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三体·死神永生》的最后，程心与关一帆决定响应“回归运动”，把小宇宙归还大宇宙，以保证宇宙拥有足够的能量。他们希望能够到新的没有被“篡改”的宇宙中，因为这一宇宙体现了“最高的和谐与美”。而这种具有“最高的和谐与美”的新宇宙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宇宙中真正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命运共同体。

一、命运共同体的先验存在

宇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验存在”是说，它们在事实上具有共同的命运际遇，相互作用依存，且不需要人证明，也不需要人经过后天的努力形成。它是一种超越了人类时间与空间的原初存在状态，或者本来状态。在宇宙形成的那一刻，尽管人类还没有出现，但已经包含了人类形成的基因与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人类作为宇宙的一种存在物出现，并按照宇宙的要求而存在。当这种状态被打破的时候，人类就可能毁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宇宙受到自身或外在力量的作用，达到临界值的时候，其命运就会面临转变，甚至会毁灭。这一刻，不论人类有多么伟大，创造的文明有多么辉煌，人类也将随着宇宙的命运而完成自己的命运。人类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如科技来发明一种超越宇宙，并且不受宇宙规律控制、独立于宇宙之外的功能。恰恰相反，人类因为违背或破坏了宇宙的规律，会走向毁灭。尽管人类的毁灭并不会从总体上影响宇宙。事实上，宇宙与人类的关系，不是由人类决定的，而是由宇宙存在的规律——道所决定的。人类的任何行为，只能在这种“道”的限制中进行。尽管人类有主动性、自主意识，但其最大的可能只是在认识、把握这种“道”的努力之中，而不可能超越其外。所以宇宙的存在法则并不是由人来决定或证明的。它是先于人类而存在并产生作用的，是一种不受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的存在现象。在刘慈欣的《朝闻道》中，人类科技得到了高度发展，以至于建立了一条环绕地球的加速器——“爱因斯坦赤道”。但是，从宇宙的角度来看，这个先进的、庞大的超现代科技成果对宇宙形成了威胁。宇宙排险者几乎是在瞬间就把它排除了。人类最具先进意义的科技成果在宇宙面前毫无应对之力，甚至对其茫然无知。先进的、代表了人类进步成果的“爱因斯坦赤道”，竟然是在人类不知不觉之间消失的。由此看来，宇宙间存在的物质形成了依照其“道”运行的秩序。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众多因素“配合”，众多方面或者势力和谐进行的过程。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有一种存在是“人类”。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人类只是一个“虚化”的概念。并不存在可以把古今中外所有人都体现出来的“人类”现实体。我们所有的只是具体的“人”。这就是说，作为“人”的整体性的人类虽然可以从理论上想象出来，但在现实中却是很难看到的。而作为个体的“人”虽然不可能每一个都被想象出来，却是常在的。这些林林总总、各色各样的“人”的个体，有其生理心理的、性格情感的、信仰伦理的、利益与理想的差异，但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虽然可以说是人的规律，但从本质而言却是宇宙的规律。“人”的个体差异达到一定大的时候就会出现矛盾、斗争，由差异而至对立。从表面来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常在的。但从最终要求来看，这些矛盾与对立却是可以战胜的，或者说忽略的。不同的人及其群体之间存在着超越这种矛盾、对立的统一性。就是说，当人类以及个体的人出现时，必须服从超越其差异的共同的“道”。这个“道”在人的层面是人应该遵循的，在其存在的客观环境层面则是与宇宙自然的要求统一的。所以，人类本身也是在先验的命运共同体中存在的。人只是在具备了“人”的可能性之后才能够成为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人类自己赋予的，而是适应宇宙自然规律之后才形成的。它并不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而是由超越了人的客观条件——宇宙自然的条件决定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命运当然是先验的，不是在人出现之后由人所决定的。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尽管最早的人类可能在世界的不同区域出现，但是，当不同区域的人类一旦出现之后，其命运就具备了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也不是由人类自身决定的，而是由宇宙自然之规律决定的。比如，他们均需要相应的地理自然环境来维系自己的生存，需要适应自身生理生长的共同要求——水、食物、对更适宜的生存条件的追求，等等。当这些外在的条件改变之后，人类的生存条件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一旦突破某种限度，将对人类产生致命的效应。尽管宇宙自然与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是先验的，但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知道这种“先验”的共同命运。除少数人之外，人类很少从宇宙的整体命运来思考未来，更多的是面对自己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做出判断。人们习惯于从自己存在的小范围来考虑问题，并把其他的同类作为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体，与自己对立起来。人类逐渐迷失了存在的灵性与目标，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非理性的对立中，人类也没有离开相互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并不是口号式的标签，而是出于成长进步要求的不自觉需要，是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不自觉中进行了合作，并由这种合作使人类不断进步，逐渐从蒙昧走向文明。它可能不是自觉的，但却是必然的。人类实际上是生存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刘慈欣在《白垩纪往事》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合作的非自觉性与历史必然性。共同生存在白垩纪中的恐龙与蚂蚁，虽然不是一个物种，却由于相互之间在能力、智力上的差异与互补共同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文明——龙蚁联盟的白垩纪文明。这种想象突破了同一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的共存性，揭示了不同物种之间共存的现实。事实上，这种共存性在宇宙自然中广泛地存在着。人类也一直在宇宙自然必然律的可容纳范围中与人类之外的存在共生。这种共生共存的状态并不全部是被动的、不自觉的。刘慈欣在《欢乐颂》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世界各国因为强调不同存在体——国家的利益，导致联合国形同虚设，将要解体。但神奇的是，一位来自宇宙的恒星演奏家“镜子”出现了。他的身世神秘遥远，与宇宙同在。他从事恒星的演奏，并将为世界各国首脑弹奏太阳，演出著名的《欢乐颂》，使“被时间无情分开的一切/你的魔力又把它们重新联结”。这些人类所谓的“首脑”们突然之间对宇宙自然有了新的感悟——我们所面临的，“毕竟是宇宙中一粒沙子上的事，应该好办。各国各自所做出的让步与牺牲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颇具象征意义的联合国出现了转机，人类的合作与共存也在宇宙自然之乐中得以延续。

二、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

尽管我们认为宇宙自然与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验存在，但还不能证明人类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种共同体的先验性。人类甚至为了个体的存在而抗拒这种先验性。这当然表现了人类的某种无知与局限。今天世界国家与民族的分布仍然延续了人类一直以来的惯性——在争取个体利益最大化中采用对抗以取得平衡。这种对抗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种是利益的争夺。人们不是考虑如何更公正合理地利用宇宙自然赐予的资源，而是期望自己得到更多的资源，或者干脆控制资源。这也暗含着一种利益分配的原则，就是得到更多资源者将获取更多的利益；另一种是文化的对抗。塞缪尔·亨廷顿对这种可能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意识形态之后，会出现因文明而形成的冲突。在“冷战”之后的新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他认为，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1]7尽管他并不倡导这种冲突，只是唤醒人们重视这种冲突，促进整个世界进行“文明的对话”。但事实是，这种冲突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这样的对抗中，人类似乎也更紧密地联合起来。这就是人类在不断努力中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并因此而改变了生存的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民族，都不能单纯依靠自己完成生存与发展。人类已经超越了原始的自生存状态，成为需要各种文明相互支撑的全球化生存模式。工业革命与现代化、信息化改变了人类。在人类的体能与智能日见下降的情况下，技术与信息却普遍地强化。现代交通的出现，使时间与空间发生了改变。人们可以更方便地从一个地区移动到另一个地区。人与人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了，但直接的接触与认知却减少了。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使人们认知世界、掌握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你可以更快捷更方便地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与陌生而熟悉的人们交流讨论，并决定自己的行动。人们呈现自己的方式也因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变化。你不需要亲身去认识谁，只通过网络就可以建立联系，并成为盟友。这种全球化的统一共存形态，是人类面对的新世界，现代化与信息化的新成果。但是，人类的这种联系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不同地区人们出于发展需要而表现出来的共存追求。这种追求是不自觉的。就是说，人们并不知道或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不是主动自觉地去追求共同体，而是在不自觉中推动或体现出共同体要求。举例而言，今天的人们可以食用麦粉。但麦子最早是在中东两河地区出现的。在那时，其他地区的人们是不可能吃到的。但是，今天小麦已经在全球食用。其传播虽然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却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成果，是人类共享的生动例证。在这种传播中，人类不自觉地体现出了“共同体”意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于发展的需要，人类会有选择地把其他地区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历史。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当人类面临共同的巨大灾难时将更迅捷地结成共同体。刘慈欣在他的小说中比较充分地描写了这种状态下人类的共同命运。在《流浪地球》中，由于太阳的核闪聚变，太阳系将毁灭。但是，拥有智慧与信仰的人类不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命运。他们将用2500年左右、100代人的时间，把地球推出太阳系，并转入新的运行轨道，寻找新的星系作为自己的栖息地。这时，人类不再强调种族、宗教、国家，而是被统一的目标联合起来，在一个“联合政府”的协调下工作。寻找新的栖息地成为体现人类共同利益的最高目标。人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刹车时代、逃逸时代与流浪时代，将飞向新太阳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人与地球的关系，与宇宙的关系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太阳，已经不再能养育万物，而是成为“恐怖”的根源。地球，已经失去了滋养生命的能力，而是成为需要人类拯救的家园。人类，也不再是昨天的人类，成为被科技统一起来以实现未来目标的人类。唯一不变的是，人类仍然具有理性、希望与信念，具有改变自身以及地球家园的智慧与能力。在《三体》中，刘慈欣为我们描绘了更为宏阔的人类命运。尽管在小说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现实生活的某种痕迹，但在地球面临三体的毁灭性打击时，人类空前地结成了统一体。国家已不再是最重要的政治机器，而是统一在联合国的指挥下。人们更重视的是地球人类与三体人类的不同、对抗，而不是种族、宗教、国家的利益与差异。当人类面临生死抉择的考验时，国家的意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要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危机。

现实中当然还没有出现刘慈欣在小说中虚构的巨大灾难，但这并不等于不会出现这样的灾难。事实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资本本性中生长的无限贪欲，以“发展”与“进步”为标签的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消耗，强权国家对弱小民族的“文明”掠夺等已经使人类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人们在思考如何才能走出这样的泥沼，重归理性的道路，以保证人类能够拥有未来。当人们自以为是地使用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宇宙已经在不断地发出警告。但是，人们更相信这种警告的无效无用，以及眼前可能的利益。在预警无效之后，宇宙自然的“排险者”就会出现——对于人类而言就可能是灾难。旱涝、飓风、冰冻、蝗虫、瘟疫、地震、气候变化，等等。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不断出现的一个观点就是，天，也就是宇宙自然往往要给人以启示，强调人道必须遵循天道——宇宙之道。违背自然的行为将受到天道的谴责、惩罚。在还没有对人类彻底绝望时，宇宙自然将用各种手段来惩戒人类、警醒人类，直至人类收敛自己的贪婪、狂妄、自大，回归理性。如果人类并不能清醒的话，宇宙“排险者”也许就会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清除以“爱因斯坦赤道”为代表的逆自然现象。以目前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而言，无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原因，从终极的角度来看正是宇宙对人类发出的新的警示与惩戒。人们看不到这种病毒，但病毒却行无定踪，随意而至。它并不考虑某个人如何，而是把各种各样的人当作同一种物种——人类，或者正在破坏宇宙自然和谐性的存在物。它让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自以为是的日常活动，并为曾经的疯狂付出代价，以弱化人类对宇宙自然的伤害。这使人类在被迫中处于共同的命运之中，意识到宇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层面，某一人群已经不能决定人类的走向。那些曾经被人仰慕的、具有支配力的精英与权贵并不可能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免于感染。即使中国首先控制住了病毒的漫延，也不能决定病毒不再肆虐。事实上它反而在更广大的范围传播。这种状况如果不能终止，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所以，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人类必须携起手来，重归理性，共同面对病毒，并战胜病毒。但是，当人类的理性一旦丧失，在私欲与贪婪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病毒，或者其他的惩戒将会不断出现，人类就可能面临着整体性毁灭。这对人类而言是残酷的。但对宇宙自然而言，却是轻而易举的、自然而然的。刘慈欣在《白垩纪往事》中已经非常形象地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结局。所以，巨大的灾难，特别是面临生死存亡的灾难可以使人类更主动、更自觉地联合起来，结成统一的共同体来面对共同的命运。但是，现实并不是理论的镜子。人类也不一定具有良好的理性精神。当私欲压倒了良知时，人类共同的结局就只有一种——毁灭，并失去未来。无论如何，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具有一种面对未来的必然性。

三、刘慈欣为我们描绘的宇宙、人类及其命运共同体

在刘慈欣的作品中，不断地为我们描绘出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各种可能。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刘慈欣奇绝宏大、瑰丽斑斓的想象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类如何才能拥有未来。他为我们勾勒出人类应该拥有的良好品格，为我们设想了许多现代或超现代科技的进步与变化，为我们预设即使可能会失去地球家园的话，人类还有怎样的选择，等等。大致而言，他从这样几方面为我们描绘出了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的必然。

首先，刘慈欣在他的作品中为我们表现了人类与宇宙自然之间的共存关系。一般而言，人们更多地从个人责任的角度来讨论《乡村教师》。但小说中也包含着人类与宇宙之间的隐秘关系。对于银河系中硅基帝国与碳基联邦之间长达两亿银河年的惨烈战争，地球人类并不知晓。碳基联邦为保证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摧毁一些天体，在太空中建造一条隔离带，以阻止硅基帝国的反扑。而地球就在这一隔离带之中。由于乡村教师的努力，教会了学生牛顿三大定律，使地球通过了碳基联邦的文明测试，终使地球得以生存。这一设计实际上也告诉我们，尽管地球并不知道银河系正在发生的惨烈战争，但地球的命运并不仅仅是由地球决定的。地球存在于一个相关的命运体中。任何存在都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它要受相关存在的影响才能完成。这种相关性可能是人们感受不到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这也就是我们强调的，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先验性存在。它并不依赖人类的自觉与认可。

同时，刘慈欣也为我们描绘了由于智慧生物的非理性使这种共同体断裂的必然结果。最典型的就是《白垩纪往事》。正是由于恐龙的贪欲、颟顸、自大、狂妄，不仅引发了恐龙世界的分裂，也引发了恐龙与蚂蚁的惨烈战争。在这种不可逆转的战争中，曾经辉煌的龙蚁联盟创造的白垩纪文明终于毁灭了。对于地球而言，恐龙成为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历史消失了。而蚂蚁由于失去了恐龙，也蜕化为低级生物，在大地中匍匐。那么，蚂蚁作为一种文明的创造者，它们还有未来吗？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另一种未来，而不是白垩纪文明的未来。这是一部充满隐喻意义的小说。当人类不能联合起来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以自己的价值去强迫别人时，与毁灭的距离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但是，刘慈欣也为我们描绘了人类面对巨大灾难团结起来，在对未来持久的信仰追求中获取文明延续可能性的崇高力量。这也成为对命运共同体本质意义最为辉煌壮丽的表达，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可能具备的理性精神、智慧勇气与庄严品格，激发我们回归理性，战胜困难，走向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在《流浪地球》中，全球各地人民在联合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始了长达2500余年的脱离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壮举。在撼人心魄的《三体》中，地球人类组成了对抗三体的联合体。在这生死存亡的博弈中，人类克服了各种私欲、困难，结成具有坚定意志、理想精神，充分体现了同一命运的共同体。在这些作品中，刘慈欣为我们描写了人类共有的坚定信仰——拯救地球，为人类走向未来开辟新路；也为我们描绘了人类的高超智慧与崇高品格——技术的、能力的、思想的、精神与情感的。同时，他也不回避人类内部仍然存在的——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由于对事物认识不同形成的分歧，以及相互之间的斗争。甚至于，在这危亡之时，人类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原初社会”，而是分成了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与在太空中生活的人类——在法理上归属于地球人类而日常生活中并不相同的两种社会形态。这种人类的共同体几乎是解读人类如何走向未来命题的主要答案。如果人类能够形成统一的思想与行动，就可以应对各种挑战。

在《三体·黑暗森林》中，刘慈欣借面壁者罗辑之口说道：猜疑链这种东西，在地球上是见不到的。人类共同的物种、相近的文化、同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圈、近在咫尺的距离，猜疑链只能延伸一至两层就会被交流消解。[2]444这表现出刘慈欣对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乐观态度。他希望人类追求艺术的生活方式，把生活过成艺术，才能避免遭遇毁灭性灾难，走向未来。他认为宇宙的存在就是一种艺术的存在。

尽管人类对宇宙的研究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已知的领域远小于未知的领域。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并感受到宇宙存在及其运行的有序性——在引力作用下，不同天体及宇宙物质相互吸引、相互作用，形成包容万象、姿态各异又统一共容、不即不离的存在状态。宇宙易而不易，以异同一；动中有静，静而有动；生而趋死，死而永生；有无相继，有无共命；和而不同，和而有别，在存在的千姿百态中统一在“道”的法则之中。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自然而然的终极生成，亦反过来体现人的法则。在这样的循环法则中，宇宙与人统一起来，成为一种和谐有序的美的存在——艺术的存在。刘慈欣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慨叹宇宙这种至高的和谐与美。在《思想者》中，刘慈欣把宇宙恒星闪烁模型表现为一幅宣纸上飘动的墨线画。而这“画”与人类大脑神经元的传递规律是一样的。在《朝闻道》[3]97中，刘慈欣借宇宙排险者之口告诉我们，当宇宙的和谐之美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你面前时，生命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对宇宙终极美的追求成为文明存在的唯一寄托。宇宙这种最高的美的本质，决定了宇宙、人类命运共同体先验性的必然。宇宙本质中关于和谐与美的艺术特征就成为各种存在中至高的存在。

作为宇宙人类的至高存在，艺术是人类社会最具理想的美好形态。在刘慈欣的叙述中，尽管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但技术只是实现人类以及宇宙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并不是目标。在《三体·黑暗森林》中，他设计了一位“针眼画师”。这位神秘画家的画成为拯救人类的一种暗语。而被人类送往太空的科学家云天明则创作了一部隐喻拯救之法的寓言作品。在这里，画与寓言成为拯救人类的艺术性现实密码。

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艺术能够把人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事实上，刘慈欣在他的小说中为我们设想了解决人类之间存在矛盾与纷争的方法。这一方法在一般人看来有些幼稚，但却具备了极为充足的理由。这就是人类不要去追求物质的占有与享受，而是要去追求、享受艺术。艺术，是艺术地解决人类问题的理想大法，是人类能够化解纷争，团结起来的精神力量，是走向未来的必然之途。艺术真正地贯通了宇宙自然与人的本质——在和谐的相互依存与运动之中完成美的呈现。通过艺术，消解了现实生活中由于利益而形成的矛盾、分歧，乃至于阴谋、战争。它的整体构成代表了人类理想的本质属性与精神追求，体现了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实现的至高境界，从而使人类在回避了资源紧缺的物质追求、利益纷争的占有欲望之外，更方便地实现情感与精神世界的认同，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共同应对各种挑战的命运共同体。在《欢乐颂》中，刘慈欣充满希望地想象了人类在艺术的感召中团结起来的美好前景。在太空音乐家弹奏着太阳演出《欢乐颂》后，人类终于意识到，面对未来，最重要的还是联合起来。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命运。由于艺术，人类重新发现了自己，并对未来拥有了美好的期冀。

注释：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版）[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刘慈欣.黑暗森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3]刘慈欣.时间移民[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