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去年岩桂花香里，著意非常。月在东厢。酒与繁华一色黄。今年杯酒流连处，银烛交光。往事难忘。待把真诚问阿郎。”记得早年读赵长卿这首《采桑子·去年岩桂花香里》，被其中“两句半”打动。一句是“酒与繁华一色黄”，另一句是“待把真诚问阿郎”，半句则是“著意非常”。这“两句半”共同的好处，是既顾名思义——文辞晓白，又有清婉逸趣。有大俗，得大雅，这是词作的高级。大俗是生活内容，大雅是美学品质。大俗大雅者，非大彻悟者不能为也。

这首词的主色调应是桂黄。岩桂、月、酒、银烛散发出不同层次的黄色，然后是两种香——花香和酒香。物象都是寻常物。这个叫赵长卿的作者，据说出身赵氏宗室，因家道中落，也有说主动隐居，常年生活在底层。王孙毕竟是王孙，其笔下，寻常物象洗尽铅华，自带光圈。光圈源自写作者的视野、情感和精神底色。

北宋庆历以后，由于毕昇发明泥活字，活字印刷诞生，印刷和传播便利了，各种史书资料的印刷较前朝空前详实起来。但奇怪的是，无论信史，还是花边野史，几乎都找不到这个叫赵长卿的佛系王孙的详细信息。这位据说一生写了四百二十二首词作、主要生活在北宋、最后死于南宋宁宗时期的赵长卿，作为一名质和量都不错的词家，身世何以“语焉不详”？何况又不是寻常人家的子弟。

“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性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在流逝的时间面前，如果没有文字叙述，如果没有图像再现，没有声音记录，历史将不复存在，这是当年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时最深切的感受。关于赵长卿其人，历史文献里也不是毫无痕迹，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惜香乐府）提要》写到“长卿恬于仕进，觞咏自娱，随意成吟，多得淡远萧疏之致”，但也仅限于泛泛之议。《惜香乐府》是赵长卿的代表作，《四库全书》收了十卷，共二百六十多首。这个数量已经了不得了。宋以来关于宋词的各种选本，包括近现代陈邦彦、唐圭璋、施蛰存等名家的选本，或多或少也都选有赵长卿的词作。语言虽有跳跶自如之相，仍能读到花间词派的婉约，因此许多诗评家都认为赵长卿的词学张先、柳永，与张柳二人系一脉，实然。除了写春花秋月，其多半作品确实都在书写缱绻情爱，其中个别词作，因为较为细腻和“写实”，甚至被今天的研究者当作“小黄文”来读。

没有细节记载的赵长卿，身世已不能追。我猜，也仅仅是猜，这位叫赵长卿的词家，文辞中的风流倜傥和沧桑寥落还是一目了然，许是兵荒马乱的南北宋交替的大背景下，某个不愿也不能露面的落魄王公贵族或才子佳人的化名？看来，从历史细节和血肉建构的角度，传记这类写作，作为人或事的见证，哪怕其中存有不实之辞，也有存在必要。

由身世疑惑生八卦心，不去说了。我感兴趣的是这首《采桑子·去年岩桂花香里》提到的岩桂。岩桂和桂花到底是不是一种植物？后世似乎也有一场官司可打。

现在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岩桂虽然名称含“桂”，开的花也有香气，长得与桂花也很像，但是，在植物学的严格分类里，它俩不仅不是一家，甚至连亲戚都算不上。按照今天的植物学分类，岩桂也叫少花桂，是高大乔木，属于樟科，通常三月开花，一直要开到八月。月桂是岩桂的亲戚，月桂也即西餐里出镜率较高的一种香料的来源，三到五月开花，原产地主要在地中海沿岸，比如希腊。希腊语里有“桂冠”一词，其中的桂，即指月桂。而中国本土的桂花，则是木犀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通常农历八月开花，花期一个月左右，也有例外，比如杭州就有迟桂花。杭州城里著名的迟桂花，深秋才开，一直要开到腊月。积雪初融的早晨，满城若有若无地飘着桂花的香味，与冬日枝头的蜡梅、红梅等各种梅花相映成景。这个场景，我曾不止一次地亲历，成为当年在杭州读书时冬天里的乐趣。

杭州迟桂花“暴得大名”，与小说家郁达夫有关。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有个短篇小说叫《迟桂花》，写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杭州故事。满觉陇赏桂是杭州人由来已久的一种生活习惯。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当然不止满觉陇，植物园、岳庙、吴山、苏堤、万松书院、花港、虎跑泉，每一处的桂花都有特点。比如，植物园以早银桂出名，而虎跑则以老桂花出名。“原来这儿到这时候还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满觉陇里，倒不曾看到，反而在这一块冷僻的山里面来闻吸浓香，这可真也是奇事了”，郁达夫在小说里提到的“这时候”指深秋，“这一块”就是指南高峰翁家山村东边的烟霞洞。烟霞洞在虎跑泉眼附近。从烟霞洞去往石屋洞的路上，就有著名的满觉陇。烟霞其实是三洞。除了烟霞洞，另有水乐和石屋两洞。从虎跑的四眼井出发，走到对面一条种满桂花的小径，再走几百米，就到了烟霞三洞。洞和寺庙相互依傍，应该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洞内大多有石窟造像，烟霞洞和石屋洞原有十八罗汉和五百小罗汉石雕，水乐洞底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石像。洞边建有寺庙，比如烟霞洞前左侧原有烟霞寺。烟霞寺又名清修寺，系五代广顺三年吴越王始建，宋治平二年改旧额“烟霞”为“清修”。至于南宋诗人释文珦在《烟霞石屋诸寺》里写到“缘山一径微，竹树隐禅扉。云绝去来性，僧无生灭机。风檐铁自语，阴洞石能飞。终拟携瓶锡，他年向此归”时，沿用的还是“烟霞”旧额。

世界艺术史上，宗教与文艺的关系如此亲密，特别是造型艺术里的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因为对宗教内容的传播，甚至得到教会和世俗政权的着力支持，许多大师和许多名作因此走进艺术史。古代中国也如此。“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十国时期，南方相对安定，各国君主普遍对佛教怀抱热情，寺庙修建一时为烈。手头恰好有本梁思成先生编撰的《中国雕塑史》，薄薄一册，从夏商周开始分节，一直讲到元明清，主要论点和论据，几乎都围绕以寺窟雕像为主体的宗教艺术展开。梁思成先生作为建筑学家，其时已经注意到宗教场所的功用和艺术发展的关系。在没有专门的文化场所之前，寺庙既是宗教场所，也是重要的文化场所，以讲经释道、劝善弃恶为题材的各种绘画、雕塑和音乐形式，在寺庙里都有源流清晰的表现，以至于中国雕塑史几乎可以对照中国佛教史来研究。秦汉以来，随着佛教由“西天”传进中国内地，立体雕塑也从西方传播到中国本土，以造像艺术为代表的中国本土雕塑也从浮雕到立体，藉由寺庙石窟的广泛修筑，完成了艺术本体的质变。这个质变包括审美趣味的变化，比如从北宋开始的雕塑世俗化，到南宋达到高潮，与北宋以来工商业兴起、市民阶层力量壮大有重要关系。有什么样的艺术，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反过来亦然，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文化艺术的背后，站着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

星星点点的寺庙，除了宗教功能，过去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即供香客修养。这个客观存在的功能常被忽略。交通不便的旧时代，每岁科考，往返路途需要很长时间，盘缠花得差不多的时候，寺庙既安静又安全，破费还不多，往往成为书生赶考路上打尖休息的首选。这类故事，历朝历代许多文本都有记述。比如王实甫在元杂剧《西厢记》里，就以普救寺为核心舞台，设计戏剧矛盾和人物关系。普救寺在河中府，即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附近。父母双亡的张珙进京赶考，路过河中府，投宿在普救寺西厢房，邂逅因护送父亲灵柩回乡借住在普救寺的原相国之女崔莺莺，这才有了此后的爱情故事的发生。普救寺原建于唐朝，除舍利砖塔是遗存，其他如殿阁僧舍早已毁塌。中式建筑早期多用木材或夯土，随着岁月更替，风雨沧桑中，木材腐朽，夯土坍塌，许多早期建筑慢慢地都不复存在了。普救寺上世纪八十年代又依仗《西厢记》的记述进行重修，规模似乎比原来更大。

烟霞寺也有不少爱情故事。郁达夫和《迟桂花》算一个。现代史上，烟霞寺的爱情故事还有另一个男主角。留美博士胡适的结发妻子、小脚女子江冬秀是母亲为其选聘，此前，胡适有个叫曹诚英的表妹，一直喜欢这个才华横溢的表哥。1917年，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之后不久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同年，遵母命与江冬秀完婚。婚后六年，即1923年，6月到9月，胡适因病独自在烟霞寺修养。曹诚英，也就是胡适日记里提到的“佩声”，此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读书，常来烟霞寺探望表哥。怀春男女，情投意合，“发乎情止于礼”，当然是无果而终。但又怎么会是无果而终？特别是对于女性，这个果，多数是独自品尝的。

解放后做到农科院教授的曹诚英，一生未嫁，死后，还将遗骸埋在公子回家必经的小道上。二十多年前去绩溪参加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徽学研讨会时，一个叫阿东的朋友，指着道旁曹女士的墓，讲了这个故事。

烟霞寺有爱情故事，还有历史的大故事。历史故事的主角是国共两党。“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派中统局张冲作为代表，国共两党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37年3月底，周恩来和潘汉年经上海到杭州，与蒋介石本人在烟霞寺举行秘密会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初步意向，史称“西湖会谈”。见过历史大世面的烟霞寺，后来倒塌了。四眼井和洞窟雕塑原物也大多没了。有风雨剥蚀的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前些年，烟霞寺又重张了。

杭州不仅有入画风景，还有前赴后继的爱恨情仇。这是杭州迷人的地方。

其实，世间一直有“文人的苏州，士大夫的杭州”这个说法。文人的苏州，大约说的是吴地文脉深远，文人雅士云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开创了很多风气和流派，比如在中国艺术史上特别著名的吴门画派。“文”“雅”相连，文人的苏州，大致也是雅致的苏州。士大夫的杭州，是因为杭州做过南宋都城，江南士族，包括北方世家，纷纷移民到此，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得天独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得到充分发展。士大夫的杭州，既有所谓贵族的讲究，也有成熟市民的趣味。杭州的市民趣味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大俗，也能以一种文雅而坦荡的形式表达出来，不遮遮掩掩。

只举一个事例。上世纪9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除了KTV，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有一段时间，杭州突然流行用两副扑克打双升。真没什么技术难度，但杭州人玩得如醉如痴，无时不玩，无处不玩。沐着春风，淋着秋雨，喝着龙井，用桂花莲藕当甜点，杭州人的打双升，阵仗大，形式隆重。于是，在大自然的照拂下，家人团聚，朋友郊游，席地而坐，把满觉陇，把平湖秋月，把太子湾，把柳浪闻莺，都打成了快乐的牌局，打成了“清明上河图”，打成了韩熙载的“夜宴图”。前些日子翻看日本浮世绘，见江户时代的郊游赏樱居然也有“在樱树下摆开酒筵的村人们”。繁花下的审美和狂欢的市民扑面而来。不禁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杭州城。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作为一个城市，从南宋以来，基本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较早较快的行列，有倡风气之先的特点。前两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写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民营经济的书，书名起得好，叫“东方启动点”。当代如此，近现代也如此，浙江似乎一直扮演着“革命者”和“弄潮儿”的角色。以杭州为例，早从明清开始，产业结构就朝市场经济调整和转化。这种调整和转化，是工商业的敏感。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沿海和沿江的大门被枪炮敲开，原来主权独立的国家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杭州这样的尖子城市处在被掠夺被开放的前列，被迫供奉资源、打开市场，被迫面对国际环境，当然也被迫睁眼看世界。文化习俗亦然，既是迭代的，也是叠层的。这种种突然之下，作为历史感很强的城市，杭州其实是被动地加速向现代城市转化。从市民生活的角度观之，在这个痛苦的转化过程中，有殖民文化的影响，又得旧都的遗俗，杭州人形成了自己与自然相处的节奏。

通常，梅花才是杭州冬天的主角。杭州城里赏梅的好去处多了去了。梅花盛开的季节，也是江南最冷的时候，市民却成群结队、拖家带口地踏雪访梅，成为冬季盛大的风景。杭州城里最出名的赏梅去处，除了烟霞古梅，大概就是小孤山了。孤山不孤，在闹市区，从老浙大出发，穿过植物园，骑着车，轻轻松松就到了。冬天的杭州城也会下几场雪。淡淡的雪意里，看见寒冷的秦桧一直跪在岳庙前。岳庙是若干年前游客到杭州的必访之地。前些年，有秦氏后人写文章，试图为秦王二人翻案。这个案看来是很难翻了。一是历史久远，历史沿途的各种书写，在忠君爱国的文化背景下，早已把“他”定了性。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经由评书大师刘兰芳在电台上传播，一部由《说岳全传》改编的《岳飞传》在娱乐消遣形式较为单调的年代，几乎家喻户晓，秦桧的负面形象影响太大。岳庙从外面看一眼就可以了。沿着北山路——现在好像叫北山街——继续往前骑，到西泠桥，就会看见苏小小的墓。钱塘歌妓苏小小生在钱塘，与“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调调似乎很搭。修墓之前，桥边只有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修墓是我毕业之后的事了，据说当年反对的声音也很多。始终没搞明白当时的杭州主官们为什么要顶住压力，在北山路与孤山路交界的这个城市风景的C位，新修一个久远的歌妓的墓。当然，苏小小墓也很快与周边各种旧物成为游人光顾的风景点。对苏小小不感兴趣，继续往中山公园骑，很快就会看见傲霜斗雪的鉴湖女侠和神秘的西泠印社。西泠印社的神秘来自它的名气和它的低调。被雕成塑像的秋瑾，与文字中的秋瑾，似乎都是佩剑骑马偏中性的打扮。这大概是上世纪上半叶从深宅大院走出的中国女性向外边的世界要求平权的一个细节标识。印象中，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也是这样。被雨果称为“伟大的女性”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穿着男装出现在社交场合，甚至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乔治·桑是著名的女权主张者，主张女性在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乔治·桑用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这种勇气、胆识、魅力，哪怕在今天，也为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望尘莫及。至于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交界处出现的秋瑾，勇于赴死并写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在我的想象中，毕竟生活在“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江南，内里的骨头虽是浙东人的“死硬”，并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闺秀的妆容大体还应是柔美恬静的。细看存世的照片，这位字“竞雄”也很有丈夫气的江南闺秀，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确实常以英姿飒爽的一面示人。

杭州，应该说浙江，因为有了秋瑾，有了鲁迅，从骨子里洗脱了许多南宋以来的脂粉气。秋瑾和鲁迅都是绍兴人。绍兴处浙东，浙东人是出了名的“死硬”。这个说法，最初从大师兄那儿听来。大师兄当时正在写一本叫《S会馆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对绍兴文化和绍兴文人似有深入研究。

从鉴湖女侠像往东，沿着湖慢慢骑，再拐一个大弯，终于看见放鹤亭。许多地方都建有放鹤亭，苏东坡还曾以“放鹤亭记”为题，为徐州的放鹤亭洋洋洒洒写过一篇文章。孤山现存的放鹤亭，闹中取静，是上世纪初为纪念林和靖重修的重檐歇山顶式建筑。北宋时的孤山，蜷在西湖的一角，远离人烟，林和靖才有可能以梅为侣，视鹤为子，隐居和埋骨于此。有岁月和传说加持，古树依傍，清雅有味，是想象中的林和靖的隐士风格。林和靖虽以梅妻鹤子和特立独行出名，但他不仅不是空头艺术家，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书家和诗词家。比较起诗词，我更喜欢林和靖的书法。记得从前有人说，写“悲欣交集”的李叔同，字有绝了烟火气的干净，是僧人的字。林和靖的字则是隐士的字。隐士虽隐，也还是活在生动的人间。因此，隐士的字，除骨骼清奇之外，还有圆润、流畅和生动。不干，不枯，一心一意，把自己活成了神仙。字如林和靖其人。

唐宋以来，关于梅花的诗词总量很多，流传甚广者也不少。其中，林和靖的《山园小梅二首》应算名篇。作为诗词家的林和靖，主要写梅花，好句子不少。《山园小梅二首》流传至今的名句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句一出，连当时的文坛大佬欧阳修都击节称赞。二次传播者是姜夔。姜夔在自己的两首咏梅词里，直接将“疏影”“暗香”入了题。“疏影”和“暗香”从此既是词调，又成为梅花的代称。“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姜夔晚年也居住在杭州。

今天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林和靖此句是从五代后汉江为的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化来。“疏影”“暗香”确是神来之笔，既得梅之形，又活梅之魂。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江为乃林和靖之后的人，这句残句原是江为从林和靖那里偷来。这位被同时代“权威者”称为“才子”的江为，也是身世“语焉不详”。“迢迢江汉路，秋色又堪惊。半夜闻鸿雁，多年别弟兄。高风云影断，微雨菊花明，欲寄东归信，裴回无限情。”不过这位才子的诗词写得真不赖，比如这首《旅怀》，用典巧妙，节奏流畅，好读，易记。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个人倾向认为江为应生在林和靖之前。

在杭州读书的最后一年，几乎每周要到浙江省图书馆查资料。浙江省图书馆当时还没有搬到黄龙洞，还在小孤山。论文做的是鲁迅研究。现代文学这部分资料，浙江省图书馆藏了很多，但只能在馆内看，不能外借。因此，有那么三四个月，也包括冬天，几乎天天“披星戴月”。西湖边的“披星戴月”其实是最好的时光，人少，西湖是安静的。来来回回，都要绕行放鹤亭。在放鹤亭坐一会儿，远处，近处，红梅，腊梅，还有迟桂花的香芬，夹杂着雪意飘来。大概因为寒冬腊月开花的缘故，梅花在各种诗文里都是“暗香”“冷香”。而迟桂花即便是在冬天开放，也是“暖香”和“甜香”。这大概就是通常所谓的印象分了。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这是白居易《忆江南词三首》里的第二首。桂子当然是桂花，“山寺”应是泛指。诗人在题目下自注：“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谢秋娘想必原系教坊善才，被才子们写成了曲牌名。白居易和苏东坡都在杭州做过地方官，都兴修水利，留下白堤和苏堤。兴修水利，是因为当时的西湖还是野的，还是难以驯服的。被驯服的杭州，才是“浓妆淡抹总相宜”。宋词固然是多，固然是好，但我也喜欢唐人的词。唐词总量少，但就像未驯化的西湖，保持自然流畅的元趣味和真美。比如白居易的这组“忆江南”，比如相传为李白所写的《忆秦娥》。有意思的是，从美学风格上，白居易的词写得像李白的诗，豪放不羁，抒情性强。而李白的词，则写得像白居易的诗，浅白、平易、饱蘸情怀。

生长在中原的白居易，用这组“忆江南”，把客居的江南固定在历史风光里。这是文字叙述中的杭州。各种叙述的合力，将杭州捧到了天堂的位置。上世纪前半叶，杭州与北平、上海构成文化三角，各有其妙。北京传统，上海时尚，杭州仿佛是二者的调停。从杭州及其周边的苏浙皖，走出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以忠实于“自叙传”风格写作的郁达夫为例，在杭州邂逅王映霞，1928年春天签下婚约，直到1939年在新加坡《星岛日报》发表离婚声明，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西子湖畔。每次读郁达夫的文字，总能读出杭州的地理和杭州的蛛丝马迹。

诗词里的桂花也是如此。唐宋诗词，特别是北宋时期的诗词，以“岩桂”直接入题的数不胜数。这里面，有个别可能是少花桂，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原产地为中国的普通桂花。杨万里的《岩桂》写道：“不是人间种，移从月胁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嫦娥奔月，吴刚手捧桂花酒，广寒宫的桂花当然是中国品种。桂花在中国的栽培史长达两千五百余年，《吕氏春秋》盛赞其为“物之美者，招摇之桂”。

把岩桂和桂花区别对待是这些年植物学界的事。我自己倒是一直不分。这是沿袭老习惯了。

刘琼，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现居北京。曾获《文学报·新批评》 优秀评论奖、《雨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等专著。刘琼女士2020年在《雨花》开设“花间词外”专栏，此为专栏第八篇文章。