？这就跟问全中国的女人参不参加双十一疯狂购物一样，黄太太想都没想就说：必须参加。她心里挺佩服何秀竹的，觉得她真是有想法，而且有执行力，这一点自己赶不上，那就只能跟着走。接下来，何秀竹回群又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当头炮打得不错。”何秀竹跟马勋说。第一颗棋子动起来了，这盘棋也就活了。

何秀竹和黄太太先是跟班级前十名的家长单独做了沟通，统计了他们都报了什么班，都在哪个机构、哪个时间段上课。统计完心中有数了，两个数学最好的孩子报的奥数班（有时候不叫奥数班）跟多多是同一个机构，但是不同班；另两个报英语班的不是同一个机构，但反馈很好，主要好在他们那里的外教是真正的英美国家的，而不是很多英语培训机构那样，找的都是印度、多米尼加等其他英语国家的老师，多多得转过来。另一个方面，何秀竹对多多现有的课外班同学和家长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她发现，虽然都是同一个补习班，但孩子们和家庭的情况差别很大，何秀竹要做的就是有针对性地优化多多周围的同学。何秀竹和黄太太通过各种方法跟这些补习班的孩子的家长取得了联系，他们有的是企业高管，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政府公务员（处级以上），何秀竹单独拉了一个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强强联合，既让孩子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也使他们在这里结交将来可以资源整合、互相合作的人脉。何秀竹说，我们花了大价钱、费了大力气进到重点小学，并不只是为了高质量的教学水平，更是为孩子的将来选择同学圈、朋友圈；在培训机构里也是一样，你的孩子跟什么水准的同学一起学习，决定了他将来是什么样的格局、视野和资源，因此我们必须好好利用这一点。何秀竹的想法得到了几乎全部家长的认同，然后大家就开始调整上课时间，争取把所有人凑到一个课外班里。

大年初六，新年度补习班第一天开课，看着多多跟小伙伴们走进教室，何秀竹终于松了口气，这盘大棋算是步入正轨了。参与的家长都很满意，每个人都得到了相应的配置。何秀竹更满意，在所有这些人里，她可是资源最差的一个，多多不是超级学霸，她跟马勋顶多是小中产，既没有商业资源，也没有行政资源，但是最后多多却跟所有这些人的孩子们平起平坐，获得了同样的学习机会。

趁着多多在上课，何秀竹和马勋坐在新中关的一家餐厅里吃晚餐，难得的二人世界。何秀竹要了一瓶红酒，一边摇晃着杯子醒酒，一边得意地跟马勋说，咋样？你老婆厉害吧，服不服？马勋五体投地，赶紧举杯说，心服口服，向伟大的老婆大人致敬。

玻璃杯碰玻璃杯的声音清脆悠扬，叮叮如山中泉水，在何秀竹听来，宛如又一场战斗的凯旋之音。

2

二十五年前，她十六岁，即将初中毕业。

她成绩不错，但因为生活的地方太偏僻了，根本不了解社会状况，她和她的家人、老师、同学都不知道，那个年月，中国高等教育即将迎来大发展，教育市场化和扩招政策呼之欲出。在她们家乡那儿，人们还都说，读中专好啊，上三年学，国家包分配，毕业就挣钱，一辈子铁饭碗。这句话是对那些想读高中考大学的人说的，他们还接着说，考大学得先读三年高中，绝大部分人都考不上，就算考上了，毕业了高不成低不就，反而找不到工作。这两句话她听了许多遍，但她自小的愿望就是考大学。她第一天去村里的小学上学，背着母亲用破旧衣服碎片给她缝的花书包，书包带有点儿长，一走路就啪嗒啪嗒拍屁股。她喜欢这种声响，每一声啪嗒里，都有书本纸页摩擦的细微声，一听到这个，她就开心，觉得自己能飞起来。村里的大人看见，都问：秀竹上学去啊？她骄傲地昂起小脑袋：嗯，我要考大学。大人们都笑，觉得一个孩子还真敢想，那时候她们十里八乡只有一个大学生，还是二十年前的。说多了，再加上她确实从一年级开始就始终第一名，人们也不免嘀咕：这小丫头，将来没准真能考上大学。毕竟，多年前那个唯一的大学生就出在她们家的院子，那家人搬走了，她父母结婚时没地方住，买了那几间没人要的土坯房。

从小学到初中，她所向披靡，成绩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三，经常是第一名。等到了初二，班里突然来了几个转校生，听说还是从大城市里来的，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暂时到这里借读一年。那时候，乡镇的初中刚开始普及英语教育，何秀竹他们英语老师就是个中师毕业生，一口英语听起来满是山东腔，读课文像英文版的山东快板。但新来的几个学生，张嘴就是美国音，人家甚至能用小录音机直接听英文歌，边听边唱，还能跳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多年后她才反应过来，他们听的是迈克尔·杰克逊，全世界都有名。再一考试，她的排名一下子落到了班级的第五，她不服气，起早贪黑学习，可最后还是比人家差几分。有那么几次，拿到成绩单，看着那微弱但永远无法拉近的差距，她挺悲哀的，吃得比人家差、穿得比人家差，她都能接受，可成绩比人家差，她心里头不服气。但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更加努力，她什么也做不了。

好在初三下学期不久，这几个人就都走了，何秀竹又回到了班级前三名。期中考试一过，就要报考了，班主任在班会上跟同学们说，班级前三名就俩选择，第一个是考中专，三年毕业，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一辈子不愁。第二个就是考高中，读三年，不一定考得上大学，考上了，不一定能有工作。班级前十名，就看你能不能超常发挥，碰碰运气。剩下的同学，想参加的就考一下，给自己留个念想，不想参加的就别浪费报名费了。

她想都没想，说自己报高中。班主任说，别着急，好好考虑考虑，这么大的事更得跟家里商量一下。

那个周末，她步行二十里回家，肩上背着大书包，包里是一摞卷子和瘪了的干粮袋。此前她每周六下午回来，周日下午返校。返校时带着一口袋母亲蒸的戗面馒头，还有一罐子咸菜，这是她三天的口粮。另外三天用粮票在食堂吃，也主要是馒头和咸菜。

到家时太阳落山了，为了省电，屋里还没亮灯，父亲和母亲正摸黑在地桌旁吃饭。不用看，只听父亲嘴里咀嚼的声音，何秀竹就知道他们吃的又是小米饭就咸萝卜，家里的面，主要给她和弟弟吃。母亲永远把小米饭做得黏黏糊糊，吃到嘴里时吧唧响。好在她特别会腌菜，不管什么蔬菜，只要让母亲细细致致地用水汆了，再给她足够的盐，她就能腌得特别好吃。黄瓜翠绿，萝卜清爽，白菜脆生，芥菜叶子有淡淡草香味。腌黄瓜在全家人的牙齿中咯吱咯吱响着，把黏糊糊的米饭顺利送到胃里去。

秀竹你咋回来了？

母亲看到她，有点吃惊。何秀竹两周没回家了，她说初三下学期，学习任务重，二十里路走来走去太耗时间。前两周，她的干粮和咸菜都是同村的一个同学给捎去的。

饿了吧，快吃饭吧。父亲说着，放下了碗，嘴里仍然是咯吱咯吱声。

我不饿，她说，我还剩一个馒头呢，路上吃了。

弟弟的碗空着，里面剩下不少饭粒，一看就是匆忙吃完，跑出去找伙伴们玩去了。

她知道，不晓得她要回家，母亲只做了三个人的饭，她吃的话，父亲就吃不饱了。

父亲坚持让她吃，她只好接过大半碗黄澄澄的饭，往嘴里缓慢地扒拉。

父亲找出烟口袋，把已经成了沫子的烟叶揉进烟袋锅里，划了火柴点着，吸一口，吐出一股浓烟来。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一次她回家时都要重复一遍。接下来的台词也永远不变，但是每次说，她都像是第一次那么紧张和窘迫。

又要交啥钱？父亲小心翼翼地说，好像特别怕从她嘴里冒出一个他完全无法承担的数字。

资料费，伙食费，住宿费，报名费……她也小心翼翼地报出名目和数额。虽然她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可她念书从来没让他们操过心，而且每年都拿回红红黄黄的奖状，有时还有奖品，可每一次跟父亲讨钱时，她依然有种说不出的羞耻感，仿佛她讨这一点儿钱，是要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知道这都是因为穷，因为她家的特殊情况。那些有钱人不会理解，穷人仅有的那点儿自尊，并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弟弟从来不这样，他每次跟父亲要钱，像是来讨债的债主。爸，学杂费一百三十，你给我一百五十。爸，报名费四十二，凑个整，五十吧。弟弟成绩也很好，所以父亲大多数时候都满足了他，尽管母亲老是念叨不该多给他。她有几次看见弟弟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偷偷躲在牛圈里抽烟，而且是有过滤嘴的香烟。父亲这辈子都没抽过几次的。可是她不想去揭穿弟弟，她觉得他能享有这种奢侈的禁忌，是对自己亏欠的平衡。她也想跟有钱的女孩子一样，买漂亮的裙子，抹最贵的雪花膏，甚至打个耳洞，戴上亮莹莹的水晶耳环。但这不可能，所以她愿意让弟弟在一定程度上替自己去实现这奢侈的放纵。她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她知道只要自己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这一切都能在后半生慢慢补偿回来。

就五十块钱报名费，她说，我回来是老师让跟家长商量，报考中专还是高中。

拾掇碗筷的母亲停下了手脚，父亲嘴里含着一口烟，半天才吐出来，那些烟雾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久久不散。他们心里当然清楚，她一门心思考大学，但还是问：你自己咋想的？

她说，我就是想读高中，将来考大学。

母亲重新坐在小板凳上，父亲又使劲儿吸一口烟，但那袋烟已经在他们沉默的空当里燃烧殆尽，他只吸了一嘴的烟油子味。父亲开始在凳子腿儿上磕烟袋，把里面的灰烬磕出来，烟油子味立刻扩散开了。

他放下烟袋，看着何秀竹说：秀竹，咱们家现在是这样。你弟弟出生时住院的钱，从你三爷家借的，还了这么多年，还欠两千。家里有一头牛，种地全靠它，卖了就得喝西北风。地呢，一共十三亩半，十亩山坡地，你也知道，收不了多少粮食，收了也卖不了多少钱。我想出去搞副业，找个工地打工，可你妈一个人家里又忙不过来。我打听过了，读中专没学费，有的学校每个月还有七八十的补助呢，读高中三年的学费得好几千，还怕考不上，这钱就白花了。你弟弟也初一了，将来让他考高中吧。你是老大，又是女孩子，将来能有个工作，嫁个好人家，也就行了。

这些话，父亲不说她也清楚，她甚至也知道自己最后的选择是什么。但她总要挣扎一下才甘心，这是她注定要溃败的一场战斗，可是她必须放一枪，哪怕只是朝虚空放一枪也行。她嗯了一声，把脸埋在了那只瓷碗里，眼泪落在了黏糊糊的小米饭上，让那坨饭看起来像是糨糊。她不能对眼前这个自己叫作“爸爸”的人要求更多，作为一个重组家庭，他对她甚至超过了很多亲生父亲对自己的儿女。她永远都会记得，七岁那年，母亲带着她第一次走进这个家门时，这个男人往她的手里塞他从山上采来的野果子，脸上笑着。野果子红彤彤，他的脸也笑得红红的，她是个孩子，也能感觉到他的真诚、和善。为了这个家，他真是起早贪黑，像牛一样干活，也像牛一样整日闷着头，他唯一的放松就是抽几袋烟。下午的那些话，是这么多年他跟她说过的最多的话了。她们来了一年后，弟弟出生，他也并没有对自己生分。有几次，她夜里醒来，听见隔壁屋子里的父母还没睡着，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母亲说，老何，真是谢谢你呀。父亲说，啥？母亲说，你对秀竹跟亲闺女一样，她是个好命。父亲说，这有什么啊，秀竹是个好孩子，我养了这么多年，就算是养一只小猫小狗，也有感情了，何况是人呢？然后她听见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她知道他们悄悄地钻到了一个被窝里。她赶紧命令自己睡着，睡着，快睡着，可是却越来越清醒。她只好把头蒙进被子里，再用手捂住耳朵，她并不太清楚父母到底在干吗，但她却知道，那一定是一件不该被其他人听见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她匆匆赶回学校，还是带着母亲蒸的馒头和咸菜，再就是五十块钱报名费。其实她一夜没睡，她想了很多可能的回旋余地。她想，如果能够从哪里借到钱，自己读完高中，将来再还也行；又想要不要先去打一年工，挣到钱了，再回来读书；如果有人给她留住读大学的机会，她能为他做任何事，任何事，不打折扣的。太阳光从窗帘缝里照射进来，她知道第二天到底是来了。天还黑着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就起床，他们轻手轻脚。父亲说：让她多睡会儿，等下还得走几十里路。他们走出屋子。她躺在床上，脑海里被父亲和母亲的身影充满：父亲在给那头牛添最后一遍草料，饮水；母亲烧火，和面，蒸馒头。闻到蒸锅里散出来的面香味，她终于不再去幻想读高中的事儿了，她清楚，自己此刻的命运，就像蒸锅里的馒头，已不再可能变成其他形状。

她报考了中专，那是九十年代中期最后几批中专生了。考试发挥正常，成绩出来后不久，她被离家几百公里的北方矿业专科学校录取。收到通知书时，全家人都很兴奋，她虽然因为没能读高中、上大学而遗憾，但自己十几年的书毕竟没白读，心中也是感到安慰。父亲想请亲戚朋友吃饭庆祝，被她拒绝了，她怕人家说她们是为了份子钱。她对村里的人，没有什么深切的情感，不管是亲戚还是邻居，就像她上学第一天就笃定自己将来要考大学一样，她也很早就知道自己肯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十六年来，她在此生活，可每天想的都是其他地方，现在，那张离开的车票拿到手了，她又怎么能在这里欠下一河滩的人情？

可是最后，父亲还是经不住亲朋们的询问，你养了这么多年的外姓女儿，就不能让你风光一回？父亲心里不甘，只是不愿意强迫她，想算了，却是母亲觉得应该办一场，也让人们知道，何秀竹是懂得感恩的。似乎就是这次请客之后，她和父亲的养父女关系，在村人眼里才变成了真正的父女。父亲端着烟袋逡巡在村子的广场上，人们常常会问，老何，你家姑娘考的啥学校？是一个啥矿业学校，通知上说了，三年毕业，将来包分配的。离村子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座金矿，是整个县里最有钱的地方。人们对所有矿业的想象，都是从那里来的。何秀竹的一个表哥就在这个矿上，做最底层的矿工，每个月都能有五百多的收入，过年过节回来走亲戚，总是给大人发过滤嘴香烟，给孩子们一大把水果糖。何秀竹去读矿业学校，那将来肯定不是下井工人，是坐办公室的，噼里啪啦打着算盘，稀里哗啦看着报纸，每个月还发洗衣粉、卫生纸，过年过节发大桶的植物油、鸡蛋。将来呢，再找一个矿上的老公，双职工家庭，那得是啥生活啊？从这些想象和村里人七嘴八舌的假设中，老何得到了一种满足，连从肺部咳出来的烟雾都多了一种清凉之感，他几十年弯曲的颈背，也稍微挺直了些。

她坐在村后的谷子地里，那些大穗的谷子正从青转黄，她握着她们，沉甸甸的，心里说不上喜悦，也说不上伤感。她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大任务，不满意，但能接受。就像这满地的庄稼，长得这么好，可从小的生活早就教会了她，几亩地的谷子，也换不来一台电视机，换不来一辆三轮车。粮食这东西，没有的时候，命一样金贵，够吃的时候，就不值钱。

但这毕竟是她生活里的一个秋天，她还是会憧憬读书生活和读书后的工作。她想无论如何，自己算是从泥土里，把扎得最深的那条根拔了出来。最大的概率是，她会成为某座矿的一个正式职工，有能每天洗澡的宿舍，有工资奖金，如果努力并且运气好的话，她还可能是在矿务局坐办公室的那种。花花绿绿的裙子，香喷喷的雪花膏，打着蝴蝶结的发卡都在向她招手。只是不是现在，现在她唯一可以马上实现的就是打两个耳洞。这个本来也不急切，有了耳洞她也没什么可戴的。但是那天，母亲悄悄把她叫到里屋，递给她一个灰色的小木盒。她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对翡翠耳坠。因为年深日久，翡翠有些暗淡了，可那深沉的绿色里，仍然闪着它的价值。何秀竹惊喜不已。

母亲说，这是她姥姥给她的，也就是何秀竹的太姥姥。太姥姥家里当年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有不少珍贵首饰，“文革”的时候破四旧，绝大多数都毁掉了。太姥姥冒着危险，偷偷给每个子女留了一件小首饰。这件东西，母亲本来是想留给弟弟将来的儿媳妇的，但因为何秀竹放弃高中读中专，她总觉得对不起她，就瞒着父亲、弟弟，给了她。

有了它，她再也等不及去打耳洞了。有钱的话，可以去镇上的理发店，有专门打耳洞的项目，一个耳洞十块，两个就是二十。但村里人都不会花这个钱，她们有自己的办法。从赤脚医生那里借一点儿酒精，用棉花蘸了给耳垂消消毒，把缝衣针在烛火上烤到发红。再从米缸里找两粒米，放在耳垂的两边不停地揉搓，米粒会把耳垂部分皮肤和肌体变薄，而且由于持续的揉搓，这一块会因为失血而感到麻木。这时，再用最快的速度把烧红的缝衣针穿过耳垂，轻微的灼痛中，一个耳洞就成了。为了让耳洞不因血肉愈合而封闭，她们会找一根细细的小笤帚棍或小树枝穿进去，直到这个细小的耳洞真正形成。当然有失败的，有的是伤口发炎，不得不去医院里打针输液，还有的就是几天后耳洞长死了，把那根小棍裹进了肉里，就只能再撕心裂肺地生生拔出来，也还是要去医院。

她很幸运，除了伤口处稍微有点炎症发红，没出现其他情况。一周后，她的两个耳洞已经可以戴耳坠了。在镇子的长途汽车站，开往学校所在小城的长途车发车后，她从背包的最底层找出那对翡翠耳环，戴在了耳朵上，那种轻微的下坠感，让她获得了特殊的满足。从此之后，她何秀竹再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女孩，她是一个中专生了，一个戴着翡翠耳坠的中专生。

3

何秀竹又做梦了。

在梦里，她跟镜子里的自己说话，她说什么，镜中人就说什么，像一个重复机器人。时间久了，何秀竹忍不住发怒大喊，镜中人竟然燃烧起来，烈火中发出咯咯咯鸡叫一样的笑声。何秀竹颤抖着醒来，身边的马勋迷迷糊糊中知道她又做噩梦了，只是握了握她的手，翻个身继续睡去。他已经习惯了。

第一次做这个梦是什么时候？就是跟马勋确定关系那年。研究生二年级，有同学组织大家去五台山徒步加露营，他俩都报了名。两个人同级不同系，有几门公共课一起上，彼此都脸熟，但没怎么说过话。谈恋爱之后，他们细细回想，似乎有几次课堂上挨着坐过，马勋还借过何秀竹的笔，但交往也仅限于课堂。那时他们都没想过，两个人后来会成为一家人。

一路上山很顺利，到了五台山的大殿上，正赶上僧人做法事，不知道是在超度什么人还是常规法事。阵仗不大，但看起来严肃规整。一个僧人在香炉前，一边焚烧用黄纸写的祭文，一边大声念着经。看了这一幕，何秀竹突然脸色发白，双腿虚软，就在即将瘫坐在地的一刹那，一双手扶住了她。是她旁边的马勋。

你怎么了？马勋问。

没事，她说，可能是有点低血糖，虚脱，歇一会儿就好了。

他扶着她到旁边的台阶坐下，把水壶递给她。

她喝了两口水，说，我没事了，你去看吧。

马勋恍然大悟般说，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身体……明白，我给你弄点儿热水去。

几分钟后，马勋不知从何处弄来半杯热水，兑在她的水壶里，水变得温热而不烫。她猛喝了几口，感觉好了些。何秀竹知道马勋是以为她大姨妈来了，她也不去说破，自己之所以如此，是猛然间想起了她最不愿意想的事。

考研那两年，她租不起北京的房子，只能躲在老家复习功课。父母不理解，既然拿到了同等学力的本科文凭，完全可以在县城里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干吗还非要考研？就算读了研究生，毕业后也不是也一样找工作吗？而且，那会儿因为多年的扩招政策，研究生的工作比本科生还难找。何秀竹跟父母吵了一架，说当年要不是他们逼着她读中专，自己也不用绕这么远的弯路了。吵完了，她又心虚、愧疚，考中专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决定，父母并没有真的“逼她”，是她自己逼自己。后来，父母知道打消不了她的想法，就想着换个方式，催她找对象结婚。他们三番五次地给她介绍镇子上的小伙子，创造机会让她和他们相中的人见面。为了能继续留在家里复习，何秀竹每一次都去配合演出，但一见面就告诉对方，她是不会结婚的，来这儿只是为了让家人放心。时间一久，家里人反而更担心了，因为在县城开修理铺的弟弟回来告诉父母，他有一个同学离家出走了，原因是，她是同性恋，跟父母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父母接受不了，她无奈之下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她对弟弟十分失望。她当时读中专的另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将来弟弟会读高中，然后上大学，替自己完成这个梦想。可弟弟到了高中之后，跟镇上的一群同学混在一起，整天看录像、打台球，根本无心学习。他最后连高考都没参加，毕业了就在镇子上开了个摩托车维修部，勉强混口饭吃，对象谈了两三个，最后都没成。弟弟有意无意地说，她不结婚，他就谈不成对象。

弟弟本来当闲谈说起，不想听者有意，母亲私下里问弟弟，同性恋是啥样？弟弟说，没什么，看着跟其他人一样，就是男的不喜欢女的喜欢男的，女的不喜欢男的喜欢女的。她妈听了，捂住了胸口。他们不敢跟她当面提这个事，但是私下开小会，越说越觉得她像同性恋，想着该怎么办。

打听来打听去，终于从一个亲戚那里听到一个办法。在当地，流传着一个叫泰山奶奶的神灵，可以帮人免除灾祸。人们还说，可以去泰山奶奶那里换人，用一个新的人把旧的人换走，这样原来那些问题就都没有了。这些事，何秀竹一直被蒙在鼓里。

端午节刚过，天气开始热起来。何秀竹正在院子里的树下背单词，一阵咯咯咯的鸡鸣推开了院门，父亲拎着一只芦花母鸡走进来。母亲听见鸡叫，急匆匆自里屋奔出，瞧见父亲说，回来了？问准了没有啊，是不是头窝鸡蛋孵出来的老母鸡，还有蛋茬开了吧？

问了，父亲说，她二娘说这只老母鸡她记得最清楚，前年夏天孵出来的，头窝鸡蛋，刚入伏就出窝了。昨天开的蛋茬，这不是第一个蛋刚下出来，还热乎着。父亲另一只手里是一个白白的鸡蛋。

抓鸡干吗？要来客人？咱们家不是有鸡吗？她合上书问。

父亲看了她一眼，又看母亲，欲言又止，努努嘴，让母亲说。

母亲把手在围裙上搓了搓，说，秀竹啊，我跟你爸商量了，想去泰山奶奶那里给你换个人。

她的头嗡的一下，眼前恍惚，她听说过这种事。还是她小时候，村里有一个酒鬼，每天都喝得醉醺醺，躺倒在马路上，狗撒一身尿都醒不过来。后来，他家里人就带他去泰山奶奶那里换了一个人，回来后，他滴酒不沾，性情大变，整个人都木木的，很少说话。她记得很清楚，换人之前，不喝酒的时候，他很会唱快板讲笑话，很得小孩子们的欢迎。换了人之后，他只会直愣愣盯着人看，看得人心里发毛。何秀竹生出一种隐隐的恐惧，读书这么多年，她当然不相信什么换了人的说法，可童年时村人大变样的事实和各种传说，还是让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

我不去，她说，我好好的，干吗要去换个人。

父亲走上前，瞪着她：你必须去。你要不去，我绑也把你绑去。父亲很少如此决绝地跟她说话，她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的隐忍里藏着些坚硬的东西。

那只鸡被父亲拎着翅膀，两只爪子在空中弹抓着，但是毫无所获。豆子大的眼睛，警觉而绝望地看着何秀竹，她发现鸡的眼睛竟然这么亮、这么黑，像两颗珠子。小时候家里杀鸡，她总是跟弟弟抢着吃鸡眼睛，据说吃了这个，就不会得近视眼，看书过目不忘。煮熟的鸡眼睛是灰白色的，其实不好吃，像是面粉做的小豌豆。现在，她觉得自己吃过的所有鸡眼睛都变成了黑色，一颗颗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看着她。

她发出了一声尖叫，但是脚没有动，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自己双腿没有知觉，不听使唤了。她一动也动不了。

母亲走过来说，秀竹，这只鸡就是你的替身妹妹，你得给她起个名字。

我不要，我不要替身妹妹，我就要我自己。她喏喏地嘟囔着。

做好这件事，我们就不再拦着你复读考研了。父亲说。

何秀竹听了心里一动，她知道自己在家的这段时间，他们也承受着压力。

好，你们说话算话。何秀竹说。

她给这只鸡起名何翠竹。

下午的时候，何秀竹遵从母亲的嘱咐，换了一身素净的衣服，跟着她去了村东的元君庙。这里供奉着泰山奶奶，全称天仙玉女泰山碧霞元君。小时候，每逢年节或泰山奶奶的诞辰日，她们也经常到这庙里来玩，看大人们烧香磕头，祈祷平安。何秀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跟她发生这么复杂的联系。

跟她们一起来的，还有那只老母鸡——何翠竹。这一会儿，何翠竹被关在藤条扎的笼子里，依然瞪着黑亮的眼睛，不时叫两声，咯咯，咯咯。它不知道自己成了一个女人的替身。

父亲母亲都在泰山奶奶像前跪下，让何秀竹也跪下，磕头上香。父亲起身，把何翠竹捉出来，另一只手里多了一把刀。他把何翠竹按在地上时，何秀竹也浑身哆嗦，尽管她知道那只是一只鸡，从小到大，她不知道看见过多少次父亲杀鸡了。可这一会儿，何秀竹突然有点担心那只鸡真的是自己的替身妹妹，是一个有着魂魄的人。但是她说不出话，也动不了，眼看着父亲手起刀落，剁掉了鸡头，一股黑色的血从鸡脖子的断口处喷涌而出，溅在她的白鞋子上。何翠竹的两只黑爪子，仍然在弹抓着，很快彻底伸直了。父亲放下何翠竹，从兜里掏出一张写满字的黄表纸来，开始念，念完掏出火柴，把纸烧了。他的声音出奇的大，像变了一个人，从此之后，这个场景就扎根在她头脑里了。

回到家，母亲把整只鸡用铁锅煮了，除了一点儿盐，没放任何其他调料。何翠竹被一只大瓷碗端上桌子，摆在何秀竹的面前。

吃了它，母亲说，一点儿都别剩，全吃了。

鸡肉虽不太老，但炖得时间不长，而且因为没有放佐料，有一种鸡毛水般的腥味。何秀竹硬着头皮撕咬那只鸡，撕咬着已经被煮熟的何翠竹。母亲说，吃完了，她就能是一个全新的人了，那个有着某些说不清的毛病的何秀竹，会跟着死去的何翠竹一样消失。

这件事，除了家里人，何秀竹再没让任何人知晓过。吃了那只鸡之后，她状态一直不太好，神情恍惚，导致那一年考试英语发挥失常。拿到成绩时，何秀竹才仿佛被泼了冷水一样清醒过来：神仙也靠不住，她最后能靠的还是自己个儿。何秀竹打算再复习一年，这一回，她心态平和，埋头苦干不问前程，终于考上了矿大的研究生。她读研时回想起来，有时候会觉得那一次换人确实有用。当然，她并不是说自己变了一个人，而是通过那次事件和它的后果，她确实放下了某些东西，重新认识了自己，有一些后来成为她性格里最核心的元素，就是在那段时间，一点点地从她身体里生根发芽的。

只是那只鸡被剁掉头的样子，元君庙里香火缭绕的阴暗氛围，那种燃烧的黄表纸和香烛的味道，父亲变了调儿的声音，一直深深地潜伏在她的无意识之中。此后的很多年，她不进任何庙宇，不关心任何佛事，当然更不吃鸡肉。她以为这一切只要埋得够深够久，就能被生活本身降解，至少不会再次出现。这一次徒步五台山，出发前何秀竹心里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要去。她觉得自己已经今非昔比了，想看看给这段记忆打造的笼子是不是足够坚韧。

按照行程，他们并没有在山上停留，而是连夜下山。走到半路，天降大雨，山路湿滑，有几个背包落到了悬崖之下。他们无奈找了一处略可以遮风避雨的山洞，燃起一堆火过夜。有几顶帐篷遗落了，他们几个人只能挤在最大的一个帐篷里，好在帐篷够大，能装下他们瑟瑟的身体。

夜里雨停了，竟有猫头鹰的叫声从不远处传来。或许是这叫声进入了已经睡着的何秀竹的耳朵，把她层层叠叠藏起的记忆唤醒，于是她看见镜子、镜子里的另一个自己和燃烧的火焰，听见了黑眼珠发出的咯咯声。那是何翠竹，一个长着鸡脑袋的人，重复着她说的每一句话和所有的动作，她本来就是她的替身嘛。何翠竹问她：何秀竹，这么多年，你过得怎样了？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替身妹妹何翠竹啊。你想干什么？她颤抖着问何翠竹。我什么也不干，何翠竹说，我就是想你了，想看看你过得怎么样。你过得很好啊，可是我在受苦，我在替你受苦，你知道吗？何翠竹说这话，就燃烧起来，她的眼珠越变越小，越变越黑。

何秀竹从噩梦中惊醒，发现自己的手被旁边伸过来的一只手握着，是马勋。他们之间隔着一堆背包。两个人都醒了，透过帐篷的缝隙，他们能看见山洞外雨后的天空湛蓝无比。彻底的雨过天晴，晨雾和光亮达成完美的和谐。看了看手机，是凌晨五点钟，太阳就要升起了，因为是在山上，有一线金色的阳光已经穿云过雾而来。

做噩梦了吧？要不出去走一下？马勋小声说。

何秀竹点点头，她不敢再睡，也不可能睡着了。

他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晨曦渐渐显露，她第一次知道，阳光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其实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它们就在来往身边的路途上，这一路遥远而漫长，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星星和虚无，要穿过厚厚的云层，要从海岸和山脉越过，才照到人们的脸上。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尽管走了这么远的路，第一缕光仍然是明亮而欢快的，她的心也渐渐浮出回忆和噩梦的水面。马勋的手再次悄悄伸了过来，握住她的手，她没有动。何秀竹能感觉到，他的手虽然瘦，但有一种淡淡的温暖和坚定。她转头看马勋，马勋则仍在看那颗刚刚露出光芒的边缘的太阳。突然有钟声从远处的庙宇中传来，声音空旷悠远，和光一样并没有疲惫之态。他们就这样恋爱了。

从梦里醒来，何秀竹看见马勋已经起床，厨房里有动静，他应该是在做早餐。自从孩子上小学，马勋就每天起来做早餐，然后再去上班。他有做饭的天赋，很多东西，在馆子吃过，回家琢磨琢磨就能做出来，味道一点儿不差。刚结婚那会儿，她就被他的手艺给拴住了，怀孕的时候更是，他还自己做了一本菜谱，打印出来足足有几百页厚。生完多多，何秀竹体重达到一百四十斤。马勋倒是没有嫌弃她胖了，但是她自己接受不了这件事。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她天天感慨，马勋就说，咱们再买新的呗。她说，我叫啥名？马勋愣一下说，胖又不影响脑子，自己啥名还能忘了，何秀竹啊。她就说，那你说，有我这么粗的秀竹吗？就算为了配得上这个名字，我也得把这身肉减下去。

她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因为她现在很信奉网上的那句话：你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怎么还能幻想着控制自己的人生？多少年来，她早已经习惯了以一种战斗的姿态面对所有事，不管是文斗还是武斗，不管是公开斗还是暗地斗，不管是跟别人斗还是跟自己斗，战斗，取得胜利，或者撤退等着将来取得胜利，就是她多年来唯一遵循的逻辑。那么，这身肥肉就是她的敌人，从孩子百天开始，她就坚持走路上班。从家到单位，大概有五公里，她要走一个小时左右，为了实现这一点，她需要比坐公交早起半个小时。对她来说，压缩时间，也就是压缩肉体。

看看手机，已经六点半了，何秀竹得起来战斗了。

前天下午，马勋带着多多在小区附近的球场打球，上篮时碰倒了一个老大爷，结果被老大爷给讹上了。老头躺在医院里不出来，张口就要二十万。马勋一直自责，觉得确实是自己的责任，但何秀竹去医院看他时发现了破绽。那是个小医院，医生跟老头一家人都很熟，他们说话时，何秀竹听到了一句“这次待几天”，老头说“看情况”。她早就听说，现在碰瓷的人可不止是在路上，有很多老人在公园或球场上碰瓷。何秀竹今天得去几个地方，老头的小区、篮球场、医院，好好调查一下他。马勋对这件事懊恼不已，但对何秀竹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只要让她找到证据——她相信她一定能找到证据，事情很好办，她甚至还能反过来起诉他们诈骗。一想到这里，何秀竹心里生出一些兴奋感，她喜欢这种状态。

……

刘汀，青年作家，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有小说、散文等发表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今天》《山花》《十月》《钟山》等杂志，文学评论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中国图书评论》《文艺报》等刊物。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青春简史》，散文随笔集《别人的生活》《老家》；曾获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提名奖、99“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第十九届柔刚诗歌奖新人奖提名奖、第39界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组亚军、2012年度《中国图书评论》最佳书评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